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今天是我的生日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十四日，是我三年前被绑架的日子，我去北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从沈岳萌（沈从文的胞妹）处要到一张去北平的往返免票。那时她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这种免票凡是铁道部的职员都有，不论旅途远近，都可以乘坐。同时我去信给李达夫人王会悟，告诉她我要到北平看望他们。我故意向姚蓬子透露我去北平探望王会悟的打算，说大约两个星期可以回来。我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但是我没有告诉他启程的日期。姚蓬子是否把这事报告了国民党和怎样报告的，我都不知道。这天谭惕吾、方令孺恰巧都来看我，看见我情绪很好，都诧异地问我：“有什么高兴的事吗？”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这一天曾经是我的死日，现在又变成是生日了。”她们始终没有弄懂，还以为真是我的生日。
大约就在一两天后，我一个人悄然地离开了苜蓿园。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装在一个普通的麦秸编织的提包里。走到路口，我回首望了望这屋子的茅草顶，也许就要同这间屋子永别了，同这三年来的痛苦永别了，我可以找到党的关系了，我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压制不住心的跳动，真以为自己长高了一截，脚不是站在地上似的。
我刚走到中山路邑，准备乘公共汽车，斜路忽然走出来一个人，顺手把我的提包抢了过去。我大吃一惊，转头一望，原来是韩侍桁。韩侍桁是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时认识的。那时左联常派自己的盟员去大专学校讲演，在学校建立左联小组或左联领导的文学研究会，我和韩侍桁曾有几次一道去；我还去过他的家。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左联，仿佛听到过有人传说他的坏话，但不很确实，我只能将信将疑。这时他在南京正为中山文化教育馆翻译一本《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大概是这样一本书，书名记不清了）：我搬到苜蓿园后，他跟着姚蓬子来过一次；这年春天，来得多了几次，暑期中还问我要稿子。他说他打算编辑一个杂志，定名《今代文艺》。他表明，这个刊物是另一个左翼刊物《文学界》的外围，是接近于周扬等一群人的。我那时与上海文艺界完全隔离，只知道周扬是左联的一名成员；《今代文艺》果真是倾向他们那就可以给他们稿件。因此我给了他一篇短文，《八月生活——报告文学试写》。文章后来刊登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今代文艺》。九月刊物便被查禁了。但这时，我正要出走的关头，他忽然出现在我的身边，不能不使我吓了一跳。因为我不真正了解他，摸不清他的思想倾向和政治身份。看他平日对我的言论，好像他只专注于他的翻译；但在我脑中也曾有过一个问号：他搞翻译何必要住在南京呢？除了和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关系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别的关系，我是摸不清的。这时我有一点慌张，我忙说：“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个朋友。”他笑了，说：“你有什么朋友？有朋友还要你自己去接？”
我不信。“我再三说”就是接朋友“他只是摇头，不将手提包还我。正在这时，公共汽车来了，我要上车。他推着我上去，跟着他自己也跳上车，还说：我陪你同去。”我真没有办法了。车子一直往北走，我不由得不审视他，而且惶恐地思索着，难道他是一个坏家伙，是国民党养的一条狗，他是在跟踪侦缉我吗？如果到了火车站，他发现我并不是来接朋友的，他会不会把我交给警察，交给国民党？他会不会……我只得镇静地对他说：你真聪明，我不是去火车站接朋友，我没有朋友，我是要去北平看望李达的夫人。姚蓬子知道我去，我告诉他两个星期就回来；他答应我不声张出去。你怎么样？我希望你也不要声张，声张出去对我不好。我如果走不成，还会引起麻烦。我两个星期就回来。冯达一直病在床上，等我照顾呢。
他不再说什么，友好地送我上了火车，我才勉强放下心来，但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临上车前一刻，他忽然又带来一个高个儿男人，并把我介绍给那个人。那人非常高兴地伸出手来，自己报名说：“我是王昆仑。你去北平吗？我也去北平，我们一路吧。”我真是目瞪口呆了，想不上车，也不行了；我提心吊胆，心不在焉地同韩侍桁告别。汽笛一声，我走进二等卧铺车厢，望着车外朝后方退去的景物，惘然地倒在铺上。为什么我这样倒霉，这样多难？北平之行的前途将是怎样呢？
二十五火车上的邂逅
谁都知道，王昆仑在国民党是一个高级人士，是大人物，想当然是国民党党员。我知道他正在同我过去的好朋友曹孟君女士谈恋爱。我向来不喜欢谈论关于别人私生活的事；而且因我近年的处境，他和孟君的关系，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但我现在却怕他。怕什么呢？他这个国民党的高级人物，知道了我的行踪，会不会破坏我的计划，使我功亏一篑呢？我将怎样敷衍他呢？自从曹孟君在南京任职后，我们的友情就逐渐淡薄了。一九三一年，为营救在龙华狱中的胡也频，我到南京找邵力子先生，曾住在她的家里，我觉得她比较冷淡。她原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事业心很强的人，为什么变得这样冷静、淡漠？也许是因为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感情的变动。不过，这只是些小事。问题是：现在在重要的关邑，我遇见了她的新朋友，是国民党的一个著名的高级人士，我将怎样对待呢？
