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讽刺，一切在冠冕堂皇言词下的造谣诬陷我能忍受吗？我能反抗吗？我能辩护吗？我只有匐匍流涕，椎心泣血，低头认“罪”。我的一切都被毁灭了。我还能在儿女面前要求得到什么呢？他们太幼小了、太天真了。他们如果还相信妈妈，他们就太惨了，他们也会挨打的。他们如果不再相信妈妈，他们将更苦。他们不只要承受失去妈妈的痛苦，还要承受从妈妈那里得来的耻辱。他们抬不起头，怕人家看见他们想起他们可耻的妈妈。他们脸上好像打有金印，是谁谁的儿子。他们不敢见妈妈的熟人，也不敢见自己的熟人，他们变成最敏感的人，最柔弱的人，怕人家的恶脸，也怕人家的好脸；怕刺激，也怕同情。什么都是不幸，反正是一对可怜的儿女。
在任何时候，不管是在沉重的劳动中，或是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我都念念不忘他们，担心他们。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他们将怎样向组织交代，怎样向他们的朋友，他们未婚的爱人表明心迹……他们都是极憨直单纯的人，面对这样尖锐复杂严重的事态，他们将怎样生活下去？而这一切都是被爱他们的人连累的，是一个母亲加害于自己的儿女的。母亲不好受，但她毕竟是从几十年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人，在这边远的北大荒，即使亲人离散，但她是一个老党员，她相信历史，她不失去希望，她一定能熬过去。可是孩子们像刚出土的嫩苗，怎能经受住这样苦涩的风霜！一朵刚放苞的鲜花，怎能放在烈火上炙烤？我可以想出一千条理由命令自己好好活下去，可是对这一对无辜的孩子我却一丝一毫也不能帮助他们。这种压在心底、充塞血管的苦汁不断地折磨我，一分一秒也难得平静。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才能说得上是得到解脱呢？
天黑了，上下左右一片黑，天上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是不是天要变，明天又将下一场大雪？场部办公室里还有几点豆似的闪烁的灯光，我的双脚冻得站不住了，浑身也感到麻木了，我慢慢踱回院子，走进我的房间，打开电灯，走近火炉。炉火快灭了，我围着炉子打转，扔进一些木柴，加了一些煤块，火毕毕剥剥燃烧起来。屋里暖和多了，我感到身上又有了一股热气。我喝了一杯热开水，就走到小桌子边去读报。这是我每天生活秩序的一项，报纸每天傍晚来，有时我自己到场部收发室去取，有时打夜班的老王头顺便捎来。老王头是在Ⅱ顺考在人，跟着当连长的儿子转业来农场的。现在儿子换了地方，他一个孤老头子就留在这畜牧队当工人，干不了多少活，就打夜班。自从我搬到这四周全是鸡舍的院子后，夜晚他偶尔主动来看看我，不敢多坐，喝一杯开水，抽半支烟，说一两句话：“白天职工开小组会，有人说你好。”或者是：“队长在部队是营级干部，谈到你时他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或者又说：“指导员面前你要小心。”他并不要听我的回答，说几句就走了。我明知道这老头不坏，却不敢接近他。我不喜欢听小话，更不愿意连累人；不过他总三四天来转一次，像到鸡舍看窗户关好没有一样；今天的报纸就是他捎来的。
我翻报纸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封信！到北大荒后我很少收到来信，我们是被遗弃了的人，哪里会有人给我们来信？即使还有挂念我们的人，我们相信有几个人会为我们惋惜，只是他们怎么敢给我们写信呢？我们也曾暗赔企求哪天会从天外飞来一只鸿雁，让我们知道一点人世的消息，听到一曲短短的美丽的音乐。可是我们又希望谁也不要给我们来信，我们最怕听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熟人因我们而落到像我们一样的境地。这是最可怕的！因此我们虽然十分想念世界上曾经与我们有过关系的亲人、朋友，但我们不敢，不愿和他们再有什么联系。现在竟然收到一封来信，立刻像有千万个电子射向我脑子并且四散传播，挤撞。这是谁的来信7有什么样的消息？是祸、是福……说不清有多少个人的形象在眼前转动，有多少个声音在耳边响动。信封上的字迹使我马上明白了，这不是儿子的来信吗？是从遥远的列宁格勒寄来的呵！我还是七月问刚到这里时给他去过一封信，告诉他我们已经在北大荒安了家，我说了许多使人愉快的话、让人放心的话，我也说过相信他们、放心他们，反复叮嘱他们要听党的话，我还违心地告诉他，我确有错误。我心里多么想得到一封回信，让我知道他的情况，但我又担心他因此得祸，不希望他给我来信。他没有给我回信，我又高兴，又失望。怎么今天竞回信了？出了什么事吗？这是一个深情的孩子，有理智的年轻党员，但他能顶得住吗？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我急于要看来信，等不及撕开信封，急切地要知道落在我头上的到底是什么，我心跳，手颤，盼望这是我承受得了的。终于，我畏畏缩缩地展开信纸，一行行，一字字地读了下去。
