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像一场灵魂上的传染病，所引发的相关问题使许多人受其感染陷入精神上的矛盾与困境。“解放妇女就是解放男子”的呼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界的期待和想象。对两性情感体验的分享一度从私密转向公开。一方面男性的专制和背叛仍被认为是女性之死的主要原因，女权的提升使曾经合理合法的男子即时情爱愉悦须承担更大的道德成本，但另一方面，在人们视野中也出现了更多元开阔的生活可能性以及对情感的诠释空间。
女性之死的现象和意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章将从侧面讨论当时言论中认为易导致女性激烈行为的几个重要话题，即，新旧价值交替带来的精神动荡；离婚与新性道德讨论的现实基础和道德逻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男性思维方式始终主导着妇女解放言论的走向。
男性视野中的“妇女解放”——《妇女杂志》
改变风格的个案
五四运动引发了许多结果，其中之一是学生的言论比以往更受重视，透过学生关注的话题，人们直观地将现实中发生的某些改变视为五四事件的连带反应，作为话题的妇女解放言论就是其中一例，很多出版品受此冲击改变了对妇女问题的表达方式。
涵芬楼往事
在章锡琛的回忆中，1921年他出任《妇女杂志》主编正是五四思潮冲击下的一个偶然结果。在老牌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麾下的诸多刊物中，《妇女杂志》从来都不是重头戏，1915年该杂志的创刊在很大程度上是商务针对当时上海妇女刊物出版高峰做出的经营决策。1919年罗家伦曾经撰文点评中国的小说界和出版界的现状，对《妇女杂志》的评价是“专说些叫女子当男子奴隶的话，真是人类的罪人……若不根本改良，真无存在的余地”。这是促使《妇女杂志》改变风格的一个重要动因。保守过时的旧主编王蕴章去职，代之以头脑灵活、思想开化的章锡琛，是杂志由“旧”趋“新”的开端。《妇女杂志》一改提倡“贤妻良母”的论调，变为倡导“妇女解放”的重镇，也成为新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舞台。
改换主编并不意味着改变对《妇女杂志》以往的放任态度，商务上层负责人只希望刊物跟上时代，不再亏损。这也意味着《妇女杂志》很少受到来自商务的干预，因此更直接地体现主编者及其交往群体的个人观点和文化气质。初时，所谓“主编”其实是妇女杂志社的全部成员，章锡琛并没有专门研究过妇女问题，他只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即刊物要打开销路，必须在内容和风格上迅速地“新”起来。为此章很快联络了在北京的周建人为合作者，后来干脆说服周来到上海，两人住在一起，共同寻求改进方针。周的加入引来了北京一部分文化资源，鲁迅、周作人等也成为《妇女杂志》的作者。
趋新的措施卓有成效。1921年梅生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评论，称《妇女杂志》“在中国目前关于妇女问题的出版物里，不愧坐第一把椅子”；1925年，《妇女杂志》出版“新性道德号”，在知识界引起一场激烈争论，使一向风格稳健的商务印书馆大感不安，最终章锡琛辞去主编职务，被调任到商务印书馆国文部，周建人去了博物部。在读者心目中，章、周二人是作为“反封建礼教、倡男女平权运动的斗争者”，触怒了“封建卫道的士绅们”而被解职的。在商务工作的胡愈之、郑振铎等都对此颇感义愤，大家认为这是商务氛围保守、脑筋太“旧”的缘故，大家商议成立“新女性社”，其基础就是这样一批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意气相投的“穷书生”，《新女性》的刊名也体现了鲜明的新旧对抗意味，其旨趣是要继续那些在《妇女杂志》上被封杀的激烈但大受欢迎的女性话题。从前《妇女杂志》的许多撰稿人因章锡琛的人脉关系转到了《新女性》，结果商务印书馆无法忍受这种公开的叫板，章锡琛因此彻底离开了工作了十五年的商务，成为《新女性》的专职主编。
其实在接手《妇女杂志》之前，章锡琛并没有遭遇过真正意义上的妇女问题。章是个性情平和的人，18岁遵父母之命结婚，从没起过“反抗”的念头。那是1907年，在他出生的浙江省会稽县（今绍兴）的小镇上，年轻人还没听说过有所谓“自由恋爱”的新名词，更不知道盲目结婚应该反抗。这场“盲目结婚”并没有给章的生活蒙上阴影，相反，他感到婚后生活是“可恋”的，学校生活反而显得“无聊”，家人也不欲他再读书，于是在中学一年级过后章便辍学帮家里经营小店生意，店务不忙时在自己的小阁楼上悠闲地翻弄几本理学书，从不忧心前途。除了婚姻，章锡琛与女性接触的另一段经验是曾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做兼职教师，讲授自己在一年制简易师范学堂中学到的教育学。讲课前他曾担心自己的知识结构无法应付教学工作，但学校里的女生给他的印象是中规中矩，只会向老师请教些字句上的问题。
