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心只想把我被绑架的消息传出去。我捡过一份他们看过的报纸，是当天的，但当中被他们剪掉了一小块。我不知道这被剪掉一块的内容，我猜想可能同我有关。以后，我才知道果然是报导丁九在我家楼上摔下去遇难的消息。当时我怀疑他们为什么要剪掉这一块，是因为怕我看见，或是因为别的重要新闻才剪掉的呢？中午时候，火车进了南京站。南京是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屠杀革命人民的总指挥部。像欢迎国民党的党国要人那样，涌上来一大群人，像看猴子似的挤近前来看我。押解我的人簇拥着我坐进一辆大巴士，车子先开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停了一会儿，才把我们送到一个完全中国旧式的比较高级的旅馆，但看样子，这旅馆不是普通做买卖的，这里非常安静。我们住进一间比较大的房间，仍是好几个看守与我们一起。我开始过一种特殊的囚犯生活。
三两只癞皮狗
在这个旅馆里只停了一天，第二天又换到另一个旅馆。这里是两三排平房。我们住的是前后两间。前房住三个看守，后房就叫冯达同我住。有一个向北的小窗户，小窗镶着毛玻璃，钉着铁丝网，关得死死的。看来，在我以前这里住过别的人。房间里除床、桌外，有一个小凳子，一个洗脸架，上边放置着盥洗用具。外问屋较大，有两张床，一个吃饭的方桌，临窗放着四五个小凳。除洗脸用具外，还有一把茶壶，几个茶杯。三个看守住在外屋，晚上通宵。有人值班。厕所在我们这排屋的尽头，去厕所要走过一间空屋，没有外人去。门前是院子，对面也是一排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用的，是否关得有人，或是空着，都不知道。总之，狭长的一条院子，除我们几个人外，见不到别人。偶尔有人送水来，我也不以为这是旅馆里的什么人。自然我们屋后还有后院和类似的房子，它们派什么用的，只能令人想象，大约不是住的过往旅客。
送我们到这旅馆来的是一个小官员。我问过看守，他们说是王科长，在中央党部调查科做事，但不是调查科的科长；调查科的科长叫徐恩曾。但调查科又是一个什么机关，是于什么的，以我当时的窄狭的社会知识，我是不理解、不知道的。我只懂得他们在这里关着我，管着我，这里是可以致我死命的地方。
在头一家旅馆，我就向看守提出来要与冯达分开。我对他有怀疑，不愿同他再在一块。到第二家旅馆后，我又向看守提出，他们推托说这要问上边，他们无权处理。
十七号上午，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一个人在室内与冯达说话，是一个熟人的声音。慢慢我听清楚了，原来是曾到过我家不少次的原共产党江券省委宣传部长汪盛荻。我一时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现在是什么身份？我脑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敲打！慢慢我明白了，呵！他一定是叛变了，他是来劝降的！真可耻，真可恶！我简直没有勇气去看一个神圣的共产党员失身成为这么一只可鄙的走狗。他走到帐子外边，不敢直呼我的名字，只说：“起来，起来吧！我们可以谈谈！”
“哼！有什么可谈的！”我不理他，仍旧睡着，只希望他赶快走开。我怕见龌龊的东西，他真龌龊！
他不走，我只得起床；我一眼也不望他。他对冯达说：“我那年一被捕就提出要见陈立夫，我和他在中学同学。他能不照顾吗？”听到这话，冯达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感到忍无可忍。
汪盛荻终于对我说了三点。他说：“第一，你是共产党员，你无法抵赖。我已经向国民党讲了。”我回答他：“我不是共产党员。你凭什么瞎说？你有什么证据？我只是左联的盟员。”他说：“第二，你不要幻想宋庆龄、蔡元培能救你。”我答：“我根本不作任何希望。”
他又说：“第三，胡也频被捕是共产党内有人告密。”我答：“胡也频是被国民党枪杀的。”
他不再说话了，可是也不走，赖在这里捱着。我坐在里间，冯达也坐在里间。他就在外间同看守闲聊，还在这里吃中饭。吃饭时我问他：“你怎么还不走？你不是有人照顾吗？为什么要在这里陪我吃牢饭？”他不高兴地看看我，无可奈何，只低头吃饭。
第二天，是十八号，汪盛获又来了，他想再同我谈话，我不理他。他又挨到吃中午饭。我有点看出来了，便说：“你是不是向人夸下海口了？你昨天来时还有点神气；今天，你已经明白了，你是交不了差的，可又不敢不来。唉！脖子上套了一个圈，是吗？”我哈哈大笑。他不敢发脾气，勉强吃完这顿饭，很快就走了。十九号上午，他没有再来。我问看守：“今天那只狗怎么没来？”三个看守都笑了，说：“他来有什么用？我们都跟上峰讲了。”我心里真有点痛快。
跟着，又来了一个小瘪三式的文人，自己报名叫张冲（叫张冲这个名字的人真多！），听说我来了，住在这里，他顺路来看看、聊聊，还说在北京时同胡也频很熟。真会说谎！他好像真的是路过这里，很自然地听说我在这里，就随便进来看望“老熟人”。难道我真会相信这里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旅馆？我是一个可以让熟人随便来看望、随意说说闲话的普通人？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你同也频熟是假话，也频的熟人，我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你不要攀老交情了。你来要谈什么，是用什么身份来跟我谈，敞开门说吧。”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敢承认，只连声说：“是顺便来看看，是看看你……”大约他看出我是一个不识相的人，他没有准备，或准备不够，便没有再谈什么，局局促促地坐了一小会儿就起身走了。
四去雨花台吗？
