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夏两国之间的战争持续22年之久，是一场民族掠夺与反掠夺、征服与反征报的战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蒙古军之所以很快征服西夏，其中南宋、金、西夏后“三国”连年战争，国力虚弱，兵疲师老，三军俱伤，最终均被蒙古军各个击破。蒙古军先后六次进攻西夏，成吉思汗亲自率军出征四次。蒙古兵锋过处一片废墟，对西夏地区破坏极为残酷，经济、文化遭受空前洗劫，宫阙、陵园破坏无遗。西夏灭亡后，党项羌族民众或从军，或迁徙，逐渐融于中华民族之中。平虏城外闻羌笛长城脚下论武功，1368年，朱元璋在建康府（今天的南京）登基建立了明朝，同年八月，明朝大将军徐达攻入大都（今北京），结束了元朝的统治，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逃往蒙古大漠，元政权继续存在，史称北元。北元兵力仍很强大。忽答驻云州（今山西大同市），扩廓帖木儿驻沈儿峪（今甘肃省定西县），纳哈出驻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失剌罕驻西凉（今甘肃省武威市）。即史书所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再加上蒙古贵族由中原城市生活重又退回到原来的草原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退步，刺激了他们对原来定居生活的物质欲求和经常性的南侵。这对明王朝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部，当时鞑靼势力强大，明军暂时无力据守宁夏，因此在洪武三至五年（1370~1372），把灵州、鸣沙和宁夏府等地的百姓迁往西安一带，在宁夏全境造成无人区，作为防御地带。洪武九年（1376），明朝设宁夏卫，归陕西都司管辖。又从中原及江南调拨军队移居宁夏，其中以吴越之人（即今天的江苏浙江一带）居多。
明建文四年（1402）以后，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号称“众有三十余万”，成为明朝北方边境的大患。为了抵御蒙古的南下侵扰，保卫北部边境的安全，明朝在东起鸭绿江边的虎山、西抵嘉峪关的万里边防线上修筑了总长为8851.8公里的著名的明万里长城，并在长城一线先后建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9个军事重镇，历史上称为“九边重镇”。
宁夏总镇在防区内常驻军队，总镇下设卫所，根据“分地防守”的原则，负责境内边墙、城堡和墩台的修筑，在划定的范围内，形成一套防御体系。而平罗县自古为西北咽喉要塞，是南达甘肃、陕西，北往内蒙，东渡黄河至鄂尔多斯高原，西越贺兰山进入阿拉善草原的通衢要道。自然环境优越，引黄河水自流灌溉，土地肥沃，适宜耕植，物产丰饶。这里屯兵有粮草，进出有通道，防守有山隘，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各朝代均在此地设重要军事机构，陈兵扼守。
明初，宁夏总镇下设7个卫，辖地分路据守。明洪武九年（1376），银川以北的贺兰、平罗、惠农区等地区都属于宁夏前卫管辖。永乐初年（1403~1407），筑城池1座，名“平虏城”（即今平罗县城），“虏”是汉族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平虏”即是平定鞑靼之意。此为今平罗县明代修筑军城与驻军防守的开始。明景泰六年（1455），奏拨前卫后千户所，驻防银川以北地方（今石嘴山市全境），设指挥监事1员，正、副千户6员，实授试署百户19员。正德五年（1510），总制右都御史杨一清奏设守备，为宁夏北路（治所在平虏城），领威镇堡，自镇城迤北屯堡皆属之。分守银川以北地方，设守备1员，正、副千户2员，百户10员。嘉靖三十年（1551），改设平虏守御千户所，设参将1员，分守银川以北地方。千户所与守御千户所均为军政合一的体制，实行“军事屯垦”制度，即千户所1120人都有军籍，而三分之一为作战兵士，三分之二为屯田兵（相当于新中国建立后的生产建设兵团）。万历三十三年（1605），巡抚黄嘉善提议设北路洪广营（治所在今贺兰县洪广乡）游击，率中军、把总各1员，驻军分守边城。
正德六年（1511），平虏城驻军833名、战马500匹。平虏城参将领陕西班军500名并平虏城官军，分守银川以北地方。万历三十三年（1605），平虏城有战马404匹。北路平虏营驻旗军642名、家丁513名、备御军232名。威镇堡驻家丁157名、马兵67名；李纲堡驻军丁284名、马兵129名；金贵堡驻军丁209名、马兵102名；洪广营驻军436名，其中军者177名，家丁、马兵259名；镇朔堡驻马兵109名；镇北堡驻马兵79名。上述为常驻守御军，应对小规模战事，若发生规模较大战事，再从全国各地调兵遣将应对。
明代平罗地区是防御和反击蒙古南下袭扰的前哨阵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明王朝在平罗境内修长城、设烽燧、建险关要隘并派重兵镇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镇远关是明朝在平罗地区设立的军事要地。宁夏川西有贺兰山屏障，东有黄河天堑，而贺兰山北段有一道正义沟，是通往“山后”的通道，鞑靼部常由山沟进入贺兰山东侧驻牧扰掠，危及平虏城乃至宁夏镇城。为防边患，宁夏镇将在平镇远关遗址罗地区设边关筑营垒，以抵御鞑靼东进。根据《万历朔方新志》记载：“国初……开镇置镇远关，去平虏城北八十里，是宁夏北境之极边。”由此可知，镇远关修筑时间，大约在洪武九年（1376）耿忠为指挥创立宁夏卫的时期。镇远关的位置，宁夏考古工作者认定，在距今石嘴山市惠农区西北5公里处的正义沟老关疙瘩处。
