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初到密山
六月末的一天，凌晨四点钟，我到了密山。这是黑龙江省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县城，离兴凯湖不远，在未开发前，可能是只有十七八户人家和两三个留人小店的一个边境小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为着军事上的需要，也为着经济侵略的需要，在这里修建了大营房，组织开拓团，开发这一片不毛之地。但是遇到了当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他们没有搞好久。东北解放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北大营旧址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院。我的儿子蒋祖林在一九四七年冬天，就穿着从河北建屏领到的一套薄棉衣，和几个同学，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学校学了几个月。这个地方真正兴旺热闹起来却是近几年的事。建国以后，王震同志出任中央农垦部长，大批铁道兵部队的官兵，每年绵绵不断地涌人完达山脉，虎、饶地区，乌苏里江沿岸及兴凯湖畔，安营扎寨、屯垦戍边，大批长期鏖战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鸭绿江边、大同江畔的英雄健考顺在在，放下枪枝，拿起锄头，使这千里莽林荒原，迸发出青春的火光。在边境线上，几十个军垦农场兴建起来了。密山，便成了这些农场的指挥枢纽和后勤基地。城镇虽小，却充满了新生的气象。
东方升上来的太阳，照着我的身影。在密山，一个熟人也没有，我还只是孤身只影。车站很小，同所有的小车站也不一样。上下旅客不拥挤，也不会有来迎接我的人。但我看见这里人同人都是笑容满面，都是高兴地走过来互相说几句话，好像是老友重逢。开始，我不免有点担心：“该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吧？”但他们彼此之间也都是这样，看来，谁都不认识我。
怎么？是不是我脸上的“金印”淡下去了？是不是我的高帽子矮了？好像没有人想追究我是谁，只要是到这里来的，就都是农垦战士，各个农场都正需要大批的人手哩。他们一视同仁，把我当成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因为到得太早，密山农垦局的大门还关着，我便和我那位同行者一道去遛大街。大街上店铺也没开门，路上只有很少几个行人。一间卖豆腐脑的小店门口挤了不少刚下火车的人。我们去买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们又走向山坡，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作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像幽灵似地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么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又扬名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就常驻节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向大自然挑战，勒令土地献米纳粮，把有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这样一场与大自然斗争、与人们的好逸恶劳思想斗争的运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了两碗，坐在道旁一棵柳树下吃了起来。几只早起的母鸡在我身边啄食。我们又走向山坡，望见四面八方都是新修的公路，都是通往各个农场的路。我想，我将走向哪里？看来，这里就是我今后安身立命之所，就是我“重新作人”的起点了。幸好，我可以放心，这里的人还是很和气的。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了我带来的那份不光荣的介绍信，他们读过报，（怎能不读报呢？）开过会，（怎么能不开反右的会呢？）那他们将如何看待我呢？离京前，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劝我下来改一个名字，想来是有道理的。