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西安是十一月一号。我在西关一家小店里等汽车，小妹妹没有一道走，却换了两个女伴，同道的一共七个人。汽车第一天住在耀县，第二天住在洛川，我们都不出门。在洛川大休息一天，等着护送的人，听说是第×师第X团的连长，他带十几个人来接。而且听说要骑马，有一百多里路，并不好走。但我们认为这些都不会成为问题。
我把头发剪短了，大家都穿上灰布军装。晚上我和一个女伴练习骑马的方法。我们牢记那些要领，在炕上跳上跳下地练习。我们不愿让人知道我们不会骑马，我们怕人笑话说：“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们到外边院坪上，冷风刮面很厉害，下弦月照着院子里的几匹马和驴子。大家从屋里往外搬东西，都闷着声不说话。
我没看清连长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带领这队人马去叫开城门。我们各自牵一匹马，鱼贯地、无声地向外走。城外是一大片高原。一出城门，连长就飞身上马，我赶紧往马背上跳，刚刚把脚套进马镫，还来不及去想头天晚上新学来的那套要领、方法，马便随着前头的马飞跑起来。我心里只转着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不能掉下来，我不准自己在友军面前丢脸。我一点也不感觉劈面吹来的冷风，也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我只浑身使劲，揪住马鞍，勒紧缰绳，希望前边的马停一会也好，因为我想我骑马的方法不对，我要换一个姿势。
马跑了一阵才歇下来。下山时，我牵着马在那陡峭的山路上走，就像走在棉花上，感到我的腿不会站直似的。
这么走了一天，冬天的黄昏来得快，我焦急地盼望着宿营地。我们住的那庄子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记得驻了很多兵。晚上有一个团长样子的人来看我们，他是听说有女兵才来的。同来的人让我冒充红军军官的老婆，我同意了。那团长觉得奇怪，他问我知不知道那里很苦。
躺在床上时，我以为我已经瘫了，两条腿全无知觉。
我们的游击队
又是天不明就动身，一连兵护送我们，我们走在他们中间。在不明的月光中绕过两个村庄，他们告诉我这两个村庄都有保甲。到第三个村庄时，天也亮了，穿过村中，我们都存有一点戒心。村里有很多穿便衣的团丁放哨，都是全副武装，头扎包头巾。我知道这是地主养着的敢死队，他们比国民党的正规军队还厉害。这些站在路邑的粗壮汉子，斜着眼望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一连兵力护送，他们也许要和我们干起来的。我看他们大都是受苦的农民，但他们却让地主们养着打他们的兄弟，我觉得很难受。
又走了二十里，护送我们的队伍在山头停下来，要我们自己走下沟去，沟底下有接待我们的人。这一段路程大约有四里路。我们还只走一半，却听见枪响了。带路的人告诉我们，这是边境，这一带常有冲突。于是我们都加快脚步。带路的人老说那些保安团丁真讨厌。
沟底下树林里有几个穿灰衣的人影，大家就跑起来。我大声叫着：“那是红军！”
当红军向我敬礼的时候，我太激动了。我的心早就推崇着他们，他们把血与肉献给革命，他们是民族的、劳动者的战士，我心里想，只有我应该向他们敬礼，我怎能接受他们的敬礼呢？
他们穿着单衣，都很精神。带路的人告诉我，他们是红军的游击队，红军都开到前线去了。
保安
骑着小毛驴，一行七个人，加上民工大约十来个人，翻山越岭走顺A九天之后，快要到“京城”了。这是下午，我们在一个树林里看见有一匹马飞跑出来，走近我们身边。他问我们是否从白区来的？有认识的说他是医院的院长，新近同一个被誉为陕北之花的姑娘结了婚。越过树林，山边上又遇见几个过路的，大声地喊着：“同志！你们是白区来的吗？”我心里想，一定是快到了，看这气氛完全不同。他们好像谁与谁都是自己人，都有关系。
转过一个山嘴，看到有好似村庄的一块地方，不像有什么人烟。但是一走近来，情形却完全不同。有好几处球场，球场上很热闹，人人都跑来看我们，问我们，我觉得自己才换不久的灰衣真难看，他们（所看见的人都如此）都穿着新的黑色假直贡呢的列宁装，衣领上钉两条短的红带，帽上缀一个红五星。我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却不料有这样漂亮。我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总之，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这里什么都没有卖的，只有几家老百姓。这里的房子全毁了，是那些逃走的地主们放火烧的。除了一两家之外，所有机关都住在靠东山上的窑洞里。一排窑洞约莫有半里长，军委、边区政府、党中央各部全住在这里，全中国革命的人民领袖全住在这里。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就掌握在这小山上，也许有人说这太夸大了，但在一定的时间内的确是对的。