黑山营根据《大明一统志》记载：“黑山营，永乐元年（1403）建。”清代储大文在《贺兰山口记》中记载：“平罗西（北）八十里处之黑山为贺兰山尾，形如虎踞，扼隘饮河，而山前又有黑水以限之。”正义关沟口上方一座烽火台恰好从大山头的众多支脉上，鹤立鸡群般地显露出来，狼烟若起，兵马即动，可起到提前发现敌人、预先作好作战准备、打击敌人的效果。石城东面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直至黄河之滨，军队活动可尽收眼底。黑山营的原址，恰在此处，可见其选址和设立，是经过极其细致的勘察才确定的。黑山营与镇远关互为呼应，起到预警和克敌的功效。据宁夏考古工作者认定，黑山营在距镇远关南2.5公里处的麦如井处。
《嘉靖宁夏新志》在“关隘”中记载：“镇远关在平虏城北八十里，实宁夏北境极要之地。关南仅五里，是为黑山营，仓场皆备。弘治以前拨官军更番哨守，为平虏之遮。正德初，因各处征调轮拨不敷，遂弃之，致虏出没无忌，甚或旬月驻牧，滋平虏之患日深。镇远关自不能守，柳门等墩自不能瞭，平虏之势遂至孤立。”在北路平虏城中记载：“宁夏迤北（以北）旧有镇远关，关之东为黄河，关之西贺兰山尽头，山水相交，最为要地，以故设关防守，诚振古之见也。关之南五里，旧有黑山营，设有官军备御。黑山营之南七十里，设平虏城。关之西，沿山四十里，有打硙口，乃贼出入要地，有险可守。先年守筑三关，设立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贼亦难入。至弘治以前多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黑山止有空营，镇远虽称有墩有军，相离平虏城百里之远，孤危难守，有名无实而已。”至此，鞑靼进入驻牧，直逼打硙口之北地区，今惠农区全境尽被鞑靼部占领，平虏城危在旦夕，故于嘉靖十年（1531）修筑北长城一道，即边防北关门墙，以抵御鞑靼向南进攻。
打硙口三关及石城子《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一“打硙口”条记载：“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惟打硙，南则惟赤木，旷衍无碍，打硙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以来，渐至颓圮。”由此可知，打硙口在明正德以前，沿沟谷通道咽喉处，筑有三道关口，在沟口筑石城子。而至嘉靖年间已经颓圮。嘉靖十年（1531），由于鞑靼不断南侵，“筑新墙为界”，新墙，即“边防北关门墙”，俗称“大武口长城”。打硙口弃至边外，鞑靼据打硙口为基地，数犯平虏城，影响老百姓农业生产和放牧牲畜。明朝军队在打硙口曾与鞑靼发生过多次战争。
明嘉靖十八年（1539），杨守礼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杨守礼，山西蒲州人。后人评论他说：“尽心边务，不惮险难。仕在为人，尤善驭将士奋力战功。修筑赤木口，以绝百年通虏之路；建营房以庇茕独之军。利益于宁夏之大者无逾于此。”
杨守礼为了加强防卫，保护人们的正常生活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决心修复打硙口、镇远关、黑山营。嘉靖十九年（1540），杨守礼亲自率领宁夏总兵官任杰、都指挥吕仲良等人，不畏道远和自身安全，毅然到打硙口沟口石城子及沟内的三道关口进行实地勘踏调查。由于山洪冲刷，无人维修，石城子及三关的关墙，均已颓圮。杨守礼对残留遗迹进行了测量，并作了详细记录（见《嘉靖宁夏新志》）：“头关一道，长二十八丈五尺；二关一道，长三十一丈。各底阔六丈，顶阔一丈八尺，高二丈，女墙五尺。梁山墩一座，连接乾关一道，半斩半砌，共长一百三十六丈。武定墩一座，连接外关一道，长五十四丈，倚临北山，半斩半砌，长七十二丈，里关一道，长二十八丈，倚临南山，半斩半砌，乾关一道，长八丈六尺，外关一道，长三丈二尺。桃坡口关一道，长七丈。枣儿沟关二道，里外关各一道，各长九丈五尺，乾关一道，半斩半砌，长八十四丈五尺……计算三里零五十八丈八尺。及勘得新边一道，被贼烧毁。西暗门一座，铺楼敌台，内多损坏，坍塌不堪。边墙一十八里。通前共计二十一里零五十八丈八尺，俱应修砌。应用做工军夫三千名。大约每日做工五里三分，计算做工四十日可完。每名照依节年修边事例，日支口粮二升，盐菜银一分，共该口粮二千四百石，盐菜银一千二百两。合用架梁、防护官军二千名。每名日支口粮一升五合，该粮一千二百石。并应用斩山铁、锤器具等件，用银一百二十两……共该用粮三千六百石，每石时值价银六钱。共银二千一百六十两。通前盐菜银，共计三千四百六十两。前项官军于三兵及附近城堡差拨。粮先于临近镇朔、平虏等仓收贮主兵数内放给。……事完，通将用过银两并修过工程造册奏缴。”
杨守礼对打硙口实地勘踏调查后，又会总兵官任杰，再议“复边关以固地方时”，“边人欢跃待命”。他们给朝廷上疏，疏中言词恳切，认为“平虏城虽设有守备官一员，马步官军不上五百余名，除守城守墩差占外，马军不上三百五十名。山后河东之贼，不时出没，实难战守”，“如蒙伏望皇上轸念极边重地，敕下兵部，再加详议明白，行臣等会委官员置造器具，差拨官军修筑关墙”。杨守礼的建议，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嘉靖宁夏新志》卷之一煞尾处的“按”语感叹道：“边防大计，诚非一人智力之所能尽。创于始者，未必无遗；谋于后、继于今者，容可不通塞于时，况又徒建新绩，罔致远图，而益难于为御哉。使平虏地方，不鉴是疏亟加之意，则敝渐深而患弥重，逾十数年之后，吾恐茧足不能给之矣。是故备载是疏，以告志在谋国之君子云。”
由于打硙口关墙未得到修复，这里遂成了“套虏由东而西，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出；由西而东，则取捷径于此口以入”的通道，给明朝后期的宁夏边境造成莫大的灾害。