我正辗转思虑，不知所措的时候，车厢外面有人敲了两下门。我赶快坐起来，出现在门口的这位瘦高个儿正是我担心见到的人。这时他显得非常随便，像老朋友似的，邀我上餐车去吃晚饭。我只得随着他走进餐车，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那时餐车都是吃西餐，价钱很贵，就餐的人很少。我们一边吃饭一边闲谈。王昆仑很健谈，同我谈高尔基，谈果戈理，谈托尔斯泰，好像他知道我最喜欢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好像我的作品他也都读过似的那样熟悉。我慢慢竟忘记了我当时的处境，我的不安，好像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也忘记了孟君曾对我的冷淡，忘记了他是孟君的新的爱人；又好像我过去不是和孟君熟，而是和他王昆仑熟一样的。谈话中他好像在为我设想似的，说：“你要做高尔基是困难的，因为你没有生活，但是你可以成为果戈理，你可以写官僚社会，我就是一个官僚，我还可以介绍你许多人物、许多官僚，许多材料、腐朽的官僚阶级的生活……”自然，我不会听从他的，走进他的官僚阶层；但他的表情，他说这些话时那种坦然、率直的神情，却是很吸引人的。我们已经吃完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我完全忘记了刚见面时的那种担心，局促与不安，觉得餐车上的饭菜真好吃呀。当我们喝最后一杯咖啡时，王昆仑仍像若无其事的样子，指点我看看稍远一点的餐桌。不知什么时候，那里坐着四个人在喝酒。王昆仑说：“很可能你到北平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了。那四个人里面有一个《晨报》的记者。”他说话的语调很平淡，好像在说一件极不相干的小事。我却几乎跳了起来：“那怎么成呢？”我又傻了。王昆仑又轻松地说：“我可以对他说：要他暂时不发这条新闻。你不是在北平停两个星期吗？我告诉他过两个星期以后再发。报纸会把这当着一条重要新闻，完全禁止是禁不住的。”我只好央求他：“请早点对他说吧。最好不发新闻；一定要发，就晚一点，越晚越好。我有许多说不出来的苦衷呀。”到了北平以后，王昆仑还特意到李达家里来看我。我虽然感谢他在火车上表示的对我的关心，也很愿意听他谈话，但又总存有一份疑惧和戒心。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了南京，他又与他的妹妹王枫同来苜蓿园，那时我就不想多敷衍他了。后来，一九三七年春天，我在延安时，冯雪峰从上海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我见到他，同他谈到王昆仑，他说那时他同王昆仑便已有联系，说王昆仑同我们的关系很好。这些关系真把我弄糊涂了，我一时什么也看不透，什么也不理解。难道真是这样？直到一九八。年四月，我在《鲁迅研究动态》看到楼适夷写的《为了忘却，为了团结》一文的附注，才知道，果然早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在上海潘汉年那里，他们就已经互相认识了。以后，我曾很想和王昆仑详细谈谈那时的生活，但一直没有机会和他叙旧，问清这些似乎是很难理解的谜。一九八四年二月在北京朗诵艺术团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我又遇见王昆仑了。问他这段往事，他说：“是的，那一年我同你乘同一趟火车到北平的；可是许多事都记不清了。”我真感到遗憾，但已没有法子了。直到一九八五年他逝世后，从他的生平介绍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了。王昆仑同志，现在我就用这一段文字来纪念我们在那次北上车厢里相遇时的同志式的友谊吧。
二十六探索
这天清晨，我在前门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赶到复兴门宗帽胡同三号。我跨进大门，直奔外院的北屋。王会悟刚从床上起身，还没扣好衣服，一见是我便大叫起来；她的孩子们也都从里屋跑出围了上来。王会悟什么话都来不及说，拉着我问道：“你来北平太好了。我问你，你准备住在哪里？”我答：“就住在你这儿。”她大笑道：“这就好了，你要是住沈从文家，我可不答应。”我答道：“我怎么会住在沈家呢。”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一九三三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过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先生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沈先生当时自然也有自己的困难，没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可是王会悟至今还像一个年轻姑娘那样单纯、那样热情，那样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
李达也表示高兴我的到来，不过他一本正经地诚恳地对我说：“以后你千万别再搞政治了，就埋头写文章，你是有才华的。”第二天他还拿出大张宣纸，兴致勃勃地给我写了一幅中堂，勉励我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来，他一下就把我想要向他说的话，全堵住了。他虽是书生学者，可是比起我来自然是老谋深算，他可能猜想到我这次来北平找他的本意。他一点不谈，也不问，只带着我去俱乐部游玩，打球、喝茶、吃冰淇淋。他背着照相机，给我拍照，把他同一个女友的放大照片给我欣赏。他几乎天天都有宴会，在北平的一群大学教授轮流请客。他的确变了，变得风流潇洒。可是我总怀疑他是装的，是装给我看的，也是装给许多人看的：好像李达已经不再是红色教授，不特不参加实际斗争，而且看破红尘，是一个很随和、无所谓，无党派背景的一般教授罢了。他担心什么呢？他不是刚从泰山、从冯玉祥将军那里回来不久吗？他不是曾向冯将军讲授《资本论》吗？他顾虑什么呢？我也注意到有几个年轻的人，一来他家就到正院南屋的一间大客厅里去了。这些人从不进北屋，也不在这里吃饭。王会悟和孩子们也不和客人接触。这些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我怀疑其中一定有党员，或者有靠近党的人。但李达不让我见他们，在我面前也从不提到他们。有一次，大约是我到他家已经四五天的时候，李达忽然提醒我去看女作家谢冰心。我不理解为什么。他还特地派了一位女士陪我一道去。我过去见过谢冰心一面，那是一九二六年，我在北京跟着胡也频，沈从文，还有沈从文的熟人谢冰心的弟弟谢冰季一块去的，我是以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的身份跟着去看望一位名作家的。她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那一次她跟我谈话了没有，我却不记得了。一九三一年我在上海编《北斗》，曾写信向她约稿，她慷慨地给了我一篇，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现在忽然去看她，这中间又经历了也频的惨死和我的被绑架，是否显得唐突冒昧？我们之问能谈些什么呢？李达这位教授我是清楚的，我对他充满了信任和尊敬。他的著作，他研究的、宣扬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但在家里处理家庭生活，他对待王会悟，却实在有些封建气味。但我能始终被他照顾，始终保持和王会悟的友谊，能够和她经常来往，谈心，就在于我看到并且了解他这一点，我小心注意丝毫不去触犯他，我只是他的一个忠实的学生。我总愿意保存我和王会悟的友谊，我认为王会悟也需要我这样一个朋友。
