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成长阶段是幼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的、不成熟的，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右倾分裂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左倾盲动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路线，叛徒出了一个又一个，党组织总是被破坏，甚至于无法在上海立足，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在苏区，汲取了既往的深刻教训，党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苏区各省县和红军各军团、师、团陆续建立起各级政治保卫机关，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培养高级别的情报侦察员。苏区的领导同志详细研究了李哲夫的情况，包括王学鑫的介绍信，以及商队的“聋哑人”事件，他们认为，李哲夫虽然尚不成熟，但具有了成为优秀情报侦察员的可贵品质。
这天晚上，李克农和李哲夫有了一次长谈。
李克农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可蒋介石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动大规模‘剿共’，不除掉我们，他是不会甘心的。我们眼前最直接的敌人虽然是国民党反动派，但依照局势发展看，日本帝国主义必将成为我们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中国和日本已经结下了解不开的死结，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不久的将来，必有一场关系两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你是我党在日方内部布下的一颗棋子，这是未雨绸缪先走的一步，一旦有事而你的地位又恰当，那作用就无可限量了！”
李克农进一步说明，作为一个出色的情报员，冷静的思维、敏锐的观察力以及缜密的逻辑推断能力是必要的，但并不一定非得是面面俱到的“完美的特工”。在人力情报工作中，情报员的个人素质当然很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这颗棋子能够安插到最为合适的位置；如果没有这个随机性非常大的条件，即使训练出了一个“完美的特工”，因为派不上关键用场，也无法使用。所以，情报工作的成功，往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想靠“临急抱佛脚”，事到临头再布线、找人，肯定不是好方法。真正的情报战高手，讲究“走闲棋，布冷子”，靠的是高人一等的战略眼光。这些“闲棋冷子”也许长期不会启用，甚至就此一辈子默默无闻，但一旦需要时，却可以发挥巧子制胜的奇效。
李哲夫静静地聆听。
李克农语重心长地说：“地下战线波诡云谲，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这里不但有对垒和厮杀，而且比有硝烟的战场更复杂，更需要智慧。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大意，那可是在地雷阵里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你要忍受长期的孤独、难以形容的艰辛甚至是无法辩白的委屈。
“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没有酬劳。这是世上最残酷的职业，任何微小的失误就可能带来死亡。即使等到中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而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不会为世人知晓。
“我上次说过，这是一项十分艰险的工作，你可以考虑后再决定。现在，你考虑清楚了吗？”
李哲夫坚定地点了点头。他预知到了自己今后工作的艰难性和危险性，但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从此，他要真正踏上“为之奋斗终身”的道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无论将来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要坚持到底，战斗到底！
翌日，李克农将一本《全唐诗集》交给了李哲夫。
李哲夫接过一看，这本《全唐诗集》正是王学鑫给他的，但里面的空白页写着一行一行的红色小楷，是关于他的情况介绍，也就是王学鑫写给组织的介绍信，奇怪的是，他当初一点儿痕迹也看不出来。
李克农微笑着说：“这是我们要上的第一课。”
他解释说：“这是用白醋写的字，干燥后没有痕迹，用红萝卜皮浸出液喷涂，便可显现红色字迹。这是情报员必须掌握的一项技能：‘密写’和‘显现’。即使不采用特殊的化学药品，就地取材也可以做到。类似的还有用米汤、明矾‘密写’，可以用碘酒、清水浸分别‘显现’……”
就这样，李哲夫开始学习有关情报工作的各种专业技术知识：怎样警戒、怎样化装、怎样追踪、怎样摆脱盯梢、怎样识记和描绘不同人物的特征、怎样搜集和传递情报、怎样化装和反跟踪、怎样进行审讯、怎样调查记录和分析各种资料、怎样预测天气、怎样分析地形、怎样同三教九流打交道……诸如此类，这些知识是多年白区地下工作的经验总结，实战性很强，让李哲夫大开眼界。不过，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学习，因为李哲夫在苏区的时间十分有限，时间长了回去后会引起怀疑，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还要参加一些组织活动。