呵！多好啊！开头写得多么平静。他一点不动感情。述说了他的生活照大日，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已经写完，老师同学都非常满意。他不久可以领到毕业文凭；但年底还不能回国，将去潜水舰艇实习几个月，计划明年夏天可以回来。他询问了我们的生活，希望我们在劳动改造中有收获，有进步……看到这里，心里滋生了许多说不清的滋味！后面的述说仍然是冷静的，他告诉我，近几个月来，受到一些同学的批评，也得到一些同学的同情。他经过仔细思考，决定在一个时期里不同我们发生任何关系和任何联系……这里没有更多地说明，没有任何解释，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感情。这种冷静使我怔住了。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会是最爱我的儿子此刻写给我的判决书吗？
我不能哭，我不敢哭。我小心谨慎地要保住我感情的堤坝，只要有一丝缝隙，水就会潜流进来。只要有一条细流，就会洪水奔涌，就会泛滥成灾，就能淹没一切，淹没我自己。我所有蓄积起来的，我们精心培育起来的，细心修补起来的，那道维持我活下来的，薄薄的堤坝是经不起再受冲击的。可是，我该怎样想，怎样办呢？我呆了。
我该死心了。我该支持他的理智的决定。我该鼓励他。但在支持他的里面，我自己将不能支持自己。我该为他的冷静处理感到高兴，他只能这样，他只是为了怕我动感情才克制住他的感情的。可是我将被他的冷静冻僵。儿子啊！你也许不会想到从此你妈妈将被送上绞架，送到天国、送到地狱、送到永远的黑暗中去。可是我反过来想，他可能从此得到解救、至少可以减刑，他还可能争取保持住自己学习的专业。这在他是至高无上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亲爱的儿子呵！你知道吗？妈妈已经软弱得不能再经受一丝风雨了，她的忍耐力和使自己坚持活下去的一点支柱是摇摇欲坠的。她现在更需要的是爱，是温暖，是了解，是信任，是剥掉强加在身上的那件耻辱的外衣，是挖去盖在罪犯脸上的金印，是要对未来重新确立信心，是要迎着暴风雨屹立在浪涛中的力量，是要坚定，是要坚强。可是，现在我能忍心说这封来信是对我又一次的致命打击吗？这能怪你吗？不能，不能！你是对的，你早就应该这样做。你只是过了很久，为了不使我伤心才等待着、等到这时才下的决心。你也是被害者。你的冷静只是为了使我冷静。我很理解儿子的处境、心情和为此而经历着的痛苦与折磨。
我呆呆坐在小桌旁的椅子上，不知过了多久，我发现老王头站在桌边，他茫然地望着我，又满屋搜索。半天，他才说：“出什么事了？我一直看见你屋里灯光不灭，唉！陈明不在家，要多照顾自己呵！”我仍然不能动，不能说，只是呆呆地。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向炉子里加了木柴，加了煤块。最后他扶我到床上，他为我关了电灯，退了出去。我的表老早就坏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只听见屋外风吼，天果然变了。
第二天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好心的小组长来看过我，问我是不是病了，要我休息。晚上，夜深了，我仍在昏迷中，听到门“呀”地响了一声，走进来一看，真真吓了我一跳，啊！修路工人又回来了。他俯下身子看我。我从来不是教徒，可是我想，是快乐的圣诞节日来临了。
一股凉气侵袭到我脸上，但全身却暖过来了。严严实实压在心底的热泪，涌满眼眶，忍不住流了下来。陈明说：“队上有人一早赶来看我，说老王头告诉他你病了。我立刻就请假赶回来了。你到底怎么了？你是一个坚强的人，你已经承受了一切，还准备着承受一切，我们在一起，我相信你。”他拭去我脸上的泪痕。飘浮在海洋中将要沉下去的我的身躯忽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托住了，我挣扎着，我不。在在了，我又得救了。我能达到彼岸，踏上新大陆。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短信寄到列宁格勒，说：“完全支持你，同意你的决定，你是对的；放心妈妈好了。”
下卷牛棚小品一造反派的威风我年轻的时候，不太懂事，好像有点孤高自傲，不大容易喜欢人，特别是对一些妄自尊大，飞扬浮躁的女人。除非她是非常聪明、非常漂亮、非常会做人的人，才会引起我给以注意或喜爱。我总是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这是一种很不好的脾气。以后年事稍长，阅世稍深，这脾气才逐渐改变。到后来就更改变而成为一种偏爱，凡看到年轻姑娘，就如看见新鲜美丽的花朵，总是爱着她们，爱亲近她们，爱关注她们；即使发现她们的缺点，能够理解，给以原谅，而且也忘记了自己的老和丑。虽然我已经不能再吸引她们，但还是可以和平相处，甚至也有人仍然欣喜接受我的爱抚。可是在十年动乱中，我才忽然感到怎么这样难于和她们接近。无论我怎样尽心竭力，也难于获得她们的丝毫同情。我曾和那么一群革命女将相处大半年，可算是朝夕与共，至今想来，仍觉得那种相处是多么的别扭啊！可是我至今还仍然想着她们，她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过什么生活？她们对社会有什么认识？对过去有什么看法？对现在抱什么态度？她们一定也变了，是怎么变的呢？变好了呢还是坏了呢？我很想她们。她们会想到我吗？