1921年开始主编《妇女杂志》时，妇女解放、恋爱自由的观念对章锡琛而言只意味着一些“新名词”和时髦话题——改良刊物面貌的必由之路。第一年的编辑工作是在忙碌与混乱中进行的，稿件的数量和质量始终是个问题，刊物几次延期出版。独立编辑一份正规杂志让章锡琛感到知识方面的力不从心，他的日常功课是出入涵芬楼，借阅关于妇女问题的英日文资料，从中选取“妇女解放”方面的文字，和周建人一起翻译。与那段记忆相伴随的还有一次尴尬的经历：一位商务的同事看到章锡琛借阅的日文书籍，就彬彬有礼地问道：
“密斯脱章，你在日本是帝国大学毕业的么？”
章笑着摇摇头说：“不。”
“那么，早稻田？”
“不不，”因为怕对方再提出别的大学校名来，章赶忙又补上一句，“我连日本都没有到过。”
这段对话让章锡琛感到有点“赧赧然”。出于家庭环境和教育背景，章认为自己的身份始终是个“商人”。虽然他一直向往读书人的生活，早年自学日文、参加速成师范教育，都是源于职业之外的文化追求，而《妇女杂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商人”的成功，在销售量增加的前提下，其影响日益扩大，并在文化界联系了颇有活动能量的人脉，成为妇女言论的重镇，但在此过程中，章锡琛仍有时感到一种文化自卑，因为当时的社会已经越来越重视“博士学士的头衔”，章没有大学文凭，更不是“洋翰林”，远远算不得新人物中的顶尖角色。到1925年，章锡琛、周建人发表的“新性道德”观点受到北大教授陈大齐的批评，在这场构成章锡琛离职主因的“新性道德讨论”中，章对其对手陈大齐的“博士”、“教授”、“名流”身份非常敏感，认为己方并非在观点上，而是在文化资本上输给了对方，被对方宣布了“死罪”。
知识背景与人生经历对当时妇女言论的影响非常重要，西方理论的译介还很有限，学院化知识尚未成型，言论中的女性观更直接地来源于经验。章锡琛、周建人二人能够成为长期的密切合作者也并非偶然。二人年龄相差无几，供职商务印书馆之前，都有过漫长的自学史，在民办小学和女校做过教师，这些经历决定了二人的观点主要建立在人生感悟和个人兴趣的基础上。章、周二人的背景、知识界的整体水平和社会氛围，也决定了《妇女杂志》的重头文章主要是经转译的西文材料与时尚话题的结合。
当“妇女解放”开始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言论风格的改变也就成了必然。事实上在章锡琛接任主编之前，第一任主编王蕴章已经开始了这种尝试。从章锡琛的回忆中，看不出他和王有什么交往，王留给章的仅仅是一大堆“提倡三从四德、专讲烹饪缝纫”的积稿，也许这时的章锡琛并没有将自己放入彻头彻尾的新人物行列，但在他看来，王蕴章显然已是不可救药的过时人物，即使有趋新的愿望，也无这样的能力。据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谢菊曾的回忆，五四运动后，商务的整体氛围有所改变，各个刊物的负责人都接到了来自上层的革新指示。王蕴章也在苦思冥想要发掘能写新式文章的作者，他最先看中了在编译所工作的沈德鸿（雁冰）。这时的王蕴章当然不会想到这位27岁的青年若干年后会成为著名文学家“茅盾”，但1919年前后沈在商务表现得相当活跃，热衷于各种主义和学说，也常撰文评介。王与沈都是经常出入涵芬楼的人，两人座位相隔不过丈许，经常擦肩而过，但从不交谈。所以王几次欲向沈约稿，都未能启齿，最终托另一位与沈相熟的同事程裕清代为恳求，这也是《妇女的解放和解放的妇女》这篇文章的由来。
王、沈二人关系的微妙变化似乎显示出新旧人物之间的隔膜有时难以打破，王的欲语还休和托人代请戏剧性地昭示了旧文人向新思潮挥动橄榄枝时的尴尬。谢菊曾的回忆颇有想象的成分在内，当事人沈德鸿对这次接触的记述要平实许多，1919年11月初，身兼《小说月报》与《妇女杂志》主编的王蕴章忽然找到沈，说《小说月报》下一年将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拟名为“小说新潮”栏，要沈主持这一栏目的实际编务；之后不久，又请沈为《妇女杂志》撰稿，谈“妇女解放”问题。沈后来成为《妇女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就开始于王的恳请，但沈对王的革新诚意非常怀疑，他对王有这样一段描述：
王莼农，名蕴章，别号西神，南社（清末的爱国民主派文人的组织，但不纯，柳亚子是其领袖）社员，善骈文、词曲，无锡人。有人说他曾为某省巡抚衙门的幕僚。他亦懂英文。他不是鸳鸯蝴蝶派，但他属于当时封建思想的旧文人一类，则从他的诗、词与杂纂掌故之书，可以断定。他曾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燃脂余韵》，是搜罗清代闺秀诗文、词曲、歌赋铭诔，并详述这些女作者的遗闻轶事。写这本书，他化了些工夫。这本书也有点史料价值，但终不免于“玩物丧志”之讥。
