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题目是《改革旧家庭的方法》，这“方法”主要是脱离家庭，以社会互助的形式建立一个“与旧家庭抵抗的大本营”。对女子互助社的形式，他也作了具体的设想，认为可以分为生计和求学两部分。关于生计可采用两种方法：手工，如织袜子、手巾之类；贩卖，如贩卖国货、书报。求学的愿望可以通过在学校当旁听生或者以团体名义请教授授课来实现。写下这篇文章的第二天，王光祈接着写了一篇题为《城市中的新生活》的文章，主张把“女子互助社”的范围扩张为“男女生活互助社”，因为逃离旧家庭是男女青年共同的愿望，但青年人大多养成了依赖家庭生活的习惯，到社会上无处立足，因而需要这样一种团体，帮助青年人得以独立生活，自由读书，这也就是“工读互助团”的最初设想。
按照王光祈的设想，妇女刊物是为实际的互助活动发布信息、搜集成员的，但在妇女刊物大量涌现的同时，“工读互助团”却在短暂的实践之后迅速瓦解了。能让女性逃离“黑暗家庭”后得以存身的公开团体并没有真正出现。但在风起云涌的妇女报刊中，揭露女性的不公正待遇和批判旧家庭的声音却保留下来，经久不衰。在李超追悼会上，就有女学生代表发言认为李超的悲剧在于尚有两种旧观念未能打破，即“家丑不宜外扬”和“以穷困为耻”，所以身受家庭压迫但从没有向同学透露片言，当然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援助，这是致死的重要原因，此后女青年对于家庭之压迫应当宣之于众。
在李超事件中，李超本人的确是沉默的，据同乡会搜集整理的《李超女士行状》，李超只有在临死前才对守在床前的同乡吐露了一番心声：“我命很苦。早无父母，及长立志出外求学，不时见阻。此次备尝艰苦，始到北京，得肆力于我最称意之国文专科，受高等教育，于愿良足。又遭抑郁，积忧成疾，竟死异乡，不得见吾家亲属一面以决，至为遗恨。我死后勿葬此地，乞转达吾家来京运柩葬吾父母墓侧，俾有赡依。”其中流露的并不是逃离家庭的义无反顾，而是孤苦无依的遗憾。从胡适的《李超传》中，可以看出学校在李超事件中扮演的奇特角色，是阻断了从父家到夫家的直接性的逃婚港湾。“今尔身为处子”是李超嗣兄阻止她外出读书的一个理由，连一直资助李超读书的姐夫欧寿松也说过这样一段话：“妹婚未成，则不独妹无终局，家人不安，即愚夫妇亦终身受怨而莫由自解……前年在粤时，兄屡问妹之主意，即是欲妹明白宣示究竟读书至何年为止，届时即断然适人，无论贤愚，绝无苛求之意，只安天命，不敢怨人，否则削发为尼，终身不字。”
《李超传》略过了一些作者认为不重要的事实，即李超外出求学之前订过婚，“行状”对这段未果的婚约有如下记述：
女士年已长，婚事日迫，宁知半生忧思即自此始。藤邑周氏子者，谊属葭莩，雅慕女士名，来乞婚，叔兄许之。迨女士知其事，并闻周氏子不喜读书，乃假探亲名诣周家，谒其父母，以勉子读书为劝。周感其诚，初亦乐从，阅半载，前议竟虚。女士意其吝于学费也，愿解囊资助，以能在中学以上毕业为期，再四劝请，固不允，婚姻遂解。
《李超传》收录了李超以姐姐的口吻写给姐夫的信，请求代为留心婚事。在上面这段文言中，李超曾由兄代订婚事，并亲自对未婚夫考察了半年，因不满意而解约，从此坚定了去大城市求学的意志，先去广州，后赴北京。由此可知，李超在自己的婚事上并非全无发言权，从李超愿资助未婚夫读书的细节中，也透露出她当时的经济状况，简单的“家长专制”似乎难以完全涵盖李超同家庭的抗争。在李超追悼会上，梁漱溟发言的时间很长，语焉不详地提出了“情感”问题：“人的动作，不是知识要他动的，是欲望与情感要他往前动作的。单指出问题是不行的，必要他感觉着是个问题才行”，梁认为“许多妇女并不要求妇女解放”，无论如何倡导，也不会有主动的行动。所以为李超开追悼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大家都能到这里来聚会，看见这情景，悬了许多挽辞，听了这般的音乐，还有哀悼的歌声，却能把大家的情感活动一活动，不致沉沦麻木”。
在李超事件中，“情感活动”的方式却越来越单一化了。那些脱离家庭外出求学的少女在反抗什么？答案逐渐变得异口同声，如一首悼亡诗所写：