陪我去访问冰心的那位女士，好像姓夏，可是谁知道她的真姓名？她似乎认识冰心，或者就是她的学生。冰心那时住在燕京大学校园内的一幢教授小楼里。我在她面前自然要矮一点，即使我平日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我只是听她说话。她和我相反，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我在敌人面前，还有一股犟劲，横眉冷对，甚至谈笑自如，现在一碰到她这样的温柔多情，自己反而现出一种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儿。可能是这次见她，在思想上毫无准备的缘故。我留给她的印象一定是“莫名其妙”或者只像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似的。
访问自然没有什么结果，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也不需要有什么结果。但对李达对我自己都可能有一点帮助。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就能说明丁玲现在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人；她这次来北平没有什么政治目的，纯是为了散散心，随便会会朋友而已。她可以住在李达家，也可以去拜访冰心女士。我体会到李达的用心，也很谅解。但我心里却开始明A，要从李达这里找党，是没有希望的。我很失望，但仍希冀或者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能让我抓住。
果然，有一天，我同他们闶谈到王一知。李达显然不希望她来他们家里，可是我却非常高兴，因为王一知是和我一道在一九二二年到上海进平民女校的同学。以前我在桃源女子第二师范学校时，她也在那里，是本科三年级的学生。“五四”运动时，她和王剑虹都是我们学生运动的带头人，可算是湘西一带女学生中的先觉者。后来她到上海不久就参加了共产党，是走在我前边的人，我们是老朋友。一九二九、一九三。年她都在上海，我们还时有来往。后来我也参加了党，担任了一些党的工作，环境不允许，就停止来往了。这次我来北平就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她现在既在北平，我怎能不高兴呢？不过看样子，李达不欢迎我把她领进家里来。我就说：“老朋友了，我去看看她吧。”王一知住在一所颇大的宅第里，是老式的洋房，房子很大，质量很好。院内有花园，花园里还有亭子，据说这房子是军阀时代的外交总长王正廷的公馆。现在他们租居，一家人住得很舒服。她和她的爱人，还有三个孩子，爱人在华洋义赈会工作，外文很好，工资不少，职位可靠。初见面我不便仔细打听，看表面样子似乎不像党员。但王一知这人，我是知道的。是一个很善良的人，过去我们还是能相处的，也还相信她。现在看见她同一个不像党员，而是吃洋饭的年轻人住在一块，心里不免发生怀疑。我小心在一旁观察，不愿一下把我的真实思想对她倾吐。我在她家住了两三天，她请我看戏，请我吃饭。她还说她想学日文，搞点翻译；她把在小报上登的短文给我看。我大胆地试探着问她，说我想去陕北，不知是否有可能从她认识的人中找到线索。她回答说，去陕北很困难，她也找不到合适的人。这样我就不再往下说了，失望又悄悄地啃咬着我的心。我承认那时可能我太胆小了。不过我相信那时她的确无法帮助我。也可能我几年来所处的环境，使得她不能一下消除对我产生的隔阂，不能轻易地完全相信我，因之缺少足够的热情。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我们又相见。她告诉过我，她的党龄仍从一九二二年算起，不过，在北京有一段时间不算。想来那时她可能与党的关系一度有点不正常。
二十七希望的阳光
后来，我又向王会悟打听北平其他一些熟人的情况时，王会悟告诉我，曹靖华在中国大学教书，王会悟正在中国大学任会计，所以认识他。我并不认识曹靖华，但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像在黑暗中见到一点火光那样高兴。好像有一种本能的对他的信任，我立刻请王会悟转告他，说我要见他。他慨然允诺；可以说他热情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就赶去看他，看到《铁流》的译者，他是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的老朋友，同鲁迅先生有很亲密的交往。就在这几十分钟的会面中，解开了我几年来的苦痛和积虑，打开了我回到党里的大门；尽管曹靖华那时还不是党员。我便从这一点缝隙中得到了阳光，我是从这一条涓滴细流中流出去，而奔归大海的。我的新的生命便从这里开始。曹靖华决不会想到在这几十分钟里他发生的巨大作用；他决没有想到从此产生的我对他的深厚的终身感激之情。
那天去见他，我们几乎都来不及互相打量、寒暄。他第一句问话就是：“你现在生活怎样？”我第一句答话也是从心里迸出来的：“太痛苦了。”
于是我把心事全部向一个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不，应该说是朋友，打开了。我告诉他，我一定要找到党。如果找不到党，我即使能暂时住在北平，或别的什么地方，我仍是一个黑人，不能有什么活动，也无法向人民表白心意，说我自己要说的话。但我现在苦于无从找到党。他听了很感动，我们像一对老朋友，像亲密的战友商量开了。我们两人估计，鲁迅先生那里一定会有党的关系，可以从他那里间接找到党，但我自己直接去找鲁迅是很困难的，也有危险。我深知不特我的周围有特务，鲁迅先生从来更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之下战斗和生活的。曹靖华慷慨地应允我，他设法写信转告鲁迅。这样，我们商定，我仍回南京等候消息。因为我如果久留北平容易发生意外；再者南京离上海近，如果找到了党，联系可能更方便一点。
我对北平别无留恋，第二天，我就告别李达夫妇，如约离开北平；曹靖华到车站送我上车。他再三说，信，他即日发出；他嘱我耐心等待；又说一定要尽早离开南京。
