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滚滚向东，我的船迎着浪头，驶向上游。我倚遍船栏，回首四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长途跋涉，我既傲然自得，也不免因回首往事而满怀惆怅。十九年的韶华，五年来多变的学院生活，我究竟得到了什么呢？我只朦胧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感受到心灵的创伤。我是无所成就的，我怎能对得起我那英雄的、深情的母亲对我的殷切厚望啊！
在母亲身旁是可以忘怀一切的。我尽情享受我难得的那一点点幸福。母亲的学校放假了，老师、学生都回家了，只有我们母女留在空廓的校舍里。我在幽静的、无所思虑的闲暇之中度着暑假。一天，我收到剑虹的来信，说她病了。这不出我的意料，因为她早就说她有时感到不适，她自己并不重视，也没有引起秋白、我或旁人的注意。我知道她病的消息之后，还只以为她因为没有我在身边才对病有了些敏感的缘故，我虽不安，但总以为过几天就会好的。只是秋白却在她的信后附写了如下的话，大意是这样：“你走了，我们都非常难受。我竟哭了，这是我多年没有过的事。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我们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
我对他这些话是不理解的，因此，我对秋白好像也不理解了。
预感到什么不幸呢？预感到什么可怕的不幸而哭了呢？有什么不祥之兆呢？不过我究竟年轻，这事并没有放在心头，很快就把它忘了。我正思虑着做新的准备，怎么说服我的母亲，使她同我一样憧憬着到古都去的种种好处。母亲对我是相信的，但她也有种种顾虑。
又过了半个月的样子，忽然收到剑虹堂妹从上海来电：“虹姊病危，盼速来沪！”
这真像梦一样，我能相信吗？而且，为什么是她的堂妹来电呢？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千般思虑，万般踌躇，我决定重返上海。我母亲是非常爱怜剑虹的，急忙为我筹措路费，整理行装，我只得离开我刚刚领略到温暖的家，而又匆匆忙忙独自奔上惶惶不安的旅途。
我到上海以后，时间虽只相隔一月多，慕尔鸣路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人去楼空”。我既看不到剑虹——她的棺木已经停放在四川会馆；也见不到秋白，他去广州参加什么会去了。剑虹的两个堂妹，只以泪脸相迎，瞿云白什么都讲不出个道理来，默默地望着我。难道是天杀了剑虹吗？是谁夺去了她的如花的生命？
秋白用了一块白绸巾包着剑虹的一张照片，就是他们定情之后，我从墙上取下来送给秋白的那张。他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这是因为我平常叫剑虹常常只叫“虹”，秋白曾笑说应该是“魂”，而秋自叫剑虹总是叫“梦可”。“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诗的意思是说我送给了他我的“魂儿”，而他的心现在却死去了，他难过，他对不起剑虹，对不起他的心，也对不起我……
我看了这张照片和这首诗，心情复杂极了，我有一种近乎小孩的简单感情。我找他们的诗稿，一本也没有了；云白什么也不知道，是剑虹焚烧了呢，还是秋自秘藏了呢？为什么不把剑虹病死的经过，不把剑虹大临终时的感情告诉我？就用那么一首短诗作为你们半年多来的爱情的总结吗？慕尔鸣路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我把如泉的泪水，洒在四川大会馆，把沉痛的心留在那凄凉的棺柩上。我像一个受了伤的人，同剑虹的堂妹们一同坐海船到北京去了。我一个字也没有写给秋白，尽管他留了一个通信地址，还说希望我写信给他。我心想：不管你有多高明，多么了不起，我们的关系将因为剑虹的死而割断，虽然她是死于肺病，但她的肺病从哪儿来，不正是从你那里传染来的吗……
谜似的一束信
新的生活总是可爱的。在北京除了旧友王佩琼（女师大的学生）、周敦祜（北大旁听生）外，我还认识了新友谭慕愚（现在叫谭惕吾，那时是北大三年级的学生）、曹孟君（我们同住在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里）。我们相处得很投机，我成了友谊的骄子。有时我都不理解她们为什么对我那么好。此外，我还有不少喜欢我或我喜欢的人，或者只是相亲近的一般朋友。那时，表面上，我是在补习数、理、化，实际我在满饮友谊之酒。我常常同这个人在北大公主楼（在马神庙）的庭院中的月下，一坐大半晚，畅谈人生；有时又同那个人在朦朦胧胧的夜色中漫步陶然亭边的坟地，从那些旧石碑文中寻找诗句。我徜徉于自由生活，只有不时收到的秋自来信才偶尔扰乱我的愉悦的时光。这中间我大约收到过十来封秋白的信。这些信像谜一样，我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在这些信中，总是要提到剑虹，说对不起她。