你受尽了旧家庭的苦痛，
时时刻刻想脱离了他去读书，
经了许多挫折，才偿初志。
哪知挫折重重，
你还到处逃不了他的牵制！
继李超事件后，女学生控诉家庭专制的文章频见报刊。1924年在天津女星社自办的刊物《女星》杂志上，刊登了与李超姓名一字之差的李一超女士的求助信，文章开篇便控诉自己身处的旧家庭的“黑暗守旧”以及“阎王似的家长哥哥”的罪恶。“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已经消失了，文章登出后，在《女星》杂志上掀起了一个声援运动，许多人认为“除了与那万恶已极的大家庭脱离”别无他法，唯一的生路是做一个“孤雁似的潜逃者”。
《赵瑛传》：多思与毁灭
《李超传》强调传主际遇的普遍性，“可以用作中国家庭制度的研究资料，可以用做研究中国女子问题的起点，可以算作中国女权史上的一个重要牺牲者”。因为作者并不认识李超，所以《李超传》的写作很少情感介入，而是用社会考察的方法将女性个案问题化的一次尝试。这种做法启发了沈玄庐，1920年11月13日，沈玄庐为上海城东女校一名自杀的女学生赵瑛作了一篇文字，并说：当做“赵瑛传”读也可，当做“社会罪案”读也可。
赵瑛曾先后在爱国女校、城东女校读书，1920年9月18日这天半夜2点，忽然从家中楼窗跳坠天井，摔成重伤，在上海医院支撑了二十余日后死去。死前一日，同学至床前探望，“但闻呓语，两目瞠视，时而颔首；若有知，若无知”，这时她21岁。自杀后赵瑛成了“一个教育界知名的女子”，她的遗稿被印成小册子在追悼会上散发，其中透露出这少女平日的许多想法：
……每天总是姊妹们谈谈笑笑，糊里糊涂……唉！怎么拿好好的光阴，就此虚度呢？那总是没有人生观的原故。今儿想起来，实在可惜，实在痛心，所以记了出来：一来是警诫自己，以后总不要这样；二来给大家看看，也是劝告别人，也终不要像这样儿的糊涂，才好啦！唉！日子是过得很快呀！
……那时姊姊们都已出阁了，我在家里，是很觉得寂寞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底脑子，倒反清楚起来：以为一个人生世界上，岂是真像这样一味的糊涂，不作一事，只知道吃呀、着呀，就算完了吗？
这些文字触动了沈玄庐正在思考的问题。就在赵瑛死前一个月，沈刚刚写过一篇题为《生和死》的短文，这篇文字被称为“小说”，却被冠以“冥想”的副题，文中的“我”一直生活在“全黑的”、“没有梦的睡境中”，直到出现“一缕像尺多长的针似的光”，打破了无知无觉的混沌状态。然而这黑暗中唯一的光明，却将“我”穿出了无数窟窿，进而侵占了“我”的身体，“我”感到“压迫”，又设法驱逐它们，并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我竭力和彼等抗争了几次，结果总是我失败的，因为我自己不依我自己底话；我想和彼等讲和，彼等总是自由行动着不来理睬我……照这样下去，我和彼等终有一天分离的；我想来战胜不了彼等了。分离底一天，大分还是彼等遗弃我的。我现在竟直一息少不了彼等，这真正是我底大弱点。我想彼等若遗弃了我，也只是一瞬间的事，这一瞬间之后的我怎么样呢？
文章中以“光”的形象出现的奇特抽象的“彼等”其实是新思潮作用下整个社会面貌的象征，“我”和“彼等”既对抗又依赖的复杂感受，正是五四运动后上海青年群体乃至知识界迷惘心态的写照，“彼等”彻底改变了“我”感受时间的方式，使“我”再也无法回到从前那舒服的“没有梦的睡故乡”去，这一改变的价值尚无法判断，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我”面对“彼等”，总是一个失败者。在这时的沈玄庐看来，赵瑛之死是一种无处寻求精神寄托的现代病，也是“彼等”发挥作用的一个案例。