我第一次见到这群革命女将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八九月间。那时我在宝泉岭农场水利大楼的一间牛棚里已经住了快三个月，牛棚里还只关着我一个人，四个造反派的家属一在夜轮班看管我。她们对我都还算不错，常常问寒问暖，问我的家世，问我的遭遇。有时看见我吃得太少，打饭时，便给我买一个稍好的菜。她们的出发点可能是，这是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了。尽管有时因为照顾我她们遭到旁人的责问，但还没有引起太大的麻烦。这时我虽然很痛苦，思想受煎熬，但只要不搞突然袭击，来什么批斗，日子总还是可以挨得过去。一天我正坐在炕上。看放在炕桌上的一张旧报纸；报纸是陈明隔几天送一次来。屋子里很黑，窗户下层的两块玻璃都涂有墨水，只剩上边一块透进微弱的光亮。这时房门忽然砰的一声推开了，进来一群年轻人，我不敢抬头看她们（如果我抬头看看，她们就会嚷嚷，“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习惯地低着头无声地坐着，就听到好几个人齐声咆哮道：“你是什么东西！还坐在那里不动弹。”接着更多的声音乱嚷道：“还不快站起！跪下跪下！”而且有人扑近来，有的拉，有的推，有的动拳头，有的用脚踢。我就跪在炕边了。我来不及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接着拳脚像暴风雨般落到我的身上。我听见有人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打死一个少一个……”我实在又紧张、又麻木，一下醒悟不过来，不明白我又犯了什么大罪，该挨如此这般的暴打，我只得任她们打骂，任她们发泄。值班看守我的那两个家属也不知怎么一回事，被挤得站到一边去了，不敢保护我。我躬身弯腰缩头缩脑跪在炕边，任她们暴打了一阵。她们又翻了一下我看的报纸，把压在我枕下的几件换洗衣服抖落出来，扔在地上，好像我犯了滔天罪行，又像是得罪了她们，她们跑来痛痛愉快地找我出气，报复一番。然后一阵风、一股浪似地涌着挤出小门走了。
我慢慢站起来，收拾地上、炕上，然后又低着头就着微弱的亮光看报，好像任何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其实我浑身都像掉在火里。火烧火辣的，一颗心更冷了，也更麻木了。一个小头头，造反派指挥部的人跷着二郎腿坐在炕那头冷静地对看守我的家属解释道：“这是刚从北京来的学生。看她们的造反精神，她们真革命！”这次暴打留给我的腰眼疼痛，加重了我原来的腰痛病，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要犯。
北京的学生，我见过很多。“五四”时代的，“一二九”时代的，抗日战争时代的，这些都不说，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的我也见过不少。像我的好友罗兰同志的女儿宁宁，在北京大学学考古，谦逊有礼，她同我谈读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的感想，显得多么有思想，有修养。我也见过一些学科学的少男少女，他们孜孜不倦地在斗室里勤奋学习，力求上进。六三年底我请假到北京治病，两个大学生亲戚常来看我，我和他们互相都能接近，了解，融洽，很谈得来。六四年我们调到宝泉岭农场，遇到几个北京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属于社会青年，是在社会上曾经犯过一点大大小小错误的人，我们同这些年轻人也处得很好。因为我们尊重他们，他们过去犯的那些错误，算不了什么，他们都太年轻，他们都还有远大的未来。现在的环境对他们的未来将起重大的影响；我们尽可能去理解他们。我们本着自己对党的政策的理解，我们不冷淡他们，注意发现和重视他们的长处，有机会，有条件时还向领导建议，吸收他们参加工会组织的乌兰牧骑式的文艺小分队。他们在工作中都表现得很好，有很大的进步。现在我听说，他们中还有人留在县的文艺团里，成了台柱咧。“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批斗我们的时候，他们还有人无所顾虑地对我们表示公正，不给我们为难。而现在，同样是来自首都北京的这批革命小将却为什么这样盲目、横暴，初见面就不分缘由，给一个龙钟老人一顿暴打，来一个下马威？他们在首都受到革命造反的洗礼，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么以后又将怎样呢？我心中不免升起一阵忧虑。这忧虑并不是为我自己的胆小、痛苦，我只是想到这批年轻人的未来，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二“牛棚”窗后一九六八年九月底，农场的牛棚更加扩大了。水利大楼楼下一层的半边，走廊两旁的大小房间，都住满了从场部、生产队揪出来的“牛鬼蛇神”。陈明这时也进来了。他就住在和我邻近的一个大间里，共一条过道，进进出出总有我们碰面的机会。而且有时吃中饭，陈明还端着饭盒，借口送点咸菜、辣椒，跑到我这问小屋和我一块吃。后来不久，特别是北京军管会派人来漏夜审讯之后，就吩咐下来，严格禁止我们再往来。尽管彼此十分相思，但咫尺天涯，被无情隔离，不能会面。
