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清、日俄战争以来，几十万皇军在大陆洒下了鲜血，撤军会使得英灵的血白流，会极大影响士气，日本的利益会极大受损。”
日本连从关内撤军都谈不上，遑论从满洲撤军？
所以，李哲夫对布朗说：“美国对日禁运的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开战！日本是不可能从中国撤军的。因为日本陆军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中难以脱身，日本海军便非常活跃地以倡导南进政策来发展国力。海军正加紧调查南洋各地区的资源和水文、地理情况，为将来把这些殖民地划归到日本的统治之下做军事准备。”
布朗点头表示同意：“日本需要来自缅甸和马来亚的橡胶、锡和铝土，但是这些国家都在英国控制之下；印度支那有广袤的橡胶种植园，但这是法国的统治区；最令人垂涎的物资——石油在东印度群岛储量丰富，但那是荷兰的殖民地。日本要夺取这些地区，横亘在其南下路线上的最大威胁则是菲律宾——确切说是掌握着菲律宾的美国。但是，只要日本攻击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美国就会向日本宣战。”
李哲夫担忧地说：“日军训练刻苦严格，动员体制完备，在大陆征战多年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全军上下充满了视死如归的狂热气概，很不好对付。据我所知现在美国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世界，还没有做好和日本决一死战的准备……”
布朗用一种调侃的语气说：“你觉得日本鬼子可怕吗？在我看来，他们五短身材，却扛着长长的步枪和刺刀，活像北欧童话里那些骑着长扫帚的小妖怪。”说到这里，他哈哈一笑，李哲夫却没笑。
李哲夫因精通英语，曾代表日方和租界美军交涉过，与一些美国军官有接触。交谈中，他发现日美两军其实都在相互轻视，日本陆军之自大无需赘言，而美国军官也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不屑一顾，他们说：日本兵都是近视眼，要五千发子弹才能打中一个目标；三八式步枪性能低劣，杀伤力不足，只能用来打兔子；日本人建造的战舰头重脚轻，主炮不能齐射，因为一齐射就会自行倾覆……
李哲夫直言不讳地告诉布朗，美国人的这些看法是离谱的、有害的。
布朗说：“这些看法并不代表美国的决策者会轻视日本。日俄战争时，美国派往远东的军事观察家珀欣将军就说过：‘智慧、爱国、能吃粗食、对正统权威的顺从与天生的尊敬，这些对取胜都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强壮的体力、对自然和体育运动的爱好、现代的组织、武器装备和精心的军事训练，那么，这样一支军队的质量之优是不言而喻的。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军队身上都可以找到。’我在日本和台湾呆过多年，了解日本人。日本人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有明确的道德观和道德底线，就像一只箱子，边棱分明，而日本人的道德就像一块包袱布，可以折叠成各种形状，可大可小，随机应变，不用时还可以揣进怀里，这样的民族很可怕。他们好战、凶残、小器，更可怕的是欲壑难填，日本的领土只有加利福尼亚那么大，但他们的野心即使是太平洋也容纳不下。除了纳粹，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危险的敌人。这一点我们早有共识。美国陆军和海军的参谋部在二十年前就制定了对日作战预案，并不断修改。”他最后说，“由于美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现在还不能转入战时体制，但华盛顿已下决心，一旦开战，则以彻底击败日本、占领日本本土为最终战略目标！”
李哲夫听了布朗的话十分兴奋。抗战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横冲直撞，中国军队一败再败，丧师失地，战况惨不忍睹，使得他对日军强悍的战斗力深感忧虑。但是，去年的诺门罕战役却表明，大日本皇军并非不可战胜，苏联红军和日俄战争的俄军相比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拥有比日军更多更强的坦克大炮，把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打得落花流水；美国的国力比苏联更加强大，那么，一旦日本与美国开战，一定会遭到彻底惨败，而中国的抗战必然会迎来完全不一样的局面。自从那次亲耳听到山本五十六对美国的忌惮言论，李哲夫就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