只是，我如果老是骗着人，骗取人家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好感，我心里可能会更加不安。两相比较，我想还是应该老实地对待群众，老实地对待自己，即使十分难堪，也属“罪”有应得，也是只有咽下去的。我反复想来想去，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八点钟时，我再去农垦局，王震同志还没来，我们被安排住在招待所。招待所住的都是来往的干部，这里的空气似乎比外边世界严酷多了。我总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我的小房里看书。为了躲避人们审查似的问话或眼光，我又总是到外边散步，像幽灵似地在这个小镇上、在镇子的周围徘徊着。
密山，我是喜欢你的。你容纳了那么多豪情满怀的垦荒者，他们把这块小地方看成是新的生命之火的发源地，是向地球开战的前沿司令部。当年威震湘鄂，后来又扬名南泥湾的矿工出身的王震将军，就常驻节在这里，指挥千军万马，向大自然挑战，勒令土地献米纳粮，把有名的北大荒变成富饶的北大仓。这样一场与大自然斗争、与人们的好逸恶劳思想斗争的运动，怎能不激发我的战斗热情，坚决勇敢地投入伟大的建设者的行列中去呢？可是，我又感到我成了一棵严寒中的小草，随时都可能被一阵风雪淹没。我恼恨自己的脆弱。可是，再坚强，我也不能冲破我与世隔绝的那堵高墙，我被划为革命的罪人，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过去曾深深憎恶那些敌对阶级的犯罪分子，现在，怎能设想别人不憎恶我呢？我曾4以为只要我离开了北京多福巷，只要我生活在新的人群里边，我的处境就可以一天天变得好起来，现在，我到了密山，密山的人们对我不坏，我对密山的印象也很好。只是，那是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我是谁，我在装成一个好人，一个心里无事的普通人的样子，才能得到这份平等对待。假如我露出了插在我头上的标签，我还能这样安静无事吗？我就像发寒热病似地在不安中度日如年地过了一天，两天……
十二 见司令员
我在极度不安中用所有的精力准备着与王震同志的会面。记得远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我随红军前方总政治部杨尚昆同志从保安到了定边的绍沟沿，前方的指挥员都集中到这里，研究怎样同胡宗南打最后的一仗。我在这里见到肖克，见到陈赓，后来又有一个穿狐皮领子大衣的军人走进窑洞，用湖南腔大声嚷道：“啊！听说来了一个女作家，在哪里呀？”当时，我很惭愧，没有说话。他似乎是在对我说：“欢迎！欢迎！我们这里都是武将，没有文人。我们非常需要作家，是吗？”他又转向别的同志，然后高声笑着，走出去了。别人告诉我，他就是王震。以后大约我们还见过面，点过头。一九四三年，中央党校秧歌队去南泥湾慰问三五九旅，我跟着去了，但是没见到旅长王震同志。全国解放后，他去了新疆。一九五四年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散会时，我挤在人群中，他忽然喊我，笑着说道：“你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读过了，写得很好。”我惊诧了，而且脸红了。我没有想到像他那样的武将，政务繁忙，会有时间读我的小说？而且还那么直截了当来了一个评价。我仓促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只是感激地对他笑了一笑。这以后我们没见面了。自然，像他这样的红军将领，我很早就听到过许多对于他的赞扬，我自己也是容易崇拜革命家的，王震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一向就是有地位有分量的。但现在，我要到他的治下来接受劳动改造，现在要去见他，我将以什么态度，用什么心情，来同我向来崇敬的人谈话呢？自然，我现在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作家了，也不是曾得过他赞许的同志了，现在我成了革命的敌人，我是阶下囚，我将怎样开始我们的谈话呢？我能否继续把他当作一个最能使我敞开胸怀，掏出一颗受折磨的、虔诚的、破碎的心的同志呢？我能在他的面前为自己申辩哪怕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几个字吗？难道我只能把他也看成是一个神圣的法官，将要在他面前又一次地认罪吗……我在农垦局的会客室里等了一会儿，后来被领到楼上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还没来，有两个像是秘书的人陪我坐着，彼此都不说话，我等着那最紧张，最重要的一刻。
