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兄的话有理，现在还不是抓人的时候。”梶冈说，“我们把陈泰生监视起来就行，如果他要跑，那就是不打自招了。”
翌日，晴气庆胤携李哲夫去“七十六号”会见李士群，一探李士群的口风，二看陈泰生的反应，李哲夫是首次去“七十六号”特工总部，顺带参观了一下这个沪上令人谈虎色变的魔窟。
1939年3月，由晴气庆胤亲自选定，上海的伪特工机关从忆定盘路搬迁到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极司非尔路是租界越界筑路的地段，是亲日的意大利军队的警备地区，所以日本人把他们豢养的伪特工总部设在了这里），获得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指挥部”的正式编制（此前尚无正式的机构名称）。这里原是国民党安徽省主席陈调元的一座花园洋房，日伪在陈公馆大兴土木，公馆四周建造了一座座水泥堡垒、机枪座，铁丝网拉了起来，公馆内部也作了周密的整修。
“七十六号”的主任委员由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丁默邨以伪中央政府政治保卫部部长之职兼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则以伪中央政府警政部部长兼任另一副主任委员。“七十六号”每个月都要以《丁默邨工作报告》的名义向“梅机关”报告工作情况，其内容包罗万象：如上海党务、青年运动、大学运动、新闻界运动、劳动运动、商人运动、农民运动、京沪及沪杭两路、社会团体、帮会、中国海员总工会、中华民族复兴大同盟等方面的报告，并附有该月上海的重要新闻调查。（这可大大方便了李哲夫，因为“梅机关”的情报室对他是敞开的。）除“梅机关”和上海宪兵司令部外，这些秘密报告还分送日军的华中派遣军司令部，驻上海的第13军（即“登部队”）司令部、上海警备司令部、“藤机关”、华中宪兵司令部、南京宪兵本部、苏州宪兵队和杭州宪兵队……而唯独没有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周佛海和最高领导者汪精卫。所以说“七十六号”是日本人豢养的鹰犬是绝不过份的。
在日本人的扶持下，“七十六号”迅速膨胀，招揽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充当走狗，包括军统和中统的叛徒、帮会中的亡命之徒、租界警察、流氓无赖等等，下设二十多个行动大队，还在沦陷区普遍建立分部，如南京区、杭州区、华南区、江苏区、武汉区、安徽区……很快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支柱力量。
李哲夫一到“七十六号”，就感觉到这里警卫森严的气息：外围近邻的华村弄所有原住户均被迁走，从曹家渡至地丰路一带，特务化装成各式各样的摊贩作“望风哨”，有可疑的人一进入警戒圈，许多狡黠的眼睛就注意上了。“七十六号”的大门由武装守卫，头道、二道大门砌成牌楼，人员进出走边上的小铁门，进头道大门，必须持有本人照片的出入证，并夹有能感应的磁性材料，核对照片后，再放到磁性机里去核实。为了防止敌人偷袭，“七十六号”所有窗户都装上了铁栏杆，楼梯处设有铁栅。
正楼是总部，位于宅院的北面，为砖石结构，气势不凡，办公室、会议室和食堂在此处，据说地下还有条暗道可以通往外面。
宅院的东面是电务处和无线电侦察总台，耸立着三座二十多米高的铁塔，房间内排列着十多台崭新的短波电台，头戴耳机的报务员正在奋笔疾书，里面设施完备，让李哲夫有些吃惊。
宅院的南面是警卫总队的兵营。
“梅机关”在宅院花棚前面新盖了三间西式平房，内部装饰精致华丽，晴气庆胤作为总联络官和其助手、宪兵大尉冢本诚等日本特务人员就常待在那里，名为便于联络实为随时监视。
拘留所在正楼的东北面，有二十多间囚室。有人正在那里用刑，走过时，但听到鞭笞声与惨叫声杂成一片，连来客的耳目也不避。
来到正楼的会客厅，这里摆设富丽堂皇，摆放着精致的盆景、名贵的沙发、养着热带鱼的鱼缸，不亚于第一流的酒店。落座后，晴气庆胤让李士群支开旁人，房间里只有他、李哲夫和李士群三人，由李哲夫居中翻译。
晴气说明来意：“我们怀疑陈泰生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中共间谍‘使命’。”
李士群大吃一惊：“什么？陈泰生是共产党奸细？”他连连摇头，“不可能，决不可能！谁都可能是共谍，唯独他不可能！”他定了定神，看了李哲夫一眼，“晴气先生，您从哪里得到的情报？”
“这个我暂时不能说。请谈谈你认为不可能的理由。”