他什么地方对不起她呢？他几乎每封信都责骂自己，后来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只有天上的“梦可”才有资格批评他。那么，他是在挨批评了，是什么人在批评他，批评他什么呢？这些信从来没有直爽地讲出他心里的话，他只把我当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谅他的那样一个对象而絮絮不已。我大约回过几次信，淡淡地谈一点有关剑虹的事，谈剑虹的真挚的感情，谈她的文学上的天才，谈她的可惜的早殇，谈她给我的影响，谈我对她的怀念。我恍惚地知道，此刻我所谈的，并非他所想的，但他现在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所苦呢？他到底为什么要那么深地嫌厌自己，责骂自己呢？我不理解，也不求深解，只是用带点茫茫然的心情回了他几封信。
是冬天了，一天傍晚，我走回学校，门房拦住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人等了你半天，足有两个钟头，坐在我这里等你，说要你去看他，地址都写在信上了吧！”我打开信，啊！原来是秋自。他带来了一些欢喜和满腔希望，这回他可以把剑虹的一切，死前的一切都告诉我了。我匆匆忙忙吃了晚饭，便坐车赶到前门的一家旅馆。可是他不在，只有他弟弟云白在屋里，在翻阅他哥哥的一些什物，在有趣地寻找什么，后来，他找到了，他高兴地拿给我看。原来是一张女人的照片。这女人我认识，她是今年春天来上海大学，同张琴秋同时入学的。剑虹早就认识她，是在我到上海之前，她们一同参加妇女活动中认识的。她长得很美，与张琴秋同来过慕尔鸣路，在施存统家里，在我们楼下见到过的。这就是杨之华同志，就是一直爱护着秋白的，他的爱人，他的同志，他的战友，他的妻子。一见这张照片我便完全明白了，我没有兴趣打听剑虹的情况了，不等秋白回来，我就同云白告辞回学校了。
我的感情很激动，为了剑虹的爱情，为了剑虹的死，为了我失去了剑虹，为了我同剑虹的友谊，我对秋白不免有许多怨气。我把我全部的感情告诉了谭惕吾，她用冷静的态度回答我，告诉我这不值得难受，她要我把这一切都抛向东洋大海，抛向昆仑山的那边。她讲得很有道理，她对世情看得真透彻，我听了她的，但我却连她也一同疏远了。我不喜欢这种透彻，我不喜欢过于理智。谭惕吾一直也不理解我对她友谊疏远的原因。甚至几十年后我也顽固地坚持这种态度，我个人常常被一种无法解释的感情支配着，我再没有去前门旅舍，秋白也没有再来看我。我们同在北京城，反而好像不相识者一样。
又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收到一封从上海发来的杨之华给秋白的信，要我转交。我本来可以不管这些事，但我一早仍去找到了夏之栩同志。夏之栩是党员，也在我那个补习学校，她可能知道秋自的行踪。她果然把我带到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一幢宿舍里。我们走进去时，里边正有二十多人在开会，秋白一见我就走了出来，我把信交给他，他一言不发。他陪我到他的住处，我们一同吃了饭，他问我的同学，问我的朋友们，问我对北京的感受，就是一句也不谈到王剑虹，一句也不谈杨之华。他告诉我他明早就返上海，云白正为他准备行装。我好像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静静地观察他。他对杨之华的来信一点也不表示惊慌，这是因为他一定有把握。他为什么不谈到剑虹呢？他大约认为谈不谈我都不相信他了。那么，那些信，他都忘记了么？他为什么一句也不解释呢？我不愿同他再谈剑虹了。剑虹在他已成为过去了！去年这时，他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如今，过眼云烟，他到底有没有感触？有什么感触？我很想了解，想从他的行动中来了解，但很失望。晚上，他约我一同去看戏，说是梅兰芳的老师陈德霖的戏。我从来没有进过戏院，那时戏院是男女分坐，我坐在这边的包厢，他们兄弟坐在对面包厢，但我们都没有看戏。我实在忍耐不住这种闷葫芦，我不了解他，我讨厌戏院的嘈杂，我写了一个字条托茶房递过去，站起身就不辞而别，独自回学校了。从此我们没有联系，但这一束信我一直保存着作为我研究一个人的材料。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时，我曾把这些信同其他的许多东西放在我的朋友王会悟那里。同年我被捕后，雪峰、适夷把这些东西转存在他们的朋友谢澹如家。全国解放以后，谢先生把这些东西归还了我。我真是感谢他，但这一束信，却没有了。这些信的署名是秋白，而在那时，如果在谁那里发现瞿秋白这几个字是可以被杀头的。我懂得这种情况，就没有问。这一束用五色布纹纸写的工工整整秀秀气气的书信，是一束非常有价值的材料。里边也许没有宏言谠论，但可以看出一个伟大人物性格上的、心理上的矛盾状态。这束信没有了，多么可惜的一束信啊！
