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的海水是那样地平稳，那样地深厚，广阔无边，海水洗去了他在北京时那种嗷嗷待哺、亟亟奔走的愁苦，海水给了他另一种雄伟的胸怀。他静静地躺在大天地中，听柔风与海浪低唱，领会自然。他更任思绪纵横，把他短短十几年的颠簸生活，慢慢在这里消化，把他仅有的一点知识在这里凝聚。他感到了所谓人生了。他朦胧地有了些觉醒，他对生活有了些意图了。他觉得人不只是求生存的动物，人不应受造物的捉弄，人应该创造，创造生命，创造世界。在他的身上，有了新的东西的萌芽。他不是一个学徒的思想，也不是一个海军学生的思想，他只觉得他要起来，与白云一同变幻飞跃，与海水一道奔腾。于是他敞衣，跣足，遨游于烟台的海边沙滩上。
但这样的生活是不会长久下去的。主人不得不打发他走了。主人送他——在十元的路费，又给了他一些庸俗的箴言，好像是鼓励他，实际是希望他不要再来了。他拿了这些钱，笑了一笑，又坐上了四等舱。这一点点钱又可以使公寓老板把他留在北京几个月。他非常喜欢这些老板，觉得他们都是如何宽厚的人啊！
北京这个古都是一个学习的城，文化的城。那时北京有《晨报》副刊，后来又有《京报》副刊，常常登载着一些名人的文章。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起外国作品来了；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剪下来，贴在墙上。还有准备做诗人的一些青年人，也稍稍给他一些眼光，和几句应酬话。要做技术专家的梦，已经完全破灭，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与艺术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
一九二四年，他与另外两位熟人在《京报》编辑了一个一星期一张的附刊，名为《民众文艺周刊》。他在这上边用胡崇轩的名字发表过一两篇短篇小说和短文。他那时是倾向于《京报》副刊、鲁迅先生的，但他却因为稿件的关系，一下就和休芸芸（沈从文）成了文章的知己。我们也是在这年夏天认识的。由于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经历，看得出我们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样，但他的勇猛、热烈、执拗、乐观和穷困都惊异了我，虽说我还觉得他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却是少有的“人”，有着最完美的品质的人。他还是一块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烧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么地方去了。因此我们一下就有了很深的友谊。
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那一个时期他的诗，的确充满了这种可悲的感情。我们曾经很孤独地生活了一个时期。在这一个时期中，中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在南方如火如荼，而我们却蛰居北京，无所事事。也频日夜钻进了他的诗，我呢，只拿烦闷打发每一个日子。现在想来，该是多么可惋惜的啊！这一时期如果应该受到责备的话，那是应该由我来负责的。因为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已经老早就进过共产党办的由陈独秀、李这领导的平民女子学校，和后来的上海大学。在革命的队伍中是有着我的老师、同学和挚友。我那时也曾经想南下过，却因循下去了。一直没有什么行动。
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四一二”、“马日事变”等等才打醒了我。我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我的苦痛，和非常想冲破旧的狭小圈子的心情，也影响了也频。
一九二八年春天，我们都带着一种朦胧的希望到上海去了。开始的时候我们还只能个人摸索着前进，还不得不把许多希望放在文章上。我们两人加上沈从文，就从事于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把杂志和出版处都定名为“红黑”，就是带着横竖也要搞下去，怎么样也要搞下去的意思。后来还是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坚持下去。但到上海后，我们的生活前途和写作前途都慢慢走上了一个新的方向。