李士群稍稍有些激动：“我太了解他了！陈泰生这些年抓捕了多少共产党？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共产党和他那是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恨不得把他大卸八块，他怎么可能是共谍？”
晴气微微颔首：“李先生，我也不希望陈君是敌人。我找你的目的，就是希望阁下对陈君多加关注，留意他的一举一动，如有异常，要立刻采取措施。当然，这些措施是友好的，比如说，您以朋友身份相劝，让他迷途知返，坦白交代，就仍然是我们的朋友。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交不同道上的朋友，不管是哪条道上的，重庆的、延安的，我都有兴趣。他也可以把他的朋友引荐给我嘛。”
李士群还在坚持：“晴气先生，我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推断。认定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不能光看一两件事，或者他人的一两句话，要从他多年走过的路、做过的事来看他的思想。”
李士群越是袒护陈泰生，晴气庆胤就越觉得不舒服，陈泰生对林恒用刑时那股令人发瘆的阴柔话语，现在却让晴气也纳闷起来：“这家伙对她惺惺相惜的模样，倒真是可疑。”晴气记得很清楚，林恒去巴黎电影院接头的那天，陈泰生信誓旦旦说在那里看到了李哲夫，这表明他也在现场……
会谈陷入了僵局，晴气说：“今天听到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话，很有益，那么，暂时就到这里吧，打扰了。我的话，希望您能认真考虑。”
李士群也觉得自己态度过于生硬，说：“先生的话，李某铭记于心。这件事，我会协助日本方面查清的。”
这次谈话就这么草草结束了。
出门走远后，晴气庆胤问李哲夫对谈话的看法。
李哲夫说：“李士群的神色看上去不似作伪。也许，他真不知情，或者，陈泰生的共谍身份有不实之处。”
“李士群是个老狐狸，不能光看表面。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酒井隆将军说过一句名言：‘日本人不应轻易听信中国人的话，对中国人的花言巧语如果不加以警惕，就会失败。’当然，现在对陈泰生下定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晴气眯起眼回头看了一眼“七十六号”，“把他们当成是可以托付一切的同志，那是错觉。这里面的人，有的拿两份酬劳，一份南京的，一份重庆的，现在看来，还可能有拿延安酬劳的，中国人的脑筋很狡猾。”说到这里，他阴狠地一笑，“如果拿了两份酬劳，就以为自己有两条命，那就太傻了。”他拍了拍李哲夫的肩膀，“反正我们已经把话放出去了，接下来，就看这帮人怎么表演了。”
李士群的办公室里。
“这是诬陷！”陈泰生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梳理好的头发耷拉下额头，“晴气太君带上那个井上哲夫来找你，分明不安好心，我看，这事八成是这个井上在背后捣鬼。”
李士群命令旁边的笔记员停止记录出门回避，他俯身对陈泰生说：“这件事性命攸关，你要说实话。不然，谁都救不了你，我还得把我自个儿搭进去。”
“我真的不是共产党的间谍！我对你的忠心，对和平运动的忠心，可以对天发誓！”陈泰生气极败坏。
李士群思索半晌，问：“那天，你说在巴黎电影院附近遇见了这个井上，有没有其他人可以证明，你当时不是单身一人？”
“有！有一个人可以作证！”
“谁？”
“我接到要求增援的电话赶过去时，路上遇见了白方钧。”
李士群点了点头，说：“你要找白方钧好好谈一下。”
“我可以作证那天和你一起行动，你不是赶去和林恒约会的‘使命’。但是，日本人知道我和你们的关系不错，我的证词有用吗？”听了陈泰生的来意，白方钧双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李士群为什么自己不出面，让你我两人商讨？他知道，这水有可能越搅越浑，不要到时连自己也说不清楚。老弟，我也怕把我自己拉下水啊。”
“难道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吗？我就只有等着日本人来收拾我了。”陈泰生面如死灰。日本人的冷酷无情，他比谁都清楚。
“也不是什么办法都没有。”
“有什么办法？”
“你奈何不了井上哲夫，难道连卢成文也动不得？”
“此话怎讲？”陈泰生仿佛溺水中抓住了救命的稻草，马上来了精神。
“这件事的蹊跷之处，不是出在井上哲夫那边，就是出在卢成文这边。是卢成文向日本人报告，说你是‘使命’。你不觉得卢成文会说假话吗？这会不会是共产党的反间计？”
“我早就想到了这点，可如何证明这是反间计呢？”
