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之际，李哲夫离开南京返回上海满铁调查部，随后，他便按以前和老潘的约定，去瑞康药店接头。李哲夫起初担心药店受战争影响会关门停业，但去了才知道，瑞康药店地理位置不错，位于苏州河畔的公共租界区。淞沪会战的战场集中于闸北、南市、浦东、沪西，这些地方留下了片片废墟，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州河彼岸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依然是一片和平的景观，租界四周的铁丝网划分出地狱与天堂的楚河汉界，戏院、电影院、饭馆、跳舞场照常营业，依旧是歌舞升平、肩摩辐辏，而且由于战乱涌入了大批人口，反而比平时更加热闹，呈现出畸形繁华的景观。虽然租界之外已经被日军占领，但在租界内某些地方依然可见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迎风飘扬。此时租界的形势错综复杂，这里既是敌我友三方互相角逐的场所，又是摄取各种情报的重要窗口。
瑞康药店所在的街区集中了好多家药店，什么“仁厚堂”、“长春堂”、“回年斋”、“五洲大药房分店”等，匾额堂皇，招牌林立，人来人往不容易引起注意。邻居都是一些外来商户，管闲事的少。瑞康药店房子前后相通，周围道路复杂，容易疏散。
李哲夫一到此处，便闻到空气里泛着一股浓郁的草药味儿，有点香，又有点苦，让人不禁有醺醺然之感。他进了药店，门面不大，里面顾客倒挺多，他问：“谭老板在吗？”一个伙计问：“找我们老板什么事？”李哲夫说：“一个姓潘的师傅给我开了张药方，叫我来找谭老板拿药。”伙计说：“稍等。”去了后堂。
一会儿谭老板掀起门帘走了出来，问：“是潘先生让你来的？方子呢？”李哲夫见他四十来岁年纪，身材微胖，短须，戴黑边眼镜，形貌和老潘说的一致，便把药方递给了他：“麻烦谭老板了。”谭老板接过药方仔细看了看，又看了李哲夫一眼，回到后堂，拿出几包草药和一盒牛黄清心丸给李哲夫。李哲夫道谢，拿了药回到住处。他关上门，打开药盒，找到那一颗特殊的药丸，剥开，见里面有张纸条，上面写着下一次的接头地点和时间。
两天后，在一家名叫“春湘楼”的茶楼包厢里，李哲夫和谭老板见了面。谭老板自我介绍叫谭维舟，是有十二年党龄的地下工作者，是瑞康药店联络点负责人，也是李哲夫和上级之间的联络者。他简要说明了一下：“淞沪会战爆发后，党组织在上海组建了情报科，抗日情报活动全面展开。我们在租界建立了两个秘密电台，报务员、机务员、译电员以及递送电稿的通讯员均从延安派来，十分可靠。上海情报科肩负着敌后救亡图存的艰巨任务和重大职责，但因组建伊始，还要积蓄力量，许多工作尚有待展开，上级给你的指示仍是‘隐蔽埋伏，以待时机’，抓住一切机会深入敌情报部门的高层。”
李哲夫大体介绍了一下他所掌握的情况：“上海的形势很乱，各种势力交织在一起。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不得人心，西方的租界日本人虽然无法掌控，但势力已经渗透进去了，工部局人员组成很复杂。最严重的威胁是五花八门的日本特务情报组织，它们分属陆军、海军、外务省、民间右翼团体等等，十分庞大，像影子一样分布于上海各处，你们要多加小心。”
谭维舟说：“日本在上海的特务组织有哪些，你做个归纳。”
“日特组织主要为以下八类。”李哲夫一一罗列如下：
一、大本营直系：上海特务机关，机关长熊谷太郎，设于狄思威路；大理石机关，机关长池田纯久，设于静安寺大西路。
二、陆军省直系：“田机关”，机关长坂田诚盛；“森机关”，机关长森政一。
三、陆军第13军直系：情报谋略课，设立情报站或以商行形式进行情报活动；政治经济课，主要任务是控制上海地区物资往来，施行经济封锁。
四、陆军宪兵直系：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设于礼查饭店，三浦少将担任部队长，宪兵队内部设有特高课；尚公馆，负责人朝鲜浪人尚旭东（曾在宪兵队特高课任职），主要任务是为特高课收集情报；上海市警察局特高课，名义上是伪上海市警察局的一部分，实际上由日宪控制。
五、海军军令部直系：“冈机关”，机关长冈明薰；“南城机关”，海军陆战队情报部，设于四川中路；上海俄侨自治协会，由海军武官府黑桂领导，以白俄侨民收集情报工作；万和商社，为海军武官府之经济情报机构，兼营物资贸易，设于福州路；“儿玉机关”，设于百老汇大楼，机关长儿玉誉志夫，成员多系日本浪人，除了组织调查情报活动还兼营物资买卖。
六、内阁情报局系：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负责人伊藤芳男；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负责人大川周明、宫崎正义、阪西利八郎，出版《常识半月刊》；上海东亚调查会，负责人为《每日新闻》社长深町作次；中支那经济咨询委员会，由上海经济界的日藉人士组成，主要收集中国的经济情报。
