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
十年来，朱丹接了母亲无数个无用的电话，唯一拒绝的，是一次可以避免自己死亡的报信。当时她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午时的阳光使楼面清晰闪亮，没有风、燕子和蝉鸣，就像走进一座心慌的死城。她的母亲正疯疯癫癫地拖着拖板，迎面而来。猛然望见时，母亲已转进侧巷。她停住冲到嘴边的呼喊，觉得对方既然没看见，自己何苦多嘴。
她碰见的第二个人是社员饭店老板，他蹲在桥边剥鸡。饭店有十几年历史，入夜后，他常和老婆将泔水倒进护城河。这是个软弱又容易激动的胖子，看了眼朱丹，朱丹并不看他。但走过去几米，她还是骂：“断子绝孙的。”
“什么？”
“断子绝孙。”
“又不是我一个人倒，都倒。”
“有种你就再倒，你倒。”
“倒就倒。”
老板端起大红塑料盆将混杂鸡毛的水泼向护城河，后又将烂菜根逐棵扔下去。而她早已走到家门口。十年来每次见面，她都诅咒，他也必有所还击，一直没有报应。按照他说的，自己是有垃圾往河里倒，没有垃圾也创造垃圾往里倒。
河内早已只剩一条凝滞的细流，河床的泥沼长满草，飘出一股夹杂粪便、泔水、卫生巾、死动物甚至死婴的剧臭。有一任县委书记曾开大会，说这是城市的眼睛、母亲河，修复治理刻不容缓，朱丹当时很激动，但只需进入实地测算，工程便告破产。它牵扯到一点五个亿。
十年前，朱家在河边筑屋是因它占据八个乡镇农民进城的要道。将建成时，母亲与来自福建的建筑工发生争吵，因为通往阁楼的楼梯又窄又陡。“有什么用呢？”母亲说，“这部分钱我不可能付，你们觉得划不来，就拆了它。”包工头争辩不过，草草完工，一天后拿着砌刀说：“你要活得过今年我跟你姓。”当时站在面前的是朱丹的父亲，他一脸愕然。
父亲是和善的人，和善使他主动给包工头的儿子取名，也使他无法阻止妻子不义的行为。除夕将近，好像是为了等女儿结过婚，也像是为了兑现自己身为一个男人对福建人的愧疚，他在郊外长河留下鱼篓、钓具和没抽完的香烟，去了另一个世界。
婚礼燃放鞭炮所留的火药味尚未散尽，新的鞭炮又点起来，客人们再度涌入，收拾、打理、吃饭、喝酒，像成群的企鹅挤来挤去。朱丹仰面朝天，放声大哭，几度要窒息过去，妇女们拿出手帕，不时擦拭她脸上汩汩而下的泪水。当她们散尽，她还在无休止地哭，就像哭是一张保护伞，或者是一件值得反复贪恋的事。
因为父亲过世，已为人妻的朱丹每天中午回娘家吃饭，以陪护母亲。也可以说是母亲让她履行这个义务。她和哥哥朱卫很小便受母亲控制，“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母亲总是说，当然还会补上，“我还不是为你们好。”
这种控制结出两种果实：
朱卫醉生梦死，而朱丹胆战心惊。
朱卫知道什么都不做也会受到母亲保护，索性让她全做了。高二他辍学，被揪着去交警大队当临时工，几年后转事业编。母亲买下婚房，让他和自己一直暗恋的电影院售票员结婚。他只负责长肉，年纪轻轻，便像面包发起来，回家后总是瘫在沙发上，说：“又说我，有什么好说的，要不你别管了。”而朱丹知道做什么都不会让母亲满意，生活中又总是充满这样那样的事情，大到是否入党，小到买青菜白菜，她都感到惶恐。有时不得不作出选择，她便捂着藏着，试图让自己相信母亲没有察觉。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留意那小伙子半年了。”一天，母亲说。这是已决定的事，母亲却还是装着与她商量。果然，在她略表迟疑后，母亲大声呵斥，“你知道吗，替他说媒的一大堆，你算什么东西？”后来母亲带她去城关派出所所长家，那里坐着一位皮肤白净的年轻人，在镇政府上班，父亲是县委政法委副书记。
大人们离开后，他一直低着头搓手。朱丹说：“我认得你。”
“怎么认得？”
“就是认得。”
出门后，朱丹听到派出所所长小声问对方，“怎么样？”
“我没有什么意见，就看人家怎么想。”
不久他们订婚，试穿婚纱时，朱丹少有地展露出那种女人对自己的喜爱，在镜前来回转圈。“怎么样？”母亲问。她忽然低头流泪。