赵瑛颇以“没有人生观”为警，但有一段时间，她其实确信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观。赵瑛在爱国女校和城东女校读书时，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当时爱国女校教务主任萧退公、城东女校校长杨白民，都带几分佛教底色，李叔同也曾在城东女校任图画教师。佛教徒丁宝林在城东女校的授课则给了赵瑛直接的影响，赵瑛自杀前两个月，丁宝林出家为尼，赵瑛也想追随出家，并开始去杭州清涟寺谒见旧师弘一上人李叔同。寺院的清幽与城市生活的喧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瑛写道：“早餐后，告辞寺僧，即出寺。时旭日初升，宿露未曦；野花送香，意欲留客。揖山灵别去，赴站登车，电掣雷轰瞬息间，身在红尘十丈中矣。”
赵瑛的佛教信仰被认为是家庭生活苦闷造成的。赵瑛生于富裕商人之家，生母早年去世，其父又娶了一妻一妾，妻留在家乡宁波，妾随其父和赵瑛住在上海，与赵瑛相处不洽。更重要的是，与赵瑛性情相投的堂姊出嫁后，在旧式家庭中生活痛苦，赵瑛也因此添了一层心病，开始抱“独身主义”的决心。家人发现赵瑛有“逃禅”的想法后，开始对她严防，并有为她议婚之意。为此赵瑛几次自杀未果，跳楼前几日，已经进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家人也说她得了“狂病”。赵瑛之死成为家庭对女性的双重意义崩溃的例证。一方面赵瑛的父母之家属于没有乐趣的“旧家庭”，另一方面她对婚姻幸福的可能性也失去了信心。一篇评论就认为“结婚难”是赵瑛自杀的主要原因，同学的一篇悼文也认为赵瑛堂姊出嫁埋伏了其自杀的“远因”。
家庭作为女性的生存环境而受到关注，在近代妇女言论中由来已久，但阐释策略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女性独立思考、冲破家庭掌控的意义经过了一个重新评价和定位的过程。1918年，一位19岁的少女易娴病死，其担任女校教师的姑母写下一篇“祭侄女文”，文章多处流露出对夭折的侄女喜好读书、有“游学东西洋之志”，却一直未能如愿的感慨和遗憾，从“于其嫡母生母之间皆能婉转匡顺，使无纤芥之嫌”中，可知这位侄女是庶出，在父亲的妻妾之间侍奉颇为小心翼翼。文章对其父“家事皆不过问，子女之学业及性之智愚，亦不得而知”、“有此贤女而不遑知之爱之”略有微词，但祭文的主旨仍是强调亲人失女之痛，对侄女的赞颂主要集中在性情温婉、善女工、能持家、“生富贵而勤且俭”等品德上，少女的死因则被解释为“体弱”和“过用心”。
祭文中的易娴留给人的印象是聪慧贤淑的薄命女。在后来的文化批判言论中，沉静温顺的女性品德不再受到正面评价，在“黑暗家庭”中因“过用心”而发生悲剧的少女常常呈现出多思与迂执相结合的奇特气质。赵瑛是其中一个典型，沈玄庐对她的描述是“态度沉默、迂执、无嗜好”，平时研究中国字画排遣寂寞；在其死因中出现了“浮荡少年”的角色——借妇女解放声浪勾引、玩弄女性的男子，说明新思潮在她眼中也是畸形可怕的。
1920年5月，20岁少女陈赐端突然离家投海自杀，后来对这一事件的解释也遵循同一思路，陈赐端“好读书、尤好看小说”、“领悟性很强”，因而“致力于新思潮”、“蓄有自由结婚之想”与“家庭专制”的不可调和成为其自杀的原因。对这类问题的解释体现了1920年代知识分子对女性与文化的一种认知方式：文化运动令未婚女子产生人格觉醒和对家庭环境的反思，但旧家庭赋予的气质使她们无法融入新思潮，只能以自杀自绝于新旧两方面价值。
《张嗣婧传》：变形记
从陈赐端的遗书中可以看出她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深刻恐惧：“苟目睹养儿育女之妇人，蓬首垢面，终日忙忙碌碌，及观乎为人妻媳，常时兢兢业业之种种作媳难处，则心不刺而痛；甚至悲从中来，而为世之人洒泪者屡矣。嗟乎！吾于今犹如此，若他日身历其境，尚能自遣乎？不外亦积郁而死耳！呜呼！死于他日蒙垢积郁，不如死于今日洁身保贞之为爽快也吁！”其中“为人妻媳”必然的悲惨命运是当时许多少女的噩梦，也在舆论中不断得到印证。例如一篇文章的作者讲述自己的妹妹出嫁后不堪婆婆虐待服毒而死，并留下遗书控诉女子出嫁后过的是地狱般的奴婢生活。
1923年3月24日，21岁的张嗣婧病死了，从前的同学邓颖超描绘她死后的情状：