回到南京，我总算把姚蓬子的询问对付过去了。他知道我在北平没有很多朋友，只认识一个王会悟。至于王一知的情况，以及她与我的关系，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更不会想到我能找到曹靖华。冯达也是这样。他自然能猜测出我此行的动机，但也只能看出我对此行的失望。我不说，他便也不问。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二十八回到上海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天翼忽然来看姚蓬子和我了。他同姚蓬子很熟，谈得很热闹。他找着一个机会，悄悄塞给我一张纸条。我跑回后房，急忙展开一看，上面只有简单的一句话：“知你急于回来，现派张天翼来接你，可与他商量。”没有具名，但我一下就认出这是冯雪峰的笔迹，我真是喜出望外。我一点也不敢暴露我此时的喜悦之情，极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我找了一个间隙同张天翼约好再见面的地点。幸好姚蓬子粗心，一点也没有看出破绽。第二天下雨，在一个小咖啡馆里我见到了张天翼。我们很快约定了我去上海的车次和车厢。他安排他的外甥女在那里等我并且和我同行。这时，我觉得他完全换了一副样子，天翼，天翼！你变得真可爱呵！变得真令人感到可亲呵！过去的冷漠的印象，一下就云消雾散了。就为了这一点，我永远感谢你。即使后来一九五八年由于种种原因而横生的误会与隔阂，我也毫不在意，我能理解你那时的处境困难，毫不影响我对你的感谢与尊重。一九六三年我从北大荒请假回北京看病时，特地到作家协会去看望你。一九七九年我调回北京，听说你患病，我第一个去看的便是病中的你，你满面笑容，可惜已经不能说话了。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丁玲研究资料）》中有人竟要把你一九五七年写的《关于莎菲女士》那篇应景文章收编进去，我认为这不公正，很为你不平，我几次向编辑同志表示我的反对。但是，文坛上的门户偏见，由来已久，积习极深。一些该有的文章却没有，一些不该有的文章却又有了。我被驱出文坛久矣，很不了解情况，我的意见，也不被人重视。既然丛书编委会的主持者早已成竹在胸，取舍已定，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对你一九五七年的这篇文章是毫不在意的。我不能忘记你在一九三六年冒着风险，为党传书，带了那张条子给我，而且按照党的托付，为我布置了脱离南京的行程和办法。
又过了两天，那天下午，我信步走出我住的那间茅草屋，一个人在小院里，在屋门大好像无事地散了一会步，然后就急速地悄然奔向车站；在车站，张天翼的外甥女已在那里等我，我会心地跟着她上了一节三等车厢。车厢里人很挤，全是贫苦的市民和农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衫，挤在人群中，一声不晌，装出一副土里土气的样子。张天翼的外甥女坐得离我稍远，她像是一个走亲戚的普通少女。我们一同到了上海，我跟着她在车站外边坐上一部云飞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她指挥司机把车开到泥城桥一带一条马路边上，叫司机停车，我跟着她下了车。马路旁边另有一部汽车停在那里。车门打开了，她把我推上车。车子里已有一个人等在那里，他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又向司机说了一句什么，车子开动了。我借助街灯望着那张微微带笑的脸，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凝视着我。呵！过去我只见过这个人两次，但这时一下就认出他来了，这不就是张光人，是胡风吗？我像见到了许久未见到的家里人。我笑了，这艰难的笑呵！这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甜蜜的笑。我们都笑着，互相望着。汽车走进北四川路，停在新的、我过去没有见过的一幢楼房门前。楼房大门口挂着俭德公寓的牌子，实际是一个普通的、比那些乱七八糟的又高级一点和新式一点的旅馆。胡风领着我走进早已预定好的一间房子。进门一坐下来，我不由得先开V1说道：“这简直是到了天堂。”他告诉我这是雪峰要他准备的，说雪峰要过一两天才能来，他正有事忙着，要我安心住在这里。我看见桌子上摆了几本书，我忙着去翻看，全是几个新作家的书。如田间的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叶紫的小说等等。胡风逐一向我介绍这些书和它们的作者，谈到这群新人的造就和希望。时间过得太快了，已经晚上九、十点钟了，他约定明天再来看我，便向我告辞走了。
这个公寓有较好的条件，有大门、后门。客房很多；旅客可以在自己的房内用饭。这是我最愿意的。因为我怕见人，防备有人盯我，万一弄得不好，稍有粗心，再被绑回南京。因此我住在这里的时候，没有上过一次街，连去厕所也要看门外走廊有没有人。第三天，雪峰来了。看到他我第一个感觉是他变了。怎么变了，变在什么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可能细想下去；我只顾自己说话。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并不是说到什么伤心的地方才哭的，好像这眼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准备了三年的时间，堵塞在我胸中、眼中已经三年了，三年来随时都想找一个地方把它全部倾泻出来。我已经忍无可忍，呵！我该流一次眼泪了。于是我尽情地哭起来了。我以为我会得着满腔同情和无比安慰，然而我只听到一声冷峻的问话。雪峰说道：“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那里受罪？你应该想到，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同你一道，一样受着罪咧。”这的确是我没有想到的。此时此刻，我惟一希望的是同情，是安慰他却给了我一盆冷水。这当头一击，的确把我打懵了，但并没有把我打倒。他怎么这样不懂人情，可能他就变在这里，变得没有同情心了。他不是我的朋友了，他这种严厉在我当时是受不了的。但是转念一想，这一盆冷水使我清醒些了。可不是真的吗？受罪的哪里只有我一个人呢？死了多少人啊！他是经过长征的人，受过见过多少苦难，他的心变硬了，他想到的是整个革命，而我只想到自己。于是我心胸立刻开阔了，坚强起来了，我更感到惭愧，觉得他的严厉是对的。他这是以高标准来要求我，这很好嘛。好像从我们最初见面认识起，他对我这个人，对我的文章总是表现出不满足，使我觉得委屈，但我一直感到他总是关注着我，提醒我，希望我能够更前进一步。这时我不哭了，他也更不再问。他对我讲长征故事，讲毛主席，讲遵义会议，讲陕北，讲瓦窑堡；讲上海文坛，讲鲁迅。他心里只装着革命，装着两个伟人。我虽然仍觉得三年多来我已是遍体鳞伤，抚今追昔，痛苦呻吟，但在听了雪峰的热情的革命事迹的叙述，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欢欣，我到底已经冲出黑暗，接近光明了。我已回到自己人的队伍里，回到自己家里，我现在应该鼓起力量，迈上光明的前程。二十九转折在俭德公寓住了两个星期。开始还好，以为希望就要实现了，今后将会万事如意，只要脚步一迈，我便可以到达党中央所在地的陕北苏区了。这期内有时胡风来，有时雪峰来，可以听到许多对我都是新鲜的事情，又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虽说不能出公寓的门，很苦恼，但这究竟不算什么了。我提出来要去看望鲁迅。雪峰说，鲁迅近来身体很不好，需要静养。我去看他，定会引起他的情绪激动，暂时不去好。我有一点懊恼，觉得太不凑巧了。那时我没有意识到他病的严重性，没有想到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老人家见面了。后来雪峰来了很忧戚地说：“怎么办呢？去陕北的交通又断了，一时不能走。没有适当的人和你同行，不能冒险。但长期住在这里，不能出大门，怕有一天会暴露。