“不满意？”
“不。”
“那为什么出眼泪？”
“可能是高兴得出了眼泪。”朱丹露出难看的笑。母亲后来又试探地问了几次，确信女儿是满意的。但临办婚宴时风云突变，朱丹呆滞了，这就像一团阴影笼罩在两家人心上。婚后数月，亲家母忍受不下，杀上门来，说：“我知道你是强女人，但今天这事不能不说，丹丹有问题。”
“她能有什么问题？”
“不肯行房。”
母亲大声说不可能，心下却全然败了。“说是亲家去了，丹丹难过，我们理解，但也不能难过这么久；说是嫌弃我们家晓鹏，我们也不怕嫌弃。这事我不说出去，但总是这样，我看还是早些了断的好。”亲家母说。母亲想起自家两代女人的悲哀，怕是冷淡也会遗传——在嫁给好人朱庆模后，他们一年统共行不下三次房，都是又求又告的，最初一次她推来推去，差点将他阳根折断。
朱丹回来时，母亲说：“女人都要做这事情的，这是女人的命。”朱丹低头扒饭，母亲便分外忧伤地说：“都是要躺在那里让男人戳的，你听话。”
“我知道。”
“忍一忍就过去了。”
后来与亲家母说话，母亲知道女儿每次行房后都会呕吐，有一次还呕在床上。亲家母虽然没再说什么，母亲却是羞惭不堪。她又是吓又是劝，与女儿一起研究《新婚必读》，吃肉苁蓉、胎盘，效果并不明显。母亲走投无路，找了个信人求告，却不知这妯娌听时满脸焦灼，传闲话倒眉飞色舞。不几日，一座县城都知道此事。朱丹丈夫陈晓鹏受不住眼光，跟一个农校实习生好上，证据确凿，情节恶劣，朱丹和母亲却不敢闹，倒是那女孩子来到朱家门前叫阵。母亲走下去连抽她三耳光，被推倒在地。母亲便打电话叫派出所所长将女学生带走，关够二十四小时。
事实证明，母亲当初替朱丹选这个丈夫是对的。虽然从无一夜得到欢乐，也总是被教唆离婚，他终究还是像绅士一样护住婚姻。逢年过节，他一手提着很多礼物，一手拉着朱丹，来到朱家。他跟朱家去祭祖，很多事情办着也是向里的。在社会上，他和和气气，人们见多鼻孔朝天的人，见到他这样又有面子又不傲的，总是格外亲热。母亲第一眼看上他时就觉得儿子朱卫不争气，现在看着仍充满慈爱。母亲感恩于他顾大局。
朱丹产子后，母亲松下气来。一个身高一米五七、体重八十斤的人，几乎是刨空身体，为陈家生下一个六斤三两的儿子，怎么也说得过去吧？亲家母要的本来就是香火而不是做爱，现在得到了，家庭便从风雨飘摇进入平衡，甚至比本来就恩爱的家庭还要平衡。她们达成默契，只要陈晓鹏不带女人回家，怎么都好。她们可以围绕新生儿分配好角色和任务：
妈妈、奶奶、外婆。
喂奶、换尿布、带他睡觉。
可是，孩儿一过哺乳期，朱丹又呆滞起来。不但呆滞，还加了惊恐。有时坐着坐着，突然中蛊，捂着胸大口喘气，额头出许多汗。“丹丹你怎么了？”朱丹却是站起，抓过包要走。“你去干什么？”母亲问。
“回家。”
“这不是你家吗？”
她猛然站住。
“你这是怎么了？”
“我快要死了，”她焦躁地说，随即又补充：“死不了的，你看，只是突然有点不舒服。”
这症状每隔几日来一次，有时一日来几次。母亲盘问不出来，失了眠，便幻听到楼上有男性脚步声，来回走几趟消失了。母亲自恃身正不怕影子斜，摸索上楼，在楼梯口摁亮开关，却是什么也没看见。角落摆放着她和朱庆模结婚时的家具，还有一张四脚床。
“老朱，老朱。”她叫唤数声没人应。
母亲再不敢睡，开大电视，吵了自己一夜，次日便让保姆陪住。当嘴角长胡子的保姆在客厅打起呼噜，她感到从未有过的踏实。以后她带着朱丹去坟前祭祖，庙里烧香，那声响便再未来过，女儿却仍心慌不止。
曾有一次，女儿像是下定决心，自言自语走进厨房。母亲问：“丹丹来做什么？”她又呆傻回去，拼命摇头。
“你来厨房做什么？”
“我不知道。”
“丹丹别怕，有什么事就跟妈妈说，”母亲口气软和起来，朱丹痛苦地看了一眼，落下眼神，“别怕孩子，你说，说什么我都不怪罪你。”朱丹却是回客厅了。母亲关掉煤气灶，走过去，罕见地捉住女儿的手，说：“你不说怎么能治病救人，我们有病治病，有身体病治身体病，有心病治心病。我们妇女都有这样那样的病，又不止你一个。”
“没事，你看孩子都生了。”
“是啊，孩子都生了。这就说明你什么问题都没有。”
“都有下一代了。”
“是啊，那就别想了，越想越想不开。”