日本人对美国驻上海的领事馆下手后，美国人很快便以牙还牙。
1941年1月12日，日本商船“日新丸”驶进美国旧金山湾内的萨克拉门托河口，和往常一样，美国边检官员登船检查，查看船内是否藏有可卡因之类的违禁品，当然没发现什么，最后，他们要求打开船长室的保险柜检查。日本船长没有怀疑，便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其实这些“边检官员”是美国海军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当他们发现保险柜中存放着的《船舶密码本》等机密文件时，便不顾日本人的极力阻止，强行抢夺而去。船长急忙报告了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在日方提出强烈抗议几小时之后，密码本才交回到了船上……商船在战时是海上兵力的重要部分，《船舶密码本》是由海军编制、分发以供战时或紧急情况下海军和商船之间秘密通信使用的。哪怕是落在对方手里几小时，也意味着密码本的内容全被拍照盗窃。这种密码不仅因此彻底暴露而作废，更重要的是使美国获得了一份了解日本海军密码特点的宝贵资料，为破译加密程度更高的日本密码提供了重要借鉴。
如果说日本人潜入美国领事馆偷拍文件的“讹号作战”是小偷行径，那美国人这次就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这对日本是一个强烈警告。
得知“日新丸”的消息后，李哲夫高兴地喝了一大杯酒——美国和日本已经撕下了脸皮，双方正一步步走向开战。
李哲夫通过谭维舟向组织汇报了他和Q小组接触合作的详细情况，并将美国的对日战略作了汇报，他认为“美国已经有对日开战的决心”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略情报，并形容美国的对日禁运措施就像“蟒蛇缠住了羚羊，凭借巨大的力量一点一滴地让敌人窒息”。
谭老板对李哲夫这种“崇美”的观点不以为然：“美国就算对日本开战，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狗咬狗，而且，美国人远在万里之外，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要打到亚洲来，那是劳师远征，怎么就一定能打得赢日本？”
李哲夫说：“你看看日本人自己是怎么看的。中野间谍学校创始人之一的岩畔豪雄大佐，是日本陆军的国际战略专家，他到过美国。此人做过一个美国和日本的军事潜力评估的秘密报告，报告指出：美日的工业实力对比，石油二百比一，汽车八十比一，钢铁二十比一，煤八比一，劳动力五比一，总和为十五比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美国是六百八十美元，日本只有八十三美元；而且，美国工厂的现代化和自动化水平要远高于日本，生产管理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旦全面进入军事生产，这个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其工业潜力之巨大无法估量。此外，一些看不见的软实力方面，比如科学技术，日本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岩畔承认，实力如此悬殊，日本人纵有‘大和魂’也决不可能取胜。”
谭老板点了点头，拿出纸笔，将李哲夫转述的报告内容以密写的方式记下，准备发往延安。
李哲夫是从“梅机关”的“军部通报”中看到岩畔豪雄的这份报告。
其实，岩畔豪雄的报告在日本军方高层中有着不同的看法。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举国战争机器的高速运转，日本全国的富余劳动力都充实到军队及军事行业当中，日本的国民经济一度显得空前“繁荣”，而美国经历了十年左右的经济大萧条，经济危机的深远影响使得整个美国经济看上去依然“疲软”，这就使得许多日本人错误地认为本国经济与军事实力都达到了可与他们最大的敌人美国相抗衡的程度。
影佐祯昭就说：“日俄战争时，俄国每年的钢铁产量是一百二十万吨，当时的日本呢？生铁产量只有六万八千吨，钢产量是六万吨。但最后胜利的是日本！赢得战争，物质上的装备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装备。物质是有限的，真正无限的是人的意志。”
更有人斥责：“历史上弱势一方依靠旺盛斗志战胜强者的例子比比皆是！而且战争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偶然因素，依靠简单的数字统计就推断最后的胜负实在荒谬。”
还有人说：“这样的报告，决不能外传！”