河西途中
大营房的院子里，层层密密围了许多穿军装的青年，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着欢笑的光彩闪耀。他们谈笑着，议论着。在当中，一部分是装束整齐，绑带贴实地紧裹在腿上，草鞋踏在脚底，各色背包背在背上，红光满面的脸，说明着他们气饱力足。一副出征英雄的伟姿，早把另一部分送行人们的心，鼓动成高兴与激昂，忘了世俗的离别的悲哀。
七个驮着行李的小驴子在前头一摇一摆的移着脚步，鲜红的团旗在队列前头迎风招展。陕北公学的同学列着队，预先赶到路中。当太阳从山腰探出脸来的时候，静穆的晨空中，被“欢送战地服务团上前线”、“争取抗战胜利”……的邑号声，雄壮的歌声所充满。这样_直延展到土围子边，辽阔的草地上映着排列的拖长着的人影，歌声响到被太阳晒着的岩石上，飘到不倦地汩汩响着的延水上，天地似乎也在飞跃，跟着上百成千喉咙，跟着上百成千跳荡的心。风跟着人跑，刮着前边的红旗刷刷直叫。
送了一程又一程，西战团的队伍停住了，向后转喊着话，答谢他们的欢送。在响震天地的热烈口号声中，结束了这个雄壮的场面。
我们唱着走着，过了川邑，不知不觉地便到了预定的宿营地——四十里铺了。团员们卸了装，马上便分散到各窑洞里去调查当地情形和向他们宣传。这样的村庄是在陕北任何地带都可见到的，二十来家，安居乐业，但对日本鬼，他们无论妇孺，都表示深恨入骨。有贫农会，会长即是农民，穿着破烂的布衣，戴旧草帽，由山里赶来为我们预备一切。和他们畅谈时事，满口术语，真像一个大知识分子。
从他口中，我们知道这地方的民情也和别的落后乡村一般，迷信很深。妇人缠足，八路军来后，渐渐的破除了。而且办了小学学生二十多人，占全村儿童百分之六十以上，女生有三分之一；妇人参加识字班，过去的童养媳及买卖婚姻现在减少了。以往收成不好，今年雨水多，加上地方当局对春耕的帮助和指导，开荒不少生活已经大大地得到改善。
第二天宿甘谷驿时，我们找到了乡长，和他谈起来，他在一九三五年参加地方武装，当过分队长，他老婆也参加识字班，儿子参加少先队。这里乡政府是由乡长，土地部，粮食部组成。此外的组织有贫农团，劳动互助社，识字班，妇女会，互济会，救国会等。贫农团现有团员七十一人，分十班，团长书记各一人。自建苏维埃后，地方文化已改进很多，文盲减少，废除买卖婚姻，只需乡政府许可，一人介绍便可登记结婚。
夜间下了一夜雨，次日清晨仍然连绵不停，急于要走的心情，被雨丝绊住了。在羁留中，重新决定我们的工作：上午通讯股埋头整理稿子，创作小调、杂技，教歌，下午准备开音乐会。一个原来非常漂亮的教堂，那台子已经倒塌了，但“无坚不克”是我们的作风，几十个人动手，面对着这样的问题，自然是迎刃而解了。嘿呀嗨呀的，泥土木板，在几十个年轻人的肩上，腕上，跳到破毁的台子上，马上修理得很整齐。
雨住了，天还阴阴地。门口及门外的漫画，吸引来了黑压压的民众。红色的布幕，鲜明地挂在当中，我们还拔来一丛丛的蓝色雏菊，红的淡黄的野花，把礼堂装点的十分优美，自然地飘出了一种庄严的空气。在团员的欢迎中，来宾们陆续到了，有整着队的警卫连保安队，儿童团，他们和延安的一样保持着良好的纪律，依着前台主任的指挥，找到他们的地位坐下。零散的民众们，便到处充塞着。开始了，只有在边区才能有的尽情的热情的歌声又轰然响起来。夹在当中的是由一个个亲热欢欣的脸所发出的欢呼声，叫好声。
因为群众表示得过于欢欣与热烈，我们在预定的节目之外，又加了一个《打倒在顺本升平舞》，从台上舞到人群，再舞到院中，群众仍旧像磁石上的铁砂样的不散，跟着又进行了演讲，又加演一个群众剧。看看天色将晚，成千的群众，才依依地转向他们有的是十来里冒雨而来的归程。
晚饭后，我们带着白天留下的兴奋，席地坐下，从容地开我们的演讲会。题目为《怎样争取抗战的胜利》，假设对象是一个极大的市民大会。每班推二人为演讲员，奚如和我以及天虚同志担任评判，结果非常好，各团员均能充分地发挥意见。
甘谷驿的两天驻留，使大家又怨恨又焦急。早晨不待值星班长的哨音，大家就由水泥地上翻身起来，但因为有几个同学身体不舒服，决定只走三十里宿营，——因如再过去是一上一下四十里的大山——大家心中有些悒郁。
欢歌着走出了东城，张发组的同志在岩石上和墓碑上横扫直划地涂着斗大的标语，不知不觉来到黑家铺。行李搬到宿营处后，各处散播着不够劲的埋怨空气，但因为是决定了的，各人仍兴奋着来进行今天的工作。
