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宾：安启元（全国政协常委、地质专家；原中纪委常委、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曾任石油部地球物理勘探局局长、国家地震局局长；195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
特约策划主持：马毅颖
有关三门峡的材料在案头已经摆了近三个月，那是两会上中共二组的一个热门话题。不知是不屑于媒体的炒作，还是它背后的沉重，抑或是“废”“留”之争的敏感，迟迟不得下笔的原因，似乎更多是在等待。如今，一个超越了三门峡生死的结果，立意于一个更宏观、更系统的《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工程，终于破壳而出，评判三门峡，不可断然以是非而论；解读三门峡，却是为了温故而知新，不要说三门峡已经“死”了，看着那些大干快上的项目，活现早年三门峡的影子，所不同的是，一些大有失控之势、不管不顾的项目，却少了当年三门峡受制于技术与经济发展低水平的客观理由和特定的政治氛围。早衰的三门峡，或许用不了多久会成为一个经典案例被人们咀嚼，而它更多的还是在提醒我们，规律就是规律，它不应该也最终不会被什么人或什么政治风向所左右，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如今，生态环境迅速恶化的消息不绝于耳，从“人定胜天”的狂热到“科学发展观”的反思，我们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和惨痛的代价，倘若稍不留神再造出些新的“三门峡”来，必是用不了多久就会遭到天谴的！
马毅颖：在40岁以上人们的记忆里，三门峡是个响亮而且富有标志性意义的名字，40多年来，见诸于教科书和传媒的都是溢美之词，从未有人对它的隐患进行公开讨论。但是您却在2000年就开始在两会上呼吁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消除渭河上游水灾隐患的问题，不但引起了代表们的重视，还直接促成了曾是三门峡工程技术负责人的中科院院士张光斗、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组织50多位著名水利专家的数次实地论证考察，考察的结果是他们也都加入了积极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的行列。可是直到去年陕西渭河特大洪灾之后，主管部委负责人才第一次公开承认渭河变成悬河的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而在今年“两会”上，一边是20多名陕西政协委员继续提交了《关于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的提案》，另一边却是30多名河南人大代表提交了《合理利用三门峡水库的议案》。考虑到您多年担任陕西省的主要领导，后来又领导了这个项目的论证，这难免有人把三门峡的问题看成地方利益之争。
安启元：三门峡水库有它的历史功劳，但是自从小浪底水库建成后，它的隐患日益突出。事实最有说服力，你注意一下关于去年8月24日陕西渭河特大洪灾的报告。这次暴雨洪灾历时之长、范围之广、强度之大，是陕西省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情涉及全省多个市县，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9.3亿元，成灾人口441.18万人，渭河沿岸地区紧急转移安置受灾人口67.3万人。倒塌房屋19万间，损坏房屋近47万间，上千万亩农田被冲毁、绝收，关中平原200多平方公里被洪水淹没。洪水还引发了大面积山洪、滑坡、坍塌和泥石流等严重地质灾害发生，致使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水毁严重，教育、卫生等公益设施损毁也很严重。灾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询问灾情，温家宝总理和回良玉副总理先后到受灾最严重的渭河沿岸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检查指导救灾工作。这次惨痛水灾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由于渭河泥沙含量大，下游河宽水缓，加上受到黄河水位顶托，河道、河滩、河槽泥沙淤泥严重抬升了河床与滩面所致。而加剧这个恶果的主要症结所在就是三门峡水库。
马毅颖：看了那份报告觉得很触目惊心，还听说去年陕西洪灾最特别之处在于洪峰不是一泻千里的滔滔大水，而是缓缓推进的黏稠泥浆，以致灾后清理与生产恢复工作都非常困难。如果拿三门峡水库仅仅一个3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库区的一些旅游资源与陕西的特大洪灾损失两相比较，谁重谁轻，恐怕结论是不难得出的。问题在于三门峡究竟是不是罪魁祸首？在陕西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案中认为：造成渭河洪灾的主要原因是渭河潼关高程居高不下，而三门峡水库高水位运行是造成潼关高程降不下来的根本原因。同时认为，小浪底水库的建成和使用，已经创造了三门峡水库“退休”的条件，原有的防洪、防凌等任务小浪底完全可以承担，这与专家考察的意见有一致之处，结论是要“废”掉三门峡水库，更有激进的说要炸掉。而也有少数黄河水利专家认为，潼关高程自然抬升，非渭河独有，天气变暖，北方来水少，河床淤积是自然现象，整条黄河及北方的全部河道河床都在抬升之中。但河南人大代表们的议案则是给了三门峡水库极高的历史和现实地位及意义，甚至认为废掉三门峡将会对其44年来形成的独特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和重大生态灾害，还将引发一系列事关全局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安启元：三门峡的问题有它深层的原因，正视它的前提首先是要尊重科学。之所以说三门峡水库高水位发电运行，成为造成潼关高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始自今天。