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在今平罗县黄渠桥镇），是抗日战争时期，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宁夏开办的直属教育部领导的中等师范学校，是宁夏北部最早培养师资的学校。它建立于1942年，终止于1949年，8年间它为宁夏培养了一大批师资力量，为宁夏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大片国士相继沦陷。敌占区的大批青年和教师以同仇敌忾的心情，为求生存和救亡，纷纷离开自己的家乡，流向大西北。国民党政府为阻止他们奔赴延安，及时采取收容措施，在各地成立国立学校，安置这批青年和教师。当时，在宁夏先后办起了国立职业学校、国立实验小学（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鄂托克旗国立小学和国立绥宁师范学校。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宁夏、绥远两省地处祖国边疆，经济条件差，回、汉、蒙、满等各族人民极为贫困，造成教育事业落后。当时的宁夏不仅没有高等学校，连中等学校也很少，小学更是得不到普及，文盲人数占有很高的比例。鉴于上述原因，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宁夏或绥远开办一所师范学校，学校的教学经费、教职员的工资及学生膳食费用等由教育部从边疆教育经费中划拨。程序是，每年由学校按教师、职员及学生人数申报，教育部批准拨款，以保证学校开支，发展教育事业。
1940年冬，国民政府教育部派边振方、王良池、李少鲁、孔宪珂等人由重庆到宁夏、绥远实地考察，选定校址。考察人员先到宁夏省城，然后沿宁绥简易公路赴绥远进行考察。考察人员到达宁夏北部的惠农县黄渠桥镇（今平罗县黄渠桥镇），受到了国民党惠农县党部书记长刘堂琛（今平罗县宝丰镇人，1937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宁夏师范学校教导主任高尚信（今平罗县城关镇人，1936年毕业于民国大学新闻系）、黄渠桥商会会长梁万寿及教育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他们向考察团详细介绍了黄渠桥地处绥宁公路沿线，北经石嘴山、磴口，可达绥远省临时省会陕坝；东过黄河，可抵鄂托克旗、伊克昭盟等地；西越贺兰山，即达阿拉善旗；南过银川平原，可达甘、陕两省，交通十分便利。同时，黄渠桥地处宁夏平原北部，土地平坦，宽阔肥沃，引黄河水自流灌溉，盛产粮油瓜果蔬菜，实为“鱼米之乡”，生活供应确有保障。此地回、汉各族人民自古崇文重教，清朝时期平、惠地区曾考取文、武进士与文、武举人甚多，多步入仕途。现在黄渠桥镇有普通中学1所、完全小学2所，平、惠地区有数十所小学，其中回民小学10余所，有较好的教育基础。更有利的条件是黄渠桥桥头东侧有一片空旷土地，办一所中等学校绰绰有余。考察团人员听了介绍后，又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在此地开办学校饶有兴趣。考察团人员又在绥远考察后，经过论证筛选，黄渠桥条件俱佳。回到重庆向教育部汇报了考察情况，建议将学校落户在宁夏北部的黄渠桥。教育部采纳了考察团的意见，便决定将师范学校建在黄渠桥。校名定为“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并委派边振方等筹划建校事宜。黄渠桥的民众得此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
1941年春，教育部划拨边疆教育经费动工建设。建校时，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给予了极大支持，如建筑工匠、脱土坯的民工、拉运物料的车马都是当地政府指定有威望的人士选择雇用。新学校于1942年夏基本建成，到1944年校舍建设全部竣工。学校占地面积约100亩，校园呈长方形，南北长250米，东西宽80米，建有2米高的围墙，大门朝南开，居南墙之中，门楣之顶端悬挂木质横匾“国立绥宁师范学校”8个笔力遒劲的大字，为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书写，请刻工镌刻而成。大门两边的粉白墙上，分别以仿宋大字写着“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极”，“固精神国防，奠教育始基”。进大门往北，是一条中轴线，中间是直通北面的通道，通道两边是能供上千人活动的运动场。