无知无觉地睡着，腹部高高地突起，黑灰色消瘦的面孔，双目未曾紧闭，舌头留在唇外，用牙齿紧紧地咬着，无声无息的伊在那暗淡无光的屋里灵床上……
这可怖的遗容无异于告诉世人：张嗣婧是“惨死”、“含恨而死”的。5月26日，张的追悼会在她的母校、位于天津天纬路的女师范礼堂举行。在会场正中，张的遗像上方，悬挂着觉悟社的横匾，上面用醒目的红墨水写着：“参加今天追悼会者，应该有些新觉悟！”“新觉悟”显然与张的死因密切相关，邓颖超分析：“张君嗣婧的死，是死于旧婚姻制度，经济制度，黑暗家庭的压迫，生育前后的失调养，和伊没有奋斗革命的精神。”
张嗣婧死于一种“复杂的”的怪病。她的病一直都由中医诊治，并且医治无效。在去世当天上午，才请来一位西医，作出这样的诊断：“她的病太复杂，身体各部均有损伤，病太沉重，不易医治了。”“复杂的病”使张在罹受巨大痛苦的同时，也经历了可怕的身体变形，从五官、形体到内脏，死前的张嗣婧已与从前的女校学生判若两人。
在邓颖超的描述中，“病”的发生、恶化，直到最终夺去张嗣婧的生命，恰好标记了她从订婚到结婚、生育的整个生命历程：
张嗣婧生于直隶徐水县。9岁时，由媒妁之言、母兄主持，与同县刘某的儿子订了婚，“于是嗣婧悲惨不幸的人生，也就从此时开幕了”。“病”的开始也是入住婆家的开始：刘家是“书礼之家”，刘某前清时即在视学司做事，民国后充任直隶省视学主任。张12岁时，刘在天津教育厅任科长，把张接到天津入女子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每日在刘家住宿，日久不得温饱，又因所住房间寒冷潮湿，常常伤寒，双腿也患病，几乎不能行走。
1920年春，张嗣婧正式结婚，这时她在女师范还有半年卒业。此前两年，她的未婚夫得了羊角风。婚后张嗣婧仍继续入学，但在家开始了“儿媳妇的生涯”——像佣人一样服侍婆婆、大小姑和丈夫，不久就得了“反胃病”。
1921年冬，张嗣婧生一女，怀孕期间和产后备受婆婆虐待，“几次欲自杀而未能”，此后，“渐渐地就生起病来，并且病得很复杂”。这时张嗣婧已从女师范毕业，以教书的工资供给自己的衣食日用。
几个月后，张嗣婧再次怀孕，每天面对更加繁重的家务、工作和婆婆的责骂。这时，“伊每见着好友时，除以炯炯的目光，惨白枯瘦的面孔呆呆相对外，余无一语”。产后，张嗣婧“脸肿得非常厉害，几乎令人看见不认识”，而婆婆给的两副药又加速了她的死亡，“她的病遂因之愈加沉重，愈加复杂，陷于不能救治的地步！”
到病重时，张嗣婧的形体已被完全摧毁：“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有一滴一滴眼泪，从眼中流了出来，用哭不成声的惨调，代表伊无限的伤心。她在病极沉重的最后五日内，不能进一点水米。睡也睡不着，具气觉短促，心、肺、胃、肝……各部均觉膨肿，在身腔里狭迫得难过。难过极了的时候，便以手去抓她的胸部，令人惨不忍睹。”
内脏在身体里膨胀挤压的症状宛如张嗣婧隐忍性情的写照。邓颖超文中说“温柔谨厚能忍的个性……固是伊的优点，然也确是伊受痛苦的源泉含恨而死的大原因”。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却无条件服从婆婆的无理要求，例如，产后不给被子盖，坐在床上不准躺下，等等，直到被虐致死，似乎匪夷所思。《女星》杂志的总编辑李峙山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个整整在学校住了五年的学生，毕业出去，对于环境的应付方法，同一个没有受教育的女子一样”，认为女校教育应为此负责。在各种追悼言论中，张的社会角色——女权同盟会直隶支部的成员，已经被尽量淡化，《张嗣婧传》只提到张曾积极参加五四学潮，后来又参与组建觉悟社，“并非自甘为一个落伍者”，或许对作者来说，张嗣婧悲剧的原因——“受了那‘预备作贤妇’的家庭教育，消灭了伊的个性，失掉了反抗的能力”——与女权同盟会成员的身份是格格不入的。