又过了一两天吧，来了一个大高个子，看来像是负点责任的。他一见面就笑着说，像是问话，又像是自语：“来了几天了？”我“唔”了一声，心想：“真是废话！”我说：“你不比我还清楚吗！”他装着没听见。接着问：“生活还好吗？”我生气了：“有什么好！现在是在吃官司！”他让我坐，自己也坐下来，接着说：“不要这样想嘛！你完全可以自由。”我更生气，他在说鬼话。我一点也没有理会出他的言外之意。我气悻悻地说：“什么？你们现在能让我出去吗？如果你们认为我有罪，那为什么不公开逮捕、不送法院，不公开审讯？简直是土匪，绑票！”他不声辩，只是笑笑说：“冷静一点吧。过几天再来看你。”他走了。此后，事情就晾在这里了，一天到晚就是三餐饭。
看守中有一个年轻人，大约十八九岁。一天到晚拿一本《三剑客》看。无人时，就是另外那两个看守不在时，他悄悄同我聊天，说是看过我写的书。他说：“你填一张表就什么事也没有了。我看见不少共产党员顺着填表，你何苦来呢？”他还拿出一张杨杏佛先生的照片给我看，说国民党要杀他。他们调查科派了二十个人去上海，他也跟着去了，但没有成功。全都叫了回来，每人扣发一个月的饷。现在是复兴社的人又去了。听后，我真为杨先生担忧，而又痛感无能为力。但我看这个人比较年轻单纯，想利用他，便同他谈，劝他离开这里，说他干的工作，是刽子手的工作。他，一个青年，应该走光明正道。每月为了二三十元钱，帮这群土匪杀人是造孽，是很不光彩的。如果我死了，他的手上也沾有我的鲜血。他对我说，他们做这项事，都要有人作保，他的姐夫全家为他担保。他如走了，姐夫一家便脱不了干系。他自然不能听我的，但对我却一天天近了。我相信他不一定是接受了更多的任务，不会是一个圈套。最后我求他说，我想写一封信，请他寄给蔡元培。他先是不敢答应，后来勉强答应，也许是敷衍，说假如我死了，他就一定寄。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一九七九年，报纸上报导我复出的消息以后不久，曾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很后悔当时没有听我的话，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坐了一阵子牢，现在已刑满释放，回家种田了。
大约在二十七或二十八日，又来了一个有官架子的人。他没有到我们住的外屋来，而是把我叫到隔壁房子里去的。他一开始就说：“你知不知道鲁迅是拿了卢布的？”我说：“这不是新闻，是造谣，一些报纸老早就登过。”他问我鲁迅的住处，我答道：“你们比我清楚，他的住处经常有你们的特务盯着。”他又问茅盾的住处，我说：“你当然知道，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的。”他说，听说我对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有意见，他愿听一听。我说：“你们不就是杀人、抓人、恐吓人吗？你们还有什么别的文化政策，我不知道。”他可能觉得我有些蛮横，不可理喻，于是皱着眉头不耐烦地说道：“好，你回去吧！”我就回屋去了。事后我问看守，这人是谁，他们都不说，只说是一个官。我一直不知道此人是谁。
正是这时，有一天，我从窗户里忽然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走过来了，走过我住的房子，到隔壁的隔壁的屋子里住下了。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大约是他的妻子。这个人叫韦丛芜。过去我同他虽不太熟，但我听说他是“未名社”的，属于“语丝”派的，是属于鲁迅一派的。他的哥哥韦漱园同鲁迅关系非常好。我没有多加思索，没有想到这里是不可能有什么旅客的，以为有了一点希望。我便写了一封给蔡元培的短信，请他转去。我先问他能不能办到，如能，就贴一块手绢在玻璃窗上。这信是在冯达上厕所时，路过他的房门口扔进去的。当晚我果然看见他们贴在窗户上的一块小手绢，真高兴极了。我以为只要这封信能到蔡元培先生手里，总会起一点作用的。而韦丛芜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有良心的诗人。五月三十一号的晚上，天气很热，我要求到屋外透透气。看守恩准了。出屋后才知道，原来房子旁边，有一块很大的草坪，并且种得一些树。我坐了一小会儿，韦丛芜也从他们的屋子走到草坪上来。我请看守替我买汽水，他们去了，只剩下那个年轻人。我慢慢散步到韦丛芜的身边，悄悄问道：“送到了吗？”他说：“蔡先生不在南京。”我说：“中央研究院可以转交。”他说：“对。”正在这时，买汽水的看守回来了，我只得走开。“天呵！”信到底送去了没有呢？一九三五年我问过姚蓬子，韦丛芜这人怎么样。姚说韦在一九三三年来南京，是找陈立夫的，后来当了县长。一九八三年我又问冯至同志，他告诉我：韦丛芜老早就投奔了国民党，解放初期他还翻译书，后来被清查出来了。现在的情况不知，可能逝世了。后来，韦丛芜回屋，看守人退汽水瓶去了，那个年轻看守忽然告诉我：“他们今晚要来领你们走。前天你说话脾气不好。是听我姐夫说的。”我感到他好像有些惜别的样子，便紧叮了一句：“你答应我死后一定要把我的信寄出去的！”他说“是”。我们回到住处。
我又塞给他一封短信，说明我的处境和我的态度。我等着事态的发展。
果然，不一会，那位王科长来了，说有一位王先生（又是姓王！）要见我，请我们到他家去。我们坐上一辆汽车，车门两边都站有便衣打手，汽车在中山大街往南开去。朝这个方向，我断定是去雨花台。我默默思索：我还有什么事要做，什么话要说呢？不行！都晚了，我什么也不能做了。大块的乌云压着我。我只能回去，回老家去，到也频去的那儿去。
五国民党的神经战