母亲也就如此了。后来她去找亲家母，亲家母找来陈晓鹏，说：“以后别出去花心了，成何体统。”母亲说：“也别说晓鹏。就是都是夫妻，夫妻应该有夫妻的照应。”
“晓得的。”
后来陈晓鹏至少在样子上过得去了，接送朱丹下班，夜晚也搂她肩膀睡，可后者并无起色。即使是吃阿普唑仑、百忧解，也不见效。
终有一天，母亲带着朱丹去省城看心理医生。那医生说：“深呼吸。”朱丹做了几分钟深呼吸，果然头晕脑涨，立足不稳。
“是不是感觉就要死了？”
“是。”
“怕不怕死？”
“怕。”
“在死之前，你给我做一件事，背着双手，蹲下去，朝前跳一步。”
朱丹有些错愕，母亲说：“让你做你就做。”朱丹背着双手，蹲下去，像青蛙僵硬地朝前跳了一小步，引得医生哈哈大笑。他说：“你觉得一个快死的人还能跳远吗？你见过吗？”母亲跟着笑起来，朱丹看着母亲也笑起来。“什么事都没有。”医生说。
“是啊，一向都是疑神疑鬼的。麻烦医师再开点药。”母亲说。
“开个屁。我跟你说，你女儿的病就是自己暗示自己。身体一不舒服，比如呼吸急促，胸闷——这是多么正常的事啊——就觉得是死亡的征兆，因此惊恐。惊恐得越厉害，她又觉得要不是快要死了，怎么会如此惊恐？死个屁，死人能跳远吗？”
后来母亲琢磨了几天，看见朱丹便恶毒地说：“死个屁。”女儿便低下头。可这也只好了半个月，朱丹有时走着走着，瞧见没人便弓着身子跳一步，次数多了便成强迫症。
此事久了，便由痛苦而厌烦，由厌烦而麻木，慢慢变成生活永恒的一部分。只是到退休那日，睹万物萧条，母亲才忽然意识到女儿比自己老得还要彻底。以前看女儿，觉得今日与昨日并无区别，这一天却像是多年后重访，诧异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已像薄雪盖煤堆，灰白一团。
“你怎么不去染染？”
“染了前边是黑的，发根长出还是白的，更难看。”
你还要活很久。母亲想，开始跟踪女儿。女儿总是目不斜视，像鹅，撇着双手沉闷地走。母亲有些不齿。女儿自打第一次骑车摔倒后便不再骑，现在满街妇女都骑电瓶车，只有她走路，搬什么都搬不了，像个文盲。女儿早上从夫家走到单位，中午从单位走到娘家，傍晚从单位走回夫家，既不理会人，也不被人理会。没人知道折磨她的人或事是什么。
由她去吧。有一天母亲意识到这样的跟踪早已被察觉，便朝回走。她边走边抹泪，后来索性坐在路边水泥台阶上，看红尘滚滚。这些，那些，去的，来的，欢快的，悲伤的，一百年后都不在了。这样痴愣许久，她见着女儿坐出租车一驰而过。她迟疑片刻，像被什么弹了一下，趔趄着下到马路，拦住下一辆出租车。女儿若是出门办事，定会有公车接送。打电话至办公室，果然说是回娘家。方向却是反的。
那辆车出了城，驶过六七公里柏油路，转进村道，穿越一大片油菜花地、竹林和池塘，到达一座唤作二房刘的村庄。放眼望去，村舍鳞次栉比，贴着瓷砖，装铝合金窗，各有三四层，唯独女儿轻车熟路去的这家只有一层，仍是青砖旧瓦。女儿像是溶进黑洞那样走入大门。大概也只五六分钟，她又出来，后边跟着一对老人。老太太矮小，笑着，真诚地看着她，老头儿骨瘦如柴，只剩一张黄黑的大脸，眉毛、鼻孔、嘴角紧扣着，正将巨大的左手搭在老太太肩上，努力将右腿拖过门槛。
“爸，妈，不用送了，好好休息吧。”
那老太太便回头说：“死老头，小朱跟你说再见呢。”女儿又走上前，捉住老头儿瘫痪的右手，唤了一声爸，细声交代几句，他那原本像一块块废铁焊死的脸便忽然开放，露出全身心的笑。“要得，要得。”他说。
中午，母亲坐在餐桌边，看见女儿上得楼来，像上演哑剧那样，换鞋，放包，上卫生间，洗手，择菜，淘米，收拾茶几。她既不问母亲为什么不做饭，也不想知道保姆去哪儿了。她说了多少年的谎，骗了我多久啊。母亲心下闪过一丝恐怖，阴着脸坐着一动不动。女儿后来终于流露出惶恐的眼色。
“把碗放下来。”母亲说。
女儿的身躯明显震动。接着她听到母亲说：“给我。”她惶惑地望着，将茶几上的鸡毛掸子递过去。母亲指着她说：“告诉我，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干什么。”
“没有？”
“没有。”
“那你怎么叫那中风老头叫爸？”
“我没叫。”
