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院出来后，李哲夫去“梅机关”找晴气庆胤，说：“我见过林恒，告诉她我在满铁当了官，结识很多日本官员，受她父亲委托，正想办法救她出去。”
晴气庆胤问：“那她有什么反应？”
“她情绪上没有排斥我，但有些半信半疑，下次我去时，会请林行臻写一封信，有她父亲的亲笔信，有助于消除她内心的隔阂。”
“希望尽快从她嘴里套出点东西来。”
“软磨就得慢慢来。”
“林行臻托了很多人走关系，大把花钱，把这事一直捅到了‘登部队’司令部，居然惊动了泽田茂司令官，这让影佐将军很不满意。你这边要是进展快，可就帮了我的大忙。”
“要想快，也不是没有办法。”
“什么办法？”
“等想法成熟了再告诉你。”
晴气摘下帽子，拍了拍脑袋：“这样吧，中午我请客，随你挑地方，怎么样？”
“晚上再请吧，让我再想半天。”李哲夫半开玩笑地回答。
“晚上还真有人请你吃饭，不过不是我。”晴气说，“‘登部队’和第3舰队在兴亚酒店举行陆海军联欢会，樱井将军特意请我转告你，邀请你参加。”
“看来鄙人的面子不小啊。”
“你可是救过西尾将军的性命，虽然将军阁下现在回日本了，但‘登部队’司令部的人都知道你的大名。”
“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好起来了嘛。”
“非常时期，必须展示陆海军一体的团结精神。”
李哲夫明白，这是上海的日军为呼应上个月东条首相偕岛田海相参拜神宫所搞的把戏，这表明从本土到海外，日军上上下下都在做大战前的最后准备。他欣然答应参加这个宴会，这是个探听情报的好机会，只是，必须及早联系上林恒所提及的“钢铁”同志。
“叫上梶冈一起去吧。”
“就别讨没趣了。”晴气说，“‘虱子’跟我们可不一样。”
原来，梶冈弘毅在“梅机关”工作的这段时间，不睡给他提供的单人宿舍，而是睡在车库后边的一间肮脏的小屋里。
影佐祯昭问他：“为什么一个人住在那样破烂的地方？”
“机关里的军官都腐败透顶。”梶冈厌恶地说，“这些人就想着往上爬，搞勋章，晚上不是赴宴就是嫖妓。自支那事变以来，整个陆军都变坏了。”
他还抨击过晴气庆胤。
梶冈刚到上海时，晴气招待他的宴会丰盛豪华，一顿饭的费就超过一个陆军少佐的月俸。在本土过惯了清贫生活的梶冈问：“你哪来这么多钱？”晴气不以为然地回答：“这都是中国人进贡的。在上海，只要有地位的日本军官，都有很多中国人巴结，你只要喜欢赴宴，每天都有人请客。”梶冈说：“您对我实在太热情，得到比皇族还要高的招待，实在是万分感激，请多多关照。”他说，在横须贺炮兵学校，校长和天皇的弟弟（副校长）每天可以加菜一个鸡蛋（正常的菜可想而知），结果皇弟宣布要和将士同甘共苦，不吃，校长也就不好意思吃，于是一天两个鸡蛋就由其他军官轮流享用。晴气听了这番嘲讽，只有苦笑。
兴亚酒店宴会上，日军许多部队的主官未到场，来的都是一些参谋人员和副职，汪伪政权的一些官员也前来捧场。宴会由“登部队”司令部的参谋长樱井省三少将主持，随军报道班的日本记者倒来了很多，在镁光灯下营造出“陆海军协力一心、日华亲善一体”的氛围。李哲夫心里和明镜似的，这都是大战前的宣传需要，部队主官不在场，说明正在做紧锣密鼓的战前准备。
菊岛千波前来和李哲夫干杯，又和晴气庆胤干杯：“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现在只等一声令下了！”“这次一定要好好干！”两人没有说其他的，但是，李哲夫曾在“X机关”听到过梶冈和菊岛的对话，知道现在他们所说的，就是陆海军联合扫清租界内敌方电台的行动，看来与美英的战争即将爆发了。
李士群也到场了，问李哲夫：“事情进展如何？难度很大吗？”
李哲夫说：“难度不小，不过我会尽心。宴会后，我想去拜访一下林老先生，还请带路。”
李士群连连点头：“好的，好的。”又低声问，“先生看这时局，日本会不会和西洋人开战？”
李哲夫说：“这可说不准。如果打起来，阁下认为谁会赢呢？”
李士群赶紧说：“当然是日本了！”
李哲夫说：“那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李士群干笑几声。
李哲夫明白李士群的心理，显然，这个大特务也嗅到了开战的气味，如果日本和美英开战，未必能稳操胜劵，那么，这些依附于日本的汉奸组织的前途，也就不那么妙了。
宴会散后，李士群把李哲夫带到了林公馆。李哲夫说明来意，林行臻感激不已，当即写下书信请李哲夫转交，并再度送出黄金五十两为酬谢，李哲夫不接受，林行臻一定要给，李士群说：“兄台上下打点，花费必然不少，还是收下为好。”李哲夫说：“首先，这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其次，林先生找我帮忙，是看得起我，我愿意和你交个朋友，既然大家都是朋友，那拿这些东西就见外了。”林行臻说：“井上先生侠肝义胆，高风亮节，老朽……”说到这里老泪纵横，话不成声。