我写的中篇小说《韦护》是一九二九年末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他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发表过文章我不知道。他曾用过“屈维陀”的笔名，他用这个名字时曾对我说，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
我想写秋白、写剑虹，已有许久了。他的矛盾究竟在哪里，我模模糊糊地感觉一些。但我却只写了他的革命工作与恋爱的矛盾。当时，我并不认为秋白就是这样，但要写得更深刻一些却是我力量所达不到的。我要写剑虹，写剑虹对他的挚爱。但怎样结局呢？真的事实是无法写的，也不能以她的一死了事。所以在结局时，我写她振作起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战斗下去。因为她没有失恋，秋白是在她死后才同杨之华同志恋爱的，这是无可非议的。
自然，我并不满意这本书，但也不愿舍弃这本书。韦护虽不能栩栩如生，但总有一些影子可供我自己回忆，可以作为后人研究的参考资料。
一九三零年，胡也频参加党在上海召开的一个会议，在会上碰到了秋白。秋白托他带一封信给我。字仍是写得那样工工整整秀秀气气，对我关切很深。信末署名赫然两个字“韦护”。可惜他一句也没有谈到对书的意见。他很可能不满意《韦护》，不认为《韦护》写得好，但他却用了“韦护”这个名字。难道他对这本书还寄有深情吗？尽管书中人物写得不好、不像，但却留有他同剑虹一段生活的遗迹。尽管他们的这段生活是短暂的，但过去这一段火一样的热情，海一样的深情，光辉、温柔、诗意浓厚的恋爱，却是他毕生也难忘的。他在他们两个最醉心的文学之中的酬唱，怎么能从他脑子中划出去？他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的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对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
这次我没有回他的信，也无法回他的信，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处境，我更无从知道。但在阳历年前的某一个夜晚，秋白和他的弟弟云白到吕班路我家里来了。来得很突然，不是事先约好的。他们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至今我也记不起来。这突然的来访使我们非常兴奋，也使我们狼狈。那时我们穷得想泡一杯茶招待他们也不可能，家里没有茶叶，临时去买又来不及了。他总带点抑郁，笑着对我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现在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了。”他说这些话，我没有感到一丝嘲笑，或是假意的恭维。他看了我的孩子，问有没有名字。我说，我母亲替他取了一个名字，叫祖麟。
他便笑着说：“应该叫韦护，这是你又一伟大作品。”我心里正有点怀疑，他果真喜欢《韦护》吗？而秋白却感慨万分地朗诵道：“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听，我的心情也沉落下来了。我理解他的心境，他不是爱《韦护》，而是爱文学。他想到他最心爱的东西，他想到多年来对于文学的荒疏。那么，他是不是对他的政治生活有些厌倦了呢？后来，许久了，当我知道一点他那时的困难处境时，我就更为他难过。我想，一个复杂的人，总会有所偏，也总会有所失。在我们这样变化激剧的时代里，个人常常是不能左右自己的。那时我没有说什么，他则仍然带点忧郁的神情，悄然离开了我们这个虽穷却是充满了幸福的家。他走后，留下一缕惆怅在我心头。我想，他也许会想到王剑虹吧，他若有所怀念，却也只能埋在心头，同他热爱的文学一样，成为他相思的东西了吧。
金黄色的生活
一九三一年，我独自住在环龙路的一家三楼上。我无牵无挂，成天伏案书写。远处虽有城市的噪声传来，但室内只有自己叹息的回音，连一点有生命的小虫似乎也全都绝迹了。这不是我的理想，我不能长此离群索居，我想并且要求到江西苏区去。但后来，还是决定我留在上海，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我第一次听从组织的分配，兴致勃勃地四处组稿，准备出版。这时雪峰同志常常给我带来鲁迅和秋白的稿件，我对秋白的生活才又略有所知。这时秋白匿住在中国地带上海旧城里的谢澹如家。这地址，只有雪峰一人知道，他常去看他，给他带去一些应用的东西。为了解除秋白的孤寂，雪峰偶尔带着他，趁着夜晚，悄悄去北四川路鲁迅家里。后来，他还在鲁迅家里住了几天。再后来，雪峰在鲁迅家的附近，另租了一间房子，秋白搬了过去，晚上常常去鲁迅家里畅谈。他那时开始为《北斗》写“乱弹”，用司马今的笔名，从第一期起，在《北斗》上连载。“乱弹”内容涉及很广，对当时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等，都加以讽刺，给予打击。后来又翻译了很多稿件，包括卢那卡尔斯基的《解放了的董吉歌德》。特别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写的评“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等的论文，词意严正，文笔锋利。秋白还大力提倡大众文学，非常重视那些在街头书摊上的连环图画、说唱本本等。他带头用上海方言写了大众诗《东洋人出兵》，这在中国文学运动史上是创举。在他的影响下，左联的很多同志也大胆尝试，周文同志把《铁流》与《毁灭》改写为通俗本，周文后来到了延安，主持《边区群众报》，仍旧坚持大众化工作。