我正以为我短促的一生将在雨花台宣告结束的时候，汽车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忽然向右拐弯了。大马路上还有浑黄不亮的路灯，这小胡同里就只是一片漆黑。人们大概都已沉人梦乡，四周寂无声息。汽车在小胡同里向北拐，又向西拐，弯弯拐拐，在一家大石库门前停下了。即使是在深夜，我也感觉出这是一栋很阔气的府第的大门。我被挟持在如狼似虎的人群中进入一个大院，走进前厅。那位王科长让我坐下后，说是向主人通报，他就走入后进屋子去了。我打量这间厅堂，完全是旧式大户人家的气派和摆设。正中间一张条桌，条桌前边有八仙桌，两边是八张太师椅和四个茶几。家具虽不珍贵，却应有尽有，够得上整齐、清洁。我随意坐在一把椅子上，冯达坐在我下手。正房两边屋里都住着有人。这时他们一个一个地走出来看我们，全是些彪形大汉。天气还不十分热，都打赤膊。八仙桌上放着点燃的三支蜡烛，他们一走动，一个人都出现好几个影子，真是鬼影憧憧。我想：这么大的厅堂，为什么没有电灯呢？
谁也不理我们，我们只能焦灼地坐着。大约过了大半个钟头的样子，那位王科长才出来，说：“里边的王先生今夜要去上海，不能谈话了。过两天再谈。这两天暂时住在这里。”啊，真奇怪，这是什么花招呢？但我有什么权力说不住呢。反正哪里都是一样。我没说话，他就走了。于是这一群赤膊大汉，有五六个人吧，前边两个人各擎着一支摇摇曳曳的蜡烛引路，烛光微弱，只能照到两三步远的地方。左右前后都有人紧跟着。走出这间前厅，进入一个更大的大厅，四周漆黑，我无法左右顾盼，只感到一阵阴凉冷气，好像到了一个杳无人迹的旷野。然后，向右转，进入一条甬道，一条很窄很窄的长巷。我这时才感到真正的恐怖，我想他们要在这里下手了。这么黑的夜，这么深的甬道，两边这么高的围墙，这地方正好动手，任何有本领的人都无路可逃，也无能挣扎的。我等着，无能为力地警惕着。但他们并没有动手。我们走过甬道，向右拐进一个敞厅，然后又一道墙，出了墙门，又进入一个院子，然后来到一个倒厅。按着旧式建筑的格局，我琢磨这是朝北的，从正面的前厅来说，这是一间西花厅。这和我们刚进来时坐等的那间前厅是应该有门相通的。后来证明果然有扇月亮门，不过门已经钉死了，也听不到外间的动静。
这问倒厅空空的，靠东边摆一张大床，靠西摆两张小床。中间一个大八仙桌，有一个茶几、两把太师椅和几个小木凳。他们把蜡烛往八仙桌子上一放，就都站在那里不说话。这个厅堂大约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一股股的湿气、霉气往鼻子里钻。我在方桌边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有人给我倒了一杯茶。有几个人悄悄走了出去，留下三个人收拾床铺。冯达先睡下了，另两个人也睡下了。我无法睡觉，就在桌旁抽烟，烟不错，哼！是“白金龙”牌子的。另一个看守坐在桌子对面，他也抽烟。他的影子照在墙上显得很大。可能我的影子也映在我背后的墙上，显得很大很大。夜既安静，也极沉闷。过了一会儿，这个看守鬼鬼祟祟轻轻地送过一张纸条。我侧头看了一下，上边歪歪扭扭写了几个字：“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我的确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他把纸条收了回去，又写了几个字送过来，我再看，原来是这样写的：“这是国民党的音杀机关。”我懂得“音杀”就是“暗杀”两个字。我没有任何表示，心里想：可能是的，也可能是吓唬我；这可能性更大。但不管怎样，我应当相信是真的。真的又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有准备了。我轻轻问他：“你是什么人？你姓什么？”他便又写了两个人的名字给我看，是“罗登贤”、“廖承志”，还悄悄问：“认识他们吗？”我摇摇头。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不久以前被捕了。民权保障同盟正在营救他们。他又悄悄地说：“我同他们原是一道的。我是工人。”我倒抽了一口气：“原来又是一个叛徒！”我讨厌极了，便不再理他，摸到大床上，在另一头躺了下来。我瞪眼望着天花板，他的影子倒映在天花板上，怎么也离不开我的视线。这时各种各样的思虑，一齐来到我脑子里：这里很可能真是一个杀人魔窟。这个叛徒很可能就是执行命令先来吓唬我的，但也可能是毫无缘由只是给我递来一个不祥的消息。自己死在这样一群又蠢又脏的坏蛋手里真冤。他们将怎样动手呢？用刀、用绳、用毒药。唉，管它咧……唉，这夜真长，怎么还不天亮！就这样永远黑暗下去吗……潘梓年现在哪里？他还活着吗2左联的同志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一定都搬家了。其实，不搬家也没什么，我不会讲出他们的住址的。看样子冯达也没有说出别人的地址，他在旅馆里还一再辩解，说我们家的地址特务们早就注意了，头天晚上他不是还告诉我他的怀疑吗？反正，我还得问他，我不能相信他。如果真是他出卖我和潘梓年，那就太卑鄙了，他就成了敌人，我要再提出来，一定要和他分开关押……
天亮了，一个娘姨走进来把马桶拿出去倒了。马桶依然放在床后，我还是不能避开人大小便。不一会儿，一个厨子模样的人把饭搬了进来，于是团团围了一桌，除了看守我的三个人以外，还有那个娘姨、那个厨子。可是饭呢，只有稀饭、咸菜，不如那边旅馆里的丰盛。这里洗脸用具也没有，我只得用看守用过的一块脏毛巾；他们中有的人明显的有沙眼。牙刷是我离开家临走时带出来的，没有牙膏。我想，可能他们没有要我在这里久住的打算，所以这些全没有准备。早饭后，那位王科长来打了一转，把冯达叫出去了一会儿。后来我问冯达，冯达说，他问你怎么样？这意思开始我不明白，觉得含糊，后来我理解出来了。原来头天晚上，汽车走在去雨花台的路上以及大厅、甬道、烛光、空院、“音杀”机关等等的诡秘行为都是有目的的。因此一清早便要来打听我的反应，我的神经经受得住吗？他们还问冯达，我有没有可能答应写一个自首书登报。冯达答复他们说，没有可能，丁玲不会答应。冯达告诉我这些以后，我恍然大悟，心想：“呵！一夜的作为不过就是为的这个！”这·样，我倒放心些了。