打硙口的三关及石城子，虽在明朝中叶已颓圮，但遗迹直到1958年，还尚存在，特别是石城子，尚存完整。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沿打硙口沟谷修铁路、公路时，将打硙口三关的关墙推倒填入了路基；沟口石城子的砌城石头被当地群众拆做他用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石嘴山市和平罗县在文物普查时，对打硙口三关和石城子进行考察，认定了具体位置，并对遗址进行了丈量，作了详细记录。石城子，在打硙口沟口外、汽车监理站西面的高台上，城墙遗迹高低宽窄不等，形迹可辨。城为正方形，每边长93米，城门面向东开，宽15米。
打硙口三关遗址头道关在平（罗）汝（箕沟）铁路支线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这两关的墙已不复存在，只有在距二号桥北面300多米的黄土疙瘩山腰上，有墩台一座，系梁山墩。第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的交会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此关建在海拔1325米的小山头上，是扼守大武口沟和清水沟的要冲，是交通的咽喉要道。小山头的北面和东面，是悬崖峭壁，崖壁高10余米；西面和南面有关墙遗址。关城南北长120米，东西宽30米，城门向东。关墙为石砌，砌石被拉走，残存高1米上下。关城的北部有石砌烽火台1座，南部为房屋遗址。关城中残存部分陶片和瓦片。站在此处，可看黄疙瘩山上的武胜墩。通过墩台的瞭望作用，把打硙口沟口的三关及石城子联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可见当年设关墙、关城、墩台，是用尽了心机。
明王朝为抵御北方的鞑靼、瓦剌等少数民族的进攻和骚扰，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就委派大将徐达，带领人马开始修筑居庸关等处的长城、关隧，历经一百多年的努力，直到1500年前后，才完成了东起鸭绿江边的虎山、西到嘉峪关、总长为8851.8公里的巨大长城工程（即明长城）。
宁夏自古就是我国北部边防前哨，是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交融碰撞的交会处，向称“关中屏障，河陇噤喉”。秦、汉、隋、明等王朝都在这里修筑过长城。今石嘴山境内贺兰山及其东麓的长城遗址，均为明代所筑。明代称长城为“边墙”。
旧北长城这道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明朝为护卫宁夏镇北大门和平虏城（今平罗县城），于洪武至弘冶年间（1368~1500）修筑了这道长城，还驻军守护。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北长城三十里，自西向东接黄河。”《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1531）于内复修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上两部书中所说的北长城、旧边墙，就是旧北长城。这道长城自贺兰山东麓的扁沟门子起，沿着山坡，顺着山势而东，直抵黄河西岸，全长15余公里。在扁沟门子北侧有烽火台一座。烽火台的西南侧，与墩相衔有长城一段，长约千米，正障的内侧与扁沟的谷相通，蜿蜒入山。城墙高4.1米，底宽2.6米，顶宽1.6米，系石基，黄土夯筑而成。烽火台河东方向，有一里许，长城为石砌地段，两边砌以石，中间填以沙土、碎石，现遗存底基宽4米，顶宽2.2米，高2.7~4米不等。这段长城，由于地震造成上下错位1.5米，水平错位1.45米。中外地质专家甚为关注，多次前来进行科学考察。
这道长城自扁沟至小墩湾原石嘴山第四中学处，遗迹尚存，有些墙段保存尚好。第四中学以东，已成为村庄、农田，遗迹不存。
西长城修筑于明代弘治元年（1488）之前，古称“边防西关门墙”。这道长城从甘肃靖远县芦沟坪入宁夏中卫县境内，逾黄河向东北沿贺兰山东麓北上，历经中宁、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等市县，由贺兰山西峰口进入平罗县境内，向北延伸到韭菜沟入石嘴山市大武口境内，到贺兰山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经过实地勘踏，查得石嘴山市境内西峰沟、大水沟、小水沟、干沟、汝箕沟、小风沟、大风沟、归德沟、韭菜沟等山沟均存在西长城遗迹。其中大水沟入山1.5公里处有土筑长城一段，自沟北山腰向沟中，长约250米，高5米，底宽8米左右，顶宽4.1米，女墙1.5~2米，厚25厘米，这段长城保存较好。在大风沟进沟4公里处的沟北山梁上有两段长城，一段利用山势，将山梁西侧削成直壁为墙，长约900米；另一段为土筑城墙，高约4.2米，顶宽3.5米，底宽约9米，长100米。韭菜沟有长城5段，计长145米。石大公路一○八道班至贺兰山红石顶有一段长城，长10多里，墙两侧为石砌，中间填砂土、碎石，现存基宽5米，高1.7米。在这段长城上，有烽火台4座。在王泉沟口，有城台4座，城台均系黄土夯筑。
石嘴山境内的西长城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地形选得好，并非一道完整的长城，而是断断续续地在各大沟内筑起短墙，起到了连接贺兰山这道天然屏障的作用。同时，这些短墙大多建在进沟1.5~4公里的地方，这里一面是悬崖陡壁，高达百余米，人马无法攀登。另一面的山梁突然伸向沟中，与对面山崖形成峡谷，只要在这山梁之上筑起敌台或短墙，便可成为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坚固防御体。其二，施工合理。西长城的修筑者们充分利用了山梁的地势，凡山势险峻的地方，则不动工；凡山势坡度较缓的地方，则将山梁的外侧削成陡壁。只有在山势坦缓的地方，才筑以短墙或墩台，这样大大节省了人力、财力、物力，缩短了施工时间，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西长城于2001年7月1日被确定为石嘴山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立碑明示公众，还委派市文物管理单位巡视保护。
