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上世纪60年代中国人“腰斩黄河，兴利除害”豪迈典范的三门峡水库，如今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
在日前结束的全国政协会上，全国政协常委、陕西省政协原主席安启元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三门峡水库立即停止蓄水发电，以彻底解决渭河水患，该提案得到多位在陕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签署。同时，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郑粉莉、刘华国等四位陕西代表也将向大会提交《关于请求国家采取综合治理措施解决陕西三门峡库区防洪问题的议案》。
陕西人大、政协代表如此关注三门峡水库的原因是其多年来给陕西造成的痛苦。尤其是2003年一场特大洪灾突然降临陕西渭河流域，在洪水肆虐之下，20万人被迫撤离家园，大量农田村庄被淹，是渭河流域5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
小水酿大灾
2003年8月下旬，陕西遇到了全境范围内的降雨，短短10天之内，陕西就有50多条河流发生洪涝灾害，发生地质灾害300多起，67个县，近500万人受灭，3条国道、10条省道、3条高速公路、西康铁路的交通运输一度受到威胁甚至中断，一场空前的生态灾难突然降临在三秦大地。
这场洪灾从8月持续至10月上旬，陕西全省连降暴雨，渭河流域洪涝成灾。据统计，这场洪灾造成陕西全省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农作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经济损失达80多亿元。
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报告称这是“5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水位高达342.46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渭河流经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等陕西重镇，这里集中了陕西64%的人口、56%的耕地、82%的工业总产值，渭河在这些因素的衬托下显得十分重要。渭河流域原本灌溉技术发达，罕有大规模水害的历史纪录。
有水利专家指出，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每秒37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三五年一遇的洪水流量，却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灾，这是典型的“小水酿大灾”。
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分析认为，小水酿大灾的重要原因在于三门峡大坝：三门峡水电站为了发电，水库的蓄水水位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上游地区特别是陕西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严重。渭河上游的泥沙流不到黄河下游河道，导致渭河的河床抬高，从而导致渭河一发洪水就冲出堤坝的情况出现。
陕西省原政协主席安启元在自己的提案中提出，三门峡水库蓄水，潼关高程居高不下，是造成河床淤积抬升、渭、洛河顶托倒灌的主要原因。由于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在黄、渭、洛三河汇流区的潼关断面出现了阻水性的“拦门沙坝”，致使渭河河道高差比降减小、冲刷动力减弱、过洪能力萎缩、洪水流速减缓、演进时间拉长，从而出现“大量泥沙不断沉积，潼关高程继续抬升，干支流相互顶托倒灌”的恶性循环；而三门峡水库高水位发电运行，是造成潼关高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三门峡建成初期的两次高水位蓄水使潼关高程抬升4.6米，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当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2003年10月初，渭河洪水一退，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牵头组织28名水利专家及高级官员对渭河进行勘查调研，两天后在河南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研究会”。
索丽生在会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陕西之痛
三门峡大坝在立项之初就曾遭到陕西方面的反对，当时许多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力陈这一工程对陕西的负面影响。
学术界也有反对的声音，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水利专家黄万里和电力部水电总局的温善章。黄万里教授提出自己对在黄河干流上建坝的认识：由于黄河的多泥沙性质，大坝建成后，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届时不但不能发电，而且还要淹掉大片土地，“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但由于种种原因，1955年夏天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最终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
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基本建成并开始蓄水。仅仅一年半后，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潼关河床抬高4.5米。渭河两岸开始修建堤防，渭河慢慢变成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年年减产；而且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1973年河道淤积延至临潼以上，距西安只有14公里，开始威胁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此外，在建设三门峡水库时，陕西舍弃了2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从被称做是陕西省“白菜心”的关中平原先迁宁夏，后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几经磨难，饱受迁徙之苦。时至今日，三门峡水库仍影响着国家对陕西渭南市重大项目的布点，影响着招商引资的环境和渭南中心城市的扩展，给陕西省遗留下了复杂和繁重的库区防汛抗洪及移民的生活保障问题。
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对三门峡水库的不满和争议仍时常出现。
在2003年10月水利部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近40年，矛盾的发展完全是三门峡水库过多顾及下游利益而运用不当造成的。”
三门峡水库从建成起就伴随着质疑和争议，而在这些质疑和争议的背后，则是地方与地方、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利益冲突。不同的利益诉求，使三门峡水库的出路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尴尬出路
三门峡水库从规划起就一直存在的上下游利益的对立，这也成为解决三门峡水库问题的纠结点。
据了解，此次安启元等委员在提案中明确提出停止三门峡库区蓄水发电，尽快实行空库敞泄排沙，从根本上消除洪灾隐患。建立黄、渭、洛三河及南山支流集中统一的防洪管理机构，改变黄河水利委员会、陕西河务局、三门峡库区管理局和地方政府在防汛问题上存在的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体制。
尽管敞泄被认为是降低潼关高程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也存在很大分歧。据悉，在敞泄问题上，水利部曾委托清华大学、中国水科院、黄委会、西安理工大学等四家制作冲刷模型，以测算如果实现敞泄，将会对降低潼关高程起多大作用。
但四家单位的模拟结果差异很大：西安理工大学数据最高，五年降低3.5米；黄委会的数据最低，仅降低1米。
潼关高程被认为是黄河上游水情安全一个关键指标。通常而言，泥沙淤积得越严重，潼关高程越高，上游特别是其最大支流渭河的水情也就越危险。水利界普遍认为，三门峡大坝的改建产生了很好效果，特别是1973年的第二次改建，在连续敞泄四年之后，运行方式变为“蓄清排浑”，利用汛期洪水冲刷潼关淤泥，从而使潼关高程一度由328.4米降至326.6米，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趋于稳定。
但在1986年之后，潼关高程则又迅速抬高，目前已经超过了1973年改建之前的水平。西安理工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泥沙学专家曹如轩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三门峡水库的运用不当，“光顾着发电，不顾上游安全”。
而从目前三门峡水库的情况来看，别说废弃，就是全年敞泄也有很大压力。
有专家认为，若三门峡水库真的实现全年敞泄，水位大跌后，库区形成已久的供水、灌溉链条就会中断，而且三门峡水库运行40多年来，已经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水库滋养着一个百万人口的三门峡市，那里的农田、果园、生态，甚至局部气候都因它而成，如果简单地废弃三门峡水库，又会打破现有的平衡，可能造成新的危害。
上下游利益的博弈，使得决策层难以在短期内作出决定。据悉，在2003年10月的郑州会议上，索丽生指出有必要对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进行调整，三门峡水库的防洪、防凌、供水等功能可由小浪底水库承担。
郑州会议后不久的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再次会同中国工程院在北京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的运用方式”方案在会上依然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无论三门峡水库最终命运如何，重提三门峡问题的意义，不仅仅是简单的否定，而在于怎么看待并尽量避免，在于怎样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的论证制度，让决策更科学，让三门峡水库的尴尬不再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