不过，这样的把戏还得继续耍弄下去。有时候，忽然一个或两个看守杀气腾腾地冲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麻绳，好像要干一番什么大事，不过东望望西望望，然后又走了。有时，我忽然发现在那小墙门后边放了两把铁锹，他们谈话中又故意露出一点消息，影影绰绰地说晚上要干掉什么人什么人……总之，就是要使你心惊胆战，时时都感到会发生突然事故。我的确担心过，等着他们动手，但有时又觉得可笑。他们到底要干啥呢？要干又不干！不过有时我很心寒。特别是每当夜晚，孤寂的一轮明月挂在中天，我独自倚门望着这荒凉的到处长着一层绿苔的庭院，凉风微微掠过我的长发，我会凄然地意识到：难道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吗？
六徐恩曾的出现
这样又继续了好几天，慢慢地他们自己也有些疲倦，而我也麻木了。他们再怎样折磨我，我也无心再去注意。我只愁一顺三餐的饭食真是难吃。米很糙，菜很差，每顿一点老韭菜，真正的牢饭可能会好吃点。没有零食，不吃又饿。有一壶粗茶，只有烟倒是好烟，看守都跟着抽，一天两听。我实在熬不过，清理了一下我的小皮包，里边还有四十来元钱。家里原来还有从良友图书公司刚拿到的二百元稿费，真可惜不知落在哪个混蛋手里了！我拿了伍角钱叫看守替我买板鸭。好大一盆呵！摆在桌子上，大家都吃得很香，谁也不客气，就算我请客了。早晨，我要他们为我买咸鸭蛋或者松花蛋，或者好点的咸菜。看守对这差使都愿意干。屋子里的空气随着和缓了许多，他们有时也同我说点闲话，没有再把我当成一个江洋大盗那么防范和那么严厉了。我讨厌他们，把他们这伙小人物当癞蛤蟆、小老鼠看待。我虽然不屑于同他们谈话，但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这里又没有一本书、一张报，也没有任何可以混日子的东西。只有痴痴地坐在凳子上抽烟，或者躺在床上望天花板，或者用苍蝇拍打苍蝇，有时就蹲在院子里看蚂蚁来来去去搬家。我似乎还在等着，天天等，等着有一个什么结果。现在才知道完全不需要等了，一切都任它自然发展吧。自从发现了可以买菜，慢慢又想到该买毛巾了，买肥皂、牙膏了。最后又发现我的旗袍已经不适宜，该换一件凉快衣服了。于是我叫他们替我买一点薄布，自己缝了一件简单的连衣裙，好像准备在这里长住下去的样子，实际我心中成天装着一盆火，只想找人发泄！本来嘛，别人吃官司总还有家里人可以送送牢饭吧，在堂堂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我却无缘无故地成了秘密死囚牢的人，完全与世隔绝。我真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怀有一颗饿狼般的心，只想吃人！这样又过了十来天，快到六月底了。一天，我正蹲在院子里用死苍蝇引蚂蚁出洞，看守煞有介事地对我说：“徐科长来看你了。”我一下没有听清，也没意识到这徐科长是何许人，只是仍然盯着院子里的砖地，继续玩着我的老玩艺儿。这时从小墙门的门外转进来一个穿长衫的人，干干净净，大约是个官吧。他看见我没有站起来，也没理他，便自个儿走进厅子，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看守走到我面前再次说：“徐科长看你来了。”他把徐科长三个字说得很重，但我还是不明白他的重要性，一个国民党的小科长有什么了不起。但不管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既然出面来找我，我还是应该理理他的。我便站起来走到八仙桌边，在他对面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他还是像过去那些官员一样问我道：“生活怎么样？”我也还是那么答：“现在是吃官司，说不上什么了！”到底是科长，他倒很会说，他道：“不要这样想嘛。我们这边也有你的朋友。彭学沛你还记得吗？他就很关一，你。”我说：“胡也频曾在他办的报纸编过短时期的副刊，他们说不上是朋友。”他又另外起头解释：“有些人听说你到南京来了，以为我们钓到了一条大鱼，实际不然。就说你吧，你不过写几篇文章，暴露一点社会上的黑暗，这算什么呢？充其量我们把你的刊物封了就是。”我知道这指的是《北斗》杂志。他又放慢声调说道：“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哼！真奇怪，他明明知道我是共产党员。汪盛荻就说过他一切都向国民党讲了，还对我说过：“你是一个共产党员，是赖不掉的。”这位科长现在反而把我开脱出来，这是耍的什么花招？这更加引起我的警惕。我自然装着无所动心的样子，不说话。他接着说：“你又不知道别的党员的住处，也不会帮助我们抓人，你对我们毫无用处。你也明白，我们并不是特别去抓你的，我们只是想去破坏共产党的机关，偶然碰着你的。只是，既然来了，却很难放。我们不怕有人说我们野蛮、残暴、绑票等等，什么蔡元培，宋庆龄，什么民权保障同盟，什么作家们，我们也都不在乎。我们只怕引起外国人的抗议。我们是在租界上抓你的。你住的地方是租界，这事已经引起租界捕房的抗议，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我们不愿引起更多的麻烦，只得咬定不承认。现在的事态就是这样。他一邑气说了这样多，停住了，眼睛看着我，在观察我。我懂得了，这是比过去来过的所有人都要厉害得多的一个人，可能是我一生中还从未遇到过的对手，是一只笑面虎，是真正的敌人。我只死死地想着：既然我什么都不在乎，死都不怕，笑面虎又能怎样呢？”笑面虎又微微带笑地说：不放你是怕记者问你，你是怎么来南京的，那就让外在垂大抓到把柄了。假如你答应不见记者，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开他们，自由自在地生活，就方便多了。“停了停，又说：彭学沛可以资助你出洋，他愿意送你六万元钱，供你出国……”他又停顿下来，看着我。我不会为之所动，我清楚地答复他：我不能拿彭学沛的钱，我们并非朋友，我们没有丝毫关系。你说什么出国，这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现在我也不愿出国。这就不必再谈了。
