李哲夫来到祖国大陆两年,见过白军,此时和红军战士在一起,深感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军队:八角帽、打补丁的土布军装、蓑衣、油伞、草鞋、斗笠、汉阳造、大刀片、红缨枪……这就是红军战士的装备,比之白军要寒酸许多,但两者的精神面貌正好反倒过来,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白军士兵由于长官克扣、打骂,总是萎靡不振、愁眉苦脸,在他们脸上看不到生气;而红军战士却很快活,他们经常拉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战员们就都跟着唱——这是一支对使命和前途充满自豪和自信的大军。
正是在训练和士气上有着白军无可比拟的优势,红军才能在人员和装备劣势的情况下屡战屡胜。
红军干部中,许多人分别到苏联、美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留过学,有些曾经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如果为了自己的前程,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拥有一份富足而体面的生活。毫无疑问,这是一群在确立了信仰之后,为了真理抛弃荣华富贵、冒着生命危险干革命的时代精英,也只有这样的人,才可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肩负起“国家改造”这样的重大使命。
坚守信念、追求理想,孕育了足以融化所有困难的坚定意志与乐观情怀,承受的磨难便转化成了一种动力。
王学鑫的话犹在耳边回荡:“我们有先进的马列主义思想作为指引,我们的政策是土地革命,走的是工农路线,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发动群众,有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一定会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想到这里,李哲夫心潮澎湃:我们是最幸福的中国人,因为我们拥有人类最伟大的理想,献身于完全正义的事业。
——这是李哲夫苏区之行的最大收获,这种醍醐灌顶的灵魂洗礼,将他少年时代就开始接受的日本皇民化思想教育彻底地冲刷掉了,不留丝毫残渣,他真正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这不但洗净了他的过去,而且将决定他此后的一生。
在离开苏区的前一天晚上,党组织为李哲夫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
油灯的黄色灯光下,墙上中央挂着一面土布染制的手绣党旗,上面一针一线缝制的镰刀斧头图案栩栩如生。
仪式开始时唱《国际歌》,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致敬,向牺牲的革命烈士默哀,接着是党代表致辞,入党介绍人进行基本情况介绍,因为李哲夫情况特殊,这一环节简单略过。然后,李哲夫作为新党员作入党宣誓,他面向党旗,庄严举起握拳的右手,由党代表逐句领读誓词:“严守机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红军时代的入党宣誓词比现在更为简要。)
宣誓后,李哲夫全身热乎乎的,他强烈地感受到了革命的希望、热情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世上有什么力量可以压制住这支有文化、有组织、有坚定信念和崇高使命的队伍呢?这样的队伍没有理由会失败,而现在,他正式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党代表说:“我们党目前的任务,是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来,还要进行更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为此,我们都宣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这一系列的革命。我们的党,分配给我们每个人的任务,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局部。我们必须坚持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完成革命的需要,在任何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即使牺牲个人性命,也绝不后退一步!”
李哲夫在心里铭刻下了这句话:“我的使命和命运都已决定:我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不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党,属于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
邓发说:“我们这支情报战线的队伍是一支英雄的队伍,全体人员都有神圣的使命感和强烈的事业心,他们爱祖国、爱人民,不计个人利益、个人得失,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他向李哲夫提出了三点具体要求:“第一,对党绝对忠诚,回去后要隐蔽中共党员身份,不要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不要急于找党,党组织自会与你联系,要作长期打算,等待时机,不管潜伏多长时间都要忍耐;第二,要尽快打入日本特务系统,要练就过硬的专业技术;第三,在敌人内部,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谨慎,要敢于、善于随机应变,要抓大不抓小,不能因小失大,必要时可以做一些违背意愿的事,但必须同流而不合污,入淤泥而不染,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要真正获得日本人的信任,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那边待下去就是成绩。”
他最后说:“这些话字字千钧,你要好好记住,好好领会!这一次谈话,要管好几年。”
翌日清晨,李克农为李哲夫送行,说:“按时回去,不要再联系任何人,包括王学鑫同志。成功打入日本情报部门内部是你任务的关键所在。你的潜伏为绝密,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任何文字记录,将来归队由我给你证明。”
分别时,李哲夫恋恋不舍,李克农紧紧握住这个年轻人的手:“哲夫同志,此去任重而道远,多多保重!”