母亲举起掸子劈下女儿匆忙躲开。“跪下。”女儿便扶着桌沿转圈，像是快要哭了。“跪下，死东西，我叫你跪下呢。”女儿不肯从命，母亲便举着掸子四处追打。此时朱卫恰好归来，说：“打什么，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打，打得还不够吗？还不嫌丢人吗？”母亲便说：“你问她，问问清楚，她外边是不是有一个野老公？”
“没有。”
“还没有。”母亲又打将下去，女儿却是仰头挨了。母亲便不再打，只见女儿委屈地抽动鼻子，哭哭啼啼，取过包要走。母亲捉住，说：“别走，今天说清楚，不说清楚，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女儿挣脱不开，便恼怒地说，“还不是因为你。”
却是因此，母亲知道自己当年拆散了一对鸳鸯。当时她只当提个醒，却不料真的拆散了。她曾毫无来由地教训女儿：“你喜欢一个人时一定要想清楚。你只有一生，就像只有十块钱，一冲动，就花出去了。你脑子就是容易发热，喜欢听花言巧语。记得，你不慎重对待人生，人生也绝不会慎重对待你。”后来朱丹的表姐妹带着男人来做客，个个穿着文雅，举止得体。“你看看他们，要么家赀万贯，要么父母当官，一说起来多有面子。”母亲说。
朱丹寻思母亲看出端倪来了。她背地里和同学谈了三年恋爱，那人退伍后到亲戚的电池厂当销售主任，叫起来刘主任刘主任，颇是好听，却终究还是农业户口。“不过，无论如何，那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决定的，我不可能没有任何感情，”朱丹说，“现在想起来，我要是跟他过，苦是苦了点，也会比现在好。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那你当时怎么不说？”
“我敢说吗？”
“你就是处处寻思和娘作对。你想想，要是我死了，不存在，不干涉你了，你还会要他吗？你愿意和这样的人过一生？”
“那至少也比现在强。”
这时朱卫插了嘴：“丹丹的想法我理解。可是，天下执政党总是吃亏的，一等在野党变成执政党，你就会明白，它们连前任都不如。政治不可靠，男人也一样。你跟那人过得下去，我不信。”
“不是这回事。”朱丹说。
他们却是因此又知道朱丹还曾经历一个恐怖的夜晚。那时距离她与陈晓鹏结婚只有半个月，母亲出差，父亲陪同前往旅游，而哥哥则在医院照应妻子，偌大新居只剩她一人看守。她像只兔子，一回家便将门锁死，试图让自己相信男友刘国华并不知情。但后者还是在酒局上听到了，“你的女人和别人拍婚纱照了。”
那众人的目光像是巨大的气体，推着刘国华朝险地走。“算了吧。”一个朋友说。
“算什么。”
他取过蒙古刀，走向朱家。据说他们炸开锅，除了一个人思前想后报了警，剩余人都骑摩托车逃回了家。值班民警说：“口头犯罪不算犯罪。”
“难道要等他把人杀了才能算？”
“理论上是这样的。”
那当过特种兵、身高一米八的刘国华凭着一股戾气走到护城河，像野狼一般嘶喊许久。那四周原本有灯火的便都熄了，朱家的那盏也在犹疑中熄了。此时，刘国华的真气已一而鼓再而衰三而竭，他用手拍打防盗门，啼哭起来，“丹丹，你开门呀，我的心被割得痛死了。”
这一两小时，朱丹脑袋一直嗡嗡作响，只觉得无法解脱，人间所有的不快与折磨都涌上来，就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打，就像自己躲在逃无可逃的角落，而猛虎不停用利爪拍打脆弱的栏杆。她想撞墙，想有一把手枪对准太阳穴，射进去子弹。她想要通透，一种光明的通透。“我快要疯了，”她对母亲说，“我没办法。”她打开门，刘国华滚进来，抱住她的脚。他除开哭只会不停地问：“为什么？”
“我妈不同意。我跟她解释了几年，没用，她不同意。”
“那你还爱我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不知道啊，”刘国华拍打着桌子，眼泪汩汩而下，“分明是你自己不要我了，你嫌弃我了。”
“我没办法。”
随后她又说：“我想过办法的，对不起。”
“你嫌弃我。”
“我没嫌弃。”