也频有一点基本上与沈从文和我是不同的。就是他不像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年轻时代的确有过一些这种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也频却是一个坚定的人。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也没听到过的理论。他先是读那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后来也涉及到其它的社会科学书籍。他毫不隐藏他的思想，他写了中篇小说《到莫斯科去》。那时我们三人的思想情况是不同的。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他到吴淞中国公学去教书了。奇怪的是他下意识地对左翼的文学运动者们不知为什么总有些害怕。我呢，我自以为比他们懂得些革命，靠近革命，我始终规避着从文的绅士朋友，我看出我们本质上有分歧，但不愿有所争执，破坏旧谊，他和也频曾像亲兄弟过。但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我的确对从实际斗争上退到文学阵营里来的革命者有过一些意见），否则，就在文学上先搞出一个名堂来。我那时对于我个人的写作才能多少有些过分的估计，这样就不能有什么新的决定了。只有也频不是这种想法。他原来对我是无所批判的，这时却自有主张了，也常常感叹他与沈从文的逐渐不坚固的精神上有距离的友谊。他怎样也不愿失去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挚友，不得不常常无言地对坐，或话不由衷。这种心情，他只能告诉我，也只有我懂得他。
办“红黑出版处”是一个浪漫的冒险行为，后来不能继续下去，更留给我们一笔不小数目的债务。也频为着还债，不得不一人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以后，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起床，到夜深还有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与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我看见那样年轻的他，被群众所包围所信仰，而他却是那样地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我说不出地欣喜。我问他：“你都懂得吗？”他答道：“为什么不懂得？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当时我的确是不懂得他的，一直到许久的后来，我才明A他的话，我才明白他为什么一下就能这样，这的确同他的出身、他的生活、他的品格有很大的关系。
后来他参加了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们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已经不是文学的活动，简直是政治的活动，使校长、训育主任都不得不出席，不得不说普罗文学了。我记得那是五月四日，全学校都轰动起来了。一群群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大家兴奋得无可形容。晚上，也频和我又谈到这事，同他一道去济南教书的董每戡也在一道。我们已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依靠着我的经验，我说一定要找济南的共产党，取得协助，否则，我们会失败的。但济南的党怎样去找呢？究竟我们下学期要不要留在这里，都成问题。也频特别着急，他觉得他已经带上这样一个大队伍，他需要更有计划。他提议他到上海去找党，由上海的关系来找济南的党，请他们派人来领导，因为我们总不会长期留在济南，我们都很想回上海。我和董每戡不赞成，正谈得很紧张时，校长张默生来找也频了。张走后，也频告诉我们道：“真凑巧，我正要去上海，他们也很同意，且送了路费。”我们不信，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是二百元。也频说：“但是，我不想去了。我要留在这里看看。”我们还不能十分懂，也频才详细地告诉我们，说省政府已经通缉也频了，说第二天就来捉人，要抓的还有楚图南和学生会主席。何思源（教育厅长）透露了这个消息，所以校长甘冒风险，特为送了路费来，要他们事先逃走。看来这是好意。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三个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也不懂什么惧怕。也频的意见是不走，或者过几天走，他愿意明白一个究竟，更重要的是他舍不得那起同学，他要向他们说明，要勉励他们。我那时以为也频不是共产党员，又没有做什么秘密组织工作，只宣传普罗文学难道有罪吗？后来还是学校里的另一个教员董秋芳来了，他劝我们走。董秋芳在同事之中是比较与我们靠近的，他自然多懂些世故。经过很久，才决定了，也频很难受地只身搭夜车去青岛。当我第二天也赶到时，知道楚图南和那学生会主席也都到了青岛，那年轻学生并跟着我们一同到了上海。