清晨，尖锐的哨声从过道这头震响到那头，从过道里响彻到窗外的广场。这刺耳的声音划破了黑暗，蓝色的雾似的曙光悄悄走进了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显得更黄了。看守我的陶芸推开被子下了炕，匆匆走出了小屋，返身把门带紧，扣严了门上的搭袢。我仔细谛听，一阵低沉的嘈杂的脚步声，从我门外传来。我更注意了，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很轻很轻而往往是快速的脚步声，或者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和低声的甜蜜的招呼……“啊呀！他们在这过道的尽头拿什么呢？呵！他们是在拿笤帚，要大扫除，还要扫窗外的广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沉静的潭水，我的心跃动了。我急忙穿好衣服，在炕下来回走着。我在等陶芸，等她回来，也许能准许我出去扫地。即使只准我在大门内、楼梯边、走廊里打扫也好。呵！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不到广场上去，即使我会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而且……呵！多么奢侈的想望呵！当你们一群人扫完广场回来，而我仍在门廊之中，我们就可以互相睨望，互相凝视，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你会露出纯净而挚热的、旁人谁也看不出来的微笑。我也将像三十年前那样，从那充满了像朝阳一样新鲜的眼光中，得到无限的鼓舞，那种对未来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那种健康的乐观，无视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可是，现在我更是多么渴望这种无声的、充满了活力的支持。而这个支持，在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是比三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千百倍地重要呵！
没有希望了！陶芸没有回来。我灵机一动，猛然一跃，跳上了炕，我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一件从窗棂上悬挂着的旧制服，遮掩着我的面孔。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向四面搜索，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认辨。这儿，那儿，前边，窗下，一片，两片……我看见了，在清晨的，微微布满薄霜的广场上，在移动的人群中，在我窗户正中的远处，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在厚重的毛皮帽子下，露出来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我轻轻挪开一点窗口挂着的制服，一缕晨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注视着的那个影儿呵，举起了竹扎的大条帚，他看见我了。他迅速地大步大步地左右扫着身边的尘土，直奔了过来，昂着头，注视着窗里微露的熟识的面孔。他张着邑，好像要说什么，又好像在说什么。他，他多大胆呵！我的心急遽地跳着，赶忙把制服遮盖了起来，又挪开了一条大缝。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你是瘦了，老了，还是胖了的更红润了的脸庞。我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在跟踪他，有没有人发现了我……可是，忽然我听到我的门扣在响，陶芸要进来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但，真能这样吗？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这个幸福的秘密。否则，他们一定要把这上边一层的两块玻璃也涂上厚厚的石灰水，将使我同那明亮的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常常有鸦鹊栖息的浓密的树枝，和富有生气的、人来人往的外间世界，尤其是我可以享受到的缕缕无声的话语，无限深情的眼波，从此告别，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轻还快，一下就滑坐在炕头，好像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虽然已经穿上了衣服，却仍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她开门进来了，果然毫无感觉，只是说：“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于是一场虚惊过去了，而心仍旧怦怦怦地跳着。我不能再找寻那失去的影儿了。哨音又在呼啸，表示清晨的劳动已经过去。