王搜罗女人“遗闻轶事”的兴趣似乎正好说明了他身上的旧文人习气，沈对王态度颇多不屑。章锡琛对王蕴章的记忆与沈的这段描述有很多地方异曲同工，比如章提到自己接任《妇女杂志》主编后，前主编大量刊登过的鸳鸯蝴蝶派的稿件经常被拒收，因而引起上海各小报的攻击，这显然是新旧风格判然有别的标志。章锡琛笔下的王蕴章也充满了腐朽气息：“擅长填词骈文，曾任巡抚衙门幕友，所撰小说颇受鸳鸯蝴蝶派推崇，经常与他们交往，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对王蕴章的背景、经历，以及和他关系密切的鸳鸯蝴蝶派的评价与他主编之下的《妇女杂志》的形象有机地关联在一起。这种品味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相当普及，有人曾描述当时鸳蝴派小说杂志“风起云涌，小市民人手一编，销路奇旺”，早期《妇女杂志》刊登江都李涵秋的小说和苏州程瞻庐的弹词，也都是鉴于风气，以资号召。鲁迅在回顾上海文艺界状况时，曾说鸳鸯蝴蝶派风靡的势头是在《新青年》盛行起来之后才受到了打击。从章锡琛和沈德鸿对王蕴章的态度中，可以看出同样的逻辑，即新思潮的兴起必然淘汰陈腐人物以及他们所持的女性观。
那么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新旧言论的区别在哪里呢？1913年，张静庐在上海一家酒行做学徒，在辛劳的杂役工作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读言情或哀情小说，为了读小说，还自学了文言。他称那段日子为“礼拜六派时代”，也就是鸳蝴派作家为文坛领袖、拥有大批读者的时代。在张静庐记忆中，“那时候根本就没有讲革命谈主义的书籍刊物……就是提倡革命的报纸，报屁股上刊登的也是这一类作品。徐枕亚的《玉梨魂》便是当时在民权报上挺受人欢迎的一种”。
考察《妇女杂志》第1卷，会发现发刊词申明的办刊宗旨在于提倡“女学”，刊物中有提倡天足、女子职业以及介绍鉴湖女侠秋瑾等内容，这些观点在当时都不算保守，但《妇女杂志》聚焦于编者认为女性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之上，并没有把女性本身当做问题来讨论。到五四时代，“讲革命谈主义”是一般读者眼中“新思潮”的特色。1919年，《妇女杂志》将女性作为问题来讨论，最鲜明的标志是主编以“记者”身份发布的《本杂志今后之方针》，这篇文章表明刊物将以提倡“女子解放”为方向和宗旨，但对“解放”的程度有所保留，强调“我们是抱定稳健宗旨的，所以妇女杂志此后的眼光，一面提倡女子解放，一面却要十二分审慎周详的去批评女子解放运动中的言论和行动”。在此之前，“新女子”的称谓就已经出现在刊物上，作者虽然对“妇女解放”的条件与前景都不感到乐观，但仍然相信，“从前女子的思想是服从，是卑顺；现在女子的思想是平权，是社会服务。从前女子的生活是束缚，是寄生；现在女子的生活，是解放，是独立”，“新”、“旧”价值的划分将彻底改变女性的生活世界，这种潮流似乎已经势不可当了。
“旧式的”快乐和“新式的”苦闷
王蕴章主编下的《妇女杂志》最受诟病之处在于提倡“贤妻良母主义”，虽然新文化倡导者们也强调，反对贤妻良母主义并不是提倡“恶妻坏母”，只是女性不应该把“为妻为母”作为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有人从男女对等的角度提出“贤夫良父”。至此，“妻”与“母”再也不能作为一种无须反思的自然状态安然存在于女性价值世界了。
在早期《妇女杂志》中的确很难看到对“妻”、“母”角色的颠覆，只能看出其表达方式与传统女德教化有很多不同。《妇女杂志》发刊词说“欧美列强纵横于世界，非徒船坚炮利也，实由贤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于内，为国民之后盾”，这一东西冲突的背景除了提示出近代女学的意义转向，也暗示出女性价值取向将不同于古代。第1卷《妇女杂志》每号封面都是一幅彩色女像，这些“封面女郎”也直观地反映了刊物的女性趣味。例如，其中一幅题为“芸窗读画”，画面上一位少妇在提笔作画，画的并非传统水墨，而是一幅水彩风景，桌上放着三角板、画笔、颜料盒，墙上一幅成品，亦是西洋技法的风景画，另外屋内的自鸣钟、白炽灯等陈设，显示了这家的经济状况。另有一幅“蚕月条桑”，画面上一位妇人在为桑树剪枝，她的衣着颜色朴素，但从式样上看却不是贫苦农妇。对照民国初年的《妇女时报》，就会发现当时妇女刊物对封面女性形象的处理具有相同的特色。其中之一是一名青年女子在露天网球场上挥拍击球，背景是一幢二层洋房。另有一幅是一位少妇提枪携猎犬外出打猎，她的头发是烫过的，衣着是西式外套配宽摆长裙。还有一幅是一位妇人手持照相机在野外拍摄风景，脚下穿着高跟皮鞋。这些形象说明了当时最受欢迎的是同时兼备传统美德和现代情趣的中产人家的妇女。有论者认为早期《妇女杂志》“意在以女学培养具备科学文化知识的贤妻良母，摆脱过去专事倚赖的女性角色，成就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以其所学的知识负起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的职务”。
早期《妇女杂志》的立场不仅仅是传授主妇的日常工作技能以确认女性的生存价值，更重要的是描绘了一幅幅温馨美好的家庭画卷，以唤起女性承担家庭角色的热情。在一篇题为《家庭快乐论》的社说中，作者认为“家庭间为一情之世界，其生活支配，以情为主体”，“人类幸福，大都寄于家庭”。文章避开家庭在经济、伦理等方面的功能，强调“爱力”巩固家庭的首要作用，并从这个角度出发提供了维持家庭之“爱”的种种方法，如勤俭持家、注意家人之间情感的沟通等等。在《家庭之幸福》一文中，作者认为女性是家庭幸福的最大受益者，也是起决定作用的人。女子的一切品德和能力都应以此为鹄的。文章结尾还描绘了一幅人人羡慕的幸福家庭样板：“其家之人则崇尚道德，举受教育，因经济之出入有则而充裕，卫生之设置充备而健康。”