新北长城与临山堡新北长城，明代称“边防北关门墙”，俗称“大武口长城”，也叫“北边墙”。临山堡是在这道边墙西筑的一座城堡。
明正德初，镇远关、黑山营弃不可守，贺兰山后鞑靼部屡入石嘴山地方，“甚或旬月驻牧，滋平虏之患日深。”嘉靖九年（1530），驻宁夏佥事齐之鸾向当时宁夏镇的总制军务、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王琼建议：“东自黄河，西抵贺兰，筑墙以遮平虏城者。”（《嘉靖宁夏新志·边防》）齐之鸾在《朔方天堑北关门记》中曰：“夏镇北境，自河东黄沙之长城百里，燧台十八堠废不能守。于是河西镇远关为长物，黑山营遂弃而威镇堡迁矣。北虏取径于贺兰，伸右臂于庄浪、西海，势有所必至也。或言于朝曰：不早图之，将延入心腹，夏其能久？宜复河东城燧、河西营堡固守之耳。”王琼自灵武渡河到宁夏，宿留平虏、威镇之间，亲临勘踏之后，与副使牛天麟商议决定：“所谓河东西之城燧、营堡，遗墟故在也，何名为复，但未有必守之策耳。夫内势有所不及，则外地孤悬，彼岂力有余而甘蹈蹙国之罪哉。如可复也，亦可失也。”“因上议，请于唐朔方军故址北数里为深沟高垒。东属之黄河，西属之贺兰，徙边堡之无屯种者近之，以助守望，则虏自不能入矣。虏不我窥，然后蓄力俟时修治，其外拓寸则吾之寸，拓尺则吾之尺也。”明嘉靖皇帝朱厚熜批准修筑新墙之奏后，王琼命齐之鸾料理役事。嘉靖十年（1531）正月，新任巡抚、右佥都御史胡东皋自四川至平虏；总兵官、西征将军周尚文自酒泉至平虏，协助齐之鸾施工。是年三月十五日，“齐之鸾以巡按御史朱公观荐陟按察副使，夏之边工专责成焉。”前副总兵江桓率夏正、奇兵并陕防秋兵，共计6500余人，参加修筑边墙工程。
筑墙初奏，起自王玘口，北去平虏城四十余里。兴工命令下达后，众官员又议决，工程浩繁，费用太多，困难极大，便改为东自黄河，西至大武口西二里的贺兰山顶半山顶半腰处。工程改线后，便将贺兰山的泉水引入工地，作为生活与润土之用。调集了平虏所的部分军余（明代，宁夏实行卫所制。当时平虏曾设千户或守御千户所，均为军政合一的体制，实行“军屯”制度，千户所里1120人都有军籍，而三分之一为作战的士兵，三分之二为屯田士兵。所有屯田士兵和在役军士的子弟都称为“军余”，或“余丁”）参与修墙工程，还选派了一些有能力者打造工具，调集粮、油、蔬菜等生产、生活物品，“百用咸备”，于嘉靖十年（1531）三月十五日动工，七月底大功告成。
这道新边墙，西起贺兰山东麓枣儿沟，东至沙湖（今火车路东，平罗高庄幸福村），全长17.5公里，墙高、厚各6.67米，墙外护城河深、宽各5米。边墙上修筑关门城堡两座，也称为“暗门”。关门城堡一面靠大墙，东、北、西增筑墙而成，城堡门向西开。每座关城周长150米左右。东关门名“平虏”，址在今简泉农场砖厂至平罗高庄村之间；中关门名“镇北”，关址在今明水湖农场西干渠桥原水管所处。关门之上建有房舍，为守关兵丁的住所。新墙的东段，西接沙湖东至黄河2.5公里地段，“水涨则泽，竭则壖”，筑墙挖沟，墙高、厚各5米，沟深、宽各3米左右。在新墙建敌台4座，每座建房舍3间；建烽火台8座，每座驻扎守兵20人，持弓矢、枪炮、矛盾等武器守卫。在边墙西头，距山不远的地方，筑城堡1座，名“临山堡”（当地人叫“营营子”），后改为“月城”，即一面靠大墙，增三面墙而成。经实地考察，址在今大武口庄子西南公路与铁路之间。珍珠岩厂就设在古城堡遗址上。今城墙虽被平倒，但形迹可辨。城堡坐东北面西南，呈方形，边长75米，门向西南开。城墙用黄土夯筑而成，每层8~12厘米不等。据记载，当时迁内堡无屯种的“军余”到此处守城与垦种。
这道长城遗址至今部分尚存。其中大武口区大武口乡住宅区至明水湖农场一段时断时续，有一段长104.5米，保存较完好，残墙高约8米，基宽12米，顶宽3.5米。从明水湖农场至包兰铁路一段，残墙高6~7米，基宽15米，每隔里许，有高出墙顶的敌台，墙外侧的壕堑仍可辨认。
北长城于1985年11月9日被定为平罗县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乐长堤据《九边考》记载：嘉靖十五年（1536）“于外边对岸外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东过河，以入宁夏之路”。这里说的“外边对岸”，指的是黄河西岸，旧北长城终点。这道长堤起于黄河东岸（今内蒙古巴音陶亥乡），与黄河西岸旧北长城的终点遥遥相对，南经都思兔河，进入平罗县陶乐镇境内，沿黄河南下到横城，与东边墙相接。因不属正式长城，故称“长堤”，也俗称“陶乐长堤”。由于受黄河冲刷与垦种，绝大部分遗迹不存。高仁乡现存部分遗迹，今天的地名一道墩、二道墩、三道墩、哨墩子等均为原长堤上的烽火台，尚残存高3~10米不等。
平罗境内的烽火台据明代宁夏志书记载，自开镇至万历年间，在镇城（即银川兴庆区）以北建筑烽火台155座，其中北路平虏营管辖的有82座，北路洪广营管辖的有73座。1984年，石嘴山市文物考查队对贺兰山及其东麓现存的烽火台进行了考查，并进行了丈量。据《石嘴山文物志》记载，现存烽火台39座，其中：韭菜沟4座，红石梁山5座，郑官沟4座，西北疙瘩山各2座，黄疙瘩山2座，清水沟、北岔沟、北疙瘩山各1座，北长城上3座，落石滩、二毛乌苏各1座，正义关、干沟南口各1座，圈窝2座，扁沟北1座，旧北长城上1座，西长城上4座，王泉沟2座，李玉坟坡2座，麦如井1座。还有很多无名烽火台，如大水沟内山关上的纯片石砌成的烽火台等均未记入。现存的烽火台，建在山坡与山顶上的多数保护较好，建在平原上的多数已不存。建在山坡、山顶上的烽火台多在海拔1000米以上，如正义关烽火台建在海拔1464.2米的山顶上。现存烽火台多为方形，平原上的烽火台用黄土、石沙筑成，山坡与山顶上的烽火台多为石砌边，中灌沙。现存较完好的黄疙瘩山墩，石砌41层，每层30厘米左右，层间垫黄土层厚约5厘米，高12米，底20平方米，顶12平方米。西长城4号墩（在王泉沟口）底边长12米，高12米。墩周围有土墙，边长25米，周长100米。红石梁山3号墩女墙尚存，女墙高1.1米，厚70厘米。