此时的邓颖超正在达仁女子小学教书。这所学校是1921年由开明资本家乐达仁出资创办的，当时由马千里任校长，风气非常活跃，聚集了许多天津妇女运动的中坚分子，包括李峙山、邓颖超、张广煦、王贞儒、冯梅先等人。许多妇女团体由她们参与组织，包括女权同盟会和女星社。到1926年，由于被怀疑教员多是激进派（指共产党员），达仁女校被迫停办。发起张嗣婧追悼会就是女权同盟会正式议决的重要活动之一，目的是“借此扩大宣传，教育妇女，启发妇女的觉悟”。“觉悟”之一是认识到旧家庭制度的罪恶，如张嗣婧追悼会启事所说：“受家庭的压迫，以买卖式的婚姻，断绝她一生的幸福。”据赵景深回忆，当时他读了刊登在《星火》副刊上的这则启事后很受震动，感到其中“洋溢着五四时代的反封建精神，对当时的青年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后来他和焦菊隐都写了诗歌哀悼这位死于黑暗势力之下的弱女子。
追悼会后，张嗣婧的胞兄张嗣贤公开发表了答谢词，首肯“我们自己家庭把她害了”，使旧家庭的罪恶之说更有说服力。但追悼会的目的并不止此，从言简意赅的挽辞、悼诗中，可以看出组织者的真正意图在于唤起女性的反抗自觉：
嗣婧竟消极牺牲，致念一载光阴，徒供哭泣。
我侪誓努力奋斗，使两万万姊妹，得庆重生。（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
家庭制度不推翻，妇女焉能解放？
社会阶级须打破，我等才得自由。（觉悟社）
叹牺牲在旧婚制下者，比比皆是。
惜奋斗于恶社会中的，寥寥数人。（女星社）
在这狂暴的风雨之下，
这是被催折的又一枝了……
不应该怪他东风残忍，
和什么暴雨骤降，
怪只怪软弱无能的花儿
竟一任他摧残而不去丝毫抵抗。（绿波社亚蘅）
邓颖超一直猛烈批判受过教育的女学生安于家庭安排的态度，相对而言她更加强调少女自身意志和决心在对抗家庭时的关键作用。女学生弃衫也是一名代办婚姻的牺牲者，邓颖超及其同学曾劝她脱离家庭，“但伊终因意志薄弱的原故，而为环境所屈服了”。这件事使邓感到，“宣传”非常重要，要将牺牲的案例宣之于众，因为女学生们常常对妥协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这一时期女星社的文章中，旧家庭的可怕和不反抗的结局最鲜明地体现为少女身体上的病痛乃至被摧残变形，对此常有具体实在的细节描写。例如一位Miss L因被伯母逼迫出嫁几乎自杀，并且因“哭泣过甚，郁气积得太多，遂在伊的双眼球上，生了一层白膜，瞳人也散大看不清东西了；近来更常常的难过，不能睁开，牵得脑子也不舒服，到最厉害的时候，简直不能写字了”，这种状况同以前“志气很活泼”、“勇敢助人”的面貌形成鲜明对比。
形体的畸形常常和性情的改变互为因果，与家庭妥协有时成了少女的自主选择。邓颖超在一首诗中感慨：“哦！人的变啊，事的变啊，物的变啊，都是不堪思忆的啊！”在她的经验中，许多同班同学毕业结婚后，从身体到思想都被旧家庭腐蚀而变成了其中一分子，不复从前健康纯洁的天性：“她们的太太的臭味，少奶奶的体态，被家庭气病了的憔悴的模样，对待自己婚姻所发的不满意和伤心语……都深深地镌入我的脑里不能忘记。更教我对于造这种情形的恶家庭和旧婚制，愈加憎恶，益增了些勇于破坏的精神了。”在为弃衫之死所作的《宣言》中，邓明确告诫“活泼的女青年”：“你们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父母，也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翁姑，更不要怕得罪了你们的丈夫及其他亲属！你们如觉到环境不适于生存，就应该勇敢些与彼分离！”
当时以女星社和觉悟社为中心的帮助少女逃离家庭的活动在切实地进行着。华裔女画家周仲铮16岁时离家出走就是在《女星》杂志总编辑李峙山的帮助下成行的。周仲铮的逃家记忆中充满了新奇冒险的体验，在父母外出祭祖的那天，她带上一包衣服、三百块大洋和李峙山的信，“第一步离开了礼教森严的家庭”，按照约定在“大光明”电影院最后一排第三个位置与李峙山会面。后来李告诉周：革命同志，每人都有一个号码。李的号码是43，所以叫“峙山”。在李的安排下，周住进一位觉悟社成员的家，在那里见到了李大钊，又在《新民意报》上同父亲交涉，以自己和姐姐学习自由、婚姻自由作为回家的条件。经过两个多月，终于同父亲订下条约，周作为胜利者返回家中，次年同姐姐一起入天津北洋女师范就学。