李哲夫从林恒的书房里取走了几本小说和歌谱，说是林恒独处一室，想看书解闷。天冷了，林家还请他代为转交一些厚衣服。
回到住所，李哲夫关上门，从一本手抄的歌谱本中，找到了一首美国民歌《故乡的亲人》，歌谱是五线谱，李哲夫按林恒的话，将其转换成数字形式的简谱，再根据一个数学公式进行变换，就得到了一长串阿拉伯数字，每相连的四个数字就代表一个莫尔斯电码，从而翻译出内容，就是告诉他如何与“钢铁”取得联系。
翌日早晨，李哲夫来到虹口公园散步，在一棵大槐树后方的公园围墙上，找到一块松动的砖头。他看周围无人，便将这块砖头撬开，留下一张纸条，纸条上写满了阿拉伯数字，这些数字看起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用早先约定的数学公式转换后，就会变成莫尔斯码，告诉对方：“使命”要求联络。放好纸条后，李哲夫再将砖头塞上，外表看不出搬动的痕迹。他离开时在旁边的路灯柱上划了一道粉笔痕迹，让接收者“钢铁”知道有消息要去接收。
这种联系方式叫“死信箱”。“死信箱”在操作上虽然缺乏灵活性，不利于紧急情报的转达，但采用这种方式双方互不见面，互不认识，可以避免一人被抓导致网络破坏，是情报员之间最保险的联系方式。这次，李哲夫是主动要求和“钢铁”见面，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他必须保持与组织的联系畅通。
傍晚，李哲夫经过公园时，看到那根路灯柱上画着一个小圈，这是“钢铁”已经收到他的消息的信号。他再次来到围墙边，撬开那块砖头，找到一张纸条，这张纸条是“钢铁”留给他的，上面也写着一长串阿拉伯数字，用的是同样的密码，李哲夫将它们转换成莫尔斯码便知道，“钢铁”同意和他见面，并约定了时间、地点、暗号。
又过了一天，李哲夫来到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的外滩源划船俱乐部，他看见小码头停靠着一只舷号为“415”的双人小划艇，一个男子戴着一顶白色的巴拿马帽，背岸而坐，手里正在整理鱼竿。李哲夫装作散步走近那人，那个人也回过头来，这个人居然是白方均！两人相视，心中都微微一惊，谁也没有想到“使命”、“钢铁”就是对方。
两人都是老手，没有表现出惊讶的神色，而是像熟人偶遇一般聊开了。
“今天钓到了鱼吗？”
“冬天的鱼不好钓，昨天倒是钓上了一条大黑青。”
“有多重？”
“你猜。”
“十五斤？”
“不，十六斤。”
暗语对上了。
两人划着小艇到了河心，这里视野开阔，不可能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是初冬时节，但天气不错，没有风，午后的太阳照在身上，给人暖洋洋的感觉。
“钢铁同志，你好！”
“使命同志，你辛苦了！”
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七年前在南京发生的“藏本失踪”事件两人就认识了，当时白方钧是首都警察厅调查科的探长，后来又投靠日伪当了“七十六号”督察专员兼上海清乡事务局副局长，李哲夫没有料想到他居然是地下战线的同志，一时感慨不已。
原来，白方钧是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大革命时期即秘密加入中共，后因国民党“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他一度失去组织关系，抗战爆发前夕才通过秘密渠道和组织重新接上了头，并奉命打入日伪内部继续潜伏。
白方钧说：“组织上已经收到了你关于日军南进的重要情报，党中央给予高度评价。得知日军不会北进后，斯大林同志才决定抽调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精锐部队驰援欧洲，让希特勒匪徒在莫斯科城下吃到了第一个大败仗。你的贡献不可估量，组织上决定为你记特等功！由我代表组织向你表示崇高的敬意。”
李哲夫心里一块大石头总算落地了，长舒了一口气，说：“我这点成绩不算什么，敬意应该给那些被捕后坚贞不屈的同志。”他想起被捕的谭维舟和林恒，心又紧了起来。
“这个情报是谭维舟同志在被捕前一天发出的，是他对组织的最后一次汇报……”白方钧说到这里，神情酸楚，“老谭因为伤势太重，已经牺牲了。我们在这里为这位烈士默哀一分钟。”
李哲夫一阵揪心般的疼痛。在和谭维舟三年多的合作中，虽然工作上有过摩擦，但两人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同志情谊，没有谭维舟拼死跳楼发出警报，他此时早已身陷囹圄。