烽火台的使用，历代各不相同。西汉及其以前，据《史记·索隐》引《篡要》的解释：“烽见敌则举，有难则燧焚；烽立昼，燧立夜。”《史记·正义》载：“昼日燃烽，以望火烟；夜举燧，以望火也。”东汉有所不同，李贤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里的“修烽燧”则说：“边防备警急，作高土台，台上作桔皋（可以牵引上下的木制机具），桔皋头有兜零（即筐笼），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举以相告，曰烽，又多积薪，寇至燔之，望其烟，曰燧。昼则燔燧，夜乃举烽。”明代对烽火台的管理十分严格，并赏罚分明，每座墩台，通常配备有旗帜、鼓、弩、软梯、炮石、火药、火箭、狼粪、牛粪、柴草等，成化二年（1466）的法令规定：“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传报得宜敌者，准奇功，违者处以军法。”今边堠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
明初在宁夏地区同蒙古贵族多次发生战争。鞑靼首领曾多次率部进入银北地区游牧或驻牧。他们进驻石嘴山地区，欲占平虏城向南挺进，军事冲突频繁，常有狼烟四起、金戈铁马、兵戎相见、杀声震天、血染沙场的场面。当时明太祖朱元璋的对策就是加强边防，寻机分头出击，并用分化怀柔政策，保障边境的安全。
据史书记载，鞑靼部入侵石嘴山地区，攻击扰掠平虏城者少则数百人，多则达10万人之多。明朝在镇城北部发生的抵御鞑靼的战事略记如下：
明天顺五年（1461）一月，鞑靼部进攻平虏城，指挥许某被杀。
明弘治十一年（1498），鞑靼进驻贺兰山后蒲草沟，欲入平虏，总制、都御史王越率兵进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王越赋《蒲草沟之大捷》为证：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杖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西海水，威名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明正德九年（1514）九月，鞑靼小王子所部3万余人，攻入平虏境内，被明军击退。
明嘉靖十一年（1532），吉囊屯骑兵10万于贺兰山后进犯镇远关，宁夏总兵王效与延绥副总兵梁震等合兵堵击，斩吉囊兵40余人。吉囊兵败向西北撤退。第二年，吉囊复犯镇远关，被王、梁总兵及游击将军郑时、彭椷会兵追击，踰柳门至蜂窝山，击毙120余人，兵威丕振。总制、尚书唐龙赋诗《蜂窝山之捷》：
十万胡雏敢鼓行，嫖姚诸将按西营。
明长城
提刀直砍阴山虎，奋戟横穿瀚海鲸。
三路捷声飞羽檄，九秋胜气蓊霓旌。
腐儒尚觅干城策，愿得沙场长罢兵。
明嘉靖十三年至二十年（1534~1541），吉囊又多次率兵进犯打硙口、平虏、镇朔堡等地，均被明军击退。
明隆庆二年（1568），鞑靼部落首领率部进攻宁夏镇城以北境地，总督王崇古檄总兵雷龙迎战于归德沟，鞑靼骑兵战死36人，向贺兰山后溃退。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鞑靼首领率兵入侵平虏（今平罗），总制解一清督平虏参将吴显率兵至平湖墩围剿，鞑靼骑兵战死110人。
明崇祯十年（1637）正月，鞑靼部哈儿札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率兵入平虏境内，总兵抚民提兵临阵，斩获名酋哈儿札、井台吉恰强81人。
今平罗地区抵御鞑靼的战事长达200余年，有效地维护了宁夏镇边防的安定。
刘东造反谋乱萧如薰坚守孤城
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名叫哱拜的蒙古部落首领因得罪了蒙古贵族而遭到追杀，他率族人一路逃奔来到宁夏归顺于明军，因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官升至都指挥。万历十七年（1589），又被嘉封为副总兵。哱拜年老退任后，他的儿子承恩袭副总兵之职。
哱拜
万历十九年（1591），洮河发生叛乱，巡边御史周宏向朝廷举荐副总兵承恩、指挥土文秀及哱拜干儿子哱云等将领，率兵征讨，巡抚都御史党馨下令只允许土文秀率部西援。哱拜虽年老，勇气不减当年，他亲自谒见经略郑洛，表示愿与儿子承恩出师，为朝廷效力。党馨厌恶哱拜自荐，表面上对哱拜自告奋勇的精神表示赞扬，实则嘉勉之词暗含讥讽。虽答应随军协战，但拨给的却是弱马残兵，引起了哱拜的不满。承恩兵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会合各路军队作战，得胜后班师回到宁夏。党馨对作战有功的土文秀、哱云等将士不但不予嘉奖还蓄意刁难，党馨以冒名领粮和娶民女为妾之罪，将承恩打了二十军棍。承恩所率军队的衣服、口粮也久拖不发，党馨的所作所为引起了部将刘东旸、许朝的不满。哱拜又乘机挑唆，煽动刘东旸、许朝等起来造反，背叛明朝，另树旗帜。