命令像阵风，很快地由各班长传来：“吃过午饭再动身，赶到延长宿营。”大伙儿欢跃起来，一阵热烈地呼叫“拥护新计划！”
吃饭前，各团员仍去和民众谈话，教小学生唱歌，几十分钟，小孩子们便学会了几个小调，得意愉快地唱着。
快一点钟了，离开黑家铺，走不上几里便是高山，这是我们出发以来第一座大山。队伍本来是很有次序地走着，让迎面来的一群隆背骆驼一冲，过惯山地生活的，便趁机大显身手，直冲向前，走路经验少的便落了队，以致连杂务人员还不到六十人的队伍，拖长到七八里。几次叫喊停住，前面的只是无羁的野马似的往前直冲，直到把山翻完了，冲到山脚下才坐下等待着，等了半点来钟，后面才陆续来着骡子。大家都说，这样是不行的。如果中途发生意外，怎能顾及。我们反对这种脱离群众的先锋主义。于是前头跑的同志们，才在微笑中点头，算是默认错误吧。
沿途是以唱歌来加足马力的，一个冲锋上了二十里下了二十里的山，完成了任务。当远远的油井上边的建筑物落人我们眼里时，知道是到延长了。
进了城，由街上穿过，响亮的嗓子唱起歌来了，大街上的居民都跑出门来看这伙有的戴着眼镜，有的拿着洋琴的怪兵。
宿处是师范学校，边区四老之一的徐特立老先生来招呼我们。他鹤发童颜，神采不改当日，带着我们找房子，指导勤务打扫，殷殷地用不大关风的口语和我们谈讲着。
次日的街上张满了城隍庙演剧布告，我们由经验中晓得，几张布告生不出多少力量，又把我们号召群众的宝贝——《打倒日本升平舞》拿出来了，这原来是群众的东西，群众一个一个着魔似的，跟着我们到了城隍庙，把戏台上的一块空地塞得水泄不通。
比过去多了一个节目是拉洋片。这一节目使千来个脸孔的肌肉都跟着演员的声调表情而颤动。笑出眼泪来的也有，哭出眼泪来的也有。
延长这地方是有名的石油产地。有一个石油厂创办于光绪年间，至今约三十余年历史，中间曾经外人主持。民国后收归国营，最多时每日可收油万多磅，但后来日渐枯竭。二十四年南京中央拨款开凿数十井，亦无所出，至今所出更少，乃技术关系也。
在政治上，延长是“统一战线区”，与延安同样，属南京中央所管辖，但其所派县长，在行政上并无多大事故，民众武装力量，大过军队七八倍，“边区政府所派的县政府”所辖各区抗日自卫军有一千三百多人，不久前破获一个汉奸机关，是一家书铺，捕获汉奸四个，是山西日本特务机关派来调查此地工作的。
头一天公演，次日出发时，商会，师校送来了许多慰劳品。团员们每一次享受慰劳，分外高兴。在热烈雄壮的欢送声中，我们和延长，和延长亲爱的民众，同学，同志们分别。徐特立老同志，挂着泪又带着笑容，特别送我们不少路。依然由延水伴着我们跑。延水的潺潺的流动声和我们的歌声合着拍子，走到张家滩宿下营来，各人跑到山涧中去洗澡，涤除几日来的汗垢和劳累。次日，天方明，如往日一样的整装出发，所经过的地方，人家很少，沿途都种植着糜子和枣子。有时碰到热情的老农夫，摘了许多又红又大的红枣到路口送给我们。
由延安出发后，特别是到了延长，人人心中都浮出一个鲜明的愿望，早日与这延水告别，与雄伟的黄河见面。不单为着欣赏黄河的雄伟气势，还有别的让我们潜放在心里的史迹。
现在已经离黄河只有百多里，而这百多里路程，又在我们的脚下缩短着。我们仍旧在山间小道上，蜿蜒而行，翻过几个山又到了更高峰顶，黄河岸边的山路，真是有些吓人，走不尽似的，但第二天我们在最高的山顶上看见黄河了，也看见了对河的高山，那些更高的层叠的山峰。这天是九月三十日，过河是十月一日。
1937年10月
冀村之夜
一九三七年的一个冬夜，在太谷县热闹的礼堂里开完了晚会走到街上，恐怖的空气便又袭击到身上来。战地动员委员会工作的同志，拿不定主意。老百姓急速地上紧了门板，黑暗的街上络绎不断的骡马，退下来的队伍无声地向南急走。打听不到什么消息。我们在黑暗中回到宿处去。十里路的大道上，没有断过队伍，急慌慌过去了一群多的，又来了零落的小队。大家。的里全明白，前线的战局一定不好，不说话，我们等着消息，不怕。
第二天十一点钟光景，消息来了，派到太原去向周副主席请示的克寒同志回来了。他急忙地打开了记事簿，慎重地念着：
第一，立刻离开太谷。丁玲带领能跑路的向东走，奔和顺县、辽县找一百二十九师，奚如同志带领体力弱些的奔汾阳，找总政治部，立刻动身；
第二，途中不许耽搁，以速取联络为是；
“第三，丁玲此去，不知如何，可与游击队一道走，好有照应。”
克寒来不及说别的话，便背起衣包进太谷城，赶赴临汾的汽车。这消息坏得很，因为太原、榆次都危在旦夕。也许有人一的中惶急，但大部分人听说向东去，向火线上去，战争的气息临近了，又微微感到快乐的不安。
河两徐由
下午一点，西北战地服务团分成了大、小两个队，一个向东一个向西。也没有时间给我们难受，互相扬了一扬帽子，队伍便前进了。
我们这伙有三十三个工作人员和十二个事务人员。小驴子归了我们，另一队去汾阳是大道，有车可通。
