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纸黑字》是鄢烈山主编的系列图书。有一次笑蜀在聚会上见到我，代鄢烈山向我约稿，我才知道笑蜀也参与其间。烈山、笑蜀二位都是闻名海内的时事评论家。烈山兄以杂文名世，后主持《南方周末》的新闻评论版，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引领过国内时事评论的潮流。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来自外部压力，使他不得已退居二线。其后，笑蜀又成了这家报纸的首席时事评论员。他的文字更富哲理的深度和内在的激情。某年他到北京采访两会，一边采访，一边撰稿。两会期间出版的那一期报纸，就刊登了他在北京赶写的三篇评论，篇篇有分量，让人刮目相看。然而好景不长，他虽力求秉持独立、中道、平和、理性的立场，文章还是过于出众，被以“休学术假”的方式下岗。步张季鸾之后尘，是他们共同的梦想。可惜生不逢时，他们时事评论家的梦想均半途而废。如今鄢烈山已经退休，笑蜀则成了自由撰稿人。
笑蜀原籍四川，本名陈敏，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曾在同济医科大学教公共课。他编辑的《历史的先声》，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四十年代同国民党、蒋介石博弈时主张民主宪政、反对独裁专制的政治主张，成为当代人理解中国现代史绕不过去的读本。
他还回四川实地调查，写成历史专题研究《刘文彩真相》一书，影响也很大。对于我这一代人来说，刘文彩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六十年代中期，我刚进中学读书，阶级教育已是学校的主课，吃忆苦饭，听老贫农的忆苦报告，参观泥塑《收租院》，什么大斗进小斗出，冷月英坐水牢，一代人可谓耳熟能详。刘文彩和黄世仁、南霸天并列，成了恶霸地主的代表。不同的是，黄世仁、南霸天出自艺术虚构，而刘文彩确有其人。笑蜀这本书不是故意作翻案文章，只是力求公允地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在他笔下，刘文彩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历史人物：是地主、乡绅、商人、袍哥首领，又当过地方官员和地方武装的头领。作者拨开了涂抹在刘文彩身上的层层油彩，还原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如实地厘清了各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和主人公的是非功过。中国自辛亥革命结束皇权以来，长期处于地方割据状态。一九二八年以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地方势力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有的是短视之徒，只顾竭泽而渔，搜刮百姓，他们的统治也难以长久。而坐得住，坐得大的地方势力，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能拿出有利于当地发展的对策。刘文辉家族就是四川地方势力的一个代表。刘文彩是刘文辉的哥哥，也是政治上的同盟者。他在经济上发迹，依赖于刘文辉政治军事上的崛起。而刘文辉与蒋介石的矛盾，与共产党的合作，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共产党和刘文辉建立了统一战线。刘文辉一九五〇年代以后，担任国家林业部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表明共产党对刘文辉历史功绩的肯定。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强调阶级斗争成为高层的优先选择。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按照现实的政治需要，一九四七年去世的刘文彩被拿出来示众，打造成恶霸地主的典型代表。怎样对待刘氏家族的实际代表刘文辉，成为非常微妙的问题。刘文辉晚年作为高级民主人士，虽然得到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保护，但他的内心实际上极为压抑。笑蜀描述：“久经磨炼的刘文辉，城府极深，心中纵有万丈波澜，表面上仍看不出一丝涟漪。晚年的他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从来不向任何人谈及自己的家庭悲剧。他压抑着，独自承受着命运的打击。”
书中还通过大量细节展示了刘文彩作为地方绅士的社会功能。刘文彩的晚年，辞官回到大邑安仁镇，从官僚演变为绅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绅士在中国社会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他们的地位居于普通农民之上，又有别于政府的官吏。他们享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特权，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掌握着大量的地方事务的实际管理。比如办教育和其他文化活动，修撰地方史志，修水利，修桥铺路，兴办地方福利，调解和仲裁民事纠纷，维护传统的纲常伦纪，甚至办武装维护地方安全等。当时，国家在乡村不设行政机构，社会的运行靠绅士维系。对于绅士阶层的特权与劣行，过去多有谴责与批判。其实，劣绅在绅士阶层中是少数，任何时代都为舆论所不耻。而对于绅士维系乡村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一面，则往往估计不足。本书讲述了刘文彩暮年兴学的情况，可以让人们体会到绅士是如何发挥民间的教育功能。过去的绅士多是科举出身。而刘文彩没上过什么学，本身文化水平不高，但这却成为他投资教育的心理动力，晚年不惜把数亿元私人钱财投入到办学中去。他投资建设的文彩中学，建于一九四〇年代，其规模在当时达到四川省中学之冠，到现在仍然是当地最好的学校。思今抚昔，不免让人感慨良多。
除了中国本土的现代史，笑蜀也旁涉外国的现代史，写过一本评述李森科事件的《苏联遗传学劫难》。李森科和“米丘林学派”的崛起，不但造成了苏联生物学界的灾难，而且直接影响到中国生物学的兴衰。梳理这段历史，对于今后的科学研究事业，也有重要启示。
如今，笑蜀还在为理想而奔走。笑蜀本色是史家，愿他能够得到一张平安的书桌，继续思考和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