李哲夫所担心的是，日本军队中像岩畔豪雄这样头脑清醒的人可不能太多，这样的人不会将战争的胜负寄希望于所谓的“旺盛斗志”和“各种偶然因素”。日俄战争日本之所以能取胜，与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1902年英国和日本缔结同盟条约，1921年该条约失效），日本百分之四十的战争军费是通过在伦敦金融市场发行金融债券取得的，占据着几乎半个地球的英国海外领地均拒绝为俄国远洋舰队提供补给，这才有了对马海战日本联合舰队以逸待劳歼灭俄国舰队的决定性大胜。现在日本要面对的是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对日本素怀戒心的美国正是“英日同盟”的埋葬者，美英是事实上的盟友，日俄战争的历史奇迹怎么可能重演？日本的决策者中也许有疯子，但没有谁是傻子。虽然美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但正是因为忌惮美国的实力，日本才一直不敢下与美国决裂的决心。所谓的告诫“这样的报告不能外传”，正是色厉内茬的表现。
汇报完工作，李哲夫拿出一个小布包，递给谭老板。谭老板接过，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是码得整整齐齐的金条，不禁吃了一惊。
李哲夫说：“我知道党组织在上海开展工作经费紧缺，这些金条能解决不少经费的问题。”这些金条是晴气庆胤倒卖徐宏猷的文物给他的分成。
谭老板连连摇手：“还是你留着吧，你孤身作战，任务更加艰巨，更需要这些。”
“就算是我的党费好了！”
“这么一大笔钱……你入党也不过几年，哪里需要这么多。”
“那就连我以后的党费一起交了。”李哲夫重重地把小布包握在了谭维舟的手里。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多人的伏击，激战七昼夜后，新四军弹尽粮绝，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方面做贼心虚，严密封锁自己屠杀抗日友军的消息。而满铁调查部每日监听延安新华社电讯，抄收到共产党揭露事变真相及中央军委重组新四军军部的决定。李哲夫压抑住内心的愤懑，拿着电讯去找影佐祯昭：“这起事件说明国共之间的矛盾已经水火不容，对于和平运动是有利的，应该曝光。”影佐考虑后，同意了李哲夫的看法，下令日本在上海的报纸将皖南事变的消息捅了出去，蒋介石的反共行径赢得了汪精卫的叫好，苏联及美国则反过来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蒋介石停止反共，令蒋介石倍感难堪。
这天一早下起了飘零的小雪，李哲夫觉得精神恍惚，昨晚做了梦，梦见了许久不见的母亲在海的对岸向他挥手，使得他忐忑不安，走在湿漉漉的大街上，听到商贩们的吆喝声，才想起来农历春节要到了，不禁回忆起幼年时和母亲弟弟一起过春节的情景。
李哲夫到了办公室，同事递来一份加急电报，他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只见上面写着：“母亲病危，速归。”他不敢耽误，立刻请假，乘船到台湾基隆港，再转火车赶到苗栗大锣镇的老家。
李哲夫离开台湾九年了，再回到台湾，一路所见景象已经大为不同。经过大规模的开发，台湾过去常见的带有清末时代特色的闽南乡镇风光已大为改观，市镇建设如道路桥梁、公园绿地、自来水与电力工程、公家厅舍等普遍西洋化。许多台湾青年人都说起了日语，过起了穿和服、喝味噌汤的生活。连乡间的小孩子玩“官兵捉贼”的游戏，也变成了“捉支那兵”、“捉蒋介石”了。台湾人春节不贴春联不放鞭炮，而是像日本人过新年那样挂门松、喝屠苏酒、参拜神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开始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而在台湾有五百多万汉族人，这就形成了在日本国内存在“敌方民族”的局面。当时的台湾总督小林跻造是时隔十七年后的首位军人总督，在他的强硬指示下，殖民当局加快了彻底同化台湾人的脚步，“皇民化”政策出炉了，要采用强制措施，在三代人的时间内，将台湾人从生活方式到内心思维全面改造为“完全的日本人”，台湾的报纸和广播一律采用日语，禁用汉语。到1941年，日本更将台湾转入战时体制，实行“皇民奉公运动”，统治物资供给，要求台湾民间用国语（日语）沟通，穿和服、改日本姓名、撤废道观寺庙、废除对祖先的祭祀、禁止歌仔戏和布袋戏、设置大量神社、改信神道教等等。在台北火车站，李哲夫就亲眼见到一个老婆婆因为不会说日语，买不到车票，不准乘车。
李哲夫看看街头那些撑着纸伞、打扮光鲜的日本妇女，再看看这些衣着寒酸的台湾青年，真感觉这些亢奋的“新皇民”、“模范青年”简直滑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