按照地图一个村一个村走去。到太原后一向行军都在夜晚，也从没有唱过歌；这次是下午，这些不知愁的青年同志们又唱起来了。经过一个大村子时，还向村中寥寥的几个乡民打了一段莲花落。山西这里的尺寸大，看看太阳已偏西，宿营地范村还在远远的烟雾里。
这晚却没有住在范村，在离范村七里的冀村扎了营。
到××游击队的住处去，院子里挤满了人，在弄晚饭吃。房里也是人穿来穿去，情况仿佛很严重。
“我们有两个办法……”类似军师的西垣先生，用指头在桌上划着，正司令和副司令两个魁梧的汉子坐在旁边静静地听，后边围了几层人。
“消极的……积极的……”
看得出他们只在告诉我，并非征求我的意见，并且也看得出这已非他一个人的意见了。
原来范村驻的一连杂牌军的溃兵，企图抢掠百姓。××游击队打前站的已经到达了那里，把这消息传送了来，因此他们便商量如何处置这事。
我极端不赞成那所谓积极的办法，我也认为消极的不全够。我赞成一面写信去劝导他们，一方面我们要自卫，但我绝对相信他们不敢来惊扰我们的。
表面上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实际卜兽采取积杷的抓洪柏不农易。我们一共只有八九杆短枪，西战团是三杆，游击队约有五六杆。我们是四十几个人，五六个有作战经验的，游击队虽说有我们两倍的数目，可是只有司令等几个人是做过军官的。
大部分的同志已经睡了，我便不打扰他们。可是多糟糕的房子，连一个后门也没有。管理员本是一个老革命，长征过来的。他垂着头告诉我实在找不到别的房子。院子里的墙并不高，墙外的院子邻近大街。几个力大胆大的同志和几个有作战经验的团员分担了今晚的警戒，一个钟头换一次班，三个人一班。
没有风，但仍是非常冷，漆黑的夜晚，远处时时传来狗叫。
几个女同志没有睡，也许是这新消息有点使人兴奋吧。因为她们同我住在一间房子里，知道一部分事情。
当我们正在说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枪托顿在地上，同时有一个粗暴的声音：“进去！”
那位西垣先生拿着杆步枪，押着一个穿便衣的进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请审问一下。”便急步地又踅身出去了。
留下了一位陌生的兵士在房子里，这位兵士真不愧是个老油子，穿着一件灰呢长袍，漂亮的缎子裤，邑袋里钱很多，里面军衣的符号注明是一个班长，很会说一套军士职责保卫国土的大道理，然而一望而知他是打劫了老百姓来的，他不会只是班长。
原来是游击队的人在村口上把连长劫下来了。
连长随着他的队伍，在抢掠了范村半条街三十家铺子以后，便向南走来。埋伏在冀村门楼边的十几个游击队员，无声地放过了大队，但在后边马上坐的连长，离大队有十来丈，一下便被劫下来了。
连长一点也不明白这里的情况，只以为这里是八路军，一方面怕，一方面倒又放心。
游击队安顿了连长，便派人到村外边，把停在那里等待连长的队伍叫了回来。这队伍回来，就歇在临近我们大门的街在：上鼓噪着要见他们的连长。
游击队把夺下来的六枝长枪，以及连长身上的短枪，配合老百姓在那边街邑上布置好了，那是通到村外去的一条小路。于是他们来同我商量，简单地告诉了一点情形，主要是希望我能派几个同志发句右顺在在群兵士谈话，做点政治宣传工作。他告诉我那些兵士们已经解决了。
我非常反对解决他们。我一方面要求不要这么办，一方面就派了六个同志去做工作。应该安他们的心，告诉他们一定送还他们的枪，送他们回去，一道去打日本。这六个同志当中有两个是女的，因为我们这里的工作，向来是不分性别的。
这六个同志走到兵士们面前，才知道他们都还握紧了枪呢。但我们的同志是不懂得惧怕的，便上前向他们解释。士兵们却吼着：
“既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那就快些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好让我们走。”
这时有个兵士到游击队住的屋子里去了，他背的一挺轻机关枪没有缴下来，同时他身上还有手榴弹。他一见连长就说：
“走吧！于起来算了。”立刻他要掀手榴弹的盖。
“砰”的一声，那举起的右手便垂下来了。殷红的血顺手流出来，但立刻把落在地上的手榴弹捡到左手。接着两声枪响，这个高大的汉子便像只狗似地躺在门边地上，再也不说一句话。
这几声枪响骚乱了外边的弟兄们，加啦加啦地上着刺刀，嘈乱地喊着：
“缴枪么？想解决我们么？那不成！”
“连长一定被他们打死了，弟兄们干吧！”
“哼！还说大家一家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哄谁呀……”我们的六个同志退到街边上尽力地大喊着，他们想压平这骤来的暴乱。