考察这时的女性言论，会发现女性“新”、“旧”的分野主要以女性与婚姻家庭的对待关系为界，女性的紧张感主要存在于待嫁时期。有文章专门指导女性“择夫”，这篇文章赞同婚姻自主的原则，同时认为男女惑于“一时之感情，误解自由”非常危险，结果“女子之被害尤大，一失足成千古恨”，而作者认为最重要的择夫条件是：（1）门第、容貌、智识，（2）年龄，（3）职业，（4）家产。一旦进入婚姻，女性将以平和的心态相夫教子、持家度日，即使遇到波折、不如意，也应淡定从容、谨守妇道。这时的《妇女杂志》大量刊登墓表、行略、祭文以及前朝闺秀作品，赞美女性坚忍沉默、含蓄内敛等品德，如“克俭克勤，身劳不怨”、“娴诗明礼、洞知大义，而处事端严有法”、“仪修榛栗颜和温，洪琐悉理妇道存”，等等。
但同时，《妇女杂志》也对女性营造家庭情趣的能力进行了新的阐释。每期刊物的彩页都刊登若干女性书画、刺绣作品，无形中强调了细心、巧思、耐性等品格在女性价值序列中的重要性，有时在作品旁附一作者小照，将作品的主人从闺阁推到公共舆论空间。刊登读者照片也起到类似的作用，有的照片拍摄于照相馆，背景相似，大多布置成讲究的居室，以茶几、梳妆台、花瓶等物衬托，透露出小康之家的生活理想。一些照片还着意突出了兴趣爱好、身份、生活状况等信息，照片中的女性有的持书，有的牵爱犬，有的抱婴儿，有的主仆合影。女性的容貌、衣饰、才艺、家境通过出版物的传播形成一种公开时尚。
富裕、有情调的家庭生活构成了一个丰满的女性意义世界。《妇女杂志》曾刊登一帧照片，画面很平常，一中年妇女和一年轻婢女各持手帕站在小桌两侧，照片一侧题有女主人的一段纪事：“丁巳秋，余随外子来雷，冬十一月十一日而有雷城之役。外子以全校责任所在守此勿去。洎开始攻击，余挈侍婢蜷伏于学校，仰止楼下凡两昼夜。校地高复，逼近城之东南，枪炮弹如雨下，屋瓦为飞，惊魂稍定，检拾子弹数十颗，即在原地拍照以为纪念。”落款是“温黎蕙兰识于广东省雷州中学校”。照片上这位妻子在一场激战过后仍不忘拍照留念，说明这段经历对她的重要性，从中不难看出她对丈夫革命身份的认同和随夫涉险的自豪等情绪。《妇女杂志》上还曾刊登过关于夫妻称谓的讨论，可以看出私密情感的传达已成话题。
家庭地位的稳定及其带来的归属感构织了女性生活的大部分勇气和信心，对女性身份、地位的质疑也必将带来破坏性后果。在一篇提倡女子活动的文章中，作者总结女性应多做的活动为：勤作之前后须有适当之娱乐游散；晨与春夏秋多呼吸，冬季多跑步；多挈幼儿为童话，及其他儿戏；多开口笑；多养虫鱼多植花木；多游郊外，或公园。而女子应该避免的活动为：剧场不宜涉足，戏剧入人最深，我国欲借重戏剧教育尚非其时；勿独处深思；择友，阅书，皆特别谨慎。作者已注意到情绪对健康的重要性，将“精神愉快，身体健全”作为女性的理想生活标准，因此看戏、思考、交友、阅读这类容易引起反思的活动都是有害的。在各种可能导致危险的情绪波动中，只有夫妻两地分居时对丈夫的思念是受到赞许和推崇的。《妇女杂志》曾连载清代才女陈云贞寄给丈夫的书信和诗词，其中女主人公的哀愁都源于对戍边丈夫的思念和担忧，陈云贞在信中对丈夫在外不检点的传闻表示谅解，并且温言劝其保重身体、谨防小人乘虚而入，这种风范被编者赞为“慎独坚持，可为妇道法，可为后世鉴”。
王蕴章主编下的《妇女杂志》每号篇幅最重的是“学艺”和“家政”栏，他为《妇女杂志》写的稿件，也主要在这两个栏目，其中大部分文章为《美国母范杂志》（Lady's Home Journal）或《日本妇人世界》的文章译稿，内容从女工编织、裁剪烹饪，到家庭护理、美容化妆都有，其中包含了大量现代科学常识。总的来看王蕴章是重视女子教育的，他所联系的作者有许多是各地女校的负责人。《妇女杂志》第1卷第1号的封面就是一位端坐读书的少女，发刊词开篇强调“女学”的重要。但在王蕴章看来，女性生活的快乐充实主要通过家居活动的丰富体现出来，各种实用知识和技能直接决定女性生活质量。这种观点后来被章锡琛概括为“实用派”和“装饰派”，目的是把女性造成从属于男性的“实用的奴隶”或“贵族家庭的点缀品”，都属于“旧式教育家的意见”。
在章锡琛等持“新式”观点的知识分子那里，专门培养女性持家技能、为成为“贤妻良母”作准备的女子教育是旧式的，也是无益于“妇女解放”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更年轻的五四一代相吻合，例如罗家伦在整体上对当时的女子教育持否定态度，他说：“现在这种的女子教育同妇女解放是不发生关系，因为这种教育的原素里，并不是教女子独立做人的。”罗主张女子教育要有两个原则：（1）超于良妻贤母的教育，（2）男女共同的教育。这种观点明显受胡适《美国的妇人》一文影响，相信真正的美式现代教育机制能够培养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同时也带有一个青年学生对未来男女同校生活的浪漫想象。而章锡琛在言论中表达的女子教育观则悲观得多，他为自己主编的《妇女杂志》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就说：“有人说我国妇女的不能觉醒，是由于我国的学校太少，一般妇女都不能受到教育，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是我国并非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妇女，请问这些妇女里面，能够真正觉醒的——能够真正完成自己的人格的，究有几人？”
