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租界武德会在虹口道场举行了一场剑道比武，参加者不但有普通的日本侨民，还有日本官员及驻沪的军人。李哲夫作为东亚同文书院的代表参加了剑道大会。（上海所谓的“日租界”是对虹口一带日本人聚居区的一种习惯称呼，不同于天津、汉口、苏州、杭州和重庆的五个正式的日本租界，它原是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筑路区的一部分，后被日本驻军实际控制。）
一个名叫菊岛千波的日本人剑法出众，接连挫败多名挑战者。菊岛千波是剑道范士八段，其剑法属于北辰一刀流千叶周作一系。轮到李哲夫和他对决了，李哲夫戴好护具，拿着竹刀缓步上前，面对面互施一礼后，同时拉开了架式。李哲夫目睹菊岛和他人的几次比试中，在二人的竹刀尚未相交之前就已分出胜负，对方不要说取胜，根本连击中他竹刀的机会都没有，达到了“无声决胜”的境界，可见菊岛的剑技是绝对的迅疾和强悍。
二人摆出起势之后，都凝神静气，伫立原地，好似雕像般纹丝不动。菊岛擅长在对手作大幅斩击时，抓住其破绽取中段一击制胜，李哲夫对此心知肚明。二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场内鸦雀无声，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终于，菊岛踏前一步，试图先发制人，李哲夫也立即发力，间不容发之际，只听“啪”的一记，二柄竹刀相击的声音清脆地炸裂开来，电光石火的一霎那，菊岛成功地打中了李哲夫的面门，而李哲夫的竹刀也随即击中了菊岛的护手。两人只交手一招，胜负已分，李哲夫稍逊一筹。虽然是失败了，但在所有的对手中，李哲夫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菊岛千波获得了该组的首席，下午各组头名将进行复赛，最后决出冠军。中午在草坪上聚餐时，菊岛在李哲夫身边盘腿坐下，问：“为什么不从侧面攻击？”菊岛的弱点在于身体左侧的防御，作为剑道高手的李哲夫不可能看不出来。
李哲夫回答：“学习剑道时，老师便告诫不得心怀邪念，心邪剑亦斜，必须堂堂正面对阵，不得从侧面击打对方。”
“可是我的破绽在左侧。”
“我学习剑道不是为了击倒对手。”
“那你为什么学剑道？”
“为了追求禅心明月无挂碍。”
菊岛微微一怔，又问：“你用的是示现流剑法，你的师父是谁？”
“鄙人学艺不精，有辱师门，失陪了。”李哲夫没有回答，微一鞠躬，起身离开。
菊岛盯着李哲夫的背影看了一会儿，感觉这个人身上有些日本人所不寻常的东西。
饭后，一些人唱起了在日本脍炙人口的民谣《荒城之月》：“春日高楼明月夜，盛宴在华堂。杯觥人影相交错，美酒泛流光。千年苍松叶繁茂，弦歌声悠扬。昔日繁华今何在，故人知何方……”
歌声幽远，音调苍凉，大有“时光荏苒，人生无常”的感慨。
李哲夫沐浴在晴空之下的阳光里，听到歌声却感到阵阵寒意，他没有日本人的价值观和心理认同，内心无法产生这种“盛开即凋亡”的共鸣。
几天后，李哲夫将整理好的中国学生抗日游行的调查报告提交给大理石大厦，池田纯久看了这份内容翔实的报告，问李哲夫：“道场比武结果怎么样？”
李哲夫欠身说：“高手如云，学生恭陪末座。”
池田“哈哈”一笑：“晚上一起吃饭吧，正好见见几位朋友。”
晚上，李哲夫来到虹口的“菊町”酒馆，在走廊里遇到桦山哲太郎和一个人在谈话。
李哲夫向桦山哲太郎鞠躬：“老师，您也在这里。”
桦山身边那人寸头鹰眼，满脸精悍之色，正是菊岛千波，他与李哲夫相视一笑。
桦山哲太郎笑眯眯地说：“你们认识一下。”
李哲夫说：“我们已经认识了。菊岛先生，请多指教。”
“哪里话，井上君身手不错，以后多切磋吧。”
“你们要切磋的，可不仅仅是剑道哟。”桦山意味深长地说。
李哲夫这才知道菊岛千波的真实身份是海军大尉，是桦山哲太郎在同文会的学生。
这时，池田纯久进了酒馆，见到桦山，微微颔首，算是打了个招呼，看到菊岛千波，池田只是乜斜了他一眼，没做声，这在讲究礼仪的日本人看来，是相当失礼的，但菊岛似乎并不在意，自管自的说话。
李哲夫心想：“池田和菊岛显然是认识的，两人有什么芥蒂吗？”
池田纯久对李哲夫说：“跟我来吧，客人正等着呢。”
李哲夫向桦山和菊岛告辞，跟着池田进了一个包厢。
包厢里坐着两个人，靠外的是晴气庆胤，坐在里面的一人是个穿西装的中年人，留着短须，正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情报课的课长冈村宁次少将。