“同志们，看我！”苏醒痴跳在他们面前，大张开一件破羊皮大衣，用在舞台上表演相声时常用的清脆的声音喊道：“有没有武器？再看，我的同伴们，不都是空着两只手吗？要是想解决你们，我们连一枝手枪也没有还敢来么？如果你们不相信，尽管开枪打吧，我决不逃走。来呀！”
兵士们安静些了，但要求马上释放他们的连长。
这时连长出现了。连长对他们演说，下命令要他们缴枪；他们立刻缴了，虽然都不愿意，很多枪都拔去了枪栓。因为他们下午就听说冀村驻了八路军的一个司令部，和一个“团”，自然这司令部的内容，以及“团”的内容他们是不明白的。
这些人便被关在一问房子里。
六个同志回来后，我才知道一部分情形，我们都反对这种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处置。司令和西垣先生被请到我的房里，我们提议交还枪，办法是派人到太谷县第X军办事处，要他们来领枪领人；因为士兵们犯了军纪，所以留在此地劝劝他们。或是把人枪都交给冀村的村长及离冀村五里路的动员委员会。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意见立刻便被采纳，我心里打算这么弥补一下大约是比较妥当的，于是留下三个守卫的同志便睡下了。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钟头，起来看见李唯同志还没有睡，我便要他再去打听信息。他回来得很快，告诉我说就游击队已在准备出发了，要我们也快些，准三点钟出发。我问“人呢？”说还关在屋里。“如何打发呢？”说每人发了二元钱。事实很明显不能挽回了。原来当面答应的话是哄人的，但我们却还不能不同着一道走。夜静得很，人和大车在平原上急速地无声地走去。偶尔有几个手电筒的光划过空间，落在草地上。北斗星斜横在后边，送着我们。也许有人感到胜利的欢快，但使人不愉快的是留在冀村那间房子里的寂寞的歌声。
范村有些老百姓送饼来吃，因为听说那些抢劫了他们的人们被我们收拾了，他们说应该表示一些感谢。这范村虽说修建得很美观，却仍是荒芜的。
第二天大家互相见面时，都无话可说。战地服务团的一大半同志听说了昨夜的事，除感到惊讶以外，也是满肚子不舒服，大家同着走了三天就分手了。听说后来他们曾打电话给第X×军军长解释了一番。算是平安无事。
1937年冬
孩子们
洪洞城里的特色，至少在这时的特色，满街是灰色的人群。那些兵没有事做，满街溜达，房子少，饭也摆在街上吃。老百姓逃了十之八九，剩几个老头在街上卖东西。我们一到，同牺盟会和县政府接了头，主要的工作是维持军风纪和争取老百姓回城。第一天全体工作，一齐向军队出发，上至总指挥，下至士兵马侠。工作非常容易做，因为士兵全闲着，远远看去，街上这里围了一大团人，那里围了一大团人，有的看我们画壁画，有的在听我们教唱歌，也有看唱花鼓的，也有听演讲的。接着这些人都跟着到我们驻地来了，翻着救亡室的东西，翻画报，玩棋子，找我们同志聊天。晚上参加我们的晚会了，规规矩矩，关帝庙里挤满了人头，大树桠上挂着的是人，屋背上蹲着的是人，但秩序都非常好。观众们十分之八是国民党的兵士，我们利用这个时候教会了他们两个歌。夜晚十二点还不放我们回家，大家喊着要听讲话。第二天的工作便转了向，是对老百姓做工作了，晚上的晚会，老百姓就占了百分之六十。城里老百姓加多了，可是老百姓都把小孩子送来了。有的太小，大姑娘也要参加战地服务，限于我们生活环境的条件，只好送他们出去，如同送回那些要求来参加的士兵一样，可是却留下了一部分小孩，我们拟增加一个儿童队。仔细一问，这群小孩都是颇有一番来历的，现在稍稍写在后边。
冀村之夜
第二天的上午，院子里忽然增加了一个小孩，他一看见我便举手行了一个礼。接着程远明向我介绍，说这是他的新朋友，适才在街上认识的。原来程远明在街上教唱歌，他们站在底下学，他学得最快，马上就被程远明请做小先生，两人谈得很好，他就跟着到我们这里了。他的意思是要参加服务团工作，程远明也希望我能答应。他实在长得漂亮，又活泼，是一个五年级的学生。我想他是有些恨我的，因为我反问了他：“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么？”他一声没有答应。
下午，他找了一个牺盟会的同志为他说情，他的父母住在离城六十里的地方。牺盟会的同志告诉我：“你不带他走，他也会逃走的，已经逃了两回了。他父亲就没有办法把他弄回来。你们还是收容了他吧。”