我们考虑了，潘汉年的意思，如果你先回南京，设法争取公开到上海来做救亡工作，那是好事。上海的工作非常需要人，”等等。我听了心情非常沮丧，不管到哪里，再苦我也愿意。我决心去陕北，也知道那地方很苦。我乐意去，就是不能再回南京。不管雪峰说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说服我。我甚至又哭了。雪峰啊！你太不理解这几年我心灵的痛苦的历程；我所有的力量、心计，都为应付国民党的阴险恶毒已经耗费尽了。我背负着的哪里只是一个十字架啊。好不容易熬到今天，我见到了党的人，见到了自己的同志，满心以为你们会伸出手来再拉我一把，送我远走高飞，怎么能还让我回到那个地狱里去！你太不理解人了。你只知道长征的艰难。长征自然是艰难的，可是你们是一支队伍，是无数亲密的好同志在一起，你们是在大太阳底下与敌人斗争。你没有体会到我独自一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熬煎！我们为这事几乎吵起来了。他再三向我解释，一时不能走，留在上海，又不能公开，又没有人照顾，的确为难。他为我分析当前的形势，说我们党正在与国民党谈判，要停止内战，要释放政治犯，要搞统一战线，要团结抗日。现在上海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许多民主人士和全国民众都在努力争取这个局面的早日实现。这一切都同过去不一样。这时如果你能争取公开来上海，出版一个刊物，你以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身份来活动，是可能做得到的。从你个人来说，公开活动比地下活动更好，更有影响。国民党不是没有把你当成一个共产党员吗？那你就顺水推舟，可以装作你根本就不理解这些，很自然地到上海来公开活动。如不能到上海，就先到北平，总之要争取公开出来工作……他设想的办法很多，好像只要我愿意，就都能做到。他是以党组织的身份和我谈今后工作的，这是三年多来第一次，我怎能不接受，不听命呢？入党时我的誓言不是说，要做一颗螺丝钉，安在哪里就在哪里嘛。但这件事使我后来，甚至许久的后来，我都认为这样的处理不合自己的心意，而且对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对我的处境也不够了解。但当时我不得不含着眼泪接受这一决定，无可奈何地向着南京走回去了。
这次回来自然引起了姚蓬子与冯达的注意与询问。姚蓬子很关心的样子，几次问我，见到鲁迅没有？见到茅盾没有？我始终说这次我去上海，还去了苏州，玩了一趟，看电影，坐双层公共汽车，什么人也没有去找，根本不想见人，玩得兴致索然。冯达似乎想得更多些。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就此远走高飞呢？应该设法，到苏联去，或者到苏区去。你只能从事写作，别的工作于你不适宜……”我只答道：“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尽管去了上海，却会不到熟人，找不到朋友。我单身一人能有什么活动！你全清楚，现在我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朋友。几个过去在左联的熟人，他们不会关心我，我也不会随便相信他们，当然不去找他们。你不要再说这些梦话了。”
为着敷衍姚蓬子和冯达，我只能这样说，但同时，不管自己是否情愿，我必须着手进行党给我布置的任务，争取公开到上海去。我该怎样开始呢？我想不出好的办法，也无法预料前途的成败，我抱着茫然若失的心情大胆而又谨慎地开始自己的尝试。
一天我对姚蓬子说：“母亲带两个孩子回湖南，已经几个月了。我真担心他们，不知他们怎么生活下去。我想按月给他们寄一点生活费。我应该找个事做，找个差事，谋个职业，挣钱养家。做旁的事我没有本领，我只能编编刊物。我想到上海去编个刊物，你看行得通么？”
姚蓬子沉吟了一会说：“你要编刊物，我看国民党会一口答应，他们会给你一个刊物。”
我说：“不，我不替别人编，是我自己编刊物。你如果愿意，也可以去上海，我们合编。”蓬子摇头说：“这恐怕没有可能。”我说：“你不妨活动活动，试试看吧。”
不久姚蓬子告诉我，徐恩曾找我和他同去谈话。我实在不愿去，但为着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只得去了。
不记得是在徐的家里或是他的办公地方，我见到了徐恩曾。他说：“听说你想到上海去编刊物，可以的。你要编一个什么样的刊物？你打算要多少钱，要用些什么人，你说说看，我们帮助你。”我心里想，他们果然要利用我替国民党编刊物，我决不会干的。我答道：“我还没有过细地想，也没有具体的主张，我只是想找一家在上海的书店出版，我自己编。”他说：“当然是你编，你自己编，不过有时候，大家商量一下。”我便说：“我想想再说。”这样，我们从徐恩曾那里出来。我对姚蓬子说：“他想插手我的刊物，我不能答应，我宁可不编。”姚蓬子也没有表示反对。
这时，我就去找谭惕吾，我对她说，我想找事做，上海、北平都可以，到一个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职位，可以领点薪水寄回湖南，养活母子。我请她帮忙。过了些日子，她回复我说，她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正在南京。顾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通俗读物的编辑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适。但是顾先生希望我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这个条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这样，自然就又没有成功。
我一方面感到懊恼，因为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公开出去活动，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却又感到庆幸，幸而没有成功，我还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远走高飞，也许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个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写信给上海冯雪峰，报告他公开出来已无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我。
三十起飞
离开南京前夕，我是在谭惕吾家中度过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钱旅费，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离开南京时我把钱放在我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淫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他自己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这样表达过。