秋白还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他论述的范围很广，世界的，苏联的，中国的。他的脑子如同一个行进着的车轴，日复一日地在文学问题上不停地旋转，而常常发出新论、创见。为了普及革命文化，秋白还用了很多时间研究我国文字拉丁化问题。
以前，我读过《海上述林》，最近我又翻阅了《瞿秋白文集》。他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啊！他早在苏联的时候，一直是那么不倦地写呀，译呀。而三十年代初，他寄住在谢澹如家，躲在北四川在路的小室里，虽肺病缠身，但仍是日以继夜地埋头于纸笔之中，他既不忘情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又要应付当时党内外发生的许多严重复杂的问题，他写的比一个专业作家还多得多啊！
他同鲁迅的友谊是光辉的、战斗的、崇高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友谊。他们互相启发，互相砥砺。他们在文学上是知己，在政治斗争上也是知己。他为鲁迅的杂文集作序，对鲁迅的杂文，对鲁迅几十年的斗争，最早作了全面的、崇高的评价。他赞誉鲁迅“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是鲁迅的好友，但他在与世诀别的时候，还说自己“一生中没有什么朋友”，以维护鲁迅的安全。鲁迅也在自己病危之际，为他整理旧稿，出版《海上述林》。这都是我们文坛上可歌可泣的、少有的动人佳话。秋白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是惊人的，他矢志文学的夙愿在这时实现了。我想，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称心的时代，是黄金时代。
可惜，这个时代不长。一九三四年初，他就不得不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去了。他到了苏区，主管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他尽可能去接近农民，了解农民的生活。这在他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秋白过去是没有条件接近农民的。这正是秋白有意识地要弥补自己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有心去实践艰苦的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他在苏区还继续努力推行文艺大众化。后来，如果他能跟随红军主力一起长征，能够与红军主力一起到达陕北，则他的一生，我们党的文艺工作，一定都将是另一番景象。这些想象在我脑子中不知萦回过多少次，只是太使人痛心了，他因病留在苏区，终遭国民党俘获杀害了。
在这个期间，我在鲁迅家里遇见秋白一次，之华同志也在座。一年来，我生活中的突变，使我的许多细腻的感情都变得麻木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完全只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我一点也没有注意他除此之外的任何表情，他似乎也只是在我提供的话题范围之内同我交谈。我对他的生活，似乎是漠不关心的。他对我的遭遇应该有所同情，但他也噤若寒蝉，不愿触动我一丝伤痛的琴弦。
但世界上常常有那么凑巧的事：一九三二年“一二八”后，我要求参加共产党，很快被批准了。可能是三月间，在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的一间雅座里举行入党仪式。同时入党的有叶以群、田汉、刘风斯等。主持仪式的是文委负责人潘梓年。而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的、赫然使我惊讶的却是瞿秋白。我们全体围坐在圆桌周围，表面上是饮酒作乐，而实际是在举行庄严的入党仪式。我们每个人叙述个人入党的志愿。我记得非常清楚，我说的主要意思是，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潘梓年、瞿秋白都讲了话，只是一般的鼓励。