上海这年的夏天很热闹，刚成立不久的左翼作家联盟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团体在上海都有许多活动。我们都参加了左联，也频并且在由王学文与冯雪峰负责的一个暑期补习学校教书。他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我大半都一人留在家里写我的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
是八月间的事吧。也频忽然连我也瞒着参加了一个会议。他只告诉我晚上不回来，我没有问他。过了两天他才回来，他交给我一封瞿秋白同志写给我的信。我猜出了他的行动，知道他们会见了，他才告诉我果然开了一个会。各地的共产党负责人都参加了，他形容那个会场给我听。他们这会开得非常机密。他说，地点在一家很阔气的洋房子里，楼下完全是公馆样子。经常有太太们进进出出，打牌开留声机。外埠来的代表，陆续进去，进去后就关在三楼。三楼上经常是不开窗子的。上海市的同志最后进去。进去后就开会。会场满挂镰刀斧头红旗，严肃极了。会后是外埠的先走。至于会议内容，也频一句也没有告诉我，所以到现在我还不很清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会。但我看得出这次会议更引起也频的浓厚的政治兴趣。
我看见他那一股劲头，我常笑说：“改行算了吧！”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更应当写了。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写，不知道写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现在明白了，就更该写了。”他在挤时间，也就是说在各种活动、工作的短促的间歇中争取时间写他的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这一时期我们生活过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艰苦都严肃。以前当我们有了些稿费后，我们总爱一两天内把它挥霍去，现在不了，稿费收入也减少，有一点也放在那里了。取消了我们的一切娱乐。直到冬天为了我的生产，让产期过得稍微好些，才搬了一个家，搬到环境房屋都比较好些的靠近法国公园的万宜坊。
阳历十一月七号，十月革命节的那天，我进了医院。八号那天，雷雨很大，九、十点钟的时候，也频到医院来看我。我看见他两个眼睛红肿，知道他一夜没有睡，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完成了。你说，光明不是在我们前面吗？”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他是为同情我而哭呢。还是为幸福而哭呢？我没有问他。总之，他很激动地哭了。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晚上他没有告诉我什么，第二天他才告诉我，他在左联的全体会上，被选为出席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且他在请求入党。这时我也哭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我说：“好，你走吧，我将一人带着小平。你放心！”
等我出医院后，我们口袋中已经一个钱也没有了。我只能和他共吃一客包饭。他很少在家，我还不能下床，小孩爱哭，但我们生活得却很有生气。我替他看稿子，修改里面的错字。他回来便同我谈在外面工作的事。他是做左联工农兵文学委员会工作的，他认识得几个工人同志，他还把其中一个引到过我们家里。那位来客一点也不陌生，教我唱《国际歌》，喜欢我的小孩。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鲜情感。
为着不得不雇奶妈，他把两件大衣都拿去当了。白天穿着短衣在外边跑，晚一在开夜车写一篇短篇小说。我说，算了吧，你不要写那不好的小说了吧。因为我知道他对他写的这篇小说并不感兴趣。他的情绪已经完全集中在去江西上面。我以为我可以起来写作了。但他不愿我为稿费去写作。从来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需要钱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写；只要当我在写作的时候，他就尽量张罗，使家中生活过得宽裕些，或者悄悄去当铺，不使我感到丝毫经济压迫，有损我的创作心情。一直到现在，只要我有作品时，我总不能不想起也频，想起他对于我的写作事业的尊重，和尽心尽力的爱护与培养。我能把写作坚持下来，在开始的时候，在那样一段艰苦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有也频那种爱惜。