从我被绑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敌人面前泄露了我们家的地址，我骂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忏悔，我向敌人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开。但同时我也警觉到，虽然在被囚禁期间，再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但我对他仍有明知不回湖南，养活母子。我请她帮忙。过了些一在子，她回复我说，她的朋友顾颉刚先生正在南京。顾先生在北平主持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通俗读物的编辑出版，需要人，我去正合适。但是顾先生希望我不再参加社会活动。这个条件我是不可能同意的。这样，自然就又没有成功。
我一方面感到懊恼，因为争取公开离开南京，公开出去活动，两次尝试都没有成功。另一方面，我却又感到庆幸，幸而没有成功，我还得秘密逃出南京，倘能远走高飞，也许能到我向往已久的另一个自由天地去！我急忙写信给上海冯雪峰，报告他公开出来已无希望，我要求到上海去，到我向往的地方去。
不久，冯雪峰回信寄到方令孺家里，他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且约定了时间，派人在上海火车站接我。
三十起飞
离开南京前夕，我是在谭惕吾家中度过的。我向她商借二十元钱旅费，她慷慨地应允了，但钱在银行存着，要等到第二天才能取，这样我便睡在她家里。我手上原来还剩有十来块钱。离开南京时我把钱放在我桌子抽屉里，留给冯达。我希望在我走后，他可以用这笔钱回他的老家广东，离开国民党，不再在这伙狐群狗党淫威下苟延残喘混日子。他自己过去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这样表达过。
从我被绑架的第一天起，我恨他在敌人面前泄露了我们家的地址，我骂他朝秦暮楚，我也不相信他在我面前的忏悔，我向敌人几次提出要和他分开。但同时我也警觉到，虽然在被囚禁期间，再没有我们知道住址的同志受我们的连累。但我对他仍有“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的一种无可奈何心情。特别是，长期以来我的真实的心情，急于想离开南京，重回革命队伍的心情，他是猜得出的，但他没有向敌人（包括姚蓬子）泄露，也没有劝阻妨碍过我。所以在我最后远走高飞离别南京的时候，我早已告别了老母和孩子，这时更不会对他还有任何留恋。我只希望他不要把自己陷落太深，越早离开南京回老家去越好。一九三八年我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工作时，收到他从广州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说广州沦陷在即，他要到香港去，希望我能为他介绍几个在香港文化界的朋友。我把这封信交给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看过，没有给他回信，谁知他后来是什么下场呢？
有了第一次走出南京的经历，这次应该大胆一些了。但实际内心仍是十分兴奋和紧张。到苏区去，对上海的美好憧憬鼓舞着我；恶劣的环境，危险的旅程困扰着我，我必须千百倍的细心、谨慎，决不能功亏一篑，让美好的希望付诸流水。我一切言谈举止像往常一样，不让周围的人感觉有什么异样、破绽。我穿着整齐，极力压制自己，装做平静，像是到市场购物，又像去街头散步，我走出了苜蓿园，登上了火车，一颗急促跳动的心，才算平静下来，我恨这火车为什么走得这么慢，时间为什么这样长，上海怎么还没有到呢？
好不容易啊，火车的轰隆为车站上嘈杂的人声所代替，上海到了。我杂在乘客中，走下火车。眼光四面一扫，但见人头攒动，人群熙攘，却看不见一个熟识的人，没有人到车站来接我。我不敢在站台上久留，只得挤在下车旅客的人流中，跟着走向出口处。我极力回顾，仍然没有发现一个熟人。我是按规定的车次出来的，为什么没有人来接，是不是又出了意外？已经走近出邑处了，还不见有人桌大棒我正在惊疑不定时，忽然一个妇女隔着栏杆，喊了声冰姐。我应声一看，见一位穿着华丽，擦着胭脂邑红的少女，隔着木栏杆，眼睛盯着我。她的面孔似乎在哪里见过，但又非常生疏。我装着没有听见，也没有停步，径直走出了出邑处。这时她横拦在我前面，说了句规定接头的话，是什么内容我记不起了，没有错，是自己人。但是，不是说让一个认识我的熟人来接站吗？这个衣着漂亮的女人我并不认识嘛。是不是又出了什么事？我又可能落在敌人的魔掌里了？我怎么办？走，我一边想，一边走，而且加快了步伐。那个女人抢先拦着我，重复着那接头的暗语，她显得有些焦急紧张。她说，有汽车在等你。我没有时间再考虑、判断。我想暗语是对头的，但这个人怎么也记不起曾在哪里见过。她会是敌人吗？果真是敌人，我又落在敌人的圈套里了。我将如何对待呢？我就仍说是到上海来玩的嘛。我随她上了停在路边的汽车，她把我送到西藏路一品香旅馆。
第二天，雪峰同周文一起来看我，我又见到亲人了，很是兴奋。雪峰告诉我，关于我去陕北的事，中央已回电同意。为了保证旅途的安全，万无一失，我们要做一些准备，要物色一个同行的人。还要置办行装，你自己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可以提出来，都和周文接头。周文同志和我曾在左联共事，他工作细致、踏实、责任心强，热情不外露，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告诉我，去车站接我的那个女同志便是和他住机关的伴侣郑育之同志，是见过面的老相识。但我没有认出她来。回想起昨天我在车站初见她时的那种惶惑不安的样子，一定是很可笑的。
在我安心等待去陕北的日子里，一次和周文谈到在湖南老家的母亲，我想设法筹钱寄去。以后我去陕北，关山阻隔，鸿雁难通，天长日久，母子将何以为生？我岂忍心让她们沦为乞丐在家乡讨吃漂零吗？兴奋愉快的心情中又夹杂着焦急和沮丧。周文极力宽慰我，替我出主意。原来一九三三年我被绑架后，左联的朋友们一面大力营救，一面把我没有发表过的稿件拿去发表，换点稿费，寄给了在湖南的母亲。母亲曾把这事告诉过我，只是说的简单一些就是。这时，周文建议把不久前刚发表过的《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陈伯祥》、《八月生活》、《团聚》等五篇近作汇编成集，如果字数不够，可以再把我被绑架后，左联朋友从我一堆旧稿中选出送去发表的《杨妈的日记》、《不算情书》、《莎菲日记第二部》等加在一起，就差不多了。
这就是由赵家璧先生主持的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出版的那本《意外集》。这稿费后来也汇到湖南给母亲作家用了。