在通过婚姻葬送女性的身心健康方面，父家与夫家常结成共谋关系。在谢冰莹的《女兵日记》中，幼年关于婚姻的所有理解都是与“疼痛”相关的——母亲认为必须为女儿做的“三件大事”为：缠足、穿耳、出嫁，前两者都是为后者所作的准备；在母亲的严格敦促下，每天绣花做嫁妆使姐姐的少女时代生活得如同囚徒和苦役，而且这种劳苦与婚后遭受虐待一脉相承。在少女C君的案例中，夫家被描述为埋葬女性身体的“死之国”。这些故事中常常出现相同的人物：固执嫁女的母亲、凶狠的婆婆、愚痴的丈夫，以及嫁后女子临死的哀叹。死者的“柔顺”特质通常被着力刻画，“柔顺”是少女之美的象征、迫害得以发生的原因，也将少女的“出嫁”与“死”直接勾连。
对“柔顺”的悖反因而是争取活路的必要举动，针对家庭关系的激烈话语也随之出现。例如，直詈翁姑这种过去被视为有损女德和缺乏教养的行为，这时获得了合理性。在连载于《学灯》杂志（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的题为《女子地狱记》的纪实中，就出现了“老而不死的公婆”这样的口吻；在湖南妇女运动中也曾出现“打倒翁姑、打倒亲丈夫、野雷公万岁”等口号。1920年代出现的这些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女性的身体感觉，一面是广阔自由的天地，一面是惨淡压抑的家庭生活，形成了解放逻辑的必然性。
“独立”途中的变奏
作为事件的“妇女解放”最初、也最经常发生在从父家到夫家的路上，1919年11月湖南少女赵五贞在花轿中自杀就是著名的一例。在当时毛泽东发表的评论中，虽然冷静地表示自己对自杀持“排斥的态度”，但仍肯定其在“人格保全”上的“相对”价值，并且有一段激情洋溢的歌颂：“呜呼，呜呼！不自由，勿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于“自杀”之外保全人格的方式就是“独立”。从男子的附属品到“堂堂的一个‘人’”是为新知识群体热烈倡导的妇女解放真义，二者之间最根本的提升方式是经济独立。在独立语境中，女性既是受害者、堕落者，又是处心积虑的合谋者，不能独立的女子难逃“奴隶”、“囚徒”、“玩物”的评价，这也使独立的声音显得悲壮而紧张。
虚荣
“女子修养的第一件事，总是要打断虚荣心，要力减物质的欲望，要有严肃的人生观。这固然是男女共同的，而女子尤要，因为女子更容易犯。”这是1922年一位署名查孟词的评论者对一起自杀事件发表的观点。
事件发生在1922年9月7日，位于上海福州路上的商报馆中，女书记员席上珍在办公室内用电话线上吊，被发现时已气绝多时。此前席上珍已有两次在报馆服安神药水试图自杀，都被救治过来。报馆职员与席上珍家人早已知道，席反复寻死是因为与报馆经理汤节之的纠纷。这次席自杀成功，使事情成为公众新闻。
据席上珍母亲和姐姐向外界透露的信息，席上珍死时24岁，在上海城东女校毕业，经人介绍入报馆做收发和书记员。1921年，报馆经理汤节之开办商业信托公司，力劝席上珍购买该公司股票，称收益必丰。当时正值股票交易盛行，席听信其言，交给汤现洋5000元请对方代购股票，结果汤收钱后一直不付股票，席多次索取不得，终于决意在商报馆自尽。
除此之外，席上珍家人强调，席自杀的原因还在于受了汤的侮辱。席向汤索款时，汤曾劝席嫁他为妾，谓“嫁我后，家用一切，我可担任”。这一细节在事发之初颇受舆论关注，有评论称席“致死之因，是由节之吞款欲诱嫁为妾而起”，“席女士痛感金耗名裂，愤不欲生”。后来席母起诉汤，也以“骗取巨款、诱逼作妾、计迫身死、盗毁冤单”为罪名。11月25日，检察厅正式起诉时，认为“无迫害情事”，“诱逼作妾、盗毁冤单两层，并无切实证据”，最终以诈骗罪对汤提起刑事诉讼。