对我的回答，笑面虎似乎早有所料，所以他沉住气，只静静地望着我。我当然不会收彭学沛的钱，也可以说是不会收他们的钱！他仍只静静地观察我。过了一会儿，他又说道：“我刚才说过，我们把你弄到南京来，实在是一个‘误会’，我们并没有想抓你。抓你不但对我们没有用处，大而！大_发引起了一些社会舆论。据说令堂已到上海，要向法院起诉。自然这不会有结果的。”
这倒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母亲已到上海并向法院起诉，多好啊！这说明有人、有党在我母亲的身后。好妈妈！你起诉吧，向国民党要人，揭发他们！
笑面虎又非常关切地说：“怎么能让令堂宽心才好，你不是在这里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吗？要不，你在报上登一个启事，说明你平安无事，只这一点就行。也许令堂正以为你已不在人世，或者是危在旦夕，这会使老人不安的。你看是否登一个简短的启事较好？”我答道：“我在这里，怎能向她保证平安无事呢？除非我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心里想：我不会上当的。母亲也是一个坚强的人，任何艰险不幸，她经得起的。如果她真到了上海，那就更好，她的周围有比我更强有力的人们。她不孤独。
笑面虎又拐弯说：“你不肯登启事，就写封信给她也行，再寄点钱去，让老人家放心。过去你每月寄多少零用钱给她呢？我们可以替你寄去；作为你借的也可以。”
我答道：“她有钱，不需要我寄。”
母亲呵，她哪有什么钱呵！她正等我寄钱去，她正等我寄信去。年过半百的母亲已经熬过胡也频惨死的打击，这两年母亲给我来信，从不提胡也频。我猜想她已完全明白胡也频的惨死，只是我们都不提。现在母亲又要承受我的灾难，为我担忧。她还能有多大力量？她还要抚育着麟儿，这个失去了父亲，又将失去母亲的孤儿！妈妈呵！请你原谅女儿吧，妈妈是很理解自己的女儿的。我宁让你们挨饿，也不能为你们的苟延残喘而接收这些狐群狗党的腥臭钱！
笑面虎不再笑了，也许有点不耐烦了，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后来他耐着性子又说道：“我想你可以写封信给她老人家，不管你说些什么，我们都可以把信寄去。或者你写几个字给什么朋友也行。你可以同他们通信的。”
我多么想给朋友们写信呀，想给叶圣陶，想给蔡元培写信，但是我自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停了一会，我说我可以写一封信给沈从文。他满口答应，还问我有什么别的要求。我说给我报纸书籍看，他答应了。冯达趁机会说要找医生，说我的腰腿都因为屋子潮湿痛的厉害，晚上睡不好；他也一口答应。他对屋子环顾了一下大约认为没有什么再说的了，便站起身，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与我告辞。自然不会握手，也没有点头，但也不便一下变脸，摆出法官的架子，因此显得有点尴尬。他站起身，抖抖衣服，昂头望望窗外的天。屋子外边的几个看守赶忙走进来，卑躬屈膝，哼哼唧唧。他甩一下衣袖往外走，我把脸朝里望着，没有站起来，也不在意那几个看守对我不满的颜色，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个人太不识相了。原来这个所谓徐科长便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徐恩曾。
七谣言杀人
国民党调查科科长徐恩曾很快显示了他的存在和作用。表面上他似乎表示对我这个案件稍稍放松，不那么紧张，不过也不难看出这无非是兵家常说的欲擒故纵。他离开我的时候是悄无声息的，但他走后，囚房却热闹起来了。几个看守忙着打扫房间，把他们的床撤到小墙门外去了。三顿饭也都在外边那问厅里吃。满桌是菜，鸡、鸭、鱼、肉。陪我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都喜笑颜开。第二天，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等等。第三天来了个医生，给了些阿司匹林。第四天拿来很多旧小说；还让我开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一个看守悄悄对我说，“原来他们告诉我们说你能‘飞檐走壁’咧！”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我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需要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作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
此后一个时期，他们没有来打扰，表面上我是安静地在这里“闲住”，实际上他们却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