“那你怎么还和别人结婚？”
“人总是要结婚的，我年纪大了。你别说，你听我说，我等过你，你总是说你会赚钱，你赚的钱去哪里了？你造的房子在哪里？你难道要让我嫁到二房刘去？”
这是分手的好时机，刘国华连口说好，好，就飘到楼下去了。她未曾想如此轻松，出了一身汗，跟下来。他一出去就关门，这是她期盼的，但她强撑着倚在门边目送他，以示并不绝情。
“不行，我还是爱你，”刘国华从黑暗中走回来，“我根本没办法克制自己不去爱你，离开你我完全活不下去。”后来他像疯子一意孤行。他找到一个新的武器，那武器挥舞起来是如此自如，以致让他的软弱得到隐藏，同时也让他所有过分的要求得到尊重。
要么你死，要么我死，要么一起死。
“你知道吗？你让我感到害怕。”她摇头晃脑起来。
“我不管。”
起初他像是在表演，后来便彻底陷进去，“搞死我吧，只有这办法了，你看，我根本克制不了对你的爱情。”她去厨房给他倒水，出来时，看见他极其夸张地回到悲伤状态，便完全克制不住嫌恶。她说：“喝口水吧，别说那些傻话了。”他一饮而尽，以一种动物般无声而可怖的眼神看着她，说：“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喝多了。”
“你到底爱不爱我？我问你呢。”
“不爱，”她突然进入到罕见的平静中，说：“我告诉你，我不爱你，永远不爱。这辈子不爱，下辈子也不。你就是将我杀了，我也会这么说。”
“你以为我不敢吗？”刘国华抽出刀子说。
“那就来吧。”
她闭上眼。在那分外寂静的等待中，她像烈士，被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主感包围，她说：“来吧。”刘国华便绝望地嘶吼，他表达完对自己以及对方的眷恋后，猛然一刀刺向自己手掌。
“你干什么？”
“滚开。”
那野兽往下便像个出色的行刑人，先后在自己肚皮、胳膊、膝盖以及额头画起线来，初时只觉那线突然变白了，接着便有一排鲜红的血珠窜头窜脑冒出来。“你要干什么？”
“滚开。”
在她错愕时，他又喊了一声：“滚开，你这婊子。”她便眼见着他将左手食指置于桌面，像切菜那样切下来。然后他说：“我就是要让自己记得，我将身上弄出这么多疤痕，就是要让自己记得。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对你心软，我让这些疤痕替我记着，我和你有深仇大恨。从今天起，我们有深仇大恨。”
“我保证，有一天我会回来清算你。我什么时候都可能回来，我可能搞坏你，也可能搞坏你父母、老公，还有孩子，可能搞死也可能搞残，可能搞一个也可能搞全部。搞一个还是搞全部，搞死还是搞残，全凭我的心意。我会等你长成一颗大桃子，再来采摘。我说到做到。到时就是你求我，我也不会原谅你。我以这根指头发誓，我永远不原谅你。”
然后他永远地消失了。
朱丹因此呆滞了。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婚礼上惊恐不定，她不时张望门口，总是缩在父亲身后，一旦程序走完，便快速走回房间，锁上门。当时大家只当是羞怯。“我怕他来泼硫酸，”她对母亲说，在后者将她纳入怀中时，她号啕大哭，“孩子生下后，我怕他突然蹿出来，将他夺下来摔死。这些年，他就像一块钢板塞在我脑子里，让我不得安生，妈，我就像站在孤庙，雨地里到处是马蹄声，我转着圈儿，不知道危险会从哪里来。我怕。”
“别怕，我会救你的，我这就来救你。他来过么？”
“没。他消失了。我一度想，他当时只是虚张声势，时间终将会改变一切，时间会让他的愤怒消失。甚至我以为这威胁本身就是恶作剧，恶作剧就是目的，他依靠这个来惩罚我。这个国家毕竟还有王法。他吓吓我，吓得我过不下日子，他的目的便也达到了。但正当我这样想时，他托人从外地带来一只包裹，那里有一只塑料袋，袋沿滴着透明的黄油，袋内装着一只发霉的手指。那是他剁下来的食指。”
“他就要回来了。”
尽管不太相信这说法，母亲还是在盛怒中召集本族在街上的人，杀气腾腾地去了二房刘村。“刘国华呢？刘国华在哪里？”他们在这青壮年都出外打工的村庄呼吼，找到那矮小的房屋。老头儿照例用左手扒住老太太的肩膀，拖着残废的右腿出来。
