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老同学卢叔宁的回忆录要出版，命我作序。我感到，想说的话很多。
我和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同学。这所学校创建于一九〇一年，原名五城学堂，是中国现代最早的国立中等学校。我是一九六四年入学的初中生，他是一九六三年入学的高中生，在校期间并不相识。一九六九年初到山西沁县插队以后，才互相熟悉起来。我所在的长胜村位于县城南边十里，他所在的李家沟位于县城北边二十里。见一次面也不容易，但因为有共同的兴趣，所以每年要聚一两次。一九七〇年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被批判以后，小道消息数月后才传来，于是，几个村的知青相约讨论了一次。当时有人提出陈伯达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印象最深的是他预言，看着吧，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我们当时的消息很闭塞，卢叔宁也没有更多的信息来源。当时高层进行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查，我们都不可能知道。他是出于对中国政局的整体观察，作出自己的判断。不到一年的七夫，发生了“九·一三”事件，我感到，事态的变化被卢叔宁言中了。于是，又请卢叔宁来聚了一次。当时卢叔宁心情很振奋。他把秘不示人的日记拿出来，向我们念了几段。这下子才知道他对当时的施政方略有根本性的怀疑。大家十分惊讶。虽然经历了“文革”初的疾风暴雨，我们似乎见过一些世面，但卢叔宁的观点还是让我们感到振聋发聩。
其实，卢叔宁当时能够独立思考，与他的处境相关。“文革”前他本是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考重点大学没问题。但“文革”的第一年，父亲就因不堪凌辱而弃世。兄弟姐妹受到株连，都被打入另册，与一切机遇绝缘，这成为他反思现实的动力。其二是他的阅读相对超前。我印象中，他和我谈论过“文革”前为了反修出版的古纳瓦达纳所著的《赫鲁晓夫主义》，那本书是批判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如何阿谀，斯大林死后又如何翻脸的。这本书现在看起来能不能站得住脚已是问题，但当时却成了卢叔宁对林彪吹捧毛泽东产生怀疑的思想资源。
他的思想还有一个重要来源，便是鲁迅。我知道他对鲁迅的书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有着认真的研究。他曾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具体的话我记不住了，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颇有微词。在“文革”中，鲁迅被抬得很高，却按当时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行了改造。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所以鲁迅在他心目中，不是任人涂抹的偶像，而是一个独立的、批判的，对现实和历史充满了怀疑精神的思想家。他从鲁迅那里汲取的怀疑、批判精神，引导他形成了对思想启蒙的强烈渴望。他大约在一九七三年写过一首题为《清江河的传说》的叙事长诗，其寓意明显的是批判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一九九八年，卢叔宁的“文革”期间的日记整理成《劫灰残编》一书，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作为“文革”年代思想史上幸存者的个案，他这本书得到了钱理群、印红标等文史专家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大陆掀开了历史的新一页。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们这一代人遇到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卢叔宁当时已经三十岁，还是抱病参加了考试。虽然考分不低，但那一年的录取方式对六六、六七届高中毕业生的要求高于一般考生，而且分配到师范院校。所以分数很高的他却被录取到地处长治的晋东南师专。所幸的是，教师中有几位从京城沦落到偏僻山区的高人。毕业时，作为高才生的他本可留校任教，可又遇到人事上的倾轧，只好回县城中学教书。这时知青们大多已经走了，那种纵议天下的思想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周围失去了对话呼应的民间思想群落，一个人便很难孤独地前行。当一个国度之内的思想环境失去了公开交流的可能时，偏居一隅的智者可以凭自己比众人走得更远；而当思想有了交流乃至和世界接轨的机会，谁要想站在时代的前沿，就必须身处思想文化中心，起码也要与中心保持密切的沟通。而偏居一隅的冥思方式就不可能再领风骚了。县城的文化气氛自然使卢叔宁倍感寂寞，八十年代后期，他远走南国，到蛇口工业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然而，在那个商业气息十足的城市里，他教学之余，乐趣还是读书，关注国家的命运前途，文明的兴衰成败。退休以后，定居妻子的家乡湖南常德，仍然如此。
如今，我们一代人已经年逾花甲。思今抚昔，常生恍若隔世之感。而“文革”的真实过程，当事人的真切感受，仍难以进入公共视野，公众能够接触到的“文革”信息往往是经过大大简化的结论。因此，“文革”当事人的回忆录显得十分宝贵。私人的回忆文本，可能因此产生公共意义。每个过来人的处境不同，对“文革”的回忆自然千差万别。但真正能够还原历史丰富面貌的信息，就蕴藏在这千差万别的细节之中。有些人的回忆录可能反思未必深刻，但其中只要包含鲜活的细节，其价值甚至可能超越理论的抽象。所以，我常向退休的同龄朋友建议，抓紧时间，回顾生平经历，形成文字，即可与同龄人交流切磋，也为后世留下历史的证词。抢救记忆，时不我待。这可能是我们还能向社会做出的最有意义的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