我开了一张我需要的书单，有旧的古典小说，也有新的杂志，都买了一些，但很不全，零零星星，自然是经过他们严格选择的。报纸也是这样，我找不到任何我想知道的消息，连可以供我捉摸的新闻都没有。可是，过了一阵，我看到夹在几本杂志中的一本《社会新闻》。这是国民党办的刊物，中间有一篇很长的文章，是谈我的历史的。文章的作者，叫丁默村，从文章看，自然又是一个叛徒。他说他是常德人，认识我母亲，知道我的家底，他对我肆意造谣诬蔑，把我写得很不堪。看到这种肮脏的文字，真是怒火中烧，恨不能把这个什么丁默村痛打一顿。但这时，我能找谁算账呢？能在什么地方找到公正呢？不久以后，又在一张包书用的报纸上读到一篇完全是造谣、写得很长、很详细的关于我的新闻。这份报纸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商报》。《商报》与我有什么关系！自然又是那些人有意这样作的。此文造谣说我被捕后不单是自首了，而且与来捕我的叛徒、特务马绍武同居；后来马绍武受到共产党的制裁，死于上海三马路他的相好的一个妓女门外，说这一暗杀案件也同我有关。还说我现在又怎样怎样，把我形容成一个无耻的、下贱的女人。国民党用大刀机关枪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现在他们又要用卑劣恶毒的谣言从精神上来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妇女，一个在社会上有声誉的革命女作家，这些恶毒卑劣的鬼把戏显然是有人幕后操纵制造的。这时那几个看守更加掀风鼓浪，把马绍武被杀的事，向我大肆渲染，而且还经常讲一点其他的暗杀故事。原来这伙人都是双手鲜血淋淋的杀人犯，他们是以杀人为职业的刽子手。他们有意把我住处的空气弄得阴森恐怖，充满阴谋和杀机。
我成天摆着一副麻木的毫无感觉的样子，好像是一无所知，无所用心，无动于衷。我极力压制自己，勉强写字、看书、玩扑克。一到夜晚，只剩下我同冯达的时候，我就骂他，用最刻薄的语言，希望激怒他。但冯达只是赌咒、自己骂自己，他承认犯了罪，连累了别人，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人。但他死不承认他自首。他分辩自己没有一点点要自首的念头。他恨自己太愚蠢，轻信了敌人的谎言。他去看那两个记者的时候，被敌人扭住了，盘问了，他竭力分辩，也无法脱身。他们说你既然是一个普通人，那你总有妻室，总有家，只要到你的家看看，证明你不是共产党，与共产党也没有关系，就没有事了，就立即放你。他盘算已经超过了我们约定的归家时间，我一定早已离家走避，而且家里任何可疑的东西都没有，不会出事，所以说了住家的地址。他实在没有想到我尚未出走，还在家里，而且连潘梓年也等在我们家里。他痛恨他在无知中犯了罪，并且说无论如何不能再犯罪。他赌咒说他没讲出其他任何同志的地址。他诉说他现在活着的意义只是为了向我表白，帮助我能脱离这险恶的囚牢，让我能回到党内去。
我是不原谅他的，但那时我认为他讲的是真话。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他的确没有供出别的同志的住址，也没有写自首书。我想，只要他不是存心为敌人做事，不再陷害我和别的同志，假如他真能给我一星半点帮助，我是可以忍耐一下的。而且敌人明明知道我们的关系，在那种环境里，虽然我曾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居，但那些掌握我的生命的人，只是置之不理，我无法和他分开。我同冯达有时还要争吵，但无法做到完全决裂。
八越墙逃跑吧
我这时为国民党的卑鄙谣言所激怒。谣言容易为人轻信；特别是对于一个妇女，社会上有些人喜欢这种谣言，轻信它，传播它，而且加油加酱，利用它，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慢慢谣言竟会成为社会舆论，成为人所共知的莫须有的“事实”。谣言制造者心满意足地用这种谣言来欣赏你，审视你，猜度你，算计你，给你定罪判刑。那时我实在阅世不深，不能有周到的设想，更难做到忍辱负重。我以为这些谣言将毁掉我的一生。在毁我清白之后，国民党即使能还我自由，我也无法洗清匪徒们泼在我身上的污水。我千思万绪，彻夜难眠，我决定走，要设法逃走。我知道我是走不脱的，但只要能走出这个大门，到了街上，那里是光天化日，即使被匪徒们打死，我这个下落不明的人，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的人，总是可以公开了。世人将得到我的消息，真相可以大白于天下。我仔细考虑，我的前途，终是一死。当初也频和许多同志关在龙华，在雪夜中被机枪杀害；今天，我自然也难免这同样的命运。在这阴森恐怖的大厅里，什么事不能发生呢？这群阴谋家、刽子手，这群嗜血成性的恶魔，难道会轻易放弃扼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的乐趣吗！与其惨死在这间屋里，倒不如铤而走险，拼死逃出去。即使没有一线生机，但有可能真相大白，稍稍揭穿那些无耻的弥天大谎。于是我计谋着，观察着，揣度着。小墙门整天都是紧关着的，没有人进出就不打开。每日三顿当我走出小墙门去吃饭时，总是围满一桌子的人，众目睽睽。有时我有心对其他地方、对厨房、对往正厅去的方向多望一会儿，都可能引起这伙鹰犬的注意。最后我想，我只能走那个看守我的人说过的“飞檐走壁”的一条路了。
这厅子临院子的那面没有窗户，有六扇隔栅门。其中的两扇门在我未来时就摘下来了。大概因为那时天气已经很热，看守也住在屋子里，空气够闷的，要把门打开；为了省事，索性把门摘下来了。后来看守搬出屋外，天气仍很热，门就没有再安上去。而且这两扇门上的玻璃都早已不翼而飞，怕热，可能就是不再安上去的原因。院子里两边都有墙。正面通前厅的墙，就是有月亮门的那堵墙较矮；正厅里还住得有一群特务。院里的墙却高过屋脊；墙那边，可能是另一家。南方比较阔气的房屋建筑大都是这样的。看来“走壁”是不可能的。但是上房，从房上翻到临街的墙上，我以为是可能的。临街的墙通常与正面屋檐差不多高，约一丈的样子。只要爬上墙头就可以跳下去。或者还可以把隔栅门移到那边，权当梯阶，爬下去。自然这都有危险，但或者可以走出这间牢房。应该不计生死成败，豁出去试试。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冯达。他不是一再许愿要帮助我逃走吗？而且我假如要走，连他也瞒住是不可能的。冯达以为不容易，但同意试试，并且决定要与我一同逃走。一天夜晚，半夜，万籁俱寂。小墙门外边传来阵阵鼾声。我和冯达轻轻地把茶几搬到院子里，把那隔栅门抬在茶几上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隔栅门靠到屋檐边。我说不出的欢喜，先爬上茶几，然后一步步跨上隔栅门的窗格子，格子吱吱咔咔地发出微微响声。