章锡琛对新式教育前景的质疑是从阅历中来的。时代对“新女性”的希冀是在精神气质和人生理想方面，这远远不是靠教育制度和设施的改革所能见效的，批判“贤妻良母”教育更像是出版界面对新思潮的变通之策。换言之，章锡琛对女性在“贤妻良母”之外是否有其他道路可走是非常怀疑的，这种质疑又绝不能以肯定“贤妻良母”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章对女子教育的态度近乎完全悲观。到1925年，在《妇女杂志》的“女学生号”中，章锡琛发表一篇长文，对女学生的现状提出了全面批评。在他看来，新思潮造就的女学生在知识、兴趣、人生态度方面都走上了歧途：或者按部就班地混过学生时代，全无思考和建树；或者动辄抱怨社会不公，却没有积极的理想和实现的毅力；或者跟随社会风潮参加各种运动，实际上只是借此出风头、谈恋爱，作无聊消遣。对女性把教育当装饰品、当嫁妆的批判是五四以后《妇女杂志》较为普遍的声音，这些言论揭示着不是所有女性都能通过教育培养独立意识和人格尊严、她们中的多数更向往婚姻带来的安逸生活的现实，也描绘出一幅软弱、虚荣、好逸恶劳的女性精神画卷。
“旧式”的婚嫁热情和生活情趣在“新女性”身上的呈现常常让人感到不安。离开《妇女杂志》后，章锡琛主编的《新女性》在言论风格上更为自由，其中对“新女性”生活目的的反省和质疑也更为严厉了。在1927年的“新年号”上，《新女性》刊出了题为《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的组稿，编者认为“现代女子，都抱有攻究学问，改造社会的大愿望，但同时她们却不能不尽天赋的为妻为母的责任。然照现在的实际社会的情形，这两种任务，常不免发生冲突，因此每使她们感到绝大的苦闷”。编者对“大愿望”的外在性与“天赋”的必然性无可奈何；既然学识修养等外在标准都不足以判定女性新旧与否，那么新旧价值冲突给女性带来的身心紧张、“苦闷”的精神状态反而成了“新女性”的标志。这一预设的前提在孙伏园、樊仲云等人的来稿中被否定了，孙、樊二人的态度表达了两个信息：（1）所谓“苦闷”是男性越俎代庖代为设想的结果；“苦闷”毕竟还是觉悟的标志，糟糕的在于“现代女子的不苦闷”，“彷徨而后生苦闷而后思解决，现代中国女子大多数还遵循着向来的旧轨道，并无彷徨之可言，自然更无苦闷之可言了”。（2）改造社会的理想与为妻为母的责任在女性身上的矛盾通过社会分工的发达和个人努力完全可以克服，但女性并无朝此方向努力的愿望和行动。
对“苦闷”的质疑昭示着令人沮丧的逻辑：“新女性”并不存在；现实中的女性没有摆脱依附意识，只不过其中的一部分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时髦的“新式女子”，真正“苦闷”的只是那些未能有效运用新旧资源推销自己的失败者。章锡琛用爱伦凯的言论支持自己：
极端崇奉因袭主义的，常常是女子。所谓女子这东西，像能够从实在识别假象，从内容识别形式那样人格的充分发达的，大抵总是极少。即使她们能够识别了，但是社会一般的大多数尚在尊重形式和假象的时候，要她们能够具有反抗社会而选择内容和实在的勇气，总是很难的。
爱伦凯的这段话很少被人引用。在民国初年，她主要是作为“恋爱导师”被认知的，而早期《妇女杂志》则把她描绘成提倡母德的模范。到1920年代末，人们对女性“反抗”之被动有了一种悲凉的认识，而女性反抗价值的虚妄和被动适应的必然始终是妇女解放言论无法解说的难题。
“使君有妇”：“情迷”之人格理想与伦理现实
女性容易执著于“情”的特质动辄演变为依附人格。与此同时，新知识群体正在开始一场关于“情”的表述与实践，与此相关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离婚自由”都曾成为时论热点。“使君有妇”也是在这一背景下生成的热门话题。当时早婚风气普遍，青年男子外出求学之前常已定亲或成亲，鲁迅、胡适、郭沫若，包括后来被戏称为“性博士”的张竞生都是如此。唐德刚曾说：“光绪年间的十八九岁的世家子，未‘订过亲’，甚或‘娶过亲’的，实在是少而又少。”男性离婚别娶造成女性自杀在1920年代曾是热门社会新闻。女作家苏雪林有这样的印象：“五四后，男学生都想交结一个女朋友，那怕那个男生家中已有妻儿，也非交一个女朋友不可。初说彼此通信，用以切磋学问，调剂感情乃是极纯洁的友谊，不过久而久之，友谊便不免变为恋爱了。”张爱玲在小说《五四遗事》中也将“使君有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作为独特的五四现象来看待。本来男子在婚姻之外另寻情感愉悦有很多途径，妻子在家承担伦理功能，妾氏、伶妓承担色情功能，而五四时代对“情”的重新阐释则打乱了古已有之的男性多偶制的价值秩序，已婚身份更令使君们时刻处于伦理紧张和道德焦虑之间。
一封致命的信
1920年10月19日晚9点，长沙周南女校例行点名时，高等一年级学生袁舜英不见了。同学四处找她，次日黎明，与袁同室的女生周杰在校园水池边发现白衫一角，取竹竿挑拨，正是袁舜英的尸体，周杰吓得大哭，抛了竹竿就跑，校园中顿时大乱。
袁舜英很可能是半夜投水的。周南女校师生猜测死者自杀原因，想起10月19日袁曾接到丈夫书信，读信后痛哭，当晚即失踪。众人遍寻这封致命的书信，终于在纸篓中找到，信纸已扯成碎片，补缀良久，才能看出全文：