他的入党申请被批准了，党组织的会有时就来我们家里开。事情一天天明显，他又在上海市七个团体的会上被选上，决定要他去江西。本来商量我送小平回湖南，然后我们一同去的，时间来不及了。只好仍作他一人去的准备。后来他告诉我，如果我们一定要同去的话，冯乃超同志答应帮我们带孩子，因为他们也有一个孩子。这件事很小，也没成功，但当时我们一夜没睡，因为第一次感到同志的友情，阶级的友情，我也才更明白我过去所追求的很多东西，在旧社会中永远追不到，而在革命队伍里面，到处都有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情感。
这时沈从文从武汉大学来上海了。他看见也频穿得那样单薄，我们生活得那样窘，就把他一件新海虎绒袍子借给也频穿了。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在艋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接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天黑了，屋外开始刮起风来了。房子里的电灯亮了，可是却沉寂得像死了人似的。我不能呆下去，又怕跑出去。我的神经紧张极了，我把一切想象都往好处想，一切好情况又都不能镇静下我的心。我不知在什么时候冲出了房，在马路上狂奔。到后来，我想到乃超的住处，便走到福煦路他的家。我看见从他住房里透出淡淡的灯光，去敲前门，没有人应；又去敲后门，仍是没有人应。我站在马路中大声喊，他们也听不见。街上已经没有人影，我再要去喊时，看见灯熄了。我痴立在那里，想着他们温暖的小房，想着睡在他们身旁的孩子，我疯了似地又跑了起来，跑回顺z发宜坊。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啊！我的孩子等不到天大亮，我又去找乃超。这次我走进了他的屋子。乃超沉默地把我带到冯雪峰的住处。他也刚刚起来，他也正有一个婴儿睡在床上。雪峰说，恐怕出问题了。柔石是被捕了，他昨天同捕房的人到一个书店找保，但没有被保出来。他们除了要我安心以外，没有旁的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每天也有危险在等着。我明白，我不能再难受了，我要挺起腰来，我要一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许久以来都已经在等着似的，好像这并非偶然的事，而是必然要来的一样。那么，既然来了，就挺上去吧。我平静地到了家。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我才明白，我实在不能没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我不得不离开了万宜坊。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个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转到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到龙华司令部。上海从十八号就雨雪霏霏，我因产后缺乏调理，身体很坏，一天到晚在马路上奔走，这里找人，那里找人，脚上长了冻疮。我很怕留在家里，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一点似的。跑了几天，毫没有跑出一个头绪来。但也频的信又来了。我附了一个回信去，告诉他，我们很好，正在设法营救他。第二天我又去龙华司令部看他。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的答应了。一会，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也频也曾要我送两条单裤，一条棉裤给他，要求从裤腿到裤裆都用扣子，我那时一点常识也没有，不懂得为什么他要这种式样的裤子。
从牢里送一封信出来，要三元钱，带一封回信去，就要五元钱。也频寄了几封信出来，从信上情绪看来，都同他走路的样子差不多，很有精神。他只怕我难受，倒常常安慰我。如果我只从他的来信来感觉，我会乐观些的，但我因为在外边，我所走的援救他的路，都告诉我要援救他是很困难的。邵力子说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要我去找这位上海市长，可是他又悄悄告诉旁人，说找张群也不会有什么用，他说要找陈立夫。那位说可以设法买人的也回绝了，说这事很难。龙华司令部的律师谢绝了，他告诉我这案子很重，二三十个人都上了脚镣手铐，不是重犯不会这样的。我又去看也频，还是没有见到，只送了钱进去，这次连影子也没有见到。天老是不断地下雨、下雪，人的心也一天紧似一天，永远有一块灰色的云压在心上。这一在子真太长啊！