再往北是第二道门，门为拱形，门楼上栽竖旗杆，门楣上书写“公诚勤朴”4个醒目大字的校训，甚为庄重。拱门西侧为教导处，东侧为总务处和女生宿舍。由教导处、总务处之间的通道进入内院，正面是坐北向南的5间出岔平房，为校长办公室兼会议室。校长室西侧为学生灶房，东侧为教师灶房。校长室东侧与西侧有两道通道，后面是坐落在中间的一座能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有南、北、东3道门。大礼堂除召开全校性大会，每礼拜一做纪念周开会、期末会考使用外，平时做学生食堂。在礼堂东西两边沿围墙是生活用房，如教师食堂、学生食堂、库房等。大礼堂北面有一条笔直的小路，小路两侧有坐北向南的两排12座普师和简师教室，每座4间，相互间隔，前后对称。教室后面有坐北向南的4排8栋学生宿舍，共计80余间。宿舍每排头一、二间为单身教师住房。宿舍后面有一条小路，小路后的正中间有八角纪念亭1座，亭内竖纪念碑一通，碑文为建校宗旨：“绥远、宁夏，介在边陲，盟旗交错，语言互殊。中枢为提高文化，造就师资，爰有绥宁师范之设……”过纪念亭，是坐落在中轴线最北端的图书馆，有4个教室大。馆之西为植物园，园内种植各种奇花异草，为师生休闲观赏之处。图书馆后是教职工家属生活区，其间有一道矮墙与学生住宿区隔开。
1942年开始招生时，在绥远的陕坝和宁夏的银川、黄渠桥各设考场，仅银川一地报考学生达1700名，共录150名，即简师100名、普师50名。简师考生为高小毕业生，或同等学力者，普师考生为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教师。当时，报考该校的学生很多，经过考试择优录取。但还有优待与优先录取学生，如阿拉善旗、鄂托克旗等内蒙古地方的学生可以不经考试，保送入学；流亡学生和孤儿院的学生实行优先录取，有的还免试录取。入绥师就读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宁夏（包括阿左旗）学生占50%，当时绥远省的五原、临河、陕坝等地学生占30%，由沦陷区流落到宁夏孤儿院的晋、冀、鲁、豫的难童（高小毕业生）占20%。学生成分，贫寒家庭出身的约占70%。
绥宁师范普师（中师）学制为3年。1942年、1943年每年招收1个班，每班40人，自1944年秋起，普师停止招生，从1947年秋起，又恢复普师招生。简师（后称边疆师范）学制4年，后因边疆师资奇缺，经学校与绥宁两省协商，报经教育部批准，将4年的课程3年学完。到1946年招收7届，共招生18个班，其中普师4个班、简师14个班，共招生700余人。普师、简师就读学生在入学时均以“入学保证书”的形式加以规定，即普师、简师学生毕业后，全部分配到各县市中小学当教师。简师毕业生任教3年后发给毕业证书，准其报考普师；普师毕业生，也须服务3年后，方可报考大专。
普师课程设置：普一班设国文、数学、历史、生物、教育心理学、音乐、美术、体育、伦理学；普二班设国文、代数、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教育概论、教材教法、音乐、美术、体育；普三班设国文、几何、物理、历史、地理、教育行政、音乐、美术、体育，最后半年实习。
简师课程设置：简一班设国文、算术、公民、地理、历史、植物、体育、美术、音乐；简二班设国文、代数、公民、地理、历史、物理、农村经济、教育心理、音乐、美术、体育；简三班设国文、代数、几何、化学、物理、公民、教材教法、教育概论、音乐、美术、体育；简四班设国文、代数、几何、化学、物理、教育行政、音乐、美术、体育，最后半年参观实习。在梁万寿家的私房设绥师附小。附小设小学一至六年级各1个班，年平均在校学生200多人。附小属绥师领导，校长由绥师历任校长边振方、王志毅、王抡魁兼任，教导主任先后由张楠（宁夏平罗县黄渠桥人）、王沂（宁夏贺兰县人）、李子桓（河北省人）担任。教师除社会上聘任部分外，多从绥师普师、简师毕业生中选优担任，如李松林、王来恒、刘水乾、睦谦、邢尚彬、崔美峨等。
1943年春，绥师在学校北面的通润乡开办1处小型农场，作为学生劳动基地。任用魏杰（宁夏盐池县人，宁夏职业学校毕业）为农场负责人。购置大马车1辆、骡子2匹、耕牛2头、毛驴五六头，雇用陈玉秀负责耕种事宜。农场开支由学校总务处管理。
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校长由教育部委任。首任校长边振方，字理庭，山东寿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任期1942年秋至1945年冬；第二任校长王志毅，字止庵，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任期1945年冬至1947年秋；第三任校长王抡魁，任期1947年秋至1949年10月。