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刘东旸等杀死党馨和副总兵石继芳，又逼总兵官张维忠自缢。刘东旸自称总兵，尊哱拜为军师，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城（今银川兴庆区）反叛明廷。承恩率兵攻陷玉泉营、中卫、广武等河西47堡，土文秀率兵攻打平虏城（今平罗城），平罗参将萧如薰率领城内军民坚守，与叛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萧如薰，字季馨，延安人。万历十九年（1591）任参将，驻守平虏城。刘东旸叛乱发生后，萧如薰就作好了守卫平虏城的准备。当土文秀率兵攻城时，萧如薰胸有成竹，镇定自若，毅然率众登城，日夜防守，激战数十日，双方死伤惨重。由于土文秀动用重兵围城，平虏城陷于孤军无援的绝境，时刻有被攻克的危险。面对危难的形势，萧如薰的妻子杨氏（故尚书杨兆之女）和忠毅果敢、为守城而日夜操劳的丈夫并肩作战，杨氏对丈夫和守城将士斩钉截铁地表示：“当为忠臣妇。”她主动拿出家里的金银首饰，购买牛肉与酒亲自犒赏守城将士，并披挂上阵协助夫君指挥守城作战，广大守城将士深受感动，士气大振，坚定了与平虏城共存亡的决心，平虏城里的百姓也登上城头协助守城，打退了叛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土文秀攻城几十天，死伤惨重但就是攻不下平虏城。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哱云领兵向平虏城猛攻。萧如薰深知孤军守城不能硬拼，只有采取以少胜多的战术方能取胜。他将一部分兵力留在城中固守，将一部分兵力埋伏在南关，伺机出击，打击来援之敌。萧如薰亲率少数兵士迎战诱敌，接仗后他佯装败退，且战且退。哱云率兵追至南关，忽见伏兵奋起，四面弓箭如雨射来，敌军陷入重围，顿时阵容大乱。哱云被乱箭射死，敌兵溃败，萧如薰率军乘胜追击，俘获大批人马凯旋。被围攻了两个月的平虏城终于得以解围。
叛乱平息后，在朝廷讨论平叛剿逆功勋时，标平虏为第一。明神宗听说了萧如薰孤军抗逆的事迹后大喜，奖给萧如薰巨额银两与大量物资，提升其为副总兵，不久又提升为宁夏总兵官；同年秋，又晋升署都督同知，萧如薰的妻子杨氏也受到皇帝旌表。崇祯初年，萧如薰病故，明思宗钦赐“抗逆孤忠”，入名宦祠。当时萧如薰守平罗城平虏城内的“抗逆孤忠”牌楼在平虏城南大街（今平罗县城新华书店前进路交叉路口）建牌楼一座，苍劲有力、金碧辉煌的“抗逆孤忠”匾额镶嵌在牌楼上端，牌楼1959年因阻碍交通被拆除。但萧如薰率领平虏军民抗击叛军、坚守孤城保卫平虏城的故事却流传至今。为了纪念和弘扬萧如薰保卫平罗、孤军抗逆的忠勇精神，平罗县人民政府将平罗县城西区一条宽阔的马路命名为萧公大道，并在县城西区树立了一尊萧如薰将军的雕像。通智修渠利千秋旱涝保收赛江南通智是清朝满洲正黄旗人，历任内阁侍读学士、大理寺卿、盛京工部侍郎、兵部左侍郎及尚书等职。雍正年间奉旨来宁夏开惠农、昌润二渠，并整修唐徕、汉延、大清三渠，在宁夏水利发展史上有卓越贡献。
清康熙五十年（1711），明末趁乱擅自进入宁夏的插汉部蒙古牧民奉旨移驻黄河以东鄂尔多斯牧区，留下黄河西岸（今银川北部平罗、石嘴山一带）查汉托护（蒙语，也译作插汉拖辉，意为河湾牧地）牧场大片滩地，宜开垦耕种。
清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的舅舅隆科多到宁夏视察，在查验地形时，发现平罗县东南沿黄河一带，“查汉托辉至石嘴山等处，宽阔一百余里，旷野平衍，其土肥润，籽种俱皆发生，气候适宜；且地临黄河，易于引水，旧有六羊河，皆系旧通智渠；大沟、黑龙口、倒流河、黄泥河、董家河，皆系引水分水之路，遗弃年久，虽有形迹，俱皆泥沙淤塞。若修造渠坝，及放水之闸，两岸可以耕种万顷。”遂上奏朝廷，建议兴办农垦，移民实边。
与此同时，甘肃巡抚石文焯也向朝廷上奏：“宁夏东北五十里，插汉拖辉地方，南北延袤百有余里，东西广四五十里，或二三十里不等；东临黄河，西至西河，其地平衍，可以开垦。自鄂尔多斯迁移之后，十余年来，小民亦有私垦者，必得开渠通水，筑堤建坝，以时启闭，以资溉灌，则旷土竟成膏壤。”
清廷对以上两奏章极为重视，遂将两奏章交由议政王大臣核议。雍正四年（1726）二月，议政王大臣等奏云：“插汉拖辉，为汉唐灵州之地，当时广置屯田，至元间，置屯田万户所，套夷渡河而西，侵占内地，葫芦河之东，居民不得耕种，遂致废弃。我朝德洋恩溥，番夷臣服，鄂尔多斯移归套内，以河为界。插汉拖辉之地久属版图，今宁夏卫（当时尚未改县）汉唐二渠之支流，有百家、良田、满达等渠，向皆在插汉拖辉左近，若仿其遗迹，开渠建闸，诚裕国利民之善政。”
当时，清廷以隆科多与石文焯二人所奏地区，垦田多寡，建闸修堤，情形互异，遂将两奏发交川陕总督岳钟琪，令其亲至该地验看，并派大理寺卿通智带两奏章并地方画图同往，实地验看。岳钟琪、通智到宁夏插汉拖辉验看后，向朝廷奏云：“臣遵旨，同通智将隆科多、石文焯所奏插汉拖辉开渠建闸之事，按图验看，自插汉拖辉至石嘴山，筑堤开渠，有地万顷，可以招民耕种。请于插汉拖辉适中之地，建城一座，设知县一，设典史一，并将李岗堡把总一、兵五十名，移防县城。石嘴山地方，请拨平罗营守备一、把总一、兵一百名，分汛防守，自河西寨至石嘴山，筑堤二百余里，开渠一道，建拦水闸八座，请于七月动工，招民开垦，以资灌溉。”
同年五月，雍正皇帝依据议政王大臣等议复，降旨，着通智留查汉托辉地方，加派户部侍郎单畴书与通智共同办理开垦修渠事务。“复拣选部、道、府、州、县十五员，命赴工所，分司其事。又奏请调取官弁武举等十有二人，共襄厥工。”
大渠于雍正四年（1726）七月动工，至雍正七年（1729）五月竣工。费银十六万两，“以为工匠车船、一切物料之用，纤微不累于民。”渠成后命名“惠农渠”。以陶家嘴南花湾为进水口，渠长150公里，口宽十三丈至尾收为四五丈，底深丈一二以至五六尺不等，高者洼之，卑者培之，引入西河尾并归黄河。渠上建进水及尾闸各1座，退水闸及暗洞各3座。沿渠架桥22座，两河架桥16座。大渠开设灌田支渠百余道，支渠长七八里以至三四十里不等，均作陡口飞槽，又沿渠各制小陡口、小獾洞千余道，以相引灌。“自此沟塍绣错，二万余顷良田无不沾足。”于渠之东循大河筑长堤160公里，以防黄河泛滥危害渠堤，又于渠西疏通西河旧淤175公里，以泄汉、唐两渠，诸湖碱水。各闸旁建水手房42所，以司启闭。遍置塘房37处，稽查边汛。大渠长堤以西至西河，兼恃防护堤，两岸俱夹植垂杨10余株，其盘根可以固堤，其材可供岁修。