二月七号的夜晚，我和沈从文从南京搭夜车回来。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圈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见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从文知道这事困难，也就不再说话。我呢，似乎倒更安定了，以一种更为镇静的态度催促从文回上海。我感觉到事情快明白了，快确定了。既然是坏的，就让我多明白些，少去希望吧。我已经不做再有什么希望的打算。到上海时，天已放晴。看见了李达和王会悟，只惨笑了一下。我又去龙华，龙华不准见。我约了一个送信的看守人，我在小茶棚子里等了一下午，他借故不来见我。我又明白了些。我猜想，也频或者已经不在人世了，但他究竟怎样死的呢？我总得弄明白。
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相片册子，里面有也频，还有柔石。也频穿的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像。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这天夜晚十二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二月七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十号下午，那个送信的看守人来了，他送了一封信给我。我很镇静地接待他，我问也频现在哪里？他说去南京了，我问他带了铺盖没有，他有些狼狈。我说：“请你告诉我真情实况，我老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说，也频走时，他并未值班，他看出了我的神情，他慌忙道：“你歇歇吧！”他不等我给钱就朝外跑，我跟着追他，也追不到了。我回到房后，打开了也频最后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在后来我被捕时遗失了，但其中的大意我是永远记得的。
信的前面写上：“年轻的妈妈”，跟着他告诉我牢狱的生活并不枯燥和痛苦，有许多同志在一道。这些同志都有着很丰富的生活经验，他天天听他们讲故事，他有很大的写作欲望，相信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他要我多寄些稿纸给他，他要写，他还可以记载许多材料寄出来给我。他估计他既不会投降，那么总得有二三年的徒刑。坐二三年牢，他是不怕的，他还很年轻。他不会让他的青春在牢中白白过去。他希望我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免得妨碍我的创作。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创作，会更感到充实。他要我不要脱离左联，应该靠紧他们。他勉励我，鼓起我的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日子，并指出方向。他的署名，是“年轻的爸爸”。他这封信是二月七顺白天写好的。他的生命还那样美好，那样健康，那样充满了希望。可是就在那天夜晚，统治者的魔手就把那美丽的理想，年轻的生命给掐死了！当他写这封信时，他还一点也不知道黑暗已笼罩着他，一点也不知道他生命的危殆，一点也不知道他已经只能留下这一缕高贵的感情给那年轻的妈妈了！我从这封信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从暗处伸来了压迫，他们不准他走下去，他们不准他活。我实在为他伤心，为这样年轻有为的人伤心，我不能自已地痛哭了，疯狂地痛哭了！从他被捕后，我第一次流下眼泪，也无法停止这眼泪。李达先生站在我床头，不断地说：“你是有理智的，你是一个倔强的人，为什么要哭呀！”我说：“你不懂得我的心，我实在太可怜他了。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是他太可怜了！”李达先生说：“你明白么？这一切哭泣都没有用处！”“我失神地望着他，”没有用处……我该怎样呢，是的，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我擦干了泪，立了起来，不知做什么事好，就走到窗前去望天。天上是蓝粉粉的，有白云在飞逝。
后来又有人来告诉我，他们是被乱枪打死的，他身上有三个洞，同他一道被捕的冯铿身上有十三个。但这些话都无动于我了。问题横竖是一样的。总之，他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他用他的笔，他的血，替我们铺下了到光明去的路，我们将沿着他的血迹前进。这样的人，永远值得我纪念，永远为后代的模范。二十年来，我没有一时忘记过他。我的事业就是他的事业。他人是死了，但他的理想活着，他的理想就是人民的理想，他的事业就是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这事业是胜利了啊！如果也频活着，眼看着这胜利，他该是多么地愉快；如果也频还活着，他该对人民有多少贡献啊！