《多余的话》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我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因为那时他工作经历还不多，那时的感触也只是他矛盾的开始，他无非是心有所感而无处倾吐，就暂时把我这个无害于他的天真的、据他说是拥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作为一个可以听听他的感慨的对象而忘情地剖析自己，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但还不像后来的《多余的话》那样无情地剖析自己，那样大胆地急切地向人民、向后代毫无保留地谴责自己。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但我绝不会想到后来“四人帮”竟因此对他大肆诬蔑，斥他为叛徒，以至挖坟掘墓、暴骨扬灰。他生前死后的这种悲惨遭遇，实在令人愤慨、痛心！
最近，我又重读了《多余的话》，并且读了《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陈铁健同志写的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这篇文章对秋白一生的功绩、对他的矛盾都作了仔细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比较全面，也很公正。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是不够健全的，一个革命者，想做点好事，总会碰到许多阻逆和困难。革命者要熬得过、斗得赢这些妖魔横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秋白在文学及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其实，秋白对政治是极端热情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从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都比较有兴趣。”“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秋白临终，还坚定明确地表示：“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他毕生从事政治斗争，就是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了政治活动，他不顾他的病重垂危的爱人王剑虹。在“八七”会议时，他勇敢地挑起了领导整个革命的重担。他批评自己的思想深处是愿意调和的，但他与彭述之、陈独秀做着坚决的路线斗争。他有自知之明，他是不愿当领袖的，连诸葛亮都不想做，但在革命最困难的严重关头，他毅然走上党的最高的领导岗位。这完全是见义勇为，是他自称的韦护的象征。这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自己又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哪里是像他自己讲的“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塞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我认为秋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奋力冲上前去，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问题，乃是一个大勇者。在《多余的话》的最后，他说因为自己是多年（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五年）的肺结核病人，他愿意把自己的“躯壳”“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当他这样表示的时候，在他就义的前夕，在死囚牢里他像解剖自己患肺病的躯壳一样，他已经在用马克思主义的利刃，在平静中理智地、细致地、深深地剖析着自己的灵魂，挖掘自己的矛盾，分析产生这矛盾的根源，他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对于知识分子革命者和一般革命者至今都有重大的教益。他说：“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就隋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窠’，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他这样把自己的弱点、缺点、教训，放在显微镜下，坦然地、尽心地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后代，这不也是一个大勇者吗？我们看见过去有的人在生前尽量为自己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打击别人，歪曲历史，很少有像秋白这样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求全责备自己的。