“你可以让‘七十六号’给‘猫眼’发报，询问卢成文的真实来历，然后，把‘猫眼’的回电拿给日本人看，告诉他们，卢成文就是来搞反间计的，是假投降，只要有了这个电文，你不就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吗？你知道，‘猫眼’的情报，丁默邨和李士群都是很看重的，有这两人在日本人那边保你，你应该能躲过这一劫。”
“等一等，‘猫眼’……你怎么就能肯定，他的回电是这个内容？”
“这个是我推测的。”
“如果‘猫眼’回电说卢成文确实是真叛变呢？”
“这就看你的脑子了……这是挽救你的唯一可行之路，我只是出主意，能救你的，只能是你自己。”白方钧将“你自己”这三个字加重了语气。他知道，“七十六号”情报科机要处的副处长章玉寒，是陈泰生的情妇。
陈泰生何等精明，他思索片刻，会意地缓缓点头。
下班时，李哲夫从满铁调查部出来，白方钧开车经过，见到李哲夫便停车问了一句：“回家吗？我顺路捎你一段。”这是两人约定的会面方式，就像偶遇一样，李哲夫登上了车。
白方钧一边开车，一边注视着街道上飞驰而过的卡车和摩托车：“日本人这几天正忙着在租界内大搜捕。”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立刻开进西方租界，解除了租界内西方军警的武装，整个上海就此全部陷入日本人之手。
“同志们和电台都转移了吗？”李哲夫问。
“已经紧急转移了，我们没有损失，国民党方面的损失有一些，另外，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情报系统是全完蛋了。”
李哲夫想起了Q小组，他们已经撤离上海，应该不会留下什么东西给日本人。
“现在，‘七十六号’的事态正按我们计划的方向发展，‘猫眼’出场了。”
“这个‘猫眼’究竟是什么来头？”李哲夫问，“你上次和我提及‘猫眼’后，我去搜集过他的情报，但日本人那边没有详细的情报，我只知道，他早在抗战之前就打入了中共内部，肯定不是日本人培植的，因为日本情报机构对延安的渗透工作没有什么成效。是中统干的吗？”
日方特务打入蒋介石集团和地方军阀派系中屡屡奏效，但却十分罕有打入中共组织的，这有起初重视程度不够的原因，但等到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也只能在一些中共的外围组织中找一点线索进行破坏，根本无法深入。
李哲夫提到中统，是有原因的。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里，中统（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比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反共水平更高。从一定意义上说，中统就是为对付中共地下党而产生并壮大的，从历史上看，其反共水平不断提高，1927年时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但滥杀并不能收斩尽杀绝之效，相反于“党国”形象颇有损害，于是到1929年底便公布了一个《共产党人自首法》，建立反省院制度，对共产党人不再一经抓获即行处决，而是采用怀柔政策千方百计“转化”被捕的共产党人，导致一大批被捕的共产党员叛变加入了中统。这些从共产党过来的人，熟悉党的地下活动，由于他们的指引，终于在1934年底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地下重要机关全部破获。
“七十六号”和中统渊源很深，抗战爆发后，许多中统、军统人员叛变投敌“曲线救国”，丁、李都曾是CC系要人和中统高级特务，丁默邨当过陈立夫的秘书，李士群当过中统大头目徐恩曾的私人秘书，他们不但了解中统的内部情况，而且和徐恩曾以下的中统特务都很熟悉。和军统相比，中统抗战期间从事暗杀活动很少，这其分工有关（针对中共和民主党派），为数不多的暗杀活动中，最知名的当属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未遂案（张爱玲小说《色戒》的故事原型）。“七十六号”和军统打打杀杀，但和中统却关系暧昧，毕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共产党。李哲夫推测，两者之间可能有秘密渠道交流反共情报，“猫眼”可能接受“七十六号”和中统的双重领导。
白方钧说：“‘猫眼’的来头，除了中统，也有可能是军统的人。我推测，由于日本人在战争的头几年打得太顺了，这个打入我党内部的‘猫眼’便多面押宝，想给自己找条好的后路，主动联系上丁默邨，卖身投靠了日伪。这样的败类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