绥师教导主任由学校校务委员会选聘并报经教育部批准。首任教导主任王良池，字清渠，山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第二任教导主任刘堂琛，字逸亭，宁夏平罗县宝丰人，毕业于山西大学文学系；第三任教导主任信法刚，绥远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是胡适博士的门生；最后一任教导主任丁鹤洁，银川人。
绥师总务主任由学校聘任，首任段得蛟，字雨汀，毕业于某大学美术系；继任金岭峙，河北冀中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
训导处主任刘天龙，训导员，先后由孔宪珂、常某某担任。
绥师的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都兼教课工作，如边振方教国文、王良池教历史，刘堂琛教国文，金岭峙教教育概论、教材教法、教育心理学，段得蛟教美术。
教师实行逐年聘任，变动较大。在绥师任教时间较长的教师，有1942年随首任校长边振方由重庆来绥师的王良池、金岭峙、沈景熙、段得蛟、孔宪珂、李少鲁、鲍德俊、姜国琴（边振方之妻，留日学生），还有1945年随第二任校长王志毅来绥师的石之君（王志毅之妻），王校长的大哥王志刚、三弟王志超及其妻惠世英。多数教师是从社会聘请的名流，如刘金元、刘继志（字希圣）、胡茂松、文宗浩、富隆才、王景羲（字仰之）、王沂、刘锦第、洪云禅、李少虎、舒凤耀、张文彬、郭闰、丁鹤洁、赵福、陈秉仁、李明山、朱焕章、李丕业、幺文敏等。还聘任了宁夏省政府俄文秘书周云亭、平罗驻军三十一师师部参议季云、国民党惠农县党部书记长刘堂琛担任教师。还从宁夏各中学选调一批教师，如沈逢泰、李子桓、李伯勋等。时任宁夏职业学校校长徐梦麟也曾到绥师授课。上述教师多为名牌大学毕业，专业上颇有造诣，均有在大学或中等学校任教的经历。他们在绥师任教期间教学成绩显著，深受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学生的欢迎，他们为边疆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学校经费全部由教育部逐年划拨。学生的膳食住宿等费用均由学校供给。学生每两年发1套服装。所有课本由学校置备，每学期开学时，各班按课程和人数到图书馆领书，期末偿还，辗转使用。
学生一律在学校食宿，实行全方位、全天候的半军事化管理。如作息时间安排：早晨6点起床，由军训教官带队上操，升旗；接着是一节早自习，开早饭；早饭后上四节课，下课后进午餐、午休；下午上两节课，两节课外运动，进晚餐；晚餐后上两节自习，晚上10点熄灯就寝。一天的学习生活紧张有序。
学生每次开饭，由值日队长集合、唱歌，然后整队带进餐厅，每桌8人，待饭菜摆好后，军训教官吹哨发令“开动”，学生方能举筷进餐，进餐时不准说话。饭后清洗餐具，漱口洗手，养成了良好的卫生习惯。
学校有歌咏队，各班有合唱队。学生每天课外活动时，自发组织唱《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毕业歌》《游击队之歌》《满江红》等歌曲，激发抗日救国斗志。每星期六晚上，各班举行同乐晚会，自编自演小节目。每个月利用周六晚上举行一次全校性的同乐晚会。大礼堂点起汽灯，全校师生参加。演出的节目有以反封建反压迫为内容的《柜中缘》《走雪山》《烙碗记》《三回头》《斩秦英》《探监》《别窑》等秦腔折子戏，并有乐队伴奏，表演者都是宁夏平罗和阿左旗籍的学生。还演出了《打城隍》，绥远小调《走西口》《说剃头》。还将《太阳出来照眼花》《黄河大合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串起来编排成活报剧，不但在学校演出，还不化装上街演出，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在1943年首次校庆时，排练了《古城的怒吼》等两幕大型话剧在学校及黄渠桥街头演出，使话剧在宁北地区首次亮相。1944年“双十节”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发出“十万知识青年从军，保家卫国”的号召，曾掀起一阵投笔从戎的波澜，绥师也有十几位学生报名应征。学校排演了《反间谍》《生死同心》等3出大型话剧，黄渠桥税务局的白局长夫妇和该局职员、绥师学生杨慕贞等同学联合排演了大型抗敌话剧《夜光杯》，在绥师大礼堂演出了4场，以欢送应征从军学生，显得隆重、悲壮，起到了同仇敌忾的宣传作用。1945年在庆祝抗战胜利暨校庆3周年文艺晚会上，演出了《野玫瑰》等话剧。1946年校庆4周年文艺演出则有了时尚和传统的融合。绥师学生李玉英、种硕菁、史锦雄、宋元庆等排演了《金玉满堂》《天花乱坠》等话剧；学生魏钟文、陈学武、魏冬桂、杨淑兰等与当地驻军剧团合演了《伐东吴》《杨氏碑》《走雪山》《黄鹤楼》《别窑》等秦腔传统折子戏，颇受观众的好评，一则拉近了学校与民众的距离，二则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并在校园里掀起了学唱秦腔、学拉秦腔器乐伴奏的风潮。不少学生随口能唱几段秦腔，不少学生学会了秦腔器乐，并能上台拉、弹、吹、打伴奏。