在“八七”会议以后，秋白同志在估计革命形势上犯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说得非常清楚，是极为正确的。我想，在那样复杂、激剧变化的时代，以秋白从事革命的经历，犯错误是难以避免的；换了另外一个人，恐怕也是这样。何况那些错误都是当时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是大家的意见，不过因为他是总书记，他应该负主要责任而已。
但是，事隔两年，人隔万里，在王明路线的迫害下，竞要把立三路线的责任放在秋白身上，甚至把正确地纠正了立三路线错误的六届三中全会也指责为秋白又犯了调和路线错误，对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他开除出中央政治局。秋白写《多余的话》时，仍是王明路线统治的时候，他在敌人面前是不能暴露党内实情、批评党内生活的，他只能顺着中央，责备自己，这样在检查中出现的一些过头话，是可以理解的。
正由于我们生活中的某些不够健全，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着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过左的作法，即使不是秋白，不是这样一个多感的文人，也是容易使人寒心的。特别是当攻击者处在有权、有势、有帮、有派、棍棒齐下的时候，你怎能不回首自伤，感慨万端地说：“田园将芜胡不归”？而到自己将离世而去的时候，又怎会不叹息是“历史的误会”呢？
古语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这句话是有缺点的。就慷慨成仁“也不易，也需要勇敢，无所惧怕，而”从容就义更难。秋白同志的《多余的话》的情绪是低沉的，但后来他的牺牲是壮烈的。秋白明明知道自己的死期已经临近，不是以年、月计算了，但仍然心怀坦白，举起小刀自我解剖，他自己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又当法官，严格地审判自己。他为的是什么？他不过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完全的布尔塞维克来要求自己，并以此来品评自己的一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布尔塞维克的品质，怎么能诬之为叛徒呢？革命者，本来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倘能正视自己，挖掘自己，不是比那些装腔作势欺骗人民，给自己搽脂抹粉的人的品格更高尚得多么？
秋白在他有生之年，在短短的时间里，写了许多重要文章，他却说自己是“半吊子文人”，也是一种夸大，是不真实的。但秋白一时的心情还是带有一些灰暗，矛盾是每个革命者都会遇到的，每个人都应该随时随地警惕自己，改造自己，战胜一切消极因素。特别是在极端困苦之下，对人生，对革命，要保持旺盛的朝气。
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艰苦，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蜕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他说了一些同时代有同感的人们的话，他是比较突出、比较典型的，他的《多余的话》是可以令人深思的。但也有些遗憾，它不是很鼓舞人的。大约我跟着党走的时间较长，在下边生活较久，尝到的滋味较多，更重要的是我后来所处的时代、环境与他大不相同，所以，我总还是愿意鼓舞人，使人前进，使人向上，即使有伤，也要使人感到热烘，感到人世的可爱，而对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要投身进去，但不是惜别。我以为秋白的一生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他没有能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飞蛾扑火秋白曾在什么地方写过，或是他对我说过：“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诚然，他指的是我在一九二二年去上海平民女校寻求真理之火，然而飞开了；一九二三年我转入上海大学寻求文学真谛，一九二四年又飞开了；一九三。