这次一到上海，我便再一次向雪峰提出，要去拜望鲁迅先生，雪峰皱着眉头告诉我，先生病情仍不好，医生不准会客。特别是你吃了好几年的苦，现在出来了，马上要去西北，先生若见到你，情绪定会很激动，这对病很不利；还是不去吧。雪峰的话有理，我自然听从，我只好请雪峰在先生面前代我致意。
一天，雪峰又到旅馆来，对我说：孙夫人听说你出来了，要去西北，她很关心你。这是三百五十元，是孙夫人送你的。啊！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她是一位伟大的爱国的先行者，是我一向尊敬的伟大女性。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在我被绑架后从事的抗议运动和营救活动，在我被囚禁中，曾多么增加我对敌人斗争的勇气，给了我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为我，为一切革命者所做出的支持和牺牲，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现在面对着这三百五十元钱，我的心感到灼热，感到温暖。三年多来，敌人对我制造了许多无耻下流的谣言，用软刀子杀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谣言的影响，也曾用怀疑的眼光审视我。这时孙夫人赠我的三百五十元所代表的对我政治上的信任，却比泰山还重，是千万两黄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怎能不引起我由衷的感激之情呢？感谢你，敬爱的孙夫人！永生不忘你，敬爱的宋庆龄！
我马上就要去西北了，那里是充满希望的革命圣地，我将用自己的行动，回答孙夫人以及一切对我怀着信任，抱有希望的同志们和朋友们。我把这三百五十元全都寄给了在湖南乡下的老母和我的一双儿女。我现在安心等待，我将无所牵挂地奔向苏区，参加红军。在党中央的直接指挥下，为革命的胜利而奋斗献身。
别了，同志们！朋友们！别了，亲人们！我们大家努力奋斗吧，我们还会再见的。
三十一在西安
一九三六年九月，组织上安排我同聂绀弩同志改名换姓，经过几次国民党关卡的检查，终于到了西安，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等候预定从陕北苏区来找我们接头的人。第一天过去了，我们虽然没有什么担心，但总要悬想、盼望这个从陕北来接头的人能早早来临。第二天傍晚，果然从门外闪进一个穿长衫的商人模样的人，轻声问道：“聂有才先生在吗？”聂绀弩转身去望，来人朝我点了一点头，把头上的呢帽轻轻往上推了一推，我一看大惊，几乎叫出声来，赶忙笑着让座，这不就是潘汉年同志吗！
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处在日夜都有警察盘查的这样一个留人小店，碰到的都是带着疑问和仇视的目光，我们恨不得立刻离开。
这个敌人统治、满布特务的城市；潘汉年同志到这里来接我们了，他是从陕北苏区来的，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央驻地保安来的。他浑身充满着奇异神秘的光辉，我好像有无数的问题要问他，我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
他还是那么轻松，闪着那双智慧而机警的眼光看着我。他不问我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我以为你不要进去了。我希望你能到法国去，那里有很多事等着你去做，你是能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红军需要钱，你去国外募捐，现在你有最有利的条件这样做……”
怎么，这个问题太新鲜了。法国，巴黎，马赛曲，铁塔，博物馆……这不都是十几年前我曾经向往过的吗？在幻想里面出现过的那些瑰丽的海市蜃楼，现在正摆在我面前，我只要一点头，就会有一只可以信赖的手来牵引我。可是，这时，我却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什么时候我能回到妈妈的怀里”。现在这个日子临近了，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不去，我就只要到陕北去，到保安去，我就这样固执地用这一句话回答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心境，但似乎也有些惋惜地答应了我。第二天我便同聂绀弩分手，他听从潘汉年的建议，返回上海继续工作。我搬到七贤庄（当时的一个地下交通站，抗战后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的一个革命纪念馆），在那里安心等候着去保安。
（以上摘自《回忆潘汉年同志》）
一九三六年九、十月间，我住在西安的一个外国牙科医生家里，等着进陕北苏区中央所在地保安。这位牙科医生很年轻，他告诉我他是德国人，他递给我他的名片，上面写着冯海伯。一九七八年我在叶君健同志记述艾黎同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读到他是奥匡人，名叫温启，是革命者，或者还是共产党人。他是受到德国法匹斯的迫害而到中国来的。他喂养着一条狼狗，狗的名字就叫“希箱勒”，可见他恨希特勒之深。他白天行医，每天有不多几个人来看牙，一有空就和我们（另外一个绰号小妹妹的老共产党员）聊天。晚餐后，他用仅有的一点中国话或不多的英语同我们交谈一点薪闻。我的英语会话水平很可怜，只懂很少不成文的单字。这屋里还住有一对德国夫妇。男的镶造假牙，女的操持家务，每天烤很好的面包、蛋糕，做很可邑的西餐。后来这位男的有病，夫妇俩便到上海去了。这个牙医诊所实际是我们党的交通联络站，是不能轻易雇用佣人的。于是做饭等事一时就落在我和小妹妹身上了。我们不会烤面包，做西餐，但小妹妹很会烧中国菜，大米饭。牙科医生有时嫌我们做的菜太油，但仍然觉得好吃。这里平日除了刘鼎同志来向我们传达一些党的指示和新闻等外，是很少客人来的。我们只是看点书报以度过寂静的白天，或者三个人在温暖的电灯光下听听收音机。一天下午，冯海伯告诉我们，晚餐有客人，要多杀几只小鸡，多准备一点汤和点心咖啡等。他平日在我们面前的表现，还是比较老成持重的，此刻却掩饰不了他的异常的兴奋。晚上我们听到前边客厅里有响动，有客人谈话的声音，我们为他高兴，我们守在厨房一心为他们准备丰盛的晚餐。
当我们把饭菜做好的时候，冯海伯要求我们到前边去同他的朋友见面。我向来不喜欢交际，这时更怕见生人，但冯海伯的朋友，该是可以见面的，我认定他]顺包是自己人。我就高兴地揩了揩手，整整衣服，兴致冲冲地走进客厅。客厅里上首坐着一个外国男人，还有一个外国女人伫立在窗前，像等候谁似的。我转身望她时，发现了那一对闪烁的热情的眼睛正紧盯着我。“呵！还能是谁呢？是史沫特莱！”我急忙扑过去，她双手一下就把我抱起来了，在她的有力的拥抱当中，我忽然感到一阵温暖，我战栗了。好像这种温暖的拥抱是我早就盼望着的，这是意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我并不曾想到，会是史沫特莱来拥抱我，但我在凄凉的艰苦的斗争中，在茫茫的世界里，总有过一丝希望，总会有这样一天，有这一种情况，不管是哪个老朋友、哪个老同志，只要是真正的朋友、同志，他，她总会把我抱起来，把我遭受过的全部辛酸一同抱起来，分担我在重压中曾经历过的奋战的艰难。现在拥抱我的却是史沫特莱，一个外国友人。我是不怕冷酷的，却经不起温暖。我许久不易流出来的大在大，悄悄地流在她的衣襟上。屋子里的人都沉重地望着我们，在静谧的空气里，一种歉疚和欢欣侵袭着我，我拥抱她，而且笑了。于是，屋子里立时解了冻，几个人同时邀我们入座。史沫特莱不理会我懂不懂得她的语言，叽叽呱呱对我说起来，我的英文是很蹩脚的，一时乱找几个还记得的单字来表示我的情感。这样惹的大家更笑了。我们欢快地围坐在餐桌周围。