他们又将回到他们的那间大屋，准备从事旁的劳动了。
这个玻璃窗后的冒险行为，还使我在一天三次集体打饭的行进中，来获得几秒钟的、一闪眼就过去的快乐。每次开饭，他们必定要集体排队，念念有词，鞠躬请罪，然后挨次从我的窗下走过，到大食堂打饭。打饭后，再排队挨次返回大“牛棚”。我每次在陶芸替我打饭走后（我是无权自己去打饭的，大约是怕我看见了谁，或者怕谁看见了我吧），就躲在窗后等待，而陶芸又必定同另外一伙看守走在他们队伍的后边。因此，他们来去，我都可以站在那个被制服遮住的窗后，悄悄将制服挪开，露出脸面，一瞬之后，再深藏在制服后边。这样，那个狡猾的陶芸和那群凶恶的所谓“造反战士”，始终也没能夺去我一天几次、每次几秒钟的神往的享受。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呵！
三 短简
陶芸原来对我还是有几分同情的。在批斗会上，在游斗或劳动时，她都曾用各种方式对我给予某些保护，还常常违反众意替我买点好菜饭，劝我多吃一些。我常常为她的这些好意所感动。可是自从打着军管会的招牌从北京来的几个人，对我在日夜夜审讯了一个月以后，陶芸对我就表现出一种深仇大恨，整天把我反锁在小屋子里严加看管，上厕所也紧紧跟着。她识不得几个字，却要把我写的片纸只字，翻来捡去，还叫我念给她听。后来，她索性把我写的一些纸张和一支圆珠笔都没收了，而且动不动就恶声相向，再也看不到她的好面孔了。
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屋子里除了她以外，甚至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能像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坐着，或者在小屋中踱步。这悠悠白天和耿耿长夜叫我如何挨得过？因此像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茅屋，一间坐落在家属区的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间曾被反复抄查几十次，甚至在那间屋里饱受凌辱、殴打，那曾经是我度过多少担心受怕的日日夜夜的小茅屋，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了一个辉煌的、使人留恋的小小天堂！尽管那时承受着狂风暴雨，但却是两个人呵！那是我们的家呵！是两个人默默守在那个小炕上，是两个人围着那张小炕桌就餐，是两个人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是两个人的手紧紧攥着、心紧紧连着，共同应付那些穷凶极恶的打砸抢分子的深夜光临……多么珍贵的黄昏与暗夜呵！我们彼此支持，彼此汲取力量，排解疑团，坚定信心，在困难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找活路。而现在，我离开了这一切，只有险恶侵入我寂寞的灵魂，死一样的孤独窒息着我仅有的一丝呼吸！什么时候我能再痛痛快快看到你满面春风的容颜？什么时候我能再听到你深沉有力的语言？现在我即使有冲天的双翅，也冲不出这紧关着的牢笼！即使有火热的希望，也无法拥抱一线阳光！我只能低吟着我们曾经爱唱的地下斗争中流传的一首诗：“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那火线上扑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扑来。凭它怎么样压迫，热血依然在沸腾……”
一天，我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一阵哨音呼啸，从我间壁的大屋子里涌出一群“牛鬼蛇神”，他们急速地朝大门走去。我暗暗抬头观望，只见一群背上钉着白布的人的背影，他们全不掉头看望，过道又很暗，因此我分不清究竟谁是谁，我没有找到我希望中的影子。可是，忽然，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轻到无以再轻地落到我的脚边。我本能地一下把它踏在脚下，心怦怦地跳了起来。多好的机会呵，陶芸不在。我赶忙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我来不及细想，急忙把它揣入怀里，踅进小屋，塞在铺盖底下。然后我安定地又去过道捅完了火炉，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其实，我那时的心啊，真像火烧一样，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底下烙着我，烤着我，表面的安宁，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啊呀！你怎么会想到，知道我这一时期的心情？你真大胆！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呵！我真高兴，我欢迎你大胆！什么狗屁王法，我们就要违反！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应该这样……”