但我的意见仍是要去征得一下他的家庭或是亲族的同意。然而小孩却不肯走了。他就住在宣传股程远明那里，他顽皮地说，你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详细地打听了半天，知道他是模范小学的学生。学校已经停课了，我们找到了一个教员。那教员是受了他父母之托的，很热心地述说了关于他的许多往事，他的结论是：“这孩子是留不住的，他日日夜夜要打日本，可怜他父亲几次进城来，母亲一在夜在家里哭，他一看见八路军就要跑去当兵。他们也不企望留住他了，只要有个出处，我看还是请收留他吧，他到了你这里，我也好告诉他父母放心，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叫张百顺，十三岁，后来做顺考童队的队长。与他相仿佛的是张如亭，十二岁，他的父亲亲自带着他追赶着我们，走了七十里路才送到。在清油灯底下，看得见这小孩有两颗大眼睛，不大说话。他的父亲诉说着：“现在的世界不同了，这孩子一点感情都没有，家里谁不心疼他呢，可是前年他就跑过一次，要去当红军，我们吓死了，把他关了两天。去年他又不知怎么偷了五块钱，搭火车到西安去，幸好在在临汾就碰到了他舅舅，才把他押了回来。他说要到西安做童子军。昨天不知听谁说，又偷着往你们这儿逃。我本来想再关他几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你们这里的一些好处，我心一横，心想还不如放在这里我还放心些，我只希望您好好教导他，常常有信息回来就成了。”
孩子们
“你是这么顽皮的么？”我一边抚着他，一边却对于他的勇敢、坚决、追求光明的精神，起着很大的崇敬。我安慰着他父亲说：“包管在我们这里打也打不跑的，要他一个月至少写封信回家。你尽管放心，你看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好。明天我们还不走，你就住两天吧。”
这孩子才十二岁，能够在墙上写标语。温和得很，看不出是那么一个顽强的孩子。
其他一个就是李强林。这孩子最使我们没办法，他也是他的父亲送来的。可是临走时父亲变了卦，我们就让他带回去，孩子却跳起来哭。父亲是个乡下老头儿，也坐在那里哭起来了。我们劝父亲，说道理给他听，他点着头，但却硬不起心肠走；我们劝孩子，孩子什么都不听，宁死也不肯回去。好好歹歹父亲哭着回去了，我们答应他过几天来看儿子。过几天他又来了，住在我们事务人员处，哭。他弟兄三个就这一个宝贝，他不忍强迫把儿子捉回去，怕捉回去了儿子哭。这老头诉诉说说、哭哭啼啼，弄得事务人员都来替他说话了；可是无论如何说不动儿子的心。李强林撅着嘴只有一句话，如若将来被一在本人杀死，不如现在死。自然是小孩的话有道理。他又倔强，我们也没有办法，老头子才又回去。这一回去就没来；后来临汾紧急时，我们准备到运城去，在临汾车站上忽然遇到了这老头儿，他特别赶来送儿子的。他含着眼泪说：“你是对的，你好好的去吧！我老了，东洋人来了我就到山上去，没有什么用了，将来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看看吧，你要知道你祖父就只你这一个孙子，传宗接代，祖宗烟火全靠着你啦……”
这些个儿童几乎都有一段奋斗历史，他们是聪明的，有能力的，坚决的，自从他们来后，固然我们增加了许多麻烦，可是也增加了很多兴趣。
关于自卫队感言
从临汾的刘村回到高公村去。我和塞克等打前站，先还是几个人同走，后来就只剩我们两人了。塞克有一个习惯，行军时非常注意那些突起的土山，和千姿万态的那些光杆树，总是喷啧的称道不已。我呢，我非常喜欢走路。因为平常总有一些杂事，或是读书；但只要一行军，脑中便另有天下，一任思绪驰骋。譬如看见一个骑在骡背上的女人，我便考察她的年龄，衣服的颜色，估计她家庭的经济情况，她到什么地方去，有什么事将要发生，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塞克有意见便告诉我，我也把我想的告诉他。所以我们一路走来，都不感觉疲乏。下午快到目的地时，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一群老百姓，他们人人手里拿一杆梭镖，兴致冲冲的走过去。其中有两个人似乎认识我，回头望着。我就喊：“老乡，大大大大右谁去？”他用孩子般的神气，高声答道：“回万安镇去。刚才开了会来，我们是动员委员会的。丁玲同志，你们这一向在哪儿？”他有按捺不住的快乐。我们分路了。他们唱起歌来了，那歌声从塞克的艺术观点听来，是不能入耳的。但他仍很喜欢他们。
我们搬到洪洞万安镇之后，自卫队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检阅。我们西战团派代表参加。周围几十个村的自卫队都到了。在寒风下他们操练了一上午，自然不会太好，可是老百姓组织起来了的力量真使人感动呵！下午又给他们发了奖品，我们的通讯股赶忙替他们发新闻。
离万安不远的几个村，我们也去调查过。很多农民自卫队是自发组织起来的。他们反对大斗，反对苛捐杂税而成立了农民协会。现在抗战时期，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原则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主捐钱给自卫队。