年我参加左联，一九三一年我主编《北斗》，一九三二年入党，飞蛾又飞来扑火。是的，我就是这样离不开火。他还不知道，后来，一九三三年我已几濒于死，但仍然飞向保安；五十年代我被划为右派，六十年代又被打成反革命，但仍是振翅飞翔。直到七十年代末，在党的正确路线下，终于得到解放，使我仍然飞向了党的怀抱。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秋自同志，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死去的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临就义前还郑重留了一笔的剑虹呢？
1980年元月21日于北京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记得是一九二七年的冬天，那时我们住在北京的汉花园，一所与北大红楼隔河、并排、极不相称的小楼上。我们坐在火炉旁，偶然谈起他的童年生活来了。从这时起我才知道他的出身。这以前，也曾知道一点，却实在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奇怪，不知为什么他很少同我谈，也不知为什么，我简直没有问过他。但从这次谈话以后，我是比较多了解他一些，也更尊敬他一些，或者更恰当地说，我更同情他了。
他祖父是做什么的，到现在我还不清楚，总之，不是做官，不是种地，也不是经商，收入却还不错。也频幼小时，因为身体不好，曾经长年吃过白木耳之类的补品，并且还附读在别人的私塾里，可见那时生活还不差。祖父死了后，家里过得不宽裕，他父亲曾经以包戏为生。也频说：“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要特别关心到下雨。”他描写给我听，说一家人都最怕下雨，早醒来，赶忙去看天，如果天晴，一家大小都笑了；如果下雨，或阴天，就都发愁起来了。因为下雨就不会有很多人去看戏，他们就要赔钱了。要去做这一行，我猜想也许同他的祖父有关系，但这猜想是靠不住的。也频一讲到这里，他就更告诉我他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都要去看戏。我还笑着说他：“怪不得你对于旧小说那样熟悉。”
稍微大了一点后，他不能在私塾附读了，就在一个金银首饰铺当学徒。他弟弟也同时在另一家金铺当学徒。铺子里学徒很多，大部分都在作坊里。老板看见他比较秀气和伶俐，叫在柜台上做事，收拾打扫铺面，替掌柜、先生们打水、铺床、倒夜壶，来客了装烟倒茶，实际就是奴隶。晚上临时搭几个凳子在柜台里睡觉。冬夜很冷，常常通宵睡不着。当他睡不着的时候，他就去想，在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疑问。他常常做着梦，梦想能够到另一个社会里去，到那些拿白纸旗、游街、宣传救国的青年学生们的世界里去。他厌弃学打算盘，学看真假洋钱，看金子成色，尤其是讨厌听掌柜的、先生们向顾主们说各式各样的谎语。但他不特不能离开，而且侮辱更多地压了下来。夜晚当他熟睡了后，大的学徒跑来企图侮辱他，他抗拒，又不敢叫唤，怕惊醒了先生们，只能死命地去抵抗，他的手流血了，头碰到柜台上，大学徒看见不成功，就恨恨地尿了他一脸的尿。他爬起去洗脸，尿、血、眼泪一齐揩在毛巾上。他不能说什么，也无处诉苦，也不愿告诉父母，只能隐忍着，把恨埋藏在心里。他想，总有一天要报仇的。
有一天，铺子里失落了一对金戒指，这把整个铺子都闹翻了，最有嫌疑的是也频，因为戒指是放在玻璃盒子内，也频每早每晚要把盒子拿出来摆设，和搬回柜子里，他又很少离开柜台。开始他们暗示他，要他拿出来，用各种好话来骗他，后来就威胁他，说要送到局子里去，他们骂他、羞辱他、推他、敲他，并且把他捆了。他辩白，他哭，他求过他们，一切都没有用；后来他不说了，也不哭了，任凭别人摆布。他心里后悔没有偷他们的金戒指，他恨恨地望着那些首饰，心里想：“总有一天要偷掉你们的东西！”
戒指找出来了，是掌柜的拿到后边太太那里去看，忘了拿回来。他们放了他，谁也没有向他道歉。但是谁也没有知道在这小孩子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欲望，一个报复的欲念。在这事件发生后一个月，这个金铺子的学徒失踪了，同时也失踪了一副很重的大金‘钏。金铺子问他的父母要金钏，他父母问金铺子要人。大家打官司、告状，事情一直没有结果。’另一家金铺把他弟弟也辞退了。家里找不着他，发急，母亲日夜流泪，但这学徒却不再出现在福州城里。