也频死去已经快满二十年，尸骨成灰。据说今年上海已将他们二十四个人的骸体发现刨出，安葬。我曾去信询问，直到现在还没结果。但我相信会有结果的。
文化部决定要出也频遗作选集。最能代表他后期思想的作品是《到莫斯科去》与《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从这两书中看得出他的生活的实感还不够多，但热情澎湃，尤其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的后几段，我以二十年后的对生活、对革命、对文艺的水平来读它，仍觉得心怦怦然，惊叹他在写作时的气魄与情感。他的诗的确是写得好的，他的气质是更接近于诗的，我现在还不敢多读它。在那诗里面，他对于社会与人生是那样地诅咒。我曾想，我们那时代真是太艰难了啊！现在我还不打算选它，等到将来比较空闲时，我将重新整理。少数的、哀而不伤的较深刻的诗篇，是可以选出一本来的。他的短篇，我以为大半都不太好，有几篇比较完整些，也比较有思想性，如放在这集里，从体裁、从作用看都不大适合，所以我没有选用。经过再三思考，决定先出这一本，包括两篇就够了，并附了一篇张秀中同志的批评文章，以看出当时对也频作品的一般看法。
时间虽说过了二十年，但当我写他生平时，感情仍不免有所激动，因为我不易平伏这种感情，所以不免哕嗦，不切要点。但总算完成了一件工作，即使是完成得不够好，愿我更努力工作来填满许多不易填满的遗憾。
1950年11月15日于北京
魍魉世界——南京囚居回忆一被捕之前一九三一年二月，胡也频死难后，我先住在李达家里，后来搬到沈从文兄妹的宿处。四月初，向《东方杂志》郑振铎先生借了二百元钱做路费，由沈从文先生陪我回到了湖南。在母亲面前，我不敢透露真情，编了一个谎言：说胡也频将去苏联，不能一路同来看她。我一个人在上海无法带孩子，只好把孩子交给她抚养。母亲慷慨地答应承受这个重担。我不敢在家里久住，深怕我的感情在无法控制的时候，流露出真情。我在家只住了三天，就匆匆返回上海了。原来比较熟，可以常常来往的沈从文兄妹随即去了北方。偌大的上海，只有李达夫妇是我惟一亲近的熟人了。李达曾是平民女校的负责人，我一向是把他当作老师的。他的夫人王会悟是一个热情的女性，一向对我好，而且是最爱护我的纯真的读者。一九三零年也频被捕后，他们主动邀我搬到他们家去暂住。在那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候，这种情谊是极不容易有的，是极可贵的。因此我对他们夫妇的感激之情是永远不会淡漠下去的。李达以他多年的处世经验，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曾经劝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因此，这时我有一些话不便在他们面前说，但我很需要他们的友谊。除了他们家我能够常去坐坐，打发一点时间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人家我可以去了；但去了，以后，又不能完全讲心里话，便越发感到孤独。在这种无援的情况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寂寞地过着一天又一天。
我这时是二十七岁。虽然在上海、在北京都住过，上过学，可那时都是同朋友们在一起，或者同爱人在一起。如今独立生活在大上海，一个人在万花筒般的大上海度日月，这是第一次，我真感到举步艰难，整日心神不安，忧心忡忡。穷思苦想，我强打精神，蓄积力量，为应付每一个顺子而挣扎下去。
我有许多负担：首先是政治上的压力。也频已经牺牲了，我应该继续冲向前去！但究竟应该怎么做？杀害他的国民党刽子手们能够放下屠刀放过我吗？第二是经济上的压力。我应该奉养我的母亲，应该抚育我的孩子。他们每日的吃、穿、住，都应该由我筹措，加上我自己在上海的房租、伙食……我每月得写多少字啊！过去是两个人经管两个人（母亲还有一点积蓄），现在是一个人担负三个人，并且是两地为生。第三是创作上的压力。我该写什么呢？我旧有的一点点生活，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的愁苦，已经写腻了。我需要开拓创作的新天地，我必须到大众的生活中去。可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种种问题横积在我的心头。我坐着，痴痴的；躺着，闷闷的；在马路上走着，心像被狂风卷起的落叶又被抛下。我写过一篇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那是我自己这一段生活的写照，看过这篇小说的读者会更理解我的。