李哲夫想起了王学鑫先生曾说过的话：“你到了那边，可以亲眼去看一看，看看翻身的农民子弟是如何通过学习觉醒的。”因此，他有意考察了苏区人民的学习情况，看到共产党员向列宁俱乐部、共青团、游击队、苏维埃合作社送识字课本，帮助群众团体组织自学小组。尽管这些课本插图简单、纸张粗糙，但学生们的一问一答十分响亮有力：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谁？”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第一个学会五百个字的学生，就可以拿奖品，如小红旗或铅笔什么的。而学生中不但有青少年，甚至还有上了年纪的农民，农民和他们的子女读完这本书以后，不但有生以来第一次能读书识字，而且知道是谁教给他们的，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掌握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战斗思想。
李哲夫出生于商人之家，家境小康，长大后长期在城市读书、工作，对农民的疾苦没有切身体验，来到中国大陆后，对那些衣衫褴褛、满脸戚容的穷苦农民已经有些陌生感。当衣着体面的他走在上海滩的马路上时，面对路边的饥民投来奇怪而复杂的眼光，他内心居然有一丝异样的不安，感觉和这些人身处两个世界。但是，此时李哲夫置身于这简陋的课堂里，却深深地意识到共产党原来就是在这样的人群中开始组织力量，改造他们精神，灌输他们信念——一个民族的脊梁，不正是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吗？他这才发现王学鑫先生所说的“工农路线、发动群众”这普普通通的八个字中蕴含着多么强大的威力——在一个社会中占极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一直处于麻木昏聩而又任人宰割的境地，心中积满了仇恨，忽然间觉悟过来并一起行动起来，这绝对是一件天翻地覆的事情！
李哲夫还观看了苏区举办的军民联谊晚会，有关人员专门为他安排了背光角落的位置。晚会上的小品《秘书长万岁》对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有力的讽刺和嘲弄，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令李哲夫吃惊的是，这部戏的主演和编剧之一居然是李克农！他这才知道，多才多艺是一个人能否成为优秀情报员的重要条件之一。其实，无论是对于苏联的格鲁乌（GRU，红军总参情报部）还是美国的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的间谍来说，“技不压身”是绝对的真理。
李哲夫还发现，很多红军的指挥员都是多才多艺。晚会上，他们有用法语唱《马赛曲》的，用俄语唱《国际歌》的，有跳非洲黑人舞的，也有跳苏联水兵舞的，甚至还有用德语版《共产党宣言》宣讲革命真理的。
李哲夫和几位红军战士攀谈过。这里很多农民都是客家人，客家子弟参加红军的为数很多，这使得同为客家人出身的李哲夫感到很亲切。
李哲夫问一个战士：“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他的回答却是：“先生，听说你是从大城市过来的，你见过电灯吧？”
李哲夫有些莫明其妙，点了点头。
他摇了摇头：“我没见过。听说那玩意儿可神奇了，只要一拉绳子，整个屋子都亮堂了，地上就是掉根针也找得到。可是，只有大城市的有钱人才用得起电灯，穷人只有点油灯和松脂。我参加红军，就是要让穷人都用得起电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在电灯下读书。”
这是一种最质朴、最直接的革命观，但却是如此强而有力，令李哲夫深受感动。
旁边一个战士插嘴说：“这里不分官兵，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红军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
听了这些话，李哲夫想起桦山哲太郎评价中国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不发生一场大变革使国家的肌体和灵魂得到彻底洗涤——也就是‘国家改造’——则崛起毫无希望。”他现在才由衷地体会到，真正的“国家改造”者是红军！他们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希望！
红军并不是国民党所污蔑的“土匪流寇”，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穷苦人的队伍，是一支有知识、有信念的队伍，这是他们和一切军阀部队最大的不同。每一个受过教育的红军战士都对旧社会的压迫和剥削有着切身体会，都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自觉地把自身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联系起来。国民党军队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士兵是文盲，而红军教育士兵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他们识字，从自己的名字开始学起，许多青年刚参加红军时一字不识，现在他们每人已能识百十个字，能够学发给他们的简单课本，或者听人家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的简单介绍。
红军中有不少留苏军事人员，采用苏式和中国红军实情相结合的步兵操典，李哲夫注意到，这比日式步兵操典更为实用。红军还时常进行简易军事演习。在几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的作战密度很大，即便这种情况下，红军还要求部队必须在战斗间息抓紧训练，并且要求新兵至少要有半年到一年的训练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