绥宁师范学校是定向明晰的培养师资的学校。每年新生入校的第一周，都由教导主任或班主任向新生进行入学教育。如第一任教导主任王良池向新生从“教育救国”和中国人历来“尊师重教”说起，还讲道：“当老师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当老师不仅要有学问，有品德，还得有仪表，让人见而起敬。”他谈课程设置时说：“小学和一般中学，都有主课、副课之别，把音乐、美术、体育，叫‘小三门儿’，我们这里是‘大八门’‘大十门’，所有课程都是主课。一个合格的师范学生，应该是万能的。有的农村初小，四个年级，几十个学生，只有一个老师。所以就要开口能说会唱，提笔能写会画，都得是‘出将入相’式的文武全才。”绥师学生们对“师范”一词的了解，是在这样的专业定向教育的耳濡目染中逐渐清晰的。这些理念也渗透在整个教学活动之中。
在绥师任教的老师都是按照定向“师范”这个要求向学生传授知识的。如绥师校长兼任国文老师的边振方，不仅对汉语言文学造诣颇深，而且对西洋文学也有所长，讲课时旁征博引，能将白居易的《长恨歌》、屈原的《离骚》中的某些章节，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其声调自然流畅、感情丰富，又如海涅的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哈姆雷特》，背得如流水般的通畅。边校长的背诵功底深深感动了学生，学生在自习或课余时背诵成风。曾在绥师就读的学生、现任宁夏文史馆馆员的叶光彩先生，现已80余岁高龄，对当时课文里的文言文，如诸葛亮的《出师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杜牧的《阿房宫赋》、苏轼的《赤壁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甫的《兵马行》《石壕吏》等，还能倒背如流。
王志毅校长的知识面很宽，是位才子型、学者型人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深得马叙伦教授的赏识。文学系毕业后，曾在西南联大任教，边振方校长离任后，调绥师任校长。王校长对文学情有所钟，他主张学懂文言文是为了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但不再提倡写文言文，要求学生写作文用白话文。他在批阅学生作文时，有一篇写秋天的文章，文中有“窗户被风吹破个小洞，窗纸像个小门帘儿，沙沙飘动……”王校长讲评道：“很生动，不管写什么，都要自己观察，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不能抄别人的。”王校长善书法、篆刻，于右任、陈立夫等多位当代名家对其作品进行过推介。他在上国文课时板书楷、行字体甚为规范。他要求学生要练一笔好字，这是当老师的起码条件。
刘堂琛任教导主任且兼任国文课老师。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总数有5000余册。其中有以儒家为主的诸子百家及诸如《史记》《古文观止》《尔雅》等传统文化典籍，也有中外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史地等著作，并订有《中央日报》《大公报》和多种文艺刊物，还有鲁迅、巴金、曹禺、高尔基、歌德、小仲马等名家著作。师生每人都有借书证，课余和星期天到图书馆借阅者甚多。刘堂琛老师常到图书馆指导学生读书。如学生陈光聪在看一本《戊戌变法》时，刘老师对陈说：“看这类书籍，不要光看故事，要注意了解人物。最好先读些人物传记，看人家是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这三言两语，浓缩着深厚的体验和殷切的教诲。刘老师为人正直、慈祥、宽厚，关怀学生的成长，堪为一代师表。