不久，陶芸进来了。她板着脸，一言不发，满屋巡视一番，屋子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引起她丝毫的怀疑。她看见我一副疲倦的样子，吼道：“又头痛了？”我嗯了一声，她不再望我了，返身出去，扣上了门扣。我照旧躺着。屋子里静极了，窗子上边的那层玻璃，透进两片阳光，落在炕前那块灰色的泥地上。陶芸呵！你不必从那门上的小洞洞里窥视了，我不会让你看到什么的，我懂得你。当我确信无疑屋子里真真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才展开那个小纸团。那是一片花花绿绿的纸烟封皮。在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密密麻麻排着一群蚂蚁似的阵式，只有细看，才能认出字来！你也是在“牛棚”里，在众目睽睽下生活，你花了多大的心思呵！
上面写着：“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
这封短信里的心里话，几乎全是过去向我说过又说过的。可是我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还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力量。这是冒着大风险送来的！在现在的情况底下，还能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我一定要依照这些话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你放心吧。一只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我除了整天在这不明亮的斗室中冥思苦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有等着，等着……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炉子，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我的身边。
果然，我会有时在炉边发现一叶枯干了的苞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或者找到一个破火柴盒子。这些聪明的发明，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呵！这是我惟一的精神食粮，它代替了报纸，代替了书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希望。我要把它们留着，永远的留着，这是诗，是小说，是永远的纪念。我常常在准确地知道没有人监视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抚摸，收拾，拿出来低低地反复吟诵，或者就放在胸怀深处，让它像火一般贴在心上。下边就是这些千叮嘱、万叮嘱，千遍背诵、万遍回忆的诗句：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呵！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也好，可以少听到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搅，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黑夜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你的一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灭绝。挺起胸来，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我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我的胸间。它将伴着我走遍人间，走尽我的一生。可惜呵！那天，当我带上手铐的那天，当我脱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我这惟一的财产，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全被当作废纸而毁弃了。尽管我一再恳求，说这是我的“罪证”，务必留着，也没有用。别了，这些比珍宝还贵重的诗篇，这些同我一起受尽折磨的纸片，竞永远离开了我。但这些书简，却永远埋在我心间，留在我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