通智上奏并获准在惠农、昌润二渠灌区内设新渠、宝丰二县。雍正四年（1726），设新渠县（县治在平罗姚伏镇东），雍正六年（1728）设宝丰县（县治在今惠农省嵬城西）。两县均筑城池，设文武官员，管理县域农耕、商贸、教育等事务。雍正六年（1728）谕令“广行招募远近人民，给以牛具籽种银两，俾得尽力开垦，给为世业”，“凡属本籍之人，不论文武官员或现任，或家居，均得踊跃从事，急先垦种，不可观望固循，耽延善举”。同时，朝廷发帑银15万两，招来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和固原等地移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等新开垦区落户。清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二十四日，宁夏大地震，平罗、新渠、宝丰三县城池震毁，境域灌溉渠道俱坍塌。新、宝二县于清乾隆四年（1739）并入平罗县。清乾隆三年至四年（1738~1739）惠农渠修复。乾隆八年（1743），宁夏太守杨灏奉旨复修昌润竣事，又招来移民3500多户，耕种熟田3167顷。其中赤贫700多户，官府帮助解决其居住、耕种、农具和口粮等困难，放宽征粮标准，并延长免征年限。各户场院菜地也不受限制。
清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甘肃巡抚元展成上报：新渠、宝丰二县，雍正七、八年等实耕田地74093亩。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时，惠农渠已灌田271170亩，昌滂渠进口段砌护亩，乾隆四十年（1775）时，昌润渠已灌田101850亩，二渠合计灌田373020亩。惠农、昌润二渠灌区已成为“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的秀丽富饶地区。受惠人民为纪念通智开渠的功德，在新建堡寨命名时均加“通”字，如通昶、通贵、通成、通伏、通宁、通润、通吉、通义等，号称通八堡，“盖欲使见其事，即如见其人也”。在灌区群众中流传说，通智开成惠农渠后，沿渠设堡寨，均以“通”字命名。有人借此向雍正皇帝奏本说通智把开渠的功德据为己有，是贪天之功，图谋不轨。雍正听信谗言，降旨把通智杀在惠农渠正闸桥处。通智蒙冤被杀，尸身不倒，监斩官回奏，皇帝也觉奇怪，不是冤案，有此怪相，遂封通智为唐徕、汉延、大清、惠农四渠总龙王，并在杀通智处建庙塑像，规定四渠每年开水时先要到此祭奠总龙王，以慰忠魂。建庙祭祀确有其事。但考证历史，通智开惠农、昌润二渠后，又整修了唐徕等渠。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由兵部侍郎升为兵部尚书，并无冤杀之事。
惠农、昌润二渠工程告竣后，通智又奉旨同光禄寺卿史在甲，于雍正八年（1730）五月，勘察大清、汉延、唐徕三渠水利事务。见三渠应修浚之处甚多，唐徕渠尤甚，于是奏请先修唐徕，后修大清、汉延二渠。同年十月工部议复，应如所请：唐徕渠自青铜峡108塔寺下，分河流为进水口，由大坝绕宁夏城，过平罗，入于西河，绵延154公里，沿贺兰山一带田地，均资灌溉，虽例设岁修，而司其事者，多因循苟且，遂至闸座倾坏，渠身淤澄。通智等于清雍正九年（1731）二月二十日兴工至四月十四日竣工放水。“计砌石加固迎水长三里另十丈，并在大坝正闸以上五里处增建滚水石坝三十丈，改建退水闸三座，添木补修渠上桥十七座，新建桥二座”，并彻底浚修渠身，“不但淤者去之使平，薄者加之使厚，低者培之使高，窄者展之使宽，即渠内大坡，约下三四尺以至丈许，且将尾梢引入西河，水有攸归，地也可垦。”又于正闸梭墩尾及西门桥柱上刻画数，测量水位，兼察淤澄。整修后的唐渠规模一新，渠流充畅，高下地亩均得浇灌。共灌原宁夏、宁朔、平罗三县田345780亩。
由于黄河含泥沙较多，每年灌溉之后渠道都要清淤，向来民夫挑渠取土只用锹转，一锹之土需数人转之方得达岸，通智让改用背笼（亦名背斗）“由一人背负远送，用工少而取土多，锹送费工之弊一空而洗”。又虑民夫岁修惮于深浚，以巨石镌“准底”字样埋于唐徕、汉延、惠农等渠”正闸及测水处所之下，每年春工总以挑见此石为准”。
惠农、昌润二渠建成至今已270余年，因黄河河道变迁曾多次改移进水口。民国29年（1940），宁夏省建设厅厅长李翰园主持又移惠农渠口于西河口，与汉延渠、大清渠口由西河引水，渠口从此稳定，进水有保证，岁修工料亦较前减少。但每年春工期仍征用数以千计的民工到渠口进水段打石结，当时是用人拉犁铧，疏松淤积的泥沙卵石，再用背斗背运上岸，劳动条件极端恶劣，在民工中流传着“走大坝，过小坝，西河口拉犁铧，稀里里，哗啦啦，有奈何，不拉它，无奈何，拉犁铧”的民谣。新中国建立后，针对旧渠低洼弯曲的状况，培厚增高堤岸，裁弯扩整，改建桥闸，裁并支斗口。1956年将昌润渠并入惠农渠，经过多年的整理，现今惠农渠渠身顺直，断面稳定，水位提高，由河西总干渠原唐徕渠三闸（汇昌闸）引水，流经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平罗、惠农6县（市、区），至惠农区尾闸乡入第五排水沟，全长175公里，灌区控制面积190万亩，实灌地110万亩，渠口进水量97立方米/秒，是宁夏仅次于唐徕渠的第二大干渠。
道光《平罗记略·艺文·惠农渠碑》一文中记载：“黄河发源于昆仑，而朔方一带导引灌溉，厚享其利焉。独查汉托护（即今平罗县黄河西岸南自通伏北到惠农的地方），沃野膏壤，因汉、唐二渠余波所不及，遂旷为牧野。我皇上轸念宁夏为边陲重镇，建新城，设将军，领兵驻守。特命侍郎臣通智、臣岳钟琪详细踏勘。嗣命臣通智偕侍郎单畴书专董是役，复拣选在部、道、府、州、县十五员，命赴工所，分司其事。又奏请调取官弁武举等十有二人，共襄厥工。”通智在选调官弁武举时，其中选调了武举田会蓝。田会蓝，号逢玉，出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十月二十三日子时，家住宁夏中卫县宁阳四百户田家营。田会蓝接到通侍郎的调令后，倍感荣幸，深知修渠垦田是造福宁夏人民的伟业，便毅然离开家乡，只身赴任，为国为民效力。
雍正四年（1726）七月，修筑惠农渠、昌润渠及垦田工程同时兴工。田会蓝接受任务后，即赴工地，恪尽职守，始终坚守工地，与民夫同甘共苦近5年之久。雍正八年（1730）惠农渠、昌润渠大功告成，并开垦耕地74093亩，招徕移民万余户到查汉托护新垦区落户。与此同时，田会蓝也奉兵部侍郎通智、户部侍郎单畴书、驻宁大将军岳钟琪之命，举家迁居至平罗县头闸镇西永惠堡，开创基业。