七、外务省情报部系：日本大使馆事务所情报部，设于外滩；日本大使馆特别调查班，设在江西路建设大厦；岩井公馆，负责人为驻上海副总领事岩井英一；东京同文书院调查部，负责人北野丈吉；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负责人船津辰一郎；上海市政研究会，负责人林广吉。
八、民间系：此类组织异常庞杂，较大者有：黑龙会上海支部，负责人头山秀三；国际情报社上海支局，负责人藤平芳利；大日本青年党上海支部，负责人岩田本雄；佐之木公馆，负责人佐之木四郎；日满商事株式会社，负责人阿片久五郎。
另外，李哲夫还提到了以常玉清为会长的黄道会，总部设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同时设于此的汉奸特务组织还有东亚会（后改名为兴亚会），两个汉奸组织在租界内搞暗杀破坏活动，是日本情报部门的走狗。
李哲夫一边说，谭维舟一边在纸上记，用的是别人看不懂的符号，乍一看好似胡乱涂鸦。
末了，谭维舟说：“以后我们每个星期在这个地方碰一次头，交换一下情报。这个茶楼的老板是可靠的。”
李哲夫想了一下说：“这不合适。我平时工作很忙，没有一个人出去喝茶的习惯，经常过来会惹人怀疑，我周围都是日本特务。”
谭老板皱了一下眉头：“那你认为怎么交换情报比较好？”
李哲夫说：“最好安排一个可靠的情报员装扮成收购废旧报纸的，定期到虹口的兰花巷转悠，我会把情报夹在报纸里给他。”因为在满铁调查部工作，要订阅大量报纸，将过期的报纸当作废纸卖给附近的杂货店，再自然不过。
谭老板想了想，说：“可以。”他递给李哲夫一个电话号码，“这是瑞康药店的电话，紧急情况下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用暗语直接联系，但是要特别小心电话被监听。”
李哲夫看一眼电话号码便记住了，还给谭老板：“我知道了。”
“七七”事变后，满铁调查部里那些“早晨8点钟的男子”们，神情狂热而又冷静，雀跃而又细密，目光里溢荡着那面同样镶有一颗血红太阳的旗子的光芒，调查活动完全转向侵略战争“强烈要求的调查”，更被强调体现“具体性”与“实践性”。
1938年5月，日本华北方面军侵入黄河沿岸时，要求满铁进行华北资源的紧急调查。同年8月，按参谋本部临时兵要地理班驻南京臼井部队的要求，以满铁上海事务所人员为骨干，组队调查以武汉三镇为中心的长江沿岸政治经济和军事地志。这一“兵要”调查，随着日军侵占广州和海南岛而扩及华南。
在这忙碌的一年里，李哲夫向党组织提供的情报主要包括：
关于华东各占领区日军的兵力分布和意图；
关于参加徐州、武汉、广州等战役的日军部队番号、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关于日本陆军成立“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企图以此加强侵华日军的统一指挥的情况，这是因为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泥足深陷于辽阔中国战场的日本统帅部感到“速胜”希望渺茫，为了尽快结束“支那事变”采取的措施。
这些战略情报以及李哲夫对此的分析，对判断日本当前的国策和战略方针具有非同小可的价值，其中包括：
一、武汉战役之前，日本前线将领与大本营统帅部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摩擦。前线将领认为，应乘势继续进攻，两翼包抄入川，彻底消灭蒋政权；统帅部则认为日本兵力有限，国力已受重大消耗，两翼入川山重路远，继续蛮攻不可取。这表明，虽然自中日全面开战以来日军一直处于主动和优势，侵占了中国大片国土，但日本的国力不能承受长期的战争消耗，日本在实质上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处于有利地位，只要中国坚持抗战而不求和，日本就没有获胜的可能。李哲夫认为“和日本打仗，胜也好，败也好，就是不要和它讲和”。
二、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政略上的大斗争。以宇垣一成外相为代表的“稳健派”，主张“力所胜任，适可而止”，只要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和实行华北特殊化，以及取得其他一些能使美英妥协的政治、经济特权，便可与蒋媾和，以便换取喘息时间，再作打算；但是，以法西斯军阀为实体、以近卫文麿首相为代表的“激进派”，坚持要蒋介石投降，否则就扶植伪政权另起炉灶，建立受日本直接控制的新“国民政府”，近卫发表过“不以蒋介石为和谈对手”的政策声明便是一例。为此，“激进派”起用特务军人如土肥原贤二等来上海统制对华政策，并设置各种相应的特务机关。外相同首相的严重分歧，促使第一次近卫内阁垮台。