现在我站得高高地，压不住心里为能离开这牢房所激起的跳动。我以为很容易就能上房了，谁知屋檐外一溜水槽，薄薄的一层洋铁皮，很宽。隔栅门上边的横木靠近水槽，但我只能站在门格子上，离水槽还有一截，要越过水槽，爬上房去，还是够不着。铁皮水槽摇摇晃晃，叮叮咣咣，看来它承不住我，我站在这里，上不能上，下不愿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心慌，出汗，真想跳下来摔死痛快。在茶几边扶着隔栅门的冯达，轻轻地连声问道：“怎么了？怎么了？要不，你下来，让我上去。”我无奈只得一步一步爬下来，把情况告诉他。正当他准备爬上去的时候，小墙门外传来咳嗽的声音，而且原来从两扇门缝中透过来的亮光一下没有了，是不是有人在窥伺？我们怕被人发现，赶紧把隔栅门抬下来，把茶几搬开，急速离去。躺在床上，我一直注视着小门。隔了一会，从门缝里又透出灯光，幸好他们没有开门进来。这时我已精疲力尽，只得帮冯达把隔栅门轻轻抬回原处。以后，我们并不死心，接连再试了两次。但冯达也无法越过水槽爬上房去。逃走的计划不能实现了，我失败了。
九死也不容易啊！
人，一个人的最大苦闷，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我成天问自己，我还能作点什么呢？怎样能做出最后的一点贡献呢？除此以外，对生活我一无感觉。看书，书上写些什么，我不清楚。白天，我不觉得热，夜晚我不觉得凉。冯达也好，看守也好，于我都无关系。我的过去，引不起我的悲苦；我的将来，引不起我的幻想。我想：我只能用鲜血来洗刷泼在我身上的污水，用生命来维护党的利益。我死了，是为党而死，我用死向人民和亲人宣告：“丁玲，是清白的，是忠于自己的信仰的。”我只能这样，用死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可是，怎么死呢？屋里的电灯吊得那么高，紧紧钉在天花板上。原来早就装上了电灯的，我刚来时没有电，一个星期以后才通电，可能是为了演演戏，故意那么安排的。想触电是不可能的。看来我只能用中国可怜的妇女姊妹们通常采用的最原始最方便的方法，上吊。我的那张床是一张大的双人床，四周都有木柱，床柱与床柱之间架着横木，原是为了挂帐子的，现在只有这个可以利用。于是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我悄悄坐在帐子里，把一件连衣裙撕成碎布条，把它编成粗布绳子。冯达紧紧捏着我写的一封简短的遗书，遗书上说明我不得不自杀的原因。冯达劝我不要这样。我却希望他活着，无论如何把我这遗书交给党，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转交。后来他坐在院子里的台阶上哭泣。我的心很横，一点不为他的忏悔和他表示的痛苦所动。
绳子编好了。我抖抖它，拉拉它，觉得还合意。我望一眼仍然坐在台阶上的冯达。他曾经多么伤心地攥着我，捶打自己，他曾经是我的爱人，我的丈夫，现在却只是一个路人，离我那么远远的。痛哭有什么，是的，他曾说过，他应该死去，而我应该活着。但我怎样活呵！现在是我死去，我求他活着。因为我认为他是我死的惟一的见证人。他在那里哭，而我没有一滴眼泪。我要离开这人世了，我要走了。人世的一切，对我都无所谓了。永别了，我的同志们呵！我的亲人们呵！请原谅我，这是我惟一的一条路呀！我冷静地从床上溜下地，把凳子放在床头。我站上去，把绳子系牢在横木上。我望望屋子，很不明亮，有点灰灰的。我望一望用连衣裙编的绳子，是浅蓝色的。我把头伸进了绳套，又把它紧了一紧。
然后我心一横，咬了咬牙，蹬开了凳子。我听到了凳子倒在地上的砰的一声，我立刻感到气堵，憋得难受，更感到身子在往下坠。不一会儿，我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只仍感到身子在往下坠，往下坠。好像在两山之间，好像在棉絮中，好像在泥土中往下坠，往下坠，越坠越快，要坠到什么地方去呵？然后，我坠到一个无知觉的深洞中，然后，我失去了一切知觉。
怎么，我好像到了一片空虚幽深的境地，我又从遥远的一片幽深的地方慢慢有了一丝一缕的感觉。这感觉如此微弱，如此战战兢兢，如此凄苦，如此痛楚。我无法制止，而且慢慢清晰起来，愈清晰，我的感觉愈深。我的感觉愈深，就愈加清晰。天呵！我怎么还没有死，还留在这痛苦的人间！
昏黄的灯光，首先照入我的眼帘。抽泣的声音送进我的耳底。我厌烦地环视周围，那根蓝色的布绳还拖在床边。我伸手去拉，那一头正压在什么地方。呵！原来我身旁正伏着一个人。我想一定是这个人把我放下来的。我本来已安然归去，你为什么这样残忍，还要把我留在人世，到底为了什么？冯达哭丧着脸诉说，你蹬踢得厉害，动静很大，我不忍心呀，又怕惊动了看守。这时我心如刀绞，浑身酸痛。慢慢地酸痛盖过了心痛。而颈边又感到刺痛难忍，我想回过脸来，却扭不过来。无须镜子，我知道在颈项的两边，留下了长长的紫色的伤痕。我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瘫在床上，丝毫不能动，我等着另外的最难堪的时日的到来。
十顾顺章的出现
我躲在帐子里睡了一个星期。表面上我说头痛、肚子痛。看守给我拿了一点清凉油，每天三餐给我送点面汤、稀饭。实际我是休息，更是躲人。我不能让看守发现我脖子上的紫痕。过了一个星期，我的精神稍稍有些恢复，能起床了，但我仍用一条毛巾围着颈项，假说我仍有点咳嗽，保护气管。只在这时，我才十分深切体会到我的确是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了！只能任人宰割了！逃既不成，死又未遂，我心力俱瘁，还有什么力量来重复这种绝望的行动呢？我即使能逃到街上，也会被刽子手们打死，国民党可以大造其谣，使我含冤莫白。即使冯达不把我放下来，我真就这样死了，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寡母吗？对得起死去的烈士和他留下来惟一的幼儿吗？对得起一切对我友好，对我怀有希望的同志和战友吗？我丁玲在敌人的魔掌中就这样认输了吗？我决不甘心。这时我对一切充满着仇恨，无法解除的仇恨。我苦苦思索：我究竟该怎样才能脱离这魔掌与苦海，才能有一丝希望？我怎样冲破黑暗，在黑暗中找到一条缝隙，从这条缝隙中能重见天日，哪怕只是一缕阳光？时间过得真慢，我度日如年，一天一天捱着，不觉暑热已退，到了九月上旬。记不清是哪一天，大约就在我起床不久的时候，看守忽然拿进几样礼物，什么水果点心之类的，说：“这是后边王先生送给你们的。等一会他要来看你们。”王先生？记得刚来这里时就曾有一位王先生要见我，后来却又不提了。那时我也没在意，以为反正是随便编的一句鬼话，管他什么王先生、张先生！现在，果然有一位王先生，他先送了礼物，然后再来看我，这位王先生到底是何许人呢？他要来干什么呢？