“你们算什么东西？”母亲说。那老人嘴角瞬时流出一摊水，说：“说些什么呢？”
“她说，国华害了她女儿，”老太太说，接着又对母亲说，“你们也要讲良心，我们世代都是农民，我也知道你们是城里人，他们俩没好上，我们从来没怪过姑娘，不是一个条件。”
“什么不怪？你儿子说要杀了我女儿。”
“不可能，我儿子那么老实。”
“怎么不可能？”母亲使了疯，大声嚷起来，只见那老头儿眼中滚下一颗珠子大的泪水，强忍着说：“你们走啊。”
“走什么走？我今天特为来告诉你们，我朱家就没怕过谁。”
“走啊。”
“我只是来告诉你们，我女儿这些年到你们家来，求你们，讨好你们，好让你们儿子回心转意，不要祸害她。她值得吗？你们配吗？你们哪一点配得上她的讨好？”
那老头儿怒得不行，颤抖着从随身包里抓出玻璃杯掷过来，却是在距母亲还有一米时掉下。老太太马上大哭，“人都死了啊，都没一个人出来做主啊。”母亲倒不怕什么村人，就怕人家又要中风了，强上几句嘴，便镇定地钻进车里，一溜烟回得县城。她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二话没说，将刘国华申报为追逃对象。
又过去两年，风平浪静。母亲吃了往日好用强的亏，在老年生活中落了单，被一个练功团队召去，每日傍晚大力鼓掌。一日用力过猛，顿悟，这世道原来是吃人世道，从此便难清醒。她又偏偏是无神论出身，因此能在表象上自控，一时使外人不能察觉。只是那疯癫像肥肉，时常勾引着她心甘情愿地走，一不朝前走，便如万蚁钻心。
那朱卫见情况如此，回家便少了。人们只道闺女是小棉袄，见着朱丹每日仍归来。母亲开始无休无止地折磨保姆，比如怀疑投毒。那保姆嘴角长胡子，大字不识一个村姑，哪里受得了这般侮辱，卷起铺盖要走，被朱丹拉住，加了两百元工资。朱丹说：“三姑，你好歹在这里服侍八年了，就当她是个小孩，作弄她吧。”那保姆一听，心软了，后来还能开玩笑：“老怪，你说我下毒，我要下毒早就下了，轮不到今天。”
母亲说：“哼，你先吃，你下毒先把你毒死最好不过了。”
保姆便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然后她们在宅子里旷日持久地玩游戏。母亲总是出其不意在角落放上画过奇怪图案的人民币，装作忘记了。保姆总是将它们收集起来还她，她便蘸口水一张张地点，要是少了，便大叫：“我早就知道你是个不诚实的东西，你就这样贪心，连主家这点钱都偷。”保姆便打电筒去找，不久便真找到五块钱。
却说一日，母亲灵感来了，怀疑保姆将农村的亲人接来住，便闲不住，四处搜寻。她从一楼翻至四楼，一无所获，便去了阁楼。通往那里的楼梯又窄又陡，她是单手扶着脑袋走上去的。她一打开锁，便见里边灰蒙蒙一片，一只壮硕的乌鸦扑棱棱飞出窗户。
两只用不干胶粘得严严实实，又被包装带捆死的木箱躺在那里，暗红色的油漆尚未剥落。看得出来，它时刻等待被搬走，却像是不幸的孩子被永久遗忘。母亲抹抹盖上的灰，心说：“我可是从来没整理这两箱东西。”
她下楼找保姆，没找着，便提着剪刀上来，撕裂不干胶，剪断包装带，将箱盖揭开。一股陈气几乎将她熏翻。接下来她所见的，让她痴愣。她先想到保姆父亲是宰牛的，接着判断这绝不是动物尸骨。她感到有意思了。这时，在她囫囵的脑海中，有两件事正相向而游，游到一块她就明白了。
尸骨……女儿！
但楼下此时正好传来保姆爽朗的笑声。三姑你还笑，你干的好事，你杀了人，还藏尸在此，坑害我朱家！她跌跌撞撞下楼，手翻笔记本，找儿子朱卫和女儿朱丹的电话号码。朱卫的手机一直没人接。朱丹的手机也一直没人接。第二次拨打时，朱丹已关机。母亲便在一阵强似一阵的恐惧中下楼去，走进光明的中午。她穿过护城河，走进知书巷，就快要撞着女儿了，却是侧身转进侧巷。兹事重大，她抄近路向城关派出所去了。而朱丹走完知书巷后，走过护城河，和社员饭店老板交锋几句，便走到家门口。慵懒的保姆提着毛线及时闪现出来，谄笑着说：“丹丹回来啦？”
“我妈今天怎样？”
“还不是老样子。”
“我看她跑出去了。”
“不怕，她会跑回来的，她怕我偷她的东西。”