席上珍自杀案成为当时的社会热点，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死者是一个“受新教育的青年女子”。查孟词透过这件事对“中国的女子教育”提出批评，认为女学只是一种“装饰教育”、“娱乐教育”，无法造就出能够在社会上独立奋斗的女子。以席上珍案为例，如果席不是由于虚荣心的驱使，必不致被投机者所骗；因5000元钱就草率轻生，又可看出死者“神经衰弱过度”。在作者看来，虚荣和软弱是席上珍致死的内因，也是现代教育产生出的女子的共同弊病，在险恶社会环境中，女子要想经济独立，“必须在崭新的科学教育上，加上内地老农妇辛勤处世乐天知命的一点精神”。
查文强调席上珍自杀主要是因为虚荣引起的判断失误，这种观点曾引起激烈的反驳，反对者强调席的自杀“一半在五千元，一半在汤节之要娶伊作妾的一种侮辱”，认为席是“冤屈而死”，说她自己造成这种悲惨命运是“没有天良”的。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将“虚荣”作为女性特质来分析，使两性关系中的女性从受害者的位置，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合谋者。事实上现代女子解放声浪的萌动一直伴随着对女性缺陷的反思，虚荣常常被作为女性的“劣根性”来批判，所不同的是，对女性特质的解说一直存在着先天和后天的悖论，“劣根性”被认为是有悖天然妇女本性、在历史中受父权社会压迫的结果，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一个女性“堕落”的关节点。这种观念可以冯飞的《女性论》为代表，作者描绘了原始母系社会男女在体力、智力上完全平等的景象，提出近代人眼中的女性特质——“以在从属地位，常利用巧诡之策，以达其目的”——是女性因妊娠而屈从于男子的结果。近代妇女解放言论，也是以回复历史中某一时段女性黄金时代的天然本性为基本理念的，所谓“断绝其劣根性，而回复其固有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
“虚荣”关联着“依赖”，是将女性划分为“新”、“旧”两个阵营时的一个重要尺度。陈望道回忆伴随五四运动而兴起的“女子的觉醒”时，感到当时从正面从事社会运动的女子并不多，所谓觉醒的女性是在“矫正历来习非成是了的女子底见解及态度”，女子被“截然地划分新旧两届”也是从这个角度：“凡是意志薄弱，驰骛虚荣，富有奴性……的，都称之为旧式女子……可以称为人的，在当时只有当时所谓新式的女子。”妇女解放提出的很多目标，如男女同校、职业平等、社交公开等等，都是要拓展女性的自由活动空间，也意味着对女性道德和人格的考验。有人就此提出新女性的“新道德”为：“坚定意志、崇尚朴素、去虚荣心、去依赖心”。
然而新女性在道德纯洁和抗拒诱惑方面的表现却令人失望。有人提出，“新女性与旧女性的判分的界限是很些微的……即使在服饰言谈交际上都十足表示其像一个新女性所表现的，而在思想上却非常陈腐——如势利心重，享乐心重，依赖心重，好逸玩心重等等”。人们发现，新兴的都市生活风气已经造成普遍的“拜金”心理，即使是那些有独立能力的女子，仍然无法抗拒“拜金热”的狂潮。
“小事”
受教育女性的自杀行为常常为舆论所特别关注，作为社会制度不健全的例证，然而出现在报刊上的自杀案例从动因上分析，却常有琐碎模糊的特征。例如：1922年10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一年级的女生张景怡因留级而卧轨自杀，遇救未死，但左臂被轧断；1923年8月，一位萸小姐喝酒后睡相不好，被妹子打醒，告诉父母后又被父母打骂，萸小姐马上跑到父亲房里服生鸦片自杀。对事件的报道者来说，社会背景往往比事件本身更加清晰。前一事件作者提出自杀者父母早丧，兄嫂以不能升级即令其退学相威吓，给她造成心理压力，由此致病，造成英文不及格。在后一事件中，作者称报道此事为了“给死者出点怨气”，并特别强调：“萸小姐是一位受过中等教育现年二十二岁的青年处女。”
1929年7月，广州市立医院护士学校四名女生同时自杀的事件，亦体现了舆论对女性自杀原因的暧昧理解。死者为沈慧廉、周竞生、罗国慧、谢美珍，年龄分别是22岁、21岁、19岁、17岁，都是护士学校二年级学生，住同一宿舍，平时意气相投。7月2日傍晚，四人请假外出一小时，买了鲜花和荔枝回宿舍，见到院中同学教师，仍谈笑如常，毫无异样。到午夜时分，隔壁护士听到四人房中有呼声，找来医生破门而入，四人已服下吗啡，施救无效先后死去。