“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里隐藏的电台已经被日本人摸清了位置，他们很快就要下手了，要通知同志们赶紧转移。”身处这种环境下，不容他们沉浸在悲痛中过久，李哲夫立刻进入正题。
“什么时候？”
“很快，也许就几天时间，日本一对美英开战，就会开进租界大肆搜捕。”
“看来，一场大风暴就要来了。”白方钧眼望远方的外滩，回过头来说，“我之所以冒险和你见面，就是要转达组织上对你的通知：撤退！”他告诉李哲夫已经安排好的撤退路线：去苏州玄妙观找一个算命先生，那是中共的地下联络点，届时会有新四军的交通员接应他去常熟，然后过江去苏北抗日根据地。
李哲夫沉吟片刻，说：“你知道潜水艇吗？当风暴来临时，所有的船只都靠港躲避，但潜水艇却往港外开，下潜到深海，暴风雨再大也不会有危险。越是看上去危险的所在，有时反而越是安全。”
白方均说：“卢成文叛变以后，与他相关的人员必须立即撤离。可达烟号里的几位同志就是因为慢了一步而被捕了。有人叛变即转移，这是党组织多次被叛徒破坏后的惨痛教训，我们不能让顾顺章事件重演。”
白方均提到了顾顺章，李哲夫是知道的。
1931年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之一、中央特科的主要责任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当天深夜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中统负责人徐恩曾身边的机要秘书钱壮飞（中共隐蔽战线的“龙潭三杰”之一）获悉，立即报告党组织。党组织立即进行了大转移，向忠发（最后仍被捕）、周恩来、王明等重要领导人撤离到了更加隐秘的住所，但是时间紧迫，中共地下组织还是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先后被捕的有八百多人，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领导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一些来不及转移的机关如中央军委保卫组、红旗报社、中央地下印刷厂等都被破获。连大名鼎鼎的中共特科“红队”也随后被中统派遣特务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集体被俘。顾顺章叛变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再在上海生存下去，中共中央的负责人如周恩来、王明等都先后离开了上海，或去江西中央苏区，或远赴苏联到共产国际任职，这对中共今后的历史影响极大。
白方均说：“顾顺章叛变后，在上海，潜伏很深的特科还有一点人，文化圈夏衍那里有一点人，作用不大的江苏团委有一点人，工会方面还有一点人，其余的全被连根拔起……叛徒之可恶，就在于一个人一旦出卖了灵魂，他马上就会千方百计地出力把他原来的组织破坏掉，因为他唯恐昔日的同志对他进行制裁，因此，为保自己的安全，他会变成一个疯狂的人，对昔日的同志们决不容情。”
李哲夫说：“卢成文并不知道我的底细。瑞康药店虽然被破坏，电台被搜走，但当天在药店里的都是普通的伙计，敌人没有抓到有价值的人。”
白方均说：“谭维舟跳楼这么一闹，我才得知他被捕的消息，用电话暗语紧急通知了瑞康药店人员转移，由于周围已有日本特务监视，电台目标太大，无法带走。好在相关人员撤离，避免了更大损失。当时的情况，真是千钧一发，他们前脚刚走，日本人后脚就进店了，如果不是日本人和工部局交涉浪费了时间，后果不堪设想啊。”
李哲夫这才明白，如果不是白方均及时通知，那么日本人将把瑞康药店一网打尽，那个经常到兰花巷收破烂废纸的小伙子如果被捕，可能就会把李哲夫供出来，好险！
白方钧继续说：“卢成文叛变，引发了林恒和老谭的被捕，也引起了敌人对你的怀疑。‘七十六号’一个叫陈泰生的人，正在暗中查你。”
李哲夫大吃一惊，立刻联想起前几天梶冈弘毅跟他说过的话，问他有没有和“七十六号”的人有过节，看来，指的就是这个。从梶冈的话里，还看不出对他有什么怀疑迹象。直到此前为止，他在日本情报机关的潜伏生涯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而首先对他产生怀疑的居然是中国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加信任他的“忠诚”。这真是一种讽刺！
白方钧问：“你以前认识这个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