果然不久，母亲高叫着“别跑别跑”，带一伙警察跑来。这事有诸多蹊跷处——疯子报案从来没人理，即使那老所长是她一世情人。他们从初中好起，没牵过一次手，拥过一次抱，亲过一次嘴，却像世间最亲的兄妹，一向都由他来忍让、迁就她的骄横。这天她啼哭着猛然跪下，所长便老泪纵横，“如果是儿戏，就当是陪你儿戏吧，反正我也早退居二线了。”他带着一名警察和两名实习生走进朱家大宅。上楼梯时，他们看见朱丹正汗如雨下地朝下走，便一起退到转角处，让她先下。
“丹丹你这是怎么了？”他问。
“没事。”
她凄苦地笑着，扶着栏杆软绵绵地走。大约十分钟后，那四员警察在查看现场时茅塞顿开，争先恐后朝下冲，其中一位还拔出枪。他们看见朱丹刚走到桥边。这十分钟啊，她只走了十米，她的脚就像粘着巨大的口香糖，她就像在噩梦里那样无望地逃跑。
“我们发现死者的西服里有刘国华的名片，他是不是你的初恋？”
“是。”
“他死了多少年了？”
“十年。”
据说在朱丹被铐起来时，母亲突然清醒了，她扑在女儿和警察之间，以极其正常的语言嚎叫：“是我干的，是我干的。”
“是我。”朱丹说。
那老所长几乎像拎一只兔子那样将她拎开了，她便抱紧他裤腿，大叫：“是我杀的，我一刀一刀地杀，一刀一刀地剁，我将他剁得稀巴烂。”
“是我。”朱丹说。
此后母亲便像扎进没有终点的深雾，再没正常过。她曾经去看守所门口守候，但并不知道守候的是自己的女儿，是保姆牵着她去的。当囚车驰过时，朱丹透过铁窗，看见母亲甚至在笑，只是这笑容平淡而遥远，像是彼此没有任何血缘上的联系。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县城，甚至整个地区，每天都有许多人插着裤兜，来朱家门前，仰着头参观，有的人还掏出手机拍照。刘国华的亲属早就在这里贴满“血债血还”的标语，也拉上了横幅。母亲这时就像是他们中的一个，好奇地看着每一个细节，有时还用手抚摸白纸，用脑海里残存的对知识的记忆，念出一些字来。
案件在地区中院审理。出人意料的是，陈晓鹏忽然不顾母亲的指责，动用父亲及自己在政法系统的一切关系，替朱丹运作了起来。他请来一位名贯三省的大律师，那律师在法庭上只一句话便使审理进入僵局：
“死者系服食大量安眠药自杀。我的当事人在死者昏睡后，探了他鼻息，才知他已断气。在慌乱中，我的当事人将他拖到床底，藏好。后来出于害怕，将他分尸，试图扔走。如按照现在的刑罚，她构成侮辱尸体罪，但在当时，法律并未规定这一罪名。”
“胡扯。”
那本来就已闹过事的刘家亲属，在旁听席上鼓噪起来。法官这时敲打木槌，用一种长辈人的慈悲问：“被告，是不是这种情况？”
朱丹转过脑袋，看见刘国华的母亲正揪着一团白手绢，捂着唇鼻哭泣。哭着哭着，她用右手拇指和食指捉住鼻尖，清脆地擤下鼻涕，然后继续歪头歪脑地哭。在她大腿上有一张缀着白花的死者遗像。在意识到朱丹看她后，她站起来，大声说：“可恨这女子，这些年来总是到我家来，不是骗我说儿子在广东，就是骗我说儿子在福建，说是我儿子一定要赚可以买下一个县的钱才肯回来。你骗了我们多久啊，你这个骗子。”
朱丹说：“对不起。”
接着她转过来，对法官说：“我现在呼吸平稳，神态放松，医生说得对，当我转身面对恐惧时，恐惧便也如此。”
此后，公诉人要求出示证物。那两箱子白骨便被抬来，其中一只下肢还套着皮鞋，多数骨头被当众剁裂，裂口像开放着的喇叭花。“可以想见当时用力之猛。”公诉人说。
“这并不意味什么。你并没有证据表明此案系他杀。”律师说。“我们有被告总共八份供述。”
“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而轻口供。”
“被告，你自己怎么看呢？”法官这时又慈悲地说，他的态度引得旁听席上一片震动，一伙由刘家邀来的亲友拍起桌子来，纷纷批评起这世道来。却是这时听到朱丹说：“我要说是我杀的，你们就会判定是我杀的；我要说不是我杀的，你们也就很难判定是我杀的。我如今要说，是我杀的。”
“你们可以知道，我家地板上有一块划痕，那是他皮鞋蹭的。你们可以看见他的鞋跟有蹭掉的痕迹。那是我勒死他时，他的脚在本能地往地上蹭。他喝了我泡过安眠药的茶水，睡过去了，我扯下电话线，缠住他颈部，勒死他了。当时他的脑袋靠着我这边肋骨，这块肋骨现在还痛。”