还有一位受学生敬重的老师，名刘继志，字希圣，内蒙古托克托人，在抗战前期流落到银川，任宁夏慈幼院教导主任，1943年应聘到绥师任国文老师。他教简师二年级国文和简师一年级地理，并在简师一甲班级任导师。他讲课常用些幽默或夸张的语言，活跃课堂气氛。他非常反对诸如“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和所谓的“春伤”“悲秋”等消极情绪，主张积极向上。他还指导诱发学生写作文的兴趣。刘老师每周给学生讲一次“文艺写作中的修辞”，他竟挖掘出60多种修辞手法，对学生写作文起了很大作用。他常挑选学生的优秀作文，刊登在由他主编的校办《黄渠桥实验简报》上。该《简报》除刊载一些重大新闻外，主要刊登学生的优秀作文和对作文的讲评等。如简师二年级学生叶光彩在作文里写了一句：“我写作文的笔已经秃得像笤帚。”刘老师认为很形象，在其作文后加了鼓励性的批语，最后两句是“继续努力，必成文豪”。他还在简一届两个班“加冕”了所谓“十大文豪”，有李玉梅、马维钢、宋元庆、韩丽章、邢尚彬等，此后，又在简师二届学生中“加冕”了几个“文豪”，有李秀纯、魏钟文、叶光彩、杨应林、王文德。简三届的种硕菁、崔美峨、李秀云、安学兰等等，都是刘老师的得意门生。
美术老师段得蛟，在书画领域可谓是全才。从国画的花卉、虫鸟、人物、山水到西洋画的素描、写生、水粉直至油画都颇有造诣。他上美术课，先从基本的线条训练开始，而后是透视、临摹、静物写生等，步步深入，让学生掌握基本技法。他对一些美术尖子学生进行精心指导，如普师一届的骆友、贾振华（贾新吾），普二届的何光前等，在段老师的指导下，美术水平都相当高。1945年校庆3周年时，段老师组织举办了一次美术教学展览，展出了学生的素描、写生、水墨和水彩的花鸟、山水等画作，受到师生与社会人士的赞赏。
绥师任教的老师多为名牌大学毕业，如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的金岭峙，毕业于上海国立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的洪云禅、毕业于河南大学数学系的马某、毕业于山西大学的刘金元、毕业于某公费大学化学系的胡茂松、毕业于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的周云亭、留日学生姜国琴等数十名老师，他们在绥师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为国家培养出了无数人才。
从绥师毕业的学生，多数在宁夏、内蒙古农村当中小学老师。如廉兴成、邢钧风、常金铮（常金香）、段庆丰等，一直坚守在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辛勤耕耘着。安学兰在内蒙古农村小学里，兢兢业业任教40年。1984年被评为全国模范班主任，获得金质奖章。叶光彩在解放前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上抗美援朝前线，任战地记者，1953年回国考入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宁夏固原中学、中宁中学任语文教师，直至离休。叶光彩20世纪80年代至今任宁夏文史馆馆员，1988年任《中宁县志》主编，现已84岁高龄，仍笔耕不辍。夏森，宁夏贺兰县人，1946年毕业后任小学教师，1952年任银川女子中学教导主任，1956年任平罗中学校长，1970年任银川师范校长，1979年任宁夏大学副校长，1984年任中共宁夏大学党委书记。他在平罗中学任校长期间，办学成绩优异，平中被评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夏校长代表学校赴北京参加先代会，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49年9月25日，宁夏解放，10月间军管会指派刘廷栋接收了绥宁师范。1950年5月，简师并入惠农中学，普师并入宁夏师范，绥师附属小学并入黄渠桥二完小。至此，“国立绥宁师范”退出历史舞台。
民国34年（1945年），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任命王志毅（字止庵，北京人，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曾在西南联大任教）接任边振方校长之职后，请他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新中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为绥宁师范学校做校歌。罗常培先生欣然应命，不日歌词成章，托人速交王志毅校长。其歌词全文如下：
