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章者，服饰也。《左传》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解释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左传·定公十年》）也就是说，华夏大国的冕服采章是文明的象征，而蛮夷部落的被发左衽则是蒙昧的印记。可见作为生活要素的衣冠服饰，自占就被视为聚现着华夏民族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标志之一。“衣必常暖，然后求丽”（汉·刘向《说苑》引《墨子》佚文），其实是说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演进，礼仪的完备，经济的发展，衣冠制度也会随之而周详——有了贵贱之别，有了用途之分，更有了性质、纹样以及色彩的千变万化。不过，纯中原式的服饰到了公元前302年竟发生了一场非同小可的革命，这便是赵武灵土的“胡服骑射”，从此融合汉胡、取长补短、军民两便的新服饰，开启了华夏服饰的新纪元。
“胡服骑射”是历史的大趋势，也是战争的大趋势，列国争雄，武器强劲，骑兵发展，服饰的顺应潮流而变，也便成了决定军事胜败的一个条件。尽管赵国最终为秦始皇帝所灭，但“胡服骑射”的革命业已风化天下，秦国本身自然也不例外。
秦工朝是短暂的，但作为第一个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其大一统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
诸多纷乱的制度，都在秦的强权下得以统一；诸多进步的潮流，也都为秦所顺应并推动。服饰，便是其中之一。何以能下这样的结论？不妨纵览古代服饰的发展史。从形象的考古资料方面来看，战国后期到西汉前期的一段显得尤其苍白，而秦陵兵马俑、文官俑及百戏俑的发现，却使我们不仅能够对当时的军服来一个大检阅，而且还能够对当时的民服来一个总透视，占代服饰发展史乃罕占代军事技术史自然也囚此得以充实和丰富，其意义岂小大哉！
秦俑坑数千名“虎贲之十”所展示的服饰主要是利于实战的军服。除铠甲以外，大都是与民服合一的常服，至少在形制上差别不大，只是质料或许稍有区别罢了。
甲服是主要的作战防护装备，但能够有效地防御青铜兵器攻击的甲服通常是犀牛皮甲。而到了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钬制兵器和强弩的普遍出现，步兵和骑兵逐渐取代战车，皮甲就不得不在战国后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铁甲问世并渐次成为丰要防护装备。
秦俑的甲服，虽仍以皮革为多，却也出现了皮铁参用的甲衣，成为铠甲质地大变革阶段的明证。
秦俑坑出土的大批铠甲武士俑，其甲衣式样因兵种、职位的不同均有所差异。大体可分为高级军吏（又称将军）、中级军吏、下级军吏、御手、一般步兵、一般骑兵等六类甲衣。其中一、二两类数量较少，共同特点是在整片甲衣上嵌缀甲片；另外四类数量较多，共同特点是由甲片直接连缀而成。具体说来，六类甲衣中又分双肩有披膊、双肩无披膊及背带式前胸甲等若干式。披膊，即披护胳膊的甲片。前胸甲，即前胸有甲而后背无甲并以带系缚的甲衣。其最高大华贵者，当推高级军吏的双肩无披膊式，即由前身和后身两副甲片连缀组合而成的甲衣。前片卜摆呈尖角形，长达1米（显然只宜于乘车，而不官于骑马），后片长62厘米。上截为整片皮甲，下截则在皮甲上连缀了250枚铁制小甲片，叠压顺序及连缀针法，十分清晰准确。