田会蓝在修渠、垦田工作中兢兢业业，作出了应有贡献，通侍郎赠匾额曰“任重闾师”。朝廷诰授田会蓝“武德将军”“吏部候铨参将”，当时当地民众评说：“逢玉大人，职列镇殿，誉压乡邦，待族有道，教子有方，值此际，治家治国，无怠无荒，义行耆德。”深受朝廷嘉许与当地民众拥戴。
道光《平罗记略·人物·义行》中记载：“田会蓝，西永惠堡人（由中卫迁至此地之称），雍正间，随通侍郎开垦滩田，决堤灌水，民各有秋。并筑昌润渠迎水堤、退水闸，今颂其德勿衰。”
清乾隆三年（1738）十一月，宁夏发生强烈地震，平罗、宝丰、新渠三县城垣、房屋、渠道、堤坝全部倒塌，压死官民5万余人。新、宝二县裁汰，归入平罗县。乾隆五年（1740），惠农渠由承修官宁夏道钮廷彩修复。地震后，总督鄂弥达上奏修复昌润渠，旋河水涨溢，冲决长堤，在四堆子以上叙筑横埂，分埂内、埂外，埂内原属新渠县域，招民垦种，引惠农渠水灌；埂外原属宝丰县域二十四堡，田地无水浇灌而弃之。乾隆八年（1743），宁夏太守杨灏上任后，向朝廷上奏了修复昌润渠的理由，即“宝丰田视新渠肥美”等，经朝廷议决，报皇帝批：“开渠辟垦，皆务农之本，实慰朕怀，钦此。”杨灏按照朝廷的旨意，筹集资财，选调施工人员，征调民夫，立即动工修复昌润渠，当年工竣。引惠农渠旁仁义、交济、六墩三口一梢归入昌润渠，挑挖浇灌。至此，埂外之地，即原宝丰县境的田地，复招农户垦种。共招徕农户3500余户，开垦熟田316700亩。由于有充足的自流灌溉，五谷丰登，万民乐业。
田会蓝自雍正八年（1730）举家迁居平罗县头闸西永惠落户垦种，居住地仍用中卫居地之名田家营。会蓝居中卫四百户时，勤奋务农，家道殷实。迁入平罗后，他不以随通侍郎等修水利、垦荒招民发展农业生产而居功自傲，仍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身份开荒种田，开创基业。会蓝带领全家老少在处女地上奋斗了25年，开垦了数百亩荒田，修建起了庄园，开起了烧坊（酿酒作坊），积累了巨额资财。此时，会蓝的三个儿子，长子田登年、次子田登籍、三子田登科，在父亲的教诲下，效父兴修水利造福地方义举，也为平罗县的水利建设付出了心血，为后人称颂。
到乾隆三十年（1765），平罗县域黄河以西，土地平坦肥沃，有自流灌溉的条件，招徕垦户开垦了大量的荒地，但昌润渠靠引惠农渠水不能承担灌溉之需，使新老农户广种薄收，步履维艰。当时，宁夏府意欲改变缺水之现状，但府衙经济匮乏，无能为力。此情此景，田会蓝父子心知肚明，便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设想，要增加昌润渠的引水量，满足梢民浇灌用水，必需改变两渠（惠农渠、昌润渠）一口引水的现状。田氏父子经过实地踏勘，认为由宁夏县通吉堡溜山子开口，引黄河水直入昌润渠，方能彻底改变缺水现状。此时，田会蓝因年事已高，便与三个儿子商议决定，由三子登科向宁夏府请示由田氏家族“自备人夫”，完成引水工程。登科为乾隆丁卯科武举，即乾隆十二年（1747）应试中举，在平罗县有较高威望，宁夏府知府张为旃批准了田登科开新口引黄河水入昌润渠的实施计划。田会蓝父子在宁夏府、平罗县官员的支持下，立即启动了兴工的准备工作。田会蓝招聘了有修渠经验的能工巧匠，对总体工程进行了精心设计后，便指定三子登科为兴工总理，长子登年、次子登籍负责招工、备料，共襄其役。万事齐备，立即兴工，翌年竣事。该渠由通吉堡溜山子开口至梢水永屏堡归入黄河，全长180里，共建桥、闸14座，大小斗渠113道。该渠建成后，按昌润旧制，名曰“复兴昌润渠”。该渠输水量大增，满足了新老农户浇灌农田的需求，使平罗县农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
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初三午时，田会蓝与世长辞，享年74岁，安葬于平罗县头闸西永惠堡。乾隆三十八年（1773），朝廷发帑对田会蓝墓地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墓地立“诰授武德将军逢玉翁”石碑一座，碑傍立石对联一副，联云：“飞云自在水藏宝，化露方寒风动珠。”碑傍立石旗杆一对，外雕人物花草等类。前设石供桌，摆列石香炉供器，傍列石猪、石羊等类。明堂前拜台兜金等，筑围墙十余丈，外植榆柳等树，四角石柱四根。门外旗杆一对，亭子三间，以备春秋祭所，令人看守，以垂永远。
田登科主持修筑“复兴昌润渠”功劳卓著，民众感其恩泽。朝廷例授武林郎、吏部候铨千总，例赠登科妻妣氏宜人。嘉庆元年（1796）至嘉庆九年（1804），湖北、四川等地白莲教众在王聪儿、王二槐等人率领下发动起义，起义很快蔓延至河南、湖北、四川三省。清政府派大兵前往镇压，史称“征川楚”。起义军转战陕西、甘肃等地，前赴后继，坚持9年之久，最后被镇压。田登科也随清军前往征战，在战斗中阵亡，朝廷给予恤典。
田登年长子田琮，平罗廪贡生，乾隆十三年（1748）建筑新庄墙垣。治家有方，积蓄丰裕，远近称道。太宜（明清时五品官之母或祖母的封号）人故，两广总督牛建备礼来，赠联云：“一福二寿三康宁，夫举子贡孙秀士。”平罗知县何世宠与之赠匾曰“仁为家传”，“士大夫咸称之果有道之君子，非虚誉也”。例赠田琮为修职郎，例赠妻宋氏为孺人（古代称大夫的妻子，明清七品官的母亲或妻子封孺人，也通用为妇人的尊称）。
田琛（登年二子）长子田树颎，太学生，道光年间，平罗县域渠道被河水冲损。田琛靠开烧坊积累的钱财，解囊修葺，民田得以灌溉，还疏财怜穷济危。年六十无子，娶二妻，连生二子，均入庠，厚德之徵也，例赠迪功朗。其妻东永惠王秀之女，性贤淑，待人宽厚，例赠孺人。
惠农、昌润二渠的开凿大大地促进了银川平原北部地区的开发，大量土地被开垦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地。雍正年间的诗人法海曾写诗赞道：
长堤一带柳毵毵，永字题桥闸有三。若说良田无限好，风光谁亚小江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