三门峡建库前，潼关高程为323.4米，由于水库初期的两次高水位蓄水（最高蓄水位332.8米）致使潼关高程急剧抬升4.6米，严重威胁关中平原和西安市的安全，当时就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1964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治黄会议”和1969年召开的“四省会议”，要求在“确保西安、确保下游”的前提下，对水库及运行方式进行改建和调整，使得潼关高程下降了2.63米。1976年以后又出现抬升趋势，特别是1986年以后长期高水位运行，导致高程返升到328.7米，较建库前抬高了5.3米。从历史变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潼关高程抬升的根本原因是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另外就是三门峡库蓄水造成河床淤积抬升，造成了黄、渭、洛三河汇流区的潼关断面出现了阻水性的“拦门沙坝”，致使渭河河道高差比降减小，冲刷动力减弱，过洪能力萎缩，洪水流速减缓，演进时间拉长，从而出现大量泥沙不断沉积，潼关高程继续抬升，干支流相互顶托倒灌的恶性循环。还有黄、洛、渭及南山支流堤防标准低、质量差、不配套也是造成洪灾的直接原因。
马毅颖：最近一本畅销书《往事并不如烟》中也提到一段与三门峡有关的名人往事，说到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的儿子黄万里早年在美国得了许多学位后回国，当年作为清华大学的著名水利专家教授，仅仅因为对治黄与三门峡工程发表了一些科学的见解就被打成右派。书中披露：那时他就“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当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根本不考虑排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要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折腾，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23年”。为了更客观，我专门访谈了他的亲属，他们都是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听了许多幕后故事之后，更多的却只剩了感慨。先生已于2002年90高龄辞世，如果知道现在的结果，或许会是一种慰藉。我看到您在两会提案中对当初建设三门峡水库也有类似叙述。
安启元：当时陕西移民人数占全库区移民总数的82%，占淹没耕地的83%，放弃了两个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和100万亩耕地，28.7万移民先迁宁夏，又返回陕西，再返库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反复折腾，许多人一贫如洗，但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那时的人们却是无怨无悔。后来，随着小浪底水力枢纽的建成，使黄河下游防洪设计标准由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同时可以替代三门峡水库的功能。而黄河上游也因为修建了一批大型水库而提高了确保安澜的能力。可是三门峡库区尤其是渭南地区却始终灾害频繁，年年损失巨大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200万沿河群众和10多万返迁移民生命财产始终得不到保证。
马毅颖：想必这让您这个父母官深感不安，所以直至退居二线之后，还一直担任这个项目论证的主要负责工作，并且执著地一连几年坚持在两会上提案。
安启元：这么大的隐患不解除怎么安心？值得庆幸的是大家多年来的建议和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两会刚刚结束，《渭河流域近期重点治理规划》就在北京通过了水利部组织的专家审查并上报国务院审批，并在最近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这是一个涉及陕甘宁三个省（自治区），包括水资源配置与保护、防洪、水土保持等内容，2010年前规划安排205亿元投资的大型综合治理工程，三门峡库区移民安全建设被作为其中的一个子项目，列入防洪规划中通盘综合考虑。因为黄河的治理，治沙防污是关键性问题，当年三门峡工程的失误正是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考虑，所以现在这项工程做了较为全面的规划，包括了污染治理、节水改造、调水工程、城乡供水系统建设等综合项目。按照这个规划，渭河干流防洪能力可以基本满足50年一遇，支流防洪能力提高到10年一遇设防标准，如果这个规划得到顺利实施，到2010年渭河流域将新增初步治理面积2.37万平方公里，增加林草植被面积1.52万平方公里，减少入渭河泥沙1.1亿吨，从而使渭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马毅颖：至此，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三门峡之争终于画上了句号。按照现在的方案，三门峡就不是生与死的问题了，说它老了似乎更合适。在看到诸如三门峡一类的材料和有关江河断流的报道时，我脑子里常会不由自主地冒出两句古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觉得挺讽刺。现在反思起来，人的奋斗，不应该只是向外的，更重要的还有内省，盲目追求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不顾事物的内在规律，报应早晚都是会来的。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假如一些人急功近利、扬名立万的代价是江河废流，且不说这“身”与“名”是早晚要灭的，那江河能饶得了咱们吗？话说回来，如果江河在我们手上消失了，将来的人们又去哪里呢？“英名”又怎能保得住不变“骂名”呢？
安启元：所以我们才要大力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积极倡导科学发展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