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下了晚自习，李哲夫去帮助林仲明整理读书会的书籍，林仲明见没有旁人，悄悄把一本册子递给李哲夫：“看看这个吧。”李哲夫接过来一看，见是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林仲明低声说：“可别让别人看见。”李哲夫会意地点了点头——他的人生观由此发生了彻底改变！
日本人欺压台湾人，富人欺压穷人，官员欺压老百姓……为什么世上会有这么多的不平等？这曾经一直是李哲夫冥思苦想的问题，他曾不断地回首往事，追溯自己生活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茫然地探索着答案，却经常陷入自相矛盾的迷茫之中。终于，在这晦暗不明的黑夜里，他发现了一丝光辉，那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造成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共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虽然他初读此书，很多理论还不能理解，但是，共产主义提出要消灭压迫和剥削，建立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任何民族、任何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这对于年轻的李哲夫而言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在兴奋和激动中，他读了一遍又一遍，接着，又阅读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和《大众哲学》等进步书刊，在眼前顿时敞开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崭新世界，令他心醉神驰。
李哲夫不由得想起了桦山老师的话：“人生如樱花般短暂，要让短暂的人生有意义，就要找到一件值得为之奋斗终身、乃至豁出命去干的事情。”尽管这个崭新的世界还显得很模糊、很遥远，但绝对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使命！而相形之下，桦山四郎那个训导殖民地子弟成为天皇忠实臣民的目标，就显得渺小了。正是从此开始，李哲夫在心灵上迈出了一大步，这一步，跨出了皇民化教育笼罩在他头顶的阴影。
1931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台湾人具有中国人血统，台湾总督府在事变后，开始严禁台湾人建党结社，台湾共产党遭到了严厉镇压，大批骨干分子被捕，此后台共的活动趋于停止。林仲明被人揭发检举，说他是台共分子，因而被捕入狱，读书会的活动就此中断了。
虽然参加读书会的时间很短，但对思想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李哲夫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开始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日本殖民当局如何宣扬“内台如一”（“内”即“内地”，指日本本土），但在日本人的骨子里，是不把台湾人平等看待的，对台湾人怀有挥之不去的戒心。
“九·一八”事变前，学校每个星期都有汉文课，内容是学习中国古文《昔时贤文》，事变之后所有汉文课都被取消。在校内，老师学生都禁止讲中国话，一切均以日语为主，违者将受到处罚。为了监督师生的言行，校方还挑选了部分学生组成纠察队，进行巡查。纠察队出巡时，均戴臂章，携带笔记本，如发现有用中国话交谈者一律登记，并给予口头警告或罚款。
“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运动使得上海日侨损失惨重，至1931年12月底，日资工厂百分之九十被迫关闭。上海日侨看到关东军在东北得手后当地日侨的损失不但得到补偿甚至还大赚了一把，于是纷纷要求在上海动武。更主要的是，此时日本正在筹建伪满洲国，国际社会对此很反感，于是日军计划在上海制造事端，以转移世界舆论的注意力。翌年1月28日，驻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一·二八”事变爆发，中日关系日趋紧张。
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首都设在南京，博物（动植物）课上，日本老师指着挂图上的臭虫说：“这是‘南京虫’，在南京最多，是令人厌恶的坏东西，必须消灭。”还说，“台湾与日本一同奉侍天皇陛下，中国前途如何尚无定局。日本已列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以前世界各国视中国为睡狮，现在各国视中国为肥猪！”这令李哲夫心里充满了愤怒。