“人是我杀的。没什么好说的。你们刘家提出要赔偿，我这些年一直在积，积了有七万，算是对你们的补偿。”
她说完后，现场一片安静。那刘母举起遗像，想说却不知道说什么，便摇晃着它。“别让我看到他，恶心。”朱丹说。在处决她前，她写了一封简短的信，说：晓鹏，你一定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一直就在爱你。我们的儿子属于你。
她在牢里一直跪着，死命地闭着眼，就像枪决在即，但最终她是被注射处死的。
选自《当代》2012年第3期
杀人案背后的“户籍”命运——评阿乙的《阁楼》
林霆
阿乙是近几年崛起的新锐作家。由于他小说的题材多是“大案”“要案”，所以阿乙给人的一般印象是，五年警察经历，造就了他。但是，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他做过警察，而是在这份令小镇人羡慕的正式工作中，他感受不到稳定带来的幸福感和权力所带来的优越感。他在案件背后看到的，都是法律所不能解决的人性问题和制度问题。案件当事人的情感纠葛、制度缺陷造成的人间惨剧，唤起的是他对于身份的羞耻感和无法改变现状带来的窒息感。真正成就阿乙的，是他自己的内心。
《阁楼》源于一个真实的案件，它被称为“慈溪白骨案”。一个母亲在家中阁楼发现了一箱白骨。警察调查的结果是，她的女儿杀死了初恋男友，并藏尸于阁楼。其实杀人原因很简单，就是当女儿要嫁给“门当户对”的结婚对象时，出身农村且是“农业户口”的初恋男友百般纠缠、以死相逼，最终使女儿痛下杀手。
案件的杀人动机，触动了作家敏感的神经，创作的起点就源于此。
“农业户口”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以及目前的大多数地区，仍然意味着没有国家保障、无法进入政府的福利体系。“农业户口”几乎就是既贫且贱、低人一等的代名词。农业户口带来的身份的羞耻感，也曾经纠缠阿乙多年，也让阿乙的母亲愧疚不已。因此，《阁楼》的核心所向，就是“户籍”命运。虽然阿乙曾经一再表达自己对于政治的漠然，声称小说“展示的不是户籍制度它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我展示的是一个农业户口他的命运”。但是小说原本就是用人来说话，用人的命运来传达民族的甚至人类的命运。所以，当作家指出一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制度来源时，他就不可避免地介入到政治中，并用正义所赋予的力量强化小说的艺术魅力。
事实上，《阁楼》的这一主题被包裹得非常严密。小说用庞大的篇幅描写了女儿的婚姻关系和她与母亲的关系。我们看到了一个温顺地接受母亲所做的婚姻安排，婚后又患有性冷淡的女人。她神经兮兮、疑神疑鬼，每天的生活路线固定单一，但偶尔却行踪诡秘。接着是母亲的精神障碍，出现幻觉并伴有迫害妄想症。还有一些伏笔，比如那个很少有人上去的阁楼、家门口的臭水沟。还有女儿常去一家农户，并称那两个老人为“爸妈”的古怪行为。非常罕见地，女儿也说过，当时如果嫁给那个初恋男友，总比现在要强。因为多年来，她都遭受着前男友的死亡威胁，他说过要毁掉她的一切。看起来，受害者是这对已经出现精神问题的母女。
然而，当母亲打开阁楼上的箱子后，事情突然急转而下。初恋男友浮出水面，这个从未出场的男友，才是小说真正的主角。十年来，他静静地躺在阁楼上，用白骨不断地折磨、惩罚、否定着那个女人。而他的死亡，就因为爱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人，他无法改变的农业户口毁掉了他。原来一切都在作者的掌握中。
小说的叙事极富耐心，作者有意让故事枝杈横生，从头到尾都伴有丰富细节的缠绕，这使得它的故事远离了案件回顾式的讲述，而变得饱满充实，令人遐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