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和包头沦陷。傅作义的部队退守在五原、临河一带，傅作义的家眷也迁居到平罗境内的黄渠桥。这时形势危急，人心惶惶，黄渠桥一带的豪绅地主已准备把钱、粮运输藏到贺兰山山洞里。一时间这个繁荣的集镇变得冷清和萧条起来。当时，黄渠桥设立的两所完全小学的师生，也同样受事态变化的影响而相继离开学校。一些有文化的人士已经知道中共发表了抗日宣言，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实行全民族抗战。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了。这一切都在不断鼓舞着人们的抗日情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全民族的呼声。此时，北平和天津被日寇占领，再加上路途不通，在天津、北平上学的学生只能被迫留在家乡，其中贺闻韶被聘任为平罗一小教师，王振刚（后改名王大刚、王茜）被聘请任黄渠桥二完小教师。他们两人在北京上学期间受“一二·九”爱国运动的影响，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率先宣传抗日救亡，号召教师和学生共赴国难。
1937年9月，王振刚任黄渠桥二完小教师，他第一次和全校师生见面，讲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和察哈尔、热河、河北，进而还想吞并全中国，民族危亡已到生死关头，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枪口对外，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王振刚在校长雍生善的大力支持下，团结全校师生展开了黄渠桥一带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和校长雍生善研究了整顿学校的措施，抓纪律管理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恢复晨操和午、晚放学时的训话，宣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全校掀起唱抗日歌曲的热潮。高年级班都举办读书会、演讲会，办画报墙报，师生同心同德，学校里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37年10月，江苏省新安少年旅行团一行30余人在团长刘文岫（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住在黄二完小，校长雍生善同全体教师热情接待。在欢迎大会上，雍生善讲道：“新安旅行团的师生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抛开温暖可爱的家乡，长途跋涉，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不忘抗日救亡，走到哪里宣传在哪里，唤起民众觉醒共赴国难，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来传经送宝，并虚心向你们学习。”在新安旅行团师生教导下，黄二完小师生学到新的抗日歌曲、新的话剧表演技艺。新安旅行团30余人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每天晚上在入睡之前开会小结，写日记。第二天早晨他们个个精神振奋地教学生们排练节目，讲一路见闻，有时给师生们演幻灯片或放无声科学影片，有时搬出成套画册讲内容。这一切都深深印在同学们的心坎里，使师生们大开了眼界，鼓舞了斗志，增强了信心，学到了知识，为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8年2月，杨寿亭（即杨一木，建国后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候补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经袁金璋介绍到黄渠桥二完小任教。他所提出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建议，受到校长雍生善的赞成和支持。他通过多方了解，确认王振刚是一位觉悟较高的爱国青年，经他的鼓励帮助，王振刚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后被介绍进入抗大深造。杨老师经常向学生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的野兽行为。在讲到九一八事变时教学生唱“东北来了东洋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为了教育学生懂得旧社会和旧制度的残酷，他选讲杜甫的名著“三吏”“三别”和陆游的爱国诗词，联系实际揭示旧社会旧制度的罪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他的讲解形象真切，生动感人，备受全校学生的敬慕。由于杨老师的精心培育和忘我的工作，整个学校呈现出一派抗日爱国新景象。