我曾经向共产党中央要求去江西苏维埃区。等着等着，后来不被准许，因为工作需要，我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这件工作很重要，不是我过去办《红黑》的那一点点经验所能应付的。那时编辑《红黑》杂志，主要是也频做事，我只在“人间书店”办的《人间》月刊上挂一个空名；另外的事则由沈从文和那位书店的老板兼编辑程某负责；刊物只出得两期或三期就停刊了。我这时的生活实在狼狈。关心我的左联的朋友们有人认为在如此处境下，一个人生活太艰难，不是长久之计。但我这时对于恋爱实在心灰意懒。我相信不会有谁能像也频那样的纯朴热情，因此我只愿一心写作，或做一点工作，不愿用什么爱情来分占我的心思，我的精力，我的时间。我需要一个爱人，一个像也频那样的爱人；但又不想在生活中平添许多麻烦。有时我甚至以为一生一世最好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也频的影子老在我心里。谁知就在这寂寞孤凄的时候，冯达走进了我的生活。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他是一个独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的私人秘书，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普通盟员。他已参加了党。他曾有优厚的工资，每月收入一百元。后来他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拿十五元生活费。他天天写一点稿子，也翻译一点稿子，把通讯稿打字、印刷，然后一一拿出去付邮。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作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二十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二十元饭钱，并和他们共佣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路。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被捕以前，我一直认为冯达是一个好党员。他工作负责、耐劳，有病也不休息。听说他有母亲、弟弟，在广州老家，但他们很少通信；他没有别的社会关系。有一个时期，他在党领导的“时闻通讯社”工作，每天上班。他生活上无嗜好，也没有多余的钱。他每月只有十五元生活费（后来我们的房子成为党的秘密机关后，每月补贴二十五元房租），他从不乱花，也不叫苦。
我们认识时，他在史沫特莱那里当秘书，不久就转到中央通讯社去了，领导他的是朱镜我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兼时闻通讯社的工作时（实际仍是共产党中央通讯社），领导人还是朱镜我。一九三二年下半年，他调到中共江苏省委，负责《真话报》工作。潘梓年同志是报纸的总编，常来我家；领导人是汪盛荻。一九三三年春，一二月间吧，汪被捕，丁九同志接替。我们搬住到公共租界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
二绑架到南京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一在晚上，冯达九点钟才回家。他对我说：丁九即应修人同志，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官传部长。
他曾去看《真话报》的两个通讯员（没有告诉我他们的名字），在他们住室的窗下叫了两声。那两个人住的亭子问，窗户临弄堂。只听到屋里脚步声很杂，而且灯光摇晃。他感到与平时不一样，怀疑出了问题，便拔步急走。走到大马路上，也不敢回头，赶忙跳上一部电车，半途又换了几次车。他估计即使有尾巴，也可能被甩掉了，这才往回走。可是到家门口后，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望望，看见马路对面影影绰绰有一个人。他来不及走避，只好进门回家。因此他怀疑我们这间屋子也可能会出问题，应该小心。第二天是五月十四日，早晨，他又向我说，他还要去看看那两个同志；如果不去，这两个人的组织关系便会丢了，那很不好；他应该去了解一个究竟。这天上午，我要去参加正风文学院一个文艺小组开会。我们约定十二点钟以前都一定回家。到时候如有一个人未回，另一个人就要立即离开家，并且设法通知组织和有关同志。八点多钟，我们分手了。我去正风文学院前，特意绕道去穆木天、彭慧家，告诉他们昨夜新发生的情况，并说如果我下午不再来，就可能是真的出了问题；让他们有所准备。从正风文学院出来，我回到家里是上午十一点半，果然冯达未回。我认为这不平常。因为他说只是去两个记者那里看看的，应该比我回来得早。我稍微等了一下，就去清理东西，如果十二点钟冯达还不回来，我就走。