也频怀着一颗愉快的、颤栗的心，也怀着那副沉重的金钏，惶惶然搭了去上海的海船。他睡在舱面上，望着无边的翻滚的海浪，他不知应该怎么样。他曾想回去，把金钏还了别人，但他想起了他们对他的种种态度。可是他往哪里去呢？他要去做什么呢？他就这样离开了父母和兄弟们吗？海什么都不能告诉他，白云把他引得更远。他不能哭泣，他这时大约才十四五岁。船上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他得想法活下去。他随船到了上海。随着船上的同乡住到了一个福州人开的小旅馆。谁也相信他是来找他舅舅的。很多从旧戏上得到的一些社会知识，他都应用上了。他住在旅馆里好些天了，把平素积攒下来的几个钱用光了，把在出走前问他母亲要的几块钱也用光了，“舅舅”也没找着。他想去找事做，或者还当学徒，他一直也没有敢去兑换金钏，他总觉得这不是他自己的东西，他决不定究竟该不该用它。他做了一件英勇的事情，却又对这事情的本身有怀疑。
在小栈房的来客中，他遇到一个比他大不了一两岁的男孩子。他问明白了他是小有天酒馆的少东家，在浦东中学上学。他们做了朋友，他劝他到浦东中学去。他想起了他在家里所看见的那群拿白纸旗的学生来。他们懂得那样多，他们曾经在他们铺子外讲演过，他们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条约“二十一条”，他们是和金铺子里的掌柜、先生、顾主完全不同的人，也同他的父母是不同的人，虽然他们年纪小，个子不高，可是他们都使他感觉是比较高大的人，是英雄的人物。他曾经很向往他们，现在他可以进学堂了，他向着他们的道路走去，向一个有学问、为国家、为社会的人物的道路走去。他是多么地兴奋，甚至不敢有太多的幻想啊！于是他兑换了金钏，把大部分钱存在银行，小部分交了学费，交了膳费，还了旅馆的债。他脱离了学徒生活，他曾经整整三年在那个金铺中；他脱离了一个流浪的乞儿生活，他成了一个学生了。他替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胡崇轩。这大约是一九二一年春天的事。
他在这里读书有一年多的样子，他的行踪终究被他父亲知道了。父亲从家乡赶到上海来看他，他不能责备他，也不能要他回去。也频如果回去了，首先得归还金钏，这数目他父亲是无法归还的。他只得留在这里读书。父亲为他想了一个办法，托同乡关系把也频送到大沽口的海军学校，那里是免费的，这样他不特可以不愁学膳费，还可以找到一条出路。这样也频很快就又变成一个海军学生了。他在这里学的是机器制造。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会与文学发生关系，他只想成为一个专门技术人材；同时也不会想到他与工人阶级革命有什么关系，他那时似乎很安心于他的学习。他的钱快用完时，他的学习就停止了，海军学校停办。他到了北京。他希望能投考到一个官费的大学，没有成功。他不能回家，又找不到事做，就流落在一些小公寓里。有的公寓老板简直无法把他赶出门，他常常帮助他们记账、算账、买点东西，晚上就替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他有一个同学是交通大学的学生，这人是一个地主的儿子，他很会用地主剥削农民的方法和也频交朋友。他因为不愿翻字典查生字，就叫也频替他查，预备功课，也频就常常每天替他查二三百生字，从东城到西城来。他有时就留也频吃顿饭，还不断地把自己的破袜子旧鞋子给也频。也频也就把他当着惟一的可亲的人来往着。尤其是在冬天，他的屋子里是暖和的，也频每天冒着寒风跑来后，总可以在这暖和屋子呆几个钟头，虽然当晚上回去时街道上是奇冷。
除了这个地主儿子的朋友以外，他还有一个官僚儿子的朋友也救济过他。这个朋友，是同乡，也是同学；海军学校停办后，因为肺病，没有继续上学，住在北京家里休养。父亲是海军部的官僚。这个在休养中的年轻人常常感到生活的寂寞，需要有人陪他玩，他常常打电话来找也频，也频就陪他去什刹海，坐在芦席棚里，泡一壶茶。他喜欢旧诗，也做几句似通非通的《咏莲花》、《春夜有感》的七绝和五言律诗，他要也频和他。也频无法也就只得胡诌。有时两人就在那里联句。鬼混一天之后，他可以给也频一元钱的车钱。也频却走回去，这块钱就拿来解决很多问题。一直到也频把他介绍给我听的时候，还觉得他是一个很慷慨的朋友，甚至常常感激他。因为后来也频有一次被公寓老板逼着要账，也频又害了很重的痢疾，去求他的时候，他曾用五十元大洋救了也频。可惜我一直没有见到过，那原因还是因为我听了这些故事之后，曾把他这些患难时的恩人骂过，很不愿意也频再和他们来往；实际也有些过激的看法，由于生活的窄狭，眼界的窄狭，就有了那么窄狭的情感了。穷惯了的人，对于贫穷也就没有什么恐慌。也频到了完全无法应付日子的时候，那两个朋友一些小小施予只能打发几顿饭、打发一点剃头、一点鞋袜而不能应付公寓的时候，他就把一件旧夹袍、两条单裤往当铺里一塞，换上一元多钱搭四等车、四等舱跑到烟台去了。烟台有一个他同学的哥哥在那里做官。他就去做一种极不受欢迎的客人。他有时陪主人夫妇吃饭，主人要是有另外的客人，他就到厨房去和当差们一道吃饭。主人看见是兄弟的朋友，不便马上赶他走，他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安，他还不能懂得许多世故，以为朋友曾经这样约过他的，他就不管。时间很长，他一个人拿几本从北京动身时借的小说到海边上去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