三、日本政坛展开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表现在内阁把外务省处理对华的外交、政治、经济大权剥离出来，以便对中国进行直接的掠夺和控制。
四、纳粹德国相继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日本统治阶层对世界战略发生了“新的构想”，野心大大膨胀，正准备与德国和意大利进行新的国际斗争的配合，有对西方国家或苏联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
五、日本内阁新设立的机构“兴亚院”出笼，这是内阁为避免在中国占领区内各系统间发生争夺的矛盾、协调侵华策略而成立的，以统一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它的总裁是内阁首相（总理大臣），陆相（陆军大臣）、海相（海军大臣）、外相（外务大臣）、藏相（大藏大臣）任副总裁，成为统治中国占领区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日本对华殖民部。兴亚院设有特高课，在中国各占领区分设联络部及分部等执行机构。
此外，还有华北日军编制更改的详情、华中日军特务部和满铁上海事务所内幕，日伪密谈、协议及其进展，各路汉奸内讧等。
尤其可贵的是，李哲夫还汇报了日本高层统治者的思维模式和决策模式。
向延安发送的这一系列的宝贵情报，使得远在黄土高原窑洞里的中共领导人简直等于参加了侵华日军高层决策会，成为党中央洞晓外部世界、把握世界大局的渠道之一。
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抗战悲观情绪的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会是速决战，也不会长期拖下去，会经历几个大的阶段，会从战略进攻到战略僵持，到最后的战略反攻，这一预言和此后的历史走向惊人的一致。毛泽东的结论，不是灵机一动，也不是空洞的鼓舞人心，而是通过大量的情报分析所得出的科学预测。
李哲夫后来在日本情报部门看到过这本《论持久战》，他因此估计，党组织从日本高层获知机密消息的渠道有多条，从而多方印证，从全局把握大势。
谭老板对于李哲夫提供的情报又是惊喜又是钦佩，他传达了组织上对李哲夫的嘉奖。
李哲夫在日本情报部门的升迁也是一路顺风。1939年8月，他作为满铁上海事务所的代表参加了“梅机关”，官阶提升为陆军大尉，月薪涨到一百二十日元。虽然他的官阶仍不算高，但一个情报员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官阶，而是他所处的位置。“梅机关”是设立于虹口北四川路永乐坊的高级特务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参谋本部，以影佐祯昭中将为机关长。“梅机关”下设沪西分机关、南京分机关、苏州分机关、杭州分机关、第一工作委员会、第二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原来的大理石机关（池田纯久此时已调往关东军任职）等大批陆军特务机关统统成为它的下属机构。“梅机关”负责华东地区日特机关的情报交换和协调工作，李哲夫所接触到的情报已经触及到了日军内部的核心机密。
李哲夫的升迁是有理由的。这一年，满铁调查部扩大为日本最大的“国策调查机关”，并被赋予综合管理满铁各地区各部门各种调查机构的权力。李哲夫作为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的主查，进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内部，参加了“支那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接触到了大量的秘密资料。这个委员会利用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调查工作，调查结果成书后共分出五篇十册，每本都是“极密”级，这些“成果”包括“支那抗战力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论”、“战时支那的内政”、“八路军和新四军”、“交通”、“商业”、“贸易”、“通货”、“金融”、“财政”、“农业”、“工矿业”以及“列国对支那的援助”等详细内容，中国的社会性质、政治机构、国民党及各党派的动向、各阶层民众动员、宪法问题、军事状况变化等一应俱全，在日本对华的外交、军事战略的制定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