英鉴：
敬启者。你以后有事可写信与我，请你告诉朱超女士，凡话可告诉我。你今日从家来你有什么事，跑到讲堂来？你不知事，你晓得哪个是先生，哪个是学生。你下次再要如此，就请你下乡，或者我就辞职不教了。我在这里，朋友太多，事也不少，我实在不喜欢。你要若干钱，请你写信告我，不是到讲堂里来有拿的。你有多话说，也可以写信。也不能到讲堂里来说的。你进周南，我已说清，能改良就好，不能改良，顶好，就回家去算了。此问近好。
你的兄弟字
十月十八日
署名“你的兄弟”的就是袁舜英的丈夫李振鹏，雅礼大学本科生，在中学教英文。这时候袁舜英的同学们大都以为袁是李的表姊妹，不知他们是夫妻。信中提到的朱超女士，是周南女校校长的侄女，负责接待刚入校的新生，对袁舜英很照顾，李让袁凡事请朱超女士转达。不久前袁舜英娘家父亲病重，袁离校回乡探望，几天后返回，到李振鹏教书的课堂找他说几句话。李见到袁，赌气就走。第二天李寄一封信给周南女校学监陶斯咏女士，请陶转交袁。陶找到袁，对她说：“李先生不愿和你直接交涉，他发你的气。”袁说：“坏了，我知道是坏了。”陶安慰袁几句，拿出李的信给她看。袁看完信，连说：“坏了坏了，就是这件事坏了。”说罢就痛哭起来。陶又安慰袁，要帮袁温习英文，袁说：“陶先生，我不好过！并且这功课我也读不来。我要求我的丈夫放我到自治女校去。”陶让袁先去休息。袁独自离开，当晚投水自杀了。
从报刊对事件来龙去脉的报道中可以看出，袁舜英看了丈夫的信后感到极度惶恐，所谓“坏了坏了”应该是指到丈夫教课的讲堂找他说话这件事。袁探父病归来，很可能有事要同丈夫商量，何以夫妻见面说话这样的事会导致丈夫勃然大怒和妻子自杀呢？长沙《大公报》对此事报道之初曾解释说，袁舜英“貌陋足小”，“程度稍逊”；“其夫李振鹏……期望伊妻进步之心甚切，寄函督责。不料该女生接函后，羞愤轻生”。
在陆续出现的评论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教育不平等。袁舜英死时年纪在25岁左右，这时才入高小读书，“年龄太高，赶课不上”，遂失去丈夫欢心而自杀。
2.婚姻不自由。袁舜英与李振鹏结婚超过四年，据说同居不到两个月，有人由此推断“双方爱情决不是浓厚的、亲密的，因此推定她的婚姻，决不是两愿的”。袁舜英教育程度太低，家境贫穷，李振鹏是大学生，家道殷实，夫妻不般配，又不能自由离婚，必导致恶果。
3.男女地位不平等。李在书信中措辞蛮横，说明“李振鹏认定妻是夫的附属物，凡关于妻的行动，都应该受夫权的支配，恐怕和妻直接交涉，便生出‘近之则不逊’的毛病”；李逼妻子求学，全出于专制，“以妻子之人格为自己之排场”。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转载了袁舜英自杀事件的始末。编者邵力子将自杀原因总结为“婚姻专制，教育畸形，离婚不自由，男女不平等，再加上什么私利心虚荣心……柔顺者除却一死，更有何法”。
从报刊记者采访后对事件的记述中，可以看出，袁舜英和丈夫的关系前后是有转折的。李振鹏生于长沙霞凝乡鹅羊山一户大族，因为是独子，很受娇纵。李读高小的时候由族人做媒与袁舜英订婚，正式结婚是在1915年9月。袁性情温和，很得李母欢心，婚后一两年间，“过的是很安乐的日子”。
夫妇间的“小冲突”开始于李到城里读书，“眼界渐高的缘故”；1917年，李振鹏暑假回家，“对于女士很严厉的督责她读书。女士并没有开过眼识过字，资质又不甚聪明，自然是觉得读书是有点苦”；1918年，李送袁到霞凝市李氏族立女子学校读书，1919年又送袁到长沙周南女校读书。对儿媳进城读书，李母并不赞成，一部分原因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所以李送袁入周南女校时，曾向校长朱剑帆请免学费膳费。
袁舜英始终听从丈夫的安排，却又一直难以让丈夫满意。袁“貌仅中资，一双小脚”。进城求学的时候，丈夫对她说“你不要再学那乡里大娘的样子，总要学城里的女学生”；又说“你当要注重英文”。袁入周南女校后改了几次发型，从入校时的“巴巴头”，到梳辫子、又改盘头，总是“很不自然”。读书也“用死功”，读英文特别发愤，成效却不显著。
李振鹏曾扬言退婚，也表示过自己是基督教徒（当过雅礼学生青年会的会长），离婚是教中不许的。但他的不满确实越来越溢于言表，“此种举动（乡里大娘的样子），此种言语（不能说爱皮西提），不愿和你做夫妇”；“我的婚姻由恶社会铸成的。我不久要留美。前途正远，她我何能管得许多……我只能等她学点本领，她弄她的去吧”。袁入周南女校时，李对袁下了最后通牒，不许出校门一步，“礼拜日也不准出来”，有事不准当面找说，要写信，“不要失我的面子”；“另外还有一件大事，你明年再不能说爱皮西提，我便不要你做堂客了”。
“改良”风波
袁舜英身上体现了旧式女子的一些特点，缠足、未受教育，柔顺的性格被认为是她自杀的一个原因，但也有评论认为袁的自杀并非软弱，而是向“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抗议，“一死胜之……其立志之坚，临事之决，令人生敬”。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袁舜英虽教育程度不高，却并非全无技能，“女士在乡下的时候，很精于刺绣，并带有许多的学徒，颇能自给”。她的丈夫如果送她去专业学校，而不是非要她学“爱皮西提”，或许不会导致惨剧。