甲衣的前胸和肩、背部，共有8朵彩带扎系的花饰，显示出高贵的等级。若论甲片数量最多者，应属御手甲衣，由前身甲、背甲、长及手腕处的披膊、护于甲及盆领5部分组成，共有327枚甲片。这样，处在被动挨打地位的御手，在交战中便足以凭借甲衣护卫全身了。再如骑兵甲衣，也颇具实用特征：甲衣较短，前身甲长55厘米，背甲长49厘米，双肩无披膊，比较轻便，宜于骑射。这种甲衣无疑就是对胡服的取长补短，同时也可以视为后来柄裆甲的前身。
当然，秦俑都是陶质的，在表现甲片的质感上不易区别出是铁还是皮，加之出上的秦同铁兵器十分少见，而秦国铁质甲衣的实物更是迄未发现，因此秦同军队的甲衣应该主要还是皮甲。但由于少数高、中级军吏俑的甲衣，甲片都较小，且都嵌缀在整件皮质甲衣之上，因此袁仲一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中针对“秦俑的甲衣”解析道：此类甲衣上嵌缀的小甲片可能是钬的，当然这样皮钬混合的甲衣还不是秦军甲衣的主流，还只是皮甲向铁甲转变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式。另外，1999年，随着距离秦陵封土东南约200米处“石铠甲坑”的发现，一种新的甲衣材质——石铠甲——聚焦了人们的日光，特别是石胄（头盔）与石马甲的出土，更是秦代乃至中同考古史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陪葬坑中的这些石甲总数约有500万片，大约可以连缀成8000余什甲衣，而通过实验来统计其劳动量，竟需要8000个劳动力工作一年，可见秦陵工程规模之巨大与艰辛。石质甲片均采用青石切削打磨，以铜丝相互穿结缀合，显然不属于实战装备，而应是从葬意义的明器。但从其十富的形状、类别和清晰准确地编结连缀方式，却可以见证当时作为实战的皮革甲胄与金属甲胄的制作技术与方法。经过复原的石铠甲可分为三类：一是用较大长条形甲片制成的札甲；二是用小甲片制成的鱼鳞甲，这也是首次发现的秦代战甲的新类型；三是护卫引车马和骑战马的石马甲（披甲）。特别是马甲的使用，到秦代本已成为遗响，因此石马甲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实物资料的空白，更在披甲包括颈甲、当胸、身甲、搭后的系挂方法上保留了清晰的技术关系。
总之，秦俑的甲衣为我们传递了，许多以前难以明晰甚全不曾知晓的消息。如兵种不同，职位不同，甲衣的形制及装饰纹样便有所区别。
这一方面处于发挥不同兵种的不同作战功能，一方面又受限于当时军中制度的等级划分。再如铁甲少而皮甲多，说明当时秦国军队的甲衣正由皮质向铁质进步，甲片则由大往小变化。
同时，也表明秦国在铁甲、铁兵器的发展上比山东六国似乎慢了一步。又如甲片的具体连缀方法，相比于战国时期的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皮质兵甲与残缺的马甲，则叠压编缀形式更为科学坚同，更便于活动与交战，同时也更为美观。可以肯定，战同晚期到秦代的甲衣之成熟与完美，正于此可窥其伞豹。
除了人量的铠甲武上俑外，还有人量的不穿铠甲的武上俑。这些武上俑的衣着总的可分为上衣、下衣两类，而上衣类又包括长襦、短襦、褶服、中衣、汗衣等，下衣类义包括衿、行滕（裹腿）等。
长襦下摆齐膝，根据职位的高低又有复襦（有表有里）和禅襦（有表无里）之分，但形制无大区别。短襦只是在长度上短了一截，下摆仅盖住臀部，形制则与长襦相同。褶服几乎是骑兵俑所独有的上衣，因而人们或认为这种上衣（还应包括下樗）就是“胡服”的真止嫡传，它比襦服袖口窄，双襟小，自然比襦服更便于抬腿跨马。少数高级军吏俑穿双重长襦，其内重长襦即为中衣，中衣往往比外襦长出5-10厘米，加之彩绘，颜色对比尤其鲜明。汗衣即内衣，仅在一部分步兵俑的颈部有所显露。内衣为小圆领，紧束脖颈，但其长短和具体式样，由于被外农覆盖而难以详知。统观秦俑所展示出来的上衣制度，兀一胡服之制的右襟掩压左襟的“左衽”现象。这表明，秦代上衣服式在大的方面依然旧装，而由于骑兵的发展，则不能不顺应潮流而融合进胡服的某些优点，这就是当时上衣形制的最大特色。