史沫特莱还是从前那样精神抖擞。她是记者。现在西安正在准备欢迎蒋介石，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剿“匪”部署。她总是追踪这些动乱她的工作和政治贴得紧紧地，她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人，她的政治触角很敏感，而我只感觉到她的革命的热情，她不只是一个政治记者，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她写的《大地的女儿》写得多好呵！
另右的困在右位男客人，风尘的，虽是新识，却比熟人还熟似的，只一句话就把我整个人的兴趣吸引过去了，他成了这个小小聚会的中心。他是谁呢？那就是今天几乎人所尽知的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他正从我要去的地方来，他是从保安来的，他是从党中央那里来的。他们问他，他回答；我们问他，他又回答。他不断地讲解，这里有三个国家的人，没有在在顺大翠，我们也不要大在在在译，我们从听不懂的语言中能懂得许多事。三种语言在这里絮絮叨叨，在热闹的客厅里、华右：大顺只有融融之乐，我们忘了要炫耀我们的烹饪学。中心，一切谈话的中心，都是斯诺这次西行所得的印象。他讲苏区的生活，那些神奇而又谜似的生活。他讲毛泽东主席，讲周恩来副主席，他到过前方，认识了许多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他讲苏区的人民、妇女儿童，他满腹的人物故事，他把收集来的珍贵的照片，一一展览给我们看。这时大家都年轻，都有满腔热情，用三种语言同唱《国际歌》，我们还向斯诺学习红军歌曲，“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和“送郎当红军”……我们都喝了不少酒，喝了很多咖啡，我们的脸都红了，都绽着愉快的笑，多么幸福的秋夜呵！夜深了，两位客人要走了，依恋也没有用。我们缓步送他们到后门边。史沫特莱把她的一顶旧貂皮帽送给我，说我到陕北去可能比她更需要。这顶帽子曾留在我的包袱里很久，可是这天夜晚的情景，留在我记忆里更久，时间越久，越珍贵。冯海伯同志在“双十二”事变中，被国民党特务黑夜悄悄地杀害在马路边。他的这问诊所就是抗战后的七贤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现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展览馆。史沫特莱已离世三十余年，斯诺也在前几年逝世了。“小妹妹”的情况我至今还不知道。人世沧桑，回想当年情景，不能不停笔凝思，多么令人怀念的年代，多么令人怀念的人儿，多么令人向往的豪情呵！
以顺大顺自《她更是一个文学作家——怀念史沫特莱同志》
三十二到陕北
（全文转载自1940年6月6日香港大公报《我怎样来陕北的》）
两天走两千多里
“路很难走呢，现在交通很困难。你如果实在不愿到国外去，那就只好到西安。也许你得在那里住上好几个月，住在那里是不能出来的；不过也好，你就写文章吧。”
我便决定到西安。不出门我已经习惯了，三年的蛰居都捱过来了；何况现在，是自己把自己关起来，这有什么要紧。
中秋节那天夜晚，我溜出了那个曾把我收藏了两个星期的公寓，一个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火车上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等我，他也是要到陕北去的。我们便做了同伴。
在火车上，我从不走到外边来。火车没有开或停下的时候，我装做生病，蒙着头睡在二等卧车的车厢里。如果有人闯进来张望，或查票的时候，都由同行的君应付。等车一开，我便跳了起来，欢快的同君谈着上海最近几年的事。君本来就很健谈，我因为这次出走是生平第一愉快的事，人变得非常和气，精神又好，什么话都谈，很快我们就像老朋友似的了。夜晚月亮好得很，白天天气好得很。我们驶过江南的郊野，小河像棋盘似地布着，钓鱼的人坐在柳树下。我们经过黄河南部的平原，一望无际的是黄色的收获了的麦田。我们过了险要的潼关，到了古长安。一入长安境，不由使你忆起许多唐人的诗句。长安虽说有许多变革，已非旧长安可比，然而风景仍与古诗描写的无多大差别，依旧使人留连。这次旅行留给我始终都是新鲜的感觉，那静静地睡在月亮下的小火车站，车站旁的槐树林，那桥下的流水，那浮游太空下的云团，至今常常带着欢愉和温柔来到我的记忆中。
三个星期的使女生活
在西安旅馆里住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因为我的执拗，我宁肯住秘密房子，于是我搬到一个外国人的家里了。同来的君在的决定之下又回上海去了。
这家有三个外国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都不会说中国话。我的生活是寂寞的。幸好×替我找了一个同伴来，她也是预备到陕北去的。我们总算能相处，我做了她的姐姐。外国人对我们很好，我勉强说一些不合文法的英文同他们谈天，而且我计划着写文章。可是那位有夫人的外国人生病了，他们要到上海去，并且真的就走了。以前这家烧饭是那个外国女人担任的，她一走就轮到我和新结识的妹妹两人了。我要说明，这屋子里是不能随便用仆人的，屋主人的面子也得阔气一点才成。于是我们忙着买菜（小妹妹一人担任，因为我不能随便出门），忙着生火，忙着烧咖啡，弄菜。我一天几次捧着杯盘碗盏到厨房，又从厨房到饭厅。这个外国人养着一条大狗，名字叫希特勒；还养着二十来只鸡。喂鸡喂狗的事也是我做（主要的事是小妹妹做，我是听她分配的）。我围一条围裙，真像一个使女。
这三个星期也是非常快乐的。我虽不能出去，但有报纸可读（我曾在不准我看报的地方住过），妹妹也常带些外面的消息给我。虽要我做一些烧饭洗衣的事，但是自愿的，倒觉得有趣。白天外国人在外边应酬生意，我们在后边屋里谈天，看小说。一到晚上，大门关了之后，我们便热闹了。我和妹妹都在餐厅里玩，电灯很亮。我们吃晚饭，听无线电；我们谈着张学良，谈着在洛阳的蒋介石，谈这个指畿缓织。
着甘肃去的红军。外国人也和我们讲西班牙的战争，他用极简单的文字和我谈话，我们还能领悟。我们谈哥德、雪莱、缪塞，谈德国、法国的人情风俗。我以为外国人不论干什么行业，大都有一些文学修养，不会让人笑话他们连托尔斯泰也不知道。
“希特勒”因我喂它，对我很有好感，它跑到我屋子里，但我不准它把鼻子靠近来，它远远望着我。我一人坐在饭厅的沙发上或是屋外石阶上看书的时候，我觉得它的眼睛好像格外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