记得刚过黄河到山西的时候，我们对那时山西刚刚组织起来的自卫队、决死队等很重视。我们党主张发动群众，全民抗战，争取胜利。这一正确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但有个别的村落，动员工作不仔细，宣传解释不深人，有的自卫队白天村里开了欢送会，夜晚又偷着回家来。做工作的青年，老问我们，老百姓不肯起来怎么办。
半年之后，山西不少地方沦陷了，人民受尽了荼毒之苦。在火线底下，在失去的土地上，在敌人的后方，山西的老百姓以自己的力量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在这里，在我们周围，我们看见他们也组织起来了，开始武装起来了。他们是无所畏惧的，将同他们的土地一同等着敌人来，来消灭他们。常常一看到了这些纯朴的自卫队员们就更增加了抗战必胜的信念。想想他们的过去，他们真是伟大的！
1937年冬
说欢迎
中国人欢迎外国人的会，很早就有过的，而且很多次数了。从前是排着队，举着旗子到码头上去，到车站上去。现在因为中国的交通工具已经进步，有一个欧亚航空公司，于是就改为到飞机场去，据说情形是更为热烈隆重的，过去的那些欢迎会，迎外国人，看外国人，嘘外国人，总是热闹不几天，甚至等不到预定的时间，事情就渐渐忘下去了。外国人到了中国，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从早到晚，都是茶会饭会，听演讲，再么，游览名胜。但他要搜集材料，是难有办法得到很多，而我们提供的材料也少有计划的具体归纳，材料就如同中国的矿源，始终仍藏在原来的地方。于是他们便把那一点点印象带了回去，我想那些外国人将也很快就把这点印象淡忘了吧。
这次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到中国的目的和意义，他们自己说得很清楚，是带来了国际间对我们的同情，并且要把日本的暴行和中国抗战的情形，尤其是在抗战中青年的活动情况带回去，以便争取更大的援助。他们不但是我们的同情者，他们本身也就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所以他们和我们的关系不是客人和主人，而是亲兄弟，我们要诚恳地帮助他们。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应该多多从工作上来表示我们的欢迎，尽管其它的招待差一点；自然最好是面面俱到。但如果是吃的方面，或是住的方面等等偶尔马虎一点，我想这几位不辞跋涉，不远万里而来的青年们是不会挂怀的。他们回去了之后，可以忘记了我们个人，忘记了中国山川的颜色，但他们这次来华带回去的是一个真真刻苦团结，有着青年气氛的中国，这个中国尽管河山破碎，尽管褴褛穷困，尽管路多荆棘，但放射在前面的却是幸福的曙光。那他们这次的来华于我们实在有重大的意义。但效果如何，且看我们这些欢迎者如何做而已。
1938年夏
开会之于鲁迅
人在感觉到不能说出自己的感情的时候，是愿意沉默的。我对于鲁迅先生的忆念便是如此。
很多人都抒写了他们对鲁迅先生的赞仰和爱，我是高兴的。从这之中我的感情常为一种说不清的愉悦而悸动，我体会到那个活在我心中的人，他是如何深入到别人的感情中。我只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写出一篇能帮助人了解鲁迅先生思想的文章，也就是要在我多多了解鲁迅先生之后来写，但现在却只能写一点关于鲁迅先生生平中的点滴。
记得那时我在左联，我们都是很爱他的，我们总不愿拿些噜噜苏苏的事去麻烦他，不愿随便占用他的时间，所以每当举行什么会议的时候，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说，“找不找老头子来呢？”我们总是考虑了一下，常不去找他。如果不是在会前，也必然在会后去告诉他一些情况，他也总给我们一些意见。有什么事必须要他办的，他从不推辞就办了。这时之所以不常找他开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的会议中，实在有许多琐琐碎碎的什么工作计划喽，工作检查喽，我们不愿意这些经常的琐碎麻烦他；那时我们在上海要开一个人数较多的会，实在不容易布置。但有些必要的会，那些我们认为最好有鲁迅先生参加的会，他总是到会的。虽然我们常常担心他不能按时到会，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睡得很迟的，但他从不迟到。