袴（裤）的出现是古今服饰的一道分水岭。
袴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那时的下衣是围裙似的裳衣，后来发展到下袴，即胫衣，又叫褰袴、套袴。虽说已经是两条袴腿各有跨别，但又是中裆不连。中裆不连，自然不便于骑马，囚此连袴裆显然是随着骑马的兴起而出现的，而且兀疑肇端于西北游牧民族，进而影响到中原地区。特别是“胡服骑射”的革命，促使这种延续至今的下衣形制迅速风行灭下，这一点从秦俑坑的兵俑（不仅骑兵，而且包括步兵、车兵）下体均穿连裆长衿或短衿的情形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行滕作为袴的附属，用来扎缚腿胫以便行动轻捷。在秦俑坑中表现为处在军阵前锋部位的步兵俑都扎缚行滕，这正是出白便于冲锋陷阵的目的。
冠、履、靴也是服饰的重要品类。就秦俑所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制看，冠的一类有皮弁、长冠、鹗冠之分，另外还有一部分俑头戴短耳介帻。皮弁形如覆钵，以鹿皮为之，颌下有条带扣结，冠小而浅，仅能盖住顶发。因为仅在二号坑的骑兵俑冠饰中出现，可知其具有轻巧紧束、利于迎风奔驰的长处。在形制上，咸阳杨家湾一号西汉大墓出土的骑兵俑弁和秦俑的弁有着明显的一脉相承之处。长冠形如梯形，约长15厘米，有单版与双版两类，多为御手俑、部分车右俑及中下级军吏俑的冠饰，基本样式是头梳扁髻贴于脑后，头戴鹊尾形冠。其中戴双版者均为中级军吏俑，看来戴长冠者的地位要高于一般上兵俑。长冠本源于楚罔冠制，又名“斋冠”，为秦所沿袭后，广泛用于军队冠服，而不只限于斋祀时才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木俑，所戴长冠即与秦俑长冠相同，只是版的长度更长些。鹗冠是高级军吏俑即将军俑的冠饰，俗称大冠，特点是在冠顶左右加双鹃尾，本为胡服之冠，象征武士的壮勇正如同“性猛好斗，至夕匕不却”的鹗鸡。大概从赵武灵王时为中原所接受，到秦汉时期仍多为羽林虎贲郎将之类高级武官的标志之一。介帻则是一般士兵俑的突出在头顶偏右的短耳冠饰，以区别于文士的长耳。介帻是一种以布帛为质地的软帽，囚多为红色，所以又称作“绛帻”或“赤帻”。实际上皮弁、长冠、鹗冠也是以赭色与红色为基本色调的，冠带也多为橘红色，其意图大概是认为赤色代表了勇猛与威武吧。相对于冠而言，履的形制似乎不太多样，除了骑兵俑和部分铠甲武士俑足穿代表胡靴的短筒节靴外，其余的武上俑伞都穿着形状基本相同的中原地区传统的麻履。
麻履的特征是薄底、浅帮、后高前低，前端有方形盖瓦，整体略旱船形。从身份的区别看，高级军吏俑的履为方口齐头大翘尖履，而一般士兵俑的履为方口齐头不翘尖履或方口圆头微翘尖履。履大多为黑褐色，口缘部分有朱、紫、绿等色，履带多为橘红和粉紫色。除此而外，还有用以束腰和佩挂刀剑饰物的腰带与带钩。
带当为革带，钩当为会钩，这可能也出白胡俗。
与丝绦质地的坤带相比，这种腰带结系起来的确更趋便利，以至在战国后期成了服饰上的一种风气。至若秦俑所反映的带钩，精巧多变，造型生动，使人大有万千甲兵、带同钩异之慨。
多姿多彩、细致逼真的秦俑服饰是小胜缕述的，它形象地展示了当时的历史文化风貌。
举凡社会的习俗，审美的观念，以及民族与时代的特征等，无不从中得到鲜明的体现。上身有褶服，也有长襦，下身有连裆裤，也有短靴，这些汉、胡服饰优胜劣汰的融合表现，军服与民服既有统一又有区别的不规范现象，甲服、冠饰乃至衣履所表现出来的等级差异，以及服色上崇尚鲜丽而义缺乏十分严格的等级界限等等，都是研究秦代社会史特别是舆服制度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