在李写给袁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能改良就好，不能改良，顶好，就回家去算了”，这句话对袁造成了极大的威慑。对李来说，“改良”是婚姻继续的前提，“改良”的目标则是把“乡下大娘”变成“城里的女学生”，袁舜英用自杀说明了“改良”的失败。而“改良”妻子在当时却是热门话题，为旧式婚姻所苦者很多，离婚又容易造成惨剧，“改良”遂成折中之路。例如郭沫若成婚在民国元年，做媒者是一位可靠的远房叔母，说女子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这些描述令少年郭沫若心中萦绕种种幻想，认为即使得不到林琴南翻译小说中王子与公主的称心姻缘，自己的妻子或许也是“深谷中的一朵幽兰，旷野里的一枝百合”。经过一场典型的传统婚礼，入洞房后新郎揭开了新娘头上最后一层纱帕，才发现新娘与媒人的说辞南辕北辙。1929年郭沫若把这段初婚经历写成小说《黑猫》，为成都俗话“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之意。当时郭母同儿子一起制定了一些改造新娘的方案：“脚是早迟可以放的，从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就不如意一点，只要性情好，只要资质高，娘一面教她些礼节，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诗书吗？”
“放足”与“读书”是民国初年改造妻子的最主要的内容，为许多新派人士采取过，却并不一定结局圆满。东南大学教授郑振埙也曾一心一意改造自己的旧式妻子。他的婚事在入中学前由父母订下，后来他考入北京大学理科，当年寒假回家正式成婚。在洞房面对从未谋面的妻子，他却感到“虽没见面过，然一见成知己。真奇怪！所以成知己的原因：则一半属于生理的；一半则因希望她改良，不得不以知己待她，以期得到她的信仰心；因她既有改良的希望，不妨认她为知己”。在郑振埙的身上，妻子的“改良”已是爱情的先决条件。在订婚时期，他就称没见过面的妻子为“我最亲爱的人”，婚后，更称她为“最亲爱者”。
经过五年多的夫妻生活，据郑对妻子的评价，从旧的方面看，她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女子”，待郑的父母和家人都很好，能尽妇道；从新的方面看，她不迷信，不奢侈，能记新式日用簿记，教养儿女能用新的法则。“改良”的成果可谓显著，然而郑最终仍决定离异妻子；原因是：妻子从来没有受爱情的冲动肯破除旧观念旧习惯，她的新知识是丈夫“以很大的痛苦换来的”；改良妻子的过程耗尽了丈夫的全部耐心，郑在文章中说：“近年来，我因失了爱情，觉得世界上一切富贵功名，都没有竞争之兴趣，非与她离婚，不能恢复我的竞争性与奋斗性。”
令郑最伤脑筋的是妻子的“脚”与“粉”。每次假期回家，他都格外注意妻子的脚和她脸上的粉，虽然脚的确大了一点，粉也薄了一点，但郑始终觉得“不痛快不透彻”。郑用命令的口吻要她改良，她不允许；他表示反感和不快，她处之泰然；他用恭敬恳求的口吻说：“你听我的话好吗？”她回答“好”，但仍不见实效。郑振埙并非不能体察妻子“不听话”的原因。郑的父亲是前清官吏，郑和妻子生活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大家庭，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郑在北京读书，其妻留在家中，与之共处的邻居和女仆都是旧式女子，如果妻子改变了习惯，她在女伴中必然受到孤立。郑开导她说：“别人的妻学时髦旁人会笑她，你是我的妻，你有资格可以学时髦，没有人笑的。”这番话出于知识精英对自身文化领导权的自信，却没法帮助妻子抵制环境的影响力。
“脚”与“粉”只是郑对妻子不满的一个契机。正如李振鹏要求妻子说英文，并非只是让她学一种技能，更包括情调、趣味等种种考虑。郑振埙三年的大学时光伴随着对妻子的期望与试探过去了。毕业之后，郑回到家，与妻子朝夕共处更使他感到进退无路，既无法改变现状又无法离婚，他感到“唯一的希望就是出洋去，否则自杀”。
郑将自己的婚姻史写成一篇长文发表于《妇女杂志》。此时他已取消了对妻子“最亲爱者”的称谓，并得出结论：“她的无爱情，实在是一般旧式女子的通病，我虽可以原谅她，然而如何能爱她？”对于“无爱情”的原因，他也作了系统的归纳：
（1）女子出嫁，为的是父母之命，或为物质上的安乐，或为性欲，本无所爱于未见过面的男子。（2）女子平日所受的教训，是服侍丈夫，不是爱丈夫。男女之间如何相爱、如何快乐这些话是避讳的。平时她所听到的关于男女关系的新闻都是通奸一类，这些新闻只会使女子发生两种观念：一是女子必须贞洁，二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只有交媾。（3）爱情只能在姘夫面前表露，在丈夫面前示爱，对方恐怕要疑心她不贞洁。（4）女子非但不敢对丈夫表示爱情，且以有爱情为耻辱而以爱情淡薄为光荣。（5）穷苦人家的夫妇共负生活的责任，境遇愈艰难，爱情愈浓厚。而富家的妇人，则除厨房以及管理女仆们外，不负别的责任；而在有父母的家庭里，尤其无责任可负，故除性欲外，与丈夫毫无关系。