李哲夫认识冈村宁次，在“陆军通信研究所”时就听过冈村讲课，知道他不是个简单人物。1925年中国爆发了“五卅”运动，运动起因是上海日资纱厂的日本监工开枪打死中国工人，当中国群众上街游行时英国巡捕又开枪打死不少中国人。当时在上海担任驻华武官的冈村宁次来了个将计就计，通过虞洽卿、黄金荣等人和罢工工人达成协议，将主要矛盾转向英国人，使日资纱厂迅速复工，结果当年中日贸易并没有因“五卅”运动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冈村在瓦解“五卅”运动过程中表现了出色的情报、谋略及交涉协调能力，给参谋本部和外务省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深得赏识。此后，《塘沽协定》、《上海停战协定》日方均派其出面斡旋谈判，他还一度担任关东军参谋次长，以平衡日军内部“皇道派”和“统制派”的矛盾。此次冈村从东京赶到上海，与池田秘密磋商如何压制目前中国民众日盛一日的抗日浪潮，这说明，目前的事态已经引起了日方的严重关注。
“刚才遇到了海军的人。”池田纯久说。
“海军一向将上海视作禁胬，不想陆军染指，岂有此理。”晴气庆胤忿忿不平。
“不必介意，真要解决大陆问题，还得靠陆军。”冈村宁次问李哲夫，“关于中国学生抗日运动的报告，是你写的吧。你觉得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平息这种抗日的不良气氛？”
李哲夫心中冷笑：“中国人的抗日都是被逼出来的，要从根本上平息这种愤怒，日本除了停止侵略没有其他办法。”他说：“如果以强硬对强硬，只是火上浇油。因此，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最好不要采取军事行动，应以相互提携和亲善交往为出发点，采用间接和柔和的手段来处理。”
“我同意这个看法。”池田说，“陆军中，真正能理解这个的人实在太少。”
池田纯久是石原莞尔理念的信徒。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是当时日本为数不多的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他认为，要实现日本称霸世界的野心，身边存在着一个敌对的中国将是无法逾越的障碍。他感慨，日本军队从不缺乏狂热斗志，却没有真正能领悟和贯彻“大东亚联盟”精神、懂得亲善中国的有识之士。池田将石原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导：要控制中国，只靠武力是不行的，怀柔和安抚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上海一直是中日各种势力交锋的焦点，大有可为，因此他主动要求调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念。
冈村向李哲夫点了点头，对池田说：“你的意见参谋本部认真考虑过，我来中国，就是秉承这一原则去排除万难，以实现两国的亲善。”
翌日，李哲夫又一次作为外交信使前往南京，在白下路订了一间旅社。
当晚，冈村宁次带着晴气庆胤到了南京，为了掩人耳目他不去领事馆，而是到了李哲夫所预定的旅社。接着，冈村由须磨弥吉郎联系上了中国的亲日派、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两人在何应钦的私邸见了面，冈村就中国目前日益浓烈的排日氛围表达了极度不满，虽然是“私人身份”的会谈，但何应钦知道冈村代表的是日本军方的态度，所以不敢掉以轻心。这是领事馆书记官友野秀一向李哲夫透露的，以示“外交的关键时刻还是军人讲话管用”。
冈村宁次果然“讲话管用”，他和何应钦密谈后，很快国民党中宣部就发表了《告国人书》，声称“眼下的反日运动是共产党利用文化团体及知识分子，在救国的口号掩护下，作卷土重来之计”，目的是“反对中央，颠覆政府”，扬言“对甘受利用者，政府决予严厉制裁”。国民政府随后颁布《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明文规定军警有枪杀抗日群众和镇压抗日团体的“合法”权力。
李哲夫看到，蒋介石政府很害怕日本人，毫无信心打赢一场对日战争。尽管丢了东三省，尽管蒙疆和华北要自治，但蒋介石和他的官僚们依然选择了忍辱退让，或许，他们仍置希望于西方列强，以为甲午战争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能够重演，日本会在国际压力下交还东三省，这和李鸿章有什么区别呢？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没有强大的国力作后盾，结果只能签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台湾就是这样被割让给日本的，现在东北三千万中国人又沦为了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二等公民，而中国的抗日运动，却仅仅表现于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们的几声呐喊。每念及于此，李哲夫就有一股揪心的痛。
与何应钦会谈后，冈村宁次返回上海，晴气庆胤则进入日本领事馆，用使馆的电台向东京汇报情况。