一会，看守领进来一个人。这人五短身材、身板结实、动作伶俐，两个圆圆眼睛，很有点神采。他没有架子，非常随便的，好像常来常往的熟人那样说道：“许久以来都想来看看你们，直到今天才有空。啊！真住了不短时间了。我想你们一定觉得太闷。”他看见我不知如何回话的样子，便自我介绍道：“我现在的处境同你差不多，表面上我能去街上走走，实际也是不自由的。今天我来看你，别无他意，只是想来为你们解解闷，你放心好了。”这王先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他来这里正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我在二十多年生活中从未遇到过的人物，我警惕地望着他。他看见我不说话，便也未多说，随便的告辞走了，他令人感到以后他还会再来的。这王先生到底是什么人呢？
后来还是看守告诉我们，我怎能不为之大吃一惊呢？原来他就是顾顺章，一个颇有点名气的共产党的大叛徒、国民党的大特务！关于他的事，我过去听到过一些，新闻纸上也为他大吹过，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不是我这么单纯的人所能理解的人。但我心里清清楚楚，他是一个大坏蛋。而且自然也明白了，这群看守、这群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是他的党羽、部下，他现在的出现显示了国民党对我决不会善罢甘休。
顾顺章果然接着又来了，他对我的冷淡，好像毫无感觉似的，好像他只是来这里找一个老朋友聊天，讲他过去开古玩店做生意的事，讲他带魔术团四处跑码头表演的事。开古玩店的确是一个比较容易隐蔽的行业，谁会料到那些来买卖字画陶罐的人竟是共产党员呢？玩魔术也是一样。玩魔术、变戏法在旧社会，一般都认为是走江湖混饭吃的，哪里会联想到革命和共产党呢？顾顺章又来过，每次来都摆出同我们是老邻居，像串门的样子，在我面前玩魔术，拿几个乒乓球玩，一个变两个、变三个、变四个、变五个……又拿几块红绿绸子，红变绿、绿变红、有变无、无变有。也玩香烟，点燃的香烟可以吞下去，也可以再吐出来。他常来，不管你理不理他，不管你的态度多么冷淡，他好像不懂这些，不在乎这些；来了就讲一点社会新闻，他对社会人情讲得头头是道。他讲生意，讲买卖，显得精明；他玩魔术，手法干净。他也讲他的历史，掩饰自己，说他并没有出卖共产党。说党对他发生了一场无可挽回的误会。他装出一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样子。他还讲他的将来，说将来要退出政治舞台，到农村去，兴办农场、讲求实业，可以由小到大。我只暗示他，我是不相信他的。我看得出来，他也在观察我。有一天，他在外边厅里催眠一个看守。我不懂催眠术，但那个看守的确被催眠过去了，他完全依从他，听他的命令，做他平日所不能做的，一个普通人所不能做的事。随后这个看守有整整三天疲倦得不能动弹，一点也不知道他被催眠过去后所讲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种情景是令人心惊的。但我对顾顺章说：“你不能把我催眠过去。因为我不相信你。我对你的一套方法，你所施展的那些能耐，我压根不听！”他只得说：“如果你是这样，我是没有办法的。催眠一个人首先得他相信我，听我的。”我过去听说过，有的时候，国民党特务抓去我们的同志，除一般刑具外，也用电刑，有时还使用催眠术来取得口供。但我自忖，我虽然冒着危险为党工作，可并不知道党内什么重要的机密。万一经不起催眠术，我失去知觉，不能自制，顶多说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左联的党团书记。这些，国民党不是早就知道，而且还有意开脱过我说“你又不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是，不过是一死；我说不是，也仍是一死。因此我泰然处之。过了几天，顾顺章来闲聊时说：“国民党杀你，没有好处，不合算。现在外国人为了你在同国民党打官司。国民党也不敢放你，怕新闻记者找你，你本身就是一个证据，你是在租界上被他们抓来的。实际他们在租界上也不只抓过你一个人，抓的人多着呢。外国人认为侵犯了他们的治外法权，早有意见。而你的事被闹出去了，外国也知道了，外国一些作家名人打电报来反对国民党抓你，要释放你。你有名气，事情闹出去了，外国人脸上也不好看，所以要和国民党算账，他们有一阵子价钱要讲咧……”
我不必追问，这些话我已经听到过了。自然，他说的“国民党杀我是不合算的”这句话还是打动了我，国民党抓我，杀我，关我，都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我想是的。但是，难道国民党只杀于他合算的人吗？胡也频有什么必要杀的？左联五烈士有什么必要杀的？蒋介石早就说过：“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走一个。”反正落在人家手里，是不会有安全感的。顾顺章说这些话的时候，不是同我谈判，也不是征求我的意见，只像是不经意的闲谈，淡淡地提了一下，便又放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