长城迢递，黄河浩荡，雄邑古灵州。西驰嘉峪，南迤桥陵，中原一望收。更苍茫，极天瀚海，风吹草低牛羊牧。大厦群才无晋楚，艰辛此日惜同舟，莽瀛寰，风云变幻，惊涛一叶谁能救？圣启殷忧，邦兴多难，华胄从来有壮猷。喜东皋，和风惠日，新成松柏垂垂秀。待看去，浓荫万顷，大汉天声震五洲。
罗常培先生学养宏丰，所做歌词文体古奥，寓意深长，值得赏读。首先，对歌词中的几个成语、典故，分别做些探索：
“古灵州”。唐玄宗天宝年间（755年），发生“安史之乱”。次年，唐玄宗退避四川，其子李亨在灵州即位，是为肃宗，起兵平叛，前后历7年始平。灵州由此而成为历史名镇。
“桥陵”，即黄帝陵墓。《史记·五帝本纪》第一篇载：“黄帝崩，葬桥山。”金灭北宋后，遣使臣至桥山寻祭黄帝；明初，在金人祭祀旧址，建黄帝陵园；清乾隆年间，又修葺扩建，并立铭文为“古轩辕黄帝桥陵”的石碑；民国年间将其所在陕西省中部县改为黄陵县。至于黄帝陵的真实所在，至今仍存疑义，据说，河南、河北、甘肃等地都有黄帝陵遗址。
“风吹草低牛羊牧”。见北朝时的《敕勒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xian读现）牛羊。”不是草弯、草伏，而是草低；不是人着意去观看，而是客体自己显现，生动地描绘出塞外特有风貌。把原作中静态的“见牛羊”，改为动态的“牛羊牧”，注入了开发和经营边疆的积极意义。
“无晋楚”。东周时的晋国和楚国，曾发生征战。“无晋楚”，指不分彼此，亲密无间。
“圣启殷忧，邦兴多难”。是成语“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翻新妙用。殷忧，深重的灾难，这会激发有雄才大略的圣明出现；邦国多难，可以是复兴的机遇。词序变换后，突出了圣启、兴邦。
“华胄从来有壮猷”。胄，后代；华胄，华夏后裔。猷（you音优），谋略；壮猷，宏谋大略。全句是说，炎黄子孙从来就有壮志宏谋。
“东皋”。皋，水田；东，取春天万物向荣之意。陶潜《归去来辞》中有“登东皋惟舒啸”之句。
“天声”，盛大的声威。班固《封燕然山铭序》中，有“振大汉之天声”之句。
纵观全篇歌词，大体是四个层次：
第一段，用古老而伟大的历史遗迹——“长城迢递”，以及鲜明而巨大的地理优势——“黄河浩荡”，并且捧出历史名城“雄邑古灵州”，运用时空立体的聚焦，烘托出学校所在地——朔方宁夏。点明先民们在这块热土上，已经是大有作为的。
第二段，站在此地，抬头起足，既可“西驰嘉峪（雄关）”，亦可“南迤（中华始祖黄帝）桥陵”。而“中原一望收”，说明这里虽地处边陲，却在横向上，与我祖国大地浑然一体；纵向上，和我华夏胄裔一脉传承。接着，描绘了这里独具塞上特色的自然风貌：“更苍茫，极天瀚海，风吹草低牛羊牧。”展现了祖国大地无限美好的风光。
第三段，写建校的时代背景。没有从消极角度，去展现国土沦丧、同胞死难的惨状。而是烘托出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之悲壮场景——“大厦群才无晋楚，艰辛此日惜同舟。”并迸发出正义的怒吼：“莽瀛寰，风云变幻，惊涛一叶谁能救？”接着，作出肯定而庄严的回答：“圣启殷忧，邦兴多难，华胄从来有壮猷。”这就是我们国家、民族当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艰巨任务。本校在国难关头诞生，自然要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最后一段，学校建成，“喜东皋，和风惠日”，莘莘学子，犹如“新成松柏垂垂秀”，想来日，“待看去，浓荫万顷”，教育救国的宏业，必定会实现，“大汉天声（必会响）震五洲（四海）。”表现了罗常培先生的民族自信心，尽管时事艰难，中华民族不会灭亡，国威大震，必有其时——这一断言，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
我们从以上解读中，对歌词的突出感受，首先是，层次清晰、简洁明快。似乎让我们触摸到了时空连线的交织，国难烽烟和救亡怒潮的撞击，自然归结到学校建成、教书育人、教育救国的主题。
其次，没使用概念化的口号、术语，空洞说教。而是信手拈来几个相关典故、成语，运用形象化的描绘手法，托出底里。生动含蓄，颇具底蕴，足见词作者的大家风范。
王志毅接到歌词后，欣喜溢于言表。王本善于书法，乃亲用粉色宣纸写出，张贴于学校大礼堂墙壁。师生奔走相告，观者如云。随后王又请远在汉中的音乐家张清常先生谱曲。曲谱成后，辗转至学校由音乐教师教唱时，日本已经投降了。校歌创作至今已过半世纪了，当年就读于绥师的学子都年过八旬，健在者对校歌的问世过程记忆犹新，并能唱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