李哲夫按原路返回厦门的弘善堂,此时晴气庆胤还在山野中跋涉。“广裕兴”商队早已返回,老板一回来就为私带鸦片一事找三宅幸行讨个说法,因为三宅的人情所推荐的两人(“李百福”和“彭阿猫”)都被牵扯在内,“广裕兴”老板想探三宅的口风,毕竟贩鸦片的勾当是颇为不齿的。三宅诅咒发誓没有夹带鸦片,再加上三宅交给的人也没能带回来,“广裕兴”老板不好再说什么,只有悻悻告辞。三宅幸行正发愁怎么搭救李哲夫和晴气庆胤,就在这时李哲夫平安回来,三宅真是喜出望外。
李哲夫向三宅幸行简单谈了苏区之行的情况,李克农已经为他想好了理由:因为他有文化,摆脱走私烟土嫌疑后,苏区有意留他下来当文化教员,他觉得这是个机会,便虚与委蛇,留下来暗中观察当地的民情物产、地形交通,并找机会营救晴气庆胤。估计晴气庆胤已脱险时,他便借口想家,辞了教员的工作回厦门。
三宅幸行连连点头,赞扬他随机应变,不但顺利完成了此次调查旅行,还救了同伴一命。当晚,李哲夫将绘制的往返路线草图交给三宅。三宅看了,镜片后那双三角眼中露出了赞许的神色。
晴气庆胤尚未回来,生死不知,李哲夫返校时间到了,便从三宅幸行那里取了一张船票,带着那颗特别的钮扣返回上海。一回到上海,他便按晴气庆胤的话,来到静安寺大西路的大理石大厦,找到了日本经理池田纯久,将这颗钮扣转交给他。
大理石大厦是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即在上海设立的秘密特务机关,直属于陆军参谋本部,机关长池田纯久的真实身份是陆军少佐。
池田纯久有着当时日本人不多见的修长身材,鹰目钩鼻,目光冷峻,他1916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八期步兵科,1924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曾以大尉军衔带职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一名中国通。
池田看了李哲夫带来的钮扣,又端详了他一会儿,问清了情况,只说了一句:“噢,明白了。”便把李哲夫打发走了。他自始至终神色冷静,仿佛谈的不是晴气庆胤的生与死,而只是一件如同白菜市价几何这样的平常之事。
李哲夫回到同文书院后,闭门潜心思索,花了十天时间撰写出《赣南农业调查》一文上交给校方。该文看题目似乎只是有关赣南的农业情况,实际上涉及当地的社会组织、地理民俗、工矿交通等诸多方面,全文两万多字,内容翔实,条理清晰,并附有手绘的地图、示意图和草图若干。其中指出了红军的主要财源是贸易和矿业(并非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是靠搜刮地主老财),以及红色根据地在经济上卓有成效的运作,统筹规划和执行力都比国民党统治区要强得多。
这天,北野丈吉把李哲夫喊进了办公室,指着桌子上放着的《赣南农业调查》,说:“学校很满意你的报告,它填补了历届调查的一个空白。告诉我,你对红军有什么印象和体会吗?”
李哲夫略一思索,如实回答:“这是一支有组织、有信仰、充满活力的队伍。红军的优越性在于他们的军事纪律、政治信念和致胜意志,这种在建军教育工作方面的成功,使他们能够抵抗在技术上和数量上巨大优势的敌人。”
北野“嗯”了一声,沉吟片刻,说:“虽然中共的势力还很弱小,但我们不能忽视它。小猫崽子还很脆弱,但长大后,可能是豹子、老虎。现在帝国主要是和南京的蒋介石政府打交道,今后肯定要和中共打交道。你的报告很好,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资料。”
李哲夫明白日本人为什么对远在中国内陆的红军感兴趣,他亲历过经济危机之下民生凋敝的日本,那里和中国一样聚集着大量贫苦工农,而共产主义能带给这些人改变现状最强有力的希望,如果日本和国民党开战,日本军阀们在军事上有自信取胜,但如果日本国内爆发共产主义革命,则这些日本军阀赖以生存的基础将有崩溃的危险,无怪他们对共产主义视同洪水猛兽,这正是一切剥削阶级最惧怕的东西啊!
李哲夫这份实地调查报告立刻得到了同文书院的高度评价,经过整理之后,除了书院保存之外,还被送报参谋本部、外务省、农林省等部门参考。
北野给了李哲夫一个信封,说这是学校对他的奖励。
李哲夫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正金银行的支票,数额是六百日元——这可是笔不菲的奖赏,这相当于大佐军官三个月的薪俸(当时一日元在日本可以买到一石粮食)。
他退还了这张支票:“日本并不富裕,我为日本工作也不是为了钱。”
北野问:“那是为了什么?”
李哲夫立正回答:“我幼时起便沐浴天皇陛下的恩泽,让旭日的光辉洒遍亚洲大地是我的理想。”
北野点了点头,但还是把支票给了他:“留下吧,这是你应得的。以后,你在工作中需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就在李哲夫离开苏区不久,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六十九个师又九个旅,总兵力约五十万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主攻部队包括陈诚、薛岳、汤恩伯等国民党军精锐部队,还有上百架飞机助战,蒋介石亲自担任总司令坐阵南昌督战。
李哲夫正在同文书院学习,他从上海的一些报纸和广播中得知,此次“围剿”规模空前,来势汹汹,他十分担忧苏区的安全。
这段时间,王学鑫老师一直没来学校上课,校方只是简单地说他辞职了,但没有说明原因。上海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李哲夫非常挂念王学鑫的安全,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不知道,但感到在这种危局之下,王学鑫凶多吉少。
1934年4月,经过十八天的激战,红军苦守的广昌陷落,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国民党军队打开了。随部队前进的国民党中央“剿匪”宣传大队,特意拍摄了一组苏区街头共产党宣传标语和墙报,将这些照片刊登在各大报纸上。
李哲夫的内心交织着深深的焦虑和担忧,但是,他在苏区接受的命令是“不要再联系任何人,包括王学鑫同志”,所以,他只能将这种不安情绪深埋心底,甚至连王学鑫的住所也强忍着不去探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