从报道中可见四名少女将自己的死亡安排得周密而有条理。被发现时，四人身穿同色衣服鞋袜躺在各自床上，蚊帐低垂，帐前各挂一束鲜花，床上也放置花束；各人的衣物箱柜上都贴着写有姓名的封条，另有遗物单一张；桌上放着四人共同签名的遗书。
死因是随着调查和报道的过程被逐渐确定的。四人都生于中产之家，据遗书言，“父母爱若掌上之珠”。最初的消息认为四人都“具有厌世思想”，遗书中也说：“……余死非因他故，只以环境不良，屡受打击，弱小心弦，无能抵抗”，这几句模糊的话曾被作为新闻标题。在后来的报道中，出现了家属抗议、死者各自留有遗书、且被医院没收等情节，隐匿的遗书被公开，其中有受护士主任压迫苛待的内容，如“此人不蒙明察，每逢校中发生风潮，或同学反对，三言两语，发生冲突，辄怪余身，厉加斥责，辄以骂至余两泪成行，万不能忍受之际，则喝余工作，如此苛待，屡受不堪”，“我死是肥婆杀死的……她待我的同班的同学如敌人一般”（原文有错字），等等。于是死因开始指向护士主任，最终医院决定将该主任免职。
然而护士主任的压迫也无法完全涵盖人们对死因的理解。一位自称“深知市立医院”的读者袁振英，曾写信致报社，认为“中国历来许多女子都因为小事而死，做无价值的牺牲，于人何尤”，并认为四名护士的自杀，也都是个人问题，例如，周竞生虽然表面开朗活泼，却因容貌上的缺陷（满脸麻子）不讨异性欢心而自卑失意；罗国慧自幼娇养，脾气极不好，听不得一点责怪和玩笑；沈慧廉极其忠厚，却没有主见；等等。
这封信发表后引起了死者家属抗议，要求袁振英赔偿死者名誉。然而，因“小事”而死仍不失为时人对女性自杀看法之一斑。动辄自杀或以自杀相要挟，也常被视为女人性格褊狭的表征。1935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专门针对妇女自杀问题在上海、南京、北平、青岛等23个城市作了调查，得出的结果是在3月这一个月中，妇女自杀人数达700余人，在自杀原因的统计中，因家庭纠纷，308人；因失恋，29人；因疾病，90人；因营业失败，3人；因失业，4人；因畏罪，6人；因被虐待，3人；其他，88人；不明，71人。这个统计说明女性自杀问题已经进入政府视野，但统计作得很粗糙，归类也多有重复。《东方杂志》的一位作者陈碧云曾引用这段材料说明女性自杀问题的普遍性，认为各种原因虽然看似琐碎而个人化，实则“畸形病态的现社会腐烂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在批评男性对自杀女性的鄙薄态度的同时，也流露出作者的观点：“实在的说，我们也不否认妇女的心胸是比较狭窄的，妇女因琐屑细故而自杀的愚蠢行为也许可笑；但妇女心胸为什么这样狭窄呢？妇女的行为为什么如此浅薄和愚蠢呢……妇女气量狭窄，并不是她们生来的本性，而是男性中心的不平等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在一篇比较男女自杀原因的文章中，作者认为女性体质富于忍耐力，然而“在异常态度，却容易逸出常规，走到极端”，所以容易因“发狂”而自杀。
在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刚刚形成、女性职业未成风气的时候，妇女解放论者常常将生活圈子的狭小、因仰食男子而造成的对妻子身份的紧张以及对丈夫的过分专注作为女性非理性行为的根源，并且认为女性天性中的“欲望”就比男性强烈，没有事业以宣泄欲望导致女性身心扭曲，在家庭生活和两性关系中发生变态行为。但在后来的文化运动中，教育与职业是否真能促进女性的心理健康仍是非常可疑的。在四护士自杀案中，人们无法看出令四人必死的明确事实，而护士职业又是时人心目中独立女性的理想职业；遗书中也曾提到四人希望不依靠婚姻而谋自立的理想，描述了进入护士学校后，对工作的兴趣，以及与同学朝夕相处、探讨学业的愉快，但因“环境不良”而自杀却与职业女性的心理素质相差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