日本领事馆和金陵大学相邻，使馆竖起高大旗杆悬挂太阳旗，比金陵大学的北大楼还高。金陵大学全体师生气愤至极，师生们集资在船厂订购一根长旗杆，比日本领事馆的旗杆要高出十尺，立于大礼堂之南，成为当时全中国最高的旗杆。旗杆立起之日，全校师生聚于旗杆下高唱国歌。
友野秀一感到不安：“支那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如果四亿人都认真起来，一起朝一个方向努力，那是很不妙的。”
晴气庆胤不以为然：“支那的民众，绝大部分未经启蒙，都是些什么也不懂的苦力，因此一些热血青年的反日行为是不足为惧的。”
晴气轻视中国民众的力量并不是盲目的，相反，他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相当了解。他曾化装成中国苦力在码头干活，被中国警察搜查，抄去了身上的最后一个铜板。他认为，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这种经历使他确信：一旦和外国开战，中国民众决不会和中国政府一条心。他曾化装到中国各地旅行，进行实地调查，足迹最远到达云南和广西。因为没有经费，他就一边旅行一别帮人打工，在汉口码头扛过麻袋，在西安街头拉过人力车，有时一天只靠一壶冷水维生。在这些旅行中获得了大量的考察资料，内容丰富详实，涉及到军事、政治、地志、交通、民生等各个方面，所到之处连有几种野菜可食用、村庄有几口可利用的水井都记录下来。因此，晴气庆胤自诩为“中国通”。这个“中国通”唯一一次失手是在江西苏区。
李哲夫认为，晴气庆胤认识的只是旧中国，对中国新生的力量认识不足。他已经隐隐约约地认识到，日本人的情报工作流于表象，细节上很认真，但对于内在实质的认识却不一定是正确的。
1936年2月26日凌晨4时，东京，日本陆军第1师团的驻地。随着紧急集合的哨声，兵营大楼的灯光立即闪亮，就像黑夜中沉睡的猛兽突然睁开了碧绿的眼睛。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以安藤辉三大尉为首的二十二名“皇道派”少壮军官，纠集步兵第1、3联队的一千四百多名士兵起事，分路袭击政府高官们的官邸或私宅，在疯狂的“天诛”嚎叫声中以乱枪、军刀一口气杀死内阁大臣斋藤实、大藏大臣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重伤侍从长铃木贯太郎，误杀了冈田启介首相的秘书松尾传藏，占领了东京市中心，打着“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等旗号，要推翻权门和财阀的统治，并要求陆军首脑果断实行所谓的“国家改造”，以全面法西斯化。
这就是震惊日本的“二·二六”兵变事件，是日本军队“下克上”癫狂症的又一次大发作。
“统制派”在三天后出动两万四千人的部队包围了叛军，利用天皇的权威未发一弹便迫使他们缴械投降。兵变平息后，以寺内寿一、杉山元等为代表的统制派在军队中大力排挤皇道派军官，仅陆军中被撤换调动的军官就达三千多人。从此，皇道派销声匿迹，统制派掌握了军部大权。
（1932年后，日本军阀集团发生分裂，分化为皇道派和统制派。以荒木贞夫为首的皇道派聚集了大量青年军官，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改变国内政治，实现军人法西斯专政。所谓“皇道”，意为维护、宣扬皇德，所以日本军队就是“皇军”，正是荒木贞夫使“皇军”这个名称流行起来。如果说皇道派更强调法西斯军人的理想，那么统制派则更注重法西斯军人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派以永田铁山为首，得到了一些元老重臣的支持。所谓“统制”，即主张军队在国家现有制度下行事，不主张对内采取过激行为。永田铁山觉得，日本还没有作好同西方国家对抗的准备，在工业化改革完成以前，连进攻苏联的话都不应该讲，相反，要首先争取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争取时间充分消化满洲。）
兵变后被判死刑的十七名年轻军官，其中就包括步兵第1联队的林八郎，李哲夫第一次来到上海时在火车上邂逅了他，当时他还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
“二·二六”兵变在日本现代史上是非常重大的一次事件。兵变本身被镇压下去了，但军人从此成为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角，皇道派的理想反而得以实现，以后的日本就在军部的带领下举国以赴地冲向了侵略战争直到彻底战败的终点。
在当时，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认为这不过是极端民族主义者制造的又一次事件。
这起事件给李哲夫的触动很大，他灵敏地感觉到了这起事件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