在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很平和地，精神集中地听着。有时有些青年作家们常常爱发表一些大套的理论，仿佛这就是最重要的，最新的意见，语气当中又那么含着教训人的意味，说什么“你们这些老作家们……”，就是当这种时候，我也从没有看见鲁迅先生的任何一个表情上有什么不耐烦或不快。鲁迅先生在这些会议上说话是不多的，他总是听着，他也没有反驳过谁，说谁是大错特错；也没有批评过谁，说谁是“左”倾右倾。尽管有些人的意见是幼稚得可笑，但鲁迅先生结果总是说：“我们要做起来，我们要一点一点做起来，我们就照着这些意见切实地做吧！”开过了会，我们常常感到对他有些抱歉似的，对他说到种种难处，承认我们准备得不好，又解释着某种虽还幼稚，却是一个有希望的青年等等。鲁迅先生总是毫不介意地笑笑，接着他就同我们谈起那些应该如何具体去着手的工作了。
的确有些怕开会，尤其是比较有些文化、理论的人，怕去参加比他程度低、了解慢的群众的会。因为这种会上必然有许多幼稚的意见，有许多需要再三再四重复解释的问题，这常常会使人不耐烦。但鲁迅先生却从没有蔑视这种会议，蔑视别人的意见，他总是耐心倾听着，他抓着一点说几句简要的话，他执行着。到现在我回想起那时的我们，我们的发言，真是多幼稚啊！鲁迅先生却从没有摆出一副指导者的架子，用教训的邑吻来说话，他把他的被领导者看成同等人，而且是以恪守规则的样子来出现的。
1940年8月
“三八节”有感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地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诬蔑。）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二十五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听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个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地考虑到。而离婚的邑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惟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地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地去吃堕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不是听说法律上还在争论着离婚只须一方提出，或者必须双方同意的问题么？离婚大约多半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该女人受诅咒。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来说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对女同志们，尤其是在延安的女同志有些小小的企望；而且勉励着自己，勉励着友好。
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我不必说大家都懂得。而且，一定在今天会有人演说的：“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我只说作为一个阵线中的一员（无产阶级也好，抗战也好，妇女也好），每天所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饱满，才觉得能担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取。所以必须每天都作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读点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游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一种习惯，改正不作思索，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叫通过理性，这，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便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