1938年4月，在杨老师的倡导和雍生善校长的支持下，黄渠桥二完小建立了“抗日战地后方服务团”，服务团下设歌咏组、演讲组、话剧组、壁报组，举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演出的话剧以《捉汉奸》《机智抓鬼子》《放下你的鞭子》三出戏最为生动感人。观看学生演出的群众数以万计，当看到学生在街上捉到了一个宣扬日本皇军好、偷卖日货的“汉奸”时，有人还误认为真，摩拳擦掌从人群里扑上前来喊打。在看到家乡沦亡的父女两人流浪四方以卖唱乞讨度日，女儿精疲力竭唱不出声来，竟被父亲用鞭子抽打时，许多人流下了同情的热泪，并谴责那位苦难的父亲。这时宣传队的同学向群情激愤的群众讲解：“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和河北，数千万家庭家破人亡，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一定要奋起洗雪国耻。”这时大家一起振臂高呼“誓死不当亡国奴”“团结起来，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收回领土，赶走日寇”，歌咏队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数以万计的群众义愤填膺，连声称赞学生的爱国行动。一次次的宣传轰动了全黄渠桥，学校师生的声誉提高了，黄渠桥一带的抗日活动日胜一日地发展起来。每当三、六、九的集市上，师生们总是有准备地上街宣传，配合墙报、画报、歌咏、演讲，收到良好的效果。到了初秋，杨一木老师又亲自领导排练出新的歌剧、话剧、哑剧，首次在黄渠桥老爷庙门前的大戏台上演出，得到了更多人的赞扬，人民群众的抗日呼声更加高涨，有的人要求自愿出钱资助学校，有的人提出要求下乡演出。1938年夏天，雍生善、杨一木接受邀请亲自带领学生前往宝丰、石嘴山、尾闸等地进行演出，所到之处得到群众热烈的欢迎。尤其在石嘴山演出时受到开明绅士郑善亭的热情接待，除安排师生的食宿外，还动员驻军参加观看受教育，军队出马为演出布置会场，还要求学生教他们唱抗日歌曲，说快板、相声等，学生们编成小组到各连进行教练，给石嘴山一带群众、军队留下良好的印象。许多人称赞学生爱国热情高，富有民族正义感。经过几个月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黄渠桥一带的群众不论是老汉还是娃娃都知道国难当头，鬼子打来要烧杀抢掠，必须团结抗日才能免遭苦难，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管是募捐还是救济难民，总是一呼百应，收到良好效果。
杨一木为了教育学生懂得更多的革命道理，他亲自上银川找到出售进步书刊的陈选民，陈选民每月骑自行车到学校卖一次书报，其中有《新华日报》《解放》《抗战》《抗敌文艺》《全民周刊》《大众哲学》《青年自学丛书》等。每次所带的书刊都被师生抢购一空，高年级学生人手数十册。杨老师还精心指导学生阅读书刊，夜晚组织读书讨论会，教育学生理解革命道理，还讲述马克思、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八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经过他的教育和培训，师生提高了觉悟，李振声、郭英教、王延、常凤翔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冬之际，日本飞机两次轰炸银川，人心惶恐。杨老师为了群众的安全，对学生们讲授防空、防毒知识，学生再向群众宣传。每当日本飞机从头顶飞过，学生们迅速跑出校园向四周群众呼喊进行隐蔽。还有众多的乡亲到学校里来找雍生善和杨一木表示决心说，日本鬼子如果打到我们家乡来，一定和老师学生联合起来上贺兰山打游击，不让鬼子侵占一寸土地。许多念不起书的穷孩子也被学生联合起来组成儿童队，晚间开展游戏，捉汉奸、打鬼子、唱歌、讲故事。学生家长们都支持自己孩子抗日爱国的行动，黄渠桥一带的抗日烽火就这样越燃越烈，男女老少同心协力坚决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声势之大影响之深远，引起马鸿逵“军、警、宪、特”的注意和忧虑，他们认为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是共产党人所发动的，于是，他们采取先侦查后跟踪的办法，决心要把这场抗日活动压下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三边工委部分共产党员进入宁夏，建立中共宁夏工委，发展党员，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时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的李仰南进入宁夏后，得到了袁金璋的掩护。袁金璋认为，在宁夏进行抗日救亡活动，首先在平罗县展开，较为适宜。平罗籍的雷启霖、阎廷栋、贺闻韶、刘廷栋、高尚信、王振刚等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与袁金璋在北平读书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他们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过接触，均为爱国进步人士。李仰南经过袁介绍，到平罗会见了雷启霖、贺闻韶、刘廷栋等进步人士，共商在平罗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事宜。当时，在银北选了两个点，一是平罗县城完小，二是黄渠桥二完小。这两个学校的教师多为爱国进步人士，天时、地理、人和条件齐备，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县城完小校长刘廷栋、教师贺闻韶，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召集本校进步教师孙培仁、马寿桃、郭生玺、谈尚勇、王子平、张瑜、李凤岐等多次开会讨论研究，在学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具体行动。会议决定，在学校成立抗日宣传组织，初名“少年农村服务宣传团”，后改名为“抗日救亡后方服务宣传团”。下设歌咏队、宣传组、壁报组，刘廷栋还聘用陆平（化名苏文，中共党员，东北人）秘密指导学校抗日救亡活动。
县城完小抗日救亡组织成立后，需要制造声势，扩大社会影响，唤起民众，但因当地闭塞，连一首抗日歌曲都没有。刘廷栋、陆平等托人，先后由外地寄来《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五一劳动歌》《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大路歌》等，每收到一首即向学生教唱一首。学生唱会后，再向社会上普及，使抗日救亡歌曲传遍全县。