在郑振埙的描述中，只有在一次儿子生病的突发事件中，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夫妻之间体会到了“爱情”。在同妻子一起买药、买食物、候车的时候，郑见妻子“走路、说话、做事都有精神，不像一位太太，像一位新式的女子”，这使郑感到“真的爱她”。然而“新式女子”的风仪再也没有出现过。郑最后想出“逃婚”的解脱办法，即写信让家里派人来将妻子接回，用自己在家中应得的财产来供养妻子的生活，此后自己对她的爱，无论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完全断绝，“以姊妹待她”。
郑的想法既没有对妻子明说，妻子也不曾领悟。送妻子上船时，她问他几时回家，他回答“你不用管”。临别时她嘱咐他多吃鸡蛋，他谢过她。此外二人没有说话，亦不悲伤。
危险的“一角”
郑振埙将自己的婚姻史载于报刊，并附上自己的通信地址，征求读者意见。《妇女杂志》主编也将郑的自述作为“全社会的大问题”向读者征求批评。两个月内，仅《妇女杂志》上就征得了18篇批评文章。比较集中的观点是对郑的妻子启如表示同情，认为女子受旧礼教的束缚是社会的罪恶。旧式女子表示爱情，都是隐藏在心里的，郑对其妻过于苛责了。也有人认为其妻既已经往改良的路上走，并不是不可造就的妇女，只要让她继续求学，她一定也可以变成一个“新式的妇女”。因此二人的婚姻还有“重圆”的希望。
对郑“改良”妻子的行动，很多人提出了批评，“在尊重女性的人看来，女性要做的事，都要随女性自己的愿意，譬如女子要搽粉，要缠足，如果是她的愿意，男子便不能十分地干涉她，只能稍稍引导她劝告她，要是不听，也只好听她的便。即在已婚的妻子，也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对不住。要妻子对自己的话，句句记住，还是含有‘男性中心’的心理”。有两位女性读者更是严厉斥责郑不尊重女权，“这些夹着偏见的男性，表面上，似乎很能替我们姊妹们想法，其实，没有一处不是欺侮我们姊妹们，没有一处不是玩弄我们姊妹们……什么叫‘性情’？什么叫‘改良’？莫非想把女子的性情改良得和家畜一样的驯服吗？改良得和奴隶一样的顺从吗……我是个女子，是个懦弱而且神经很衰弱的女子，我总不懂同是人类，为什么男性要女性服从，而后才可以谈恋爱？”
周作人认为郑振埙在婚姻中太不迁就，“如其不愿迁就，就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这种说法道出了郑受人指责的主要原因：郑妻被送回老家，最大的可能是独守空房终此一生，而郑在大城市的生活中，再娶新妇是必然的事。况且郑在文章中称自己已经想得很清楚：“离婚虽办不到，我可以别的方法得到恋爱自由，甚而至于自杀，亦无不可。”
“不迁就”尚可谅解，然而没有“陪着做牺牲”却是不可原谅的，这是新式知识分子在婚姻的“新旧”问题上建构的道德准绳。有人认为郑振埙改造妻子的努力使他堪称“披荆斩棘的英雄”，但这位“英雄”必须答复两个疑问：“一、郑先生逃婚以后，是否重婚，另组小家庭？还是独居？二、郑夫人是否无形中的离析？还是改嫁？”如果郑此后终生抱独身主义，则“不成问题”，如果再娶，从道德上看，则与“纳妾”无异。
改良妻子的“英雄”总是面临狼狈的结局。相比之下，胡适对待旧式婚姻的态度非常从容，他从不公开言说婚姻之苦，相反，还常常在诗作、书信中表达婚姻之乐。留学期间他曾演讲“吾国婚制”，其中提到“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后者更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因为女子不必“工媚人悦人之术”以求择偶。这种观点奠定了胡适生活态度的主要基调，“爱情”并不是神秘的自我成立之物，根于“名分”男女双方才能“互相体贴”、“长成为真实之爱情”。
胡适对旧婚制的态度似乎可以归结为：有婚姻才有爱情。但现实却没有这样简单。1931年1月5日，胡适与陈衡哲在南下的火车上闲谈。虽然回国多年，陈衡哲仍没有改掉在谈话中加入英文单词的习惯，谈到情感与人生的话题，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胡适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陈衡哲不以为然：“这是因为你是男子。”
“爱”对于男性不像对于女性那样重要，这种观点在陈衡哲的小说《洛绮思的问题》中已见端倪。故事中的瓦德订婚后草拟了一封给洛绮思的信，信中说道：
我既娶了妻子，自当尽我丈夫的责任，但我心中总有一角之地，是不能给她的。那一角之中，藏着无数过去的悲欢，无限天堂地狱的色相。我常趁无人时，把他打开，细味一回，伤心一回，让他把我的心很很的揉搓一回，又把他关闭了。这是我的第二个世界，谁也不许偷窥的。他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他能揉碎我的心，但我是情愿的；他有魔力能使我贪恋那个又苦又酸的泉水，胜于一切世俗的甘泉。
在男性心灵空间深处，隐藏着幽暗而瑰丽的“第二个世界”，这正是1920年代初的陈衡哲对男性情感世界的想象和解说。“第二个世界”虽然隐秘，却似乎功能强大，它关联着真正的爱情以及与之相对的某一女性，引起大喜大悲的情感体验，对抗世俗生活对个体的悄然腐蚀。在伦理道德上不具合法性甚至使其更具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