李哲夫回到桦山老师家里，无意中看见春枝在作文里有这样的字句：“……每当想起在国外奋战的士兵叔叔，我面对热乎乎的饭菜，多想给他们献上一碗，不由得心潮澎湃，难以下咽……”这让他心里极其不舒服，这个曾给他带来温暖和欢乐的家庭，似乎一瞬间变了味道。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将中日两国推上了势不两立的敌对战场，这对李哲夫的心理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潜在民族意识里的“中国人”和身份上的“日本国民”已经是水火般难以相容了。
寒假到了，中学就要毕业的李哲夫前往台北，去看望父亲和弟弟，想听听父亲对他毕业后的人生有什么意见。
弟弟李毅夫到车站迎接哥哥回家，只见李家的门口装饰着写着“御神灯”字样的长灯笼以及用新鲜松枝和竹子做的门松，中国人传统的春联则不见踪影，完全是日本人家的新年气象。兄弟俩一进家门，就见父亲正和姨太太一起磕磕巴巴地读日语课本，他们穿着和服，趿着日式两齿木屐，刻意养成跪坐、席居、推拉门、喝清酒之类的生活习惯。
李哲夫喊了声“阿爸”，父亲不满地说：“上了这么多国语课，怎么这个都没学会？要用日语叫。”李哲夫含糊地喊了一声“喔多桑”，只感到胃部一阵痉挛。
日本人认为，台湾人不会说国语（日语）是没有国民精神的表现，而父亲所期望的则是一块刻有“国语の家”字样的门牌。
（所谓的“国语の家”，即“国语家庭”，意思是台湾人家里的所有成员二十四小时都讲日语的家庭，这在当时不仅代表着“荣耀”，也享有一些实质的优惠，如孩子有机会进入师资设备较好的小学及中学念书，公家机关得以优先任用等等。）
李哲夫听着年过四旬的父亲读日语的怪腔怪调，真是感到又可笑又可悲，更有强烈的愤慨——日本人处心积虑让台湾人按他们的设想慢慢培养出日本人的想法，让具有中国人血统和文化传统的台湾人放弃固有的民族性，在语言、习俗、信仰、观念上无一不认同于大和民族，这等于是对台湾人进行种族抹杀，而这也是日本人所独有的险恶用心，因为如英国等西方老牌殖民国家所关注的重点是对殖民地的经济掠夺，而不是要在思想上和文化上同化殖民地人民。
李哲夫向父亲说明来意。在李正钦看来，儿子要出人头地，就要到日本去。由于日本在台湾实行了防范民智开化的带有歧视性质的“差别教育”体制，台湾学生在台湾反而比在日本本土更难考取大学。台北帝国大学是全台湾最好的大学，但里面就读的学生以日本人为主，台湾学生人数极少，且基本集中于医学部和农学部。此外，只有“总督府医学校”及农业、师范类学校才有较多的台籍学生。在日本殖民当局看来，让台湾人学习医学、师范、农学这些专业不会触动殖民统治的根基，但理工科专业则有意避免台湾人涉足，尤其是军工专业和军事院校的大门在当时对台湾人是关闭的。
闲暇时，弟弟拉着他去逛台北大正町的大正公园，还有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菊元百货”，父亲还带他去参观台北神社。远远望着神社正门前被日本人称为“鸟居”的“开”字型牌坊，父亲说，神社散发着与中国寺庙道观不同的苍劲朴实之美和典雅祥和之感，每年10月27日全台湾民众都要来到设在各地的神社参拜，因为这一天是北白川能久亲王（明治天皇的弟弟）在台南战死的日子。
李哲夫默不作声，心想：“北白川能久不正是阿公以前抵抗的侵略者吗？不过是金兀术、粘罕一类的敌酋罢了，台湾人祭拜他不是认贼作父么？”
李哲夫想起，去年发生的“雾社事件”，就是在纪念北白川能久亲王举行的神社祭时爆发的，不堪忍受日本人欺压的高山族头领莫那鲁道率部族抗日，遭到数千日本军警残酷镇压而最终失败，部族死伤殆尽，这是日据时代高山族人最大规模的一次抗日事件，震惊了整个台湾。
李哲夫和“雾社事件”中的花冈一郎（高山族泰雅族人，本名达基思诺平，花冈一郎是日本姓名）相识，当年他制作打猎的弓箭就是花冈教会的。花冈一郎自小学时便接受日式教育，1928年毕业于台中师范学校讲习班，当时被殖民当局吹嘘为“蕃人沐浴在皇国德泽里出任教职的第一人”，并被作为“理蕃教化”的成功样板到台中一中实习，和李哲夫有过一段师生情谊，李哲夫觉得他身上有着高山族人特有的纯朴和忠实。随后，花冈一郎被任命为雾社分室（警察分局）乙种巡查（低级警官）。“雾社事件”发生时，花冈一郎虽身为巡查，却不愿再作日人鹰犬而背叛自己民族，乃留下遗书，继将家人带往斯库列丹山，先枪杀妻儿，再剖腹自杀。其遗书说明此事件是因为劳役过重而引起，然他夹在两民族之间而无所适从，最后以一死解脱。但日本殖民当局却隐瞒了他的遗书内容，反而积极塑造其亲日派形像，并将斯库列丹山改名为花冈山，建碑纪念。
李哲夫通过比嘉纳治老师得知了花冈一郎自杀的详情，知道日本军警在镇压雾社起义时毫无人性地使用了国际法禁止的路易斯毒气。比嘉纳治是冲绳人，他的弟弟是台中州的理蕃顾问，目睹了“雾社事件”爆发的整个过程。