刘廷栋、贺闻韶为使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深入发展，广收宣传材料，特别联系销售书刊的进步人士陈选民，每周六到学校销售进步书刊，学校师生买到了《向导》《群众》《抗战》《全民抗战》《文艺阵地》《民意》《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书刊，贺闻韶买了很多书刊，供师生阅读。他劝学生少吃零食，省点钱可以多买书，武装头脑，大有益处。学生听说后，纷纷买书刊，并将个人买的书刊，在同学之间相互借阅，集个人书刊成学校图书室，起到了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
壁报组创办的《呼声》，每月出1期，张贴在县城钟鼓楼墙上，让人民群众阅览。《呼声》所刊稿件，部分为报刊文摘，部分为师生撰写。稿件内容真实感人，号召力极大。如刘廷栋在“元旦献辞”中写道：“1938年降临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有新的作为、新的创见。不能因循守旧，苟且偷生，也不能醉生梦死，贪图享受。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每个人应作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希诸位共勉之。”此类文章甚多，起到了唤起民众、点燃抗日烈火的作用。
每逢农村集日，“抗日救亡后方服务宣传团”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演唱抗日歌曲，演小话剧，搞讲演，进行抗日宣传。讲演会开始由教师陆平、贺闻韶、郭生玺等为主要讲演员，后来学生也登台讲演。陆平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装扮成农民，进行了精彩演讲，他情绪激昂地讲道：“同胞们、老乡们，我是由东北逃出来的一个庄稼人，我有年迈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日本鬼子未占领东北时，日子过得很平安。自“九一八”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后，房子被日军烧光了，年轻人被日军抓去做苦工，有些奋起反抗的青年，被日军用刺刀捅死。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陆平讲到此刻，泣不成声，听众热泪盈眶，万丈怒火，跟随陆平振臂高呼：“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刘廷栋、陆平、贺闻韶等每天还在学校举办时事问答，在社会上举办定期时事解答活动。学校时事问答的主要做法：由值班老师出几道题，写在小黑板上，挂在办公室门前，让学生找答案。晚上放学时，校长刘廷栋集合全校学生列队，点名出队回答问题。此活动天天如此，从不间断。社会上时事解答的主要做法：由教师陆平、贺闻韶等将10天或半月内的战地战事、重要新闻综合起来，画出战地示意图，贴在墙上，歌咏队唱抗日救亡歌曲，将群众的情绪振奋起来。讲解员指着示意图讲解战争形势，让人民群众了解全国抗日形势。讲解员主要有学生李梓、阎尚全、张自强等。
1937年，江苏新安旅行团在团长刘文岫、顾问汪大之带领下来平罗县进行抗日宣传工作，旅行团采用放电影、幻灯，讲演等形式，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县城完小为配合新安旅行团搞抗日宣传而停课，赶排了抗日宣传节目，上街演出，收到了良好效果。
1938年元旦，黄渠桥二完小与县城完小在县城联合举行抗日宣传演出，演出的节目有《军民一家人》《小放牛》等，观众数以千计。陆平演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唱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时，在场观众流出了热泪，激起了抗日救国热情。
1938年初，经王振刚、高尚信、宁夏中学教务长阎廷栋、平罗高小校长刘廷栋、贺闻韶等向宁夏省教育厅推荐，由北平回宁的平罗籍进步知识分子俞占鳌接任平罗教育科科长。俞接任后，按王振刚、刘廷栋、贺闻韶等人的建议，将平罗县各主要小学的校长由进步知识分子接任。如叶松龄任石嘴山小学校长，刘堂琛任宝丰小学校长，谈尚勇任姚伏小学校长。此举为掩护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之后这些学校均成立了少年战地服务团。
1939年10月5日，县城完小以“抗日救亡后方服务宣传团”的名义，向平罗县各界人士发出“为隆重庆祝‘双十节’暨声讨日本侵华罪行，定于10月10日晚8时，在县城举行火把游行”的通告，得到了全县各族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
“双十节”晚8时，火把游行按时举行。参加游行队伍的有县城完小、县城女子小学全体师生，平罗县政府部分公职人员，县商务会成员及市民1000余人，手擎自制火炬，云集县城完小操场。在贺闻韶指挥下，排成4路纵队，点燃火把，按照指定路线，沿大街小巷徐徐行进。火龙照亮了茫茫夜空，引来城乡群众数千人自发加入游行队伍。游行队伍与围观群众情绪激昂地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声响彻大地，震撼古城，将平罗县抗日救亡浪潮推向高峰。
县城完小与黄渠桥二完小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宁夏反动当局的注意。由于汉奸告密，贺闻韶被迫于1938年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陆平于同年6月带进步学生杨生桂、王学文、李发春赴延安入边区中学就读。1940年1月4日，国民党宁夏特务机构逮捕了平罗、惠农两县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的进步人士。从此，平罗、惠农两县的抗日救亡活动进入低潮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