正在这时，潘梓年同志来了，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这个人向来是从从容容、不慌不忙的，他拿起桌上的一份《社会新闻》，坐在对着门放置的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在床头急于要按规定及时离开，但看见潘梓年那样稳定、沉着，我有点不好意思再催。不一会，突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我立刻意识到：不好了。门砰的一声被推开了，三个陌生人同时挤了进来。我明白了，潘梓年也明白了。我们都静静地不说话。来人当中为首的一个高个子，马上站在我的书桌前，我的书桌是大临窗的。一个人守在门边，一个人就翻查书架。后来我知道，为首的那个特务叫马绍武，是一个大叛徒。当时他严厉地。看着我和潘，没有说话。约三四分钟后，跟着又进来两个人，其中一个叫胡雷。这人一九三。年到过我家访问胡也频和我。那时他在《真话报》工作，约我们去参加《真话报》的读者座谈会，我们去过。这天他一进门，看见是我，很诧异，跟着对我笑笑，点了一下头。我心里明白“坏了！”马绍武看见了，立刻把他拉到门外，谈了右右，会儿，马绍武得意洋洋地走了回来。我明白马绍武知道我是谁了。我心里想：“知道又能怎样？反正是那么一回事！”我对胡雷这个无耻叛徒感到愤恨，怎能为敌人当鹰犬来捉拿革命的同志！过了五六分钟又进来了三个人；其中有没有胡雷，我就没有注意了；我只注意一个人，那就是冯达。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的一惊，然后就低下头，好像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潘梓年，他木然地、无神地往床头一坐，我立刻就站起来走到立柜边去了。我瞪着他，他呆若木鸡。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这时，马绍武做了一个手势，屋子里的人动起来了。他们推着我和潘梓年，我顺手把刚才清理的衣服拿了两件，还拿了一件夹大衣，如果睡在水门汀地上还是用得着的。就这样，前拉后拥把我们推下楼来，带出了门。街上没有几个人。那时昆山花园路一带向来僻静，只有这一排房子里住了几家俄国人。这里不可能有援助我的人。他们把我们推进停在路边的一辆汽车里，我和潘梓年坐在后边，一边一个特务。前边坐的冯达和另一个特务。大马路上人来车往，熙熙攘攘，可是有谁知道我们被押在国民党特务的一辆汽车里，朝着什么地方，什么境界驰去呢？我用臂膀碰碰潘梓年的臂膀，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想表示的是什么？是恨，恨冯达！是爱，爱潘梓年！现在世界上只有潘梓年同志是我惟一的亲人，惟一同命运的人了。一群匪徒，一群无耻的穷凶极恶的魔鬼，紧紧地围着我，用狰狞的眼光盯着我。
汽车驶向黄浦江边，在十六铺南头的一小块空地上停下了，围上来另一群人，把我拥进一栋小楼；楼前挂着“就旅馆”的招牌，但我看得出这是国民党特务匪徒的一个黑窝。
一上楼，他们把冯达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这时我忍不住骂道：“真看不出你是一个朝秦暮楚的人，哪里会想到是你把我出卖了！”
冯达忙着声辩：“不是我，你能听我解释吗？”
我说：“还有什么好解释的？事情不是明摆着的！我们家的地址是你说出来的。只有你！你不必解释，我不相信你！”
冯达还是连声解释，说昨晚他就怀疑过，有人盯梢，我们的房子被人注意了，我不愿听他的声辩，只想把对敌人的仇恨发泄在他身上，我真想跳过去打他，但我们当中横着一个方桌。这时马绍武进来了，他劝我道：“不要生气！可以慢慢讲嘛！”原来他在隔壁偷听。我不愿再开口了。我对马绍武说：“把我们分开！”马绍武连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后来他们把我们领进另一间较大的房子，里边坐着七八个人，全是穿着短衣的打手。我气悻悻地坐在那里，不理人，也无人理我。他们拿饭来，我没吃，心里只想：“有什么办法逃出这里呢？”
这样整整坐了一下午，到夜晚，我要小便，打手们也不肯出去。我只得当着许多男人坐在便桶上，尽管便桶是放在床后边，当中隔着帐子。第二天清晨，他们一群人前呼后拥把我同冯达送上火车，在二等软座，他们包围着我，不使我接近乘客。途中我到厕所去了一趟，我用燃烧过的火柴棒写了几句话在一张纸上（因为我身上没有笔，但有香烟、火柴），吁请仁人君子把捡到的这一短简寄到上海开明书店叶绍钧（即叶圣陶）收。给叶绍钧的信里只说我被绑架到南京。署名“冰”。我把纸条和信用一块手绢包着，里边还包了四。元钱是给捡信人的。我把手绢包从便盆中投了出去，自然，这只是徒劳，像石头丢到海里，连一个水沫也没有。后来我也没有问叶绍钧先生是否收到过这封信。他也从来没有谈起过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