（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清朝的藩属琉球王国，置冲绳县，大力推行同化政策，效果明显，在日俄战争中即有数千名冲绳籍士兵参战。因为有此“成功”先例，所以日本向台湾派出了大量冲绳人充当教师和警察，以加强对台湾人的同化。）
花冈一郎的悲剧给李哲夫很大震撼——日本人就是如此颠倒黑白，愚弄原住民，甚至连死人也要拉出来为殖民统治涂脂抹粉。花冈一郎由于自幼接受日本人的同化教育而产生了身份认同的困扰，最后不得不以自我毁灭的方式摆脱这种困扰，这对李哲夫是一个警醒：做人不可忘本啊！爷爷的话再次在他耳畔响起：“我们是炎黄子孙，堂堂轩辕华胄，自然要忠于我们的列祖列宗！”
要当“国语の家”，改日本姓氏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李哲夫是家里受教育最多的人，这天，李正钦问他改什么日本姓氏最合适。
日本殖民当局强迫台湾人改日本姓氏是以后加速“皇民化”时期的事，当时还未强令台湾人改姓，但已有一些台湾人为了曲意迎奉，公开变更自己的姓氏。
李哲夫反对：“改了姓，我们还有脸回老家吗？”中国人对姓名是十分看重的，俗话说“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改变自己的姓氏就等于背叛祖宗。
父亲却说：“傻小子，我们在台北用日本姓，回老家当然还用李家的姓，这是应付日本人的权宜之计。”
李哲夫没有忘记爷爷的一身伤痕是怎么来的，可是父亲却忘记了，这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心想，如果爷爷还在，父亲一定不敢改姓，但现在爷爷去世了，父亲作为一家之长这么坚持，他也无可奈何。
李哲夫思索了半晌，觉得还是采用“井上”这个日本姓氏比较好。他引用《诗经》中的一句话“井上有李”来影射自己的本姓，表示不忘记中国人的根本。（“井上有李”一词出自《诗经》中的《孟子·滕文公篇》：“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他这么一说，父亲欣然同意，第二天就兴冲冲地去派出所找户籍警察办理改姓手续了。
从此，李哲夫的户籍姓名就改为了“井上哲夫”。
1932年春，十八岁的李哲夫以全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后，在父亲的坚持要求下，前往日本东京报考大学。
李哲夫临走时前往桦山四郎家，向老师一家辞行，感谢老师和师母的诸多赐教和关照。
桦山四郎将“海外雄飞”四字的手书赠予李哲夫，以示勉励。师生俩来到学校的剑道房再次比试，李哲夫又一次败在了老师的木剑下。桦山伸手将倒地的李哲夫扶起来——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扶起他——将手中的木剑送给他：“带着这个吧，记得时常练习。剑是心，心正、剑亦正，学剑道即是心的修炼，正人正剑两立其时才能产生纯正的剑道。世间事务都有相通性，此时的努力和心意不仅适用于剑道，也适用于社会各种活动项目。”
李哲夫细细体味老师的教诲，恭敬地鞠躬致谢。告辞时，他忽然问：“老师到过中国吗？了解中国吗？”
这句突然的话让桦山一时愣住了，他思忖片刻，说：“我没有去过中国，谈不上了解。中国是个古老的大国，历史上曾是日本的老师，我没有资格妄加评价。”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我的兄长哲太郎对中国比较了解，他现居东京，在东亚同文会支那研究部工作。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去了东京后可持我的介绍信去拜访他，请他给予关照，你要是对中国有兴趣，可以聆听他的见解。”
李哲夫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说：“不必麻烦老师了吧。”
桦山四郎说：“没有关系。你去了日本，最好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台湾人说日本话很像九州的口音，你就说自己是熊本或鹿儿岛地方的人好了。”说到这里又顿了一顿，“……假如有一天，你去了中国，最好也不要说自己是台湾人，因为最近一连串的事变，中国人普遍仇视日本人，连带台湾人也常常被他们认为是日本派去的间谍，你会说闽南话和客家语，就说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好了。”
这是桦山老师的肺腑忠告。李哲夫感激地再次鞠躬，直起身来时，心中却是深深的悲凉，作为一个台湾人，夹在中日两个敌视的国家之间，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心酸和无奈！他似乎觉得自己是只蝙蝠，既不被飞禽接纳，也为走兽所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