我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夹杂着高声的朗笑，我自然地站了起来，没有低头，望着前方，一群人走进了屋。我张眼望去，王震同志正站在我对面，他落了座，也招呼我坐，我就坐下来了。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知该作什么，默默地把眼睛望到远处，是一副漠然的样子。他刚刚在门外还笑来着，现在，他不笑了，静静地，可能是正看着我吧。他用一种什么心情、什么眼色看我呢？我感到他可能用一个负责人的态度在对待我，他这时不会对我个人表示什么感情。我想，他过去并不很了解我，但是一定会听到过许多对于我的这样那样的诽谤，尽管他读过我的一篇小说。在漫长的经历中，他看见过的人，伟大的、渺小的、有功的、有罪的、无功无罪的都太多了。他经历过无数次的战斗，在战场上同敌人肉搏，他爱同志，对人民对战士都非常热情，但他也处治过人，他是革命将军。我也不是毫无阅历的，也算是会观察人的，不是一点不懂在什么时候最好怎么说、怎么作。可惜我就是不愿说违心的话，作违心的事。一个人起码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便不声不响，什么也不说，等着他发话。
屋子里静极了，这时，没有旁人说话的地步，大家都看着部长，等他说话。
王震同志自然没有过去那样对我的笑容了，但也不过分严肃。他只说：“思想问题嘛！我以为你下来几年，埋头工作，默默无闻，对你是有好处的。”这几句话我永远记得，而且的确对我很有好处。但这时，我只想：这些话也对，但并没有说到要害，很难怪他呵！王震同志接着说：“我已经叫他们打电话给农场，调陈明来，同你一道去汤原农场。那里在铁道线上，交通方便些，离佳木斯近，住处条件较好些，让他们给你们一栋宿舍。”
我仍然没有说话，他便又说下去了：“你这个人我看还是很开朗、很不在乎的。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
他不再说了，可能是在等我。我踌躇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想什么都不说，可是我突然说了：“契诃夫只活得四十年，他还当医生，身体也不好，看来他写作的时问是有限的，最多是二十年。我今年五十四岁，再活二十年大约是可以的，现在我就把自己看成是三十岁，以前什么都不算……”说着说着，我发现自己在这时还说这些大话的可笑，便停住了。我看出，大约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扯起契诃夫，他的表情平常、漠然。是的，我们之间还是隔有一座高山，这一点也不怪他，他是个好同志，在这种时候，对我们这种人，肯伸出手来，即便是共产党员也是很少的，是极难得的。他真是一个有魄力、有勇气的同志，我感谢他，将永远感谢他。可是，真正的了解，则谈何容易啊！后来，他每年到垦区视察工作，还对我讲过许多话，给过我许多帮助，这都将在以后再说。
他给了我一封写给佳木斯合江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的信，最后说了一句，“安心等陈明，他一两天就要到了。”我告辞走了出来，孤单单地独自一人站在街头，无处可走。我慢慢走到山坡上，望着伸向远方的公路。陈明！陈明啊！你将从哪条路走来咧？
十三 相会
第三天，吃过中饭，我正躺在床上看书，门呀地一声开了，走进来一个人。我认识他，但又觉得不是他了。这是怎么的？我一下跳下床，陈明猛地扑过来，把我挡住了。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们一时都说不出话来。我们分开才三个多月，他又黑、又瘦，显得老了，但很有精神，他深深地望住我，怜惜地说：“只要在一起，什么都好，是吗？”于是我们并排坐在床上，他向我讲他是何时得到通知的，他是怎么来的，他舍不得离开八五三农场，舍不得那一同挖井筑房、平地起家、共过艰苦的战友。我摸着他的手，又粗又硬，简直不像他的手，这是他吗？就是他。还是几个月前我们分手时那样的知心，那样的体贴，我只能从他旧有的轮廓来印证他外形的变化。陈明发现了我的诧异，深沉地说：“我现在是一个农工，一个农业工人。常在风里雨里，太阳晒，怎会没有变化呢？不过，我的心是不会变的。共产党员，能上能下，什么事不能干？在多福巷的时候，我们就说过，今后要努力改变自己的社会存在，改变自己和社会的联系，改变自己的成分。今天，我在招待所的登记簿上填写成分时，我写的是农工，我感到自豪。我现在拿我的双手为社会主义服务，还用我的双手照顾你，我只希望你快乐些。你应该快乐地活下去，而且写文章。我们不背包袱，白手起家，从零做起，从负数做起，我们要在这里共同走出一条路来。”
陈明和我总不是完全一样的，他有些想法比较简单，而且从好处想得多。他也曾痛苦过，我永远记得，他在被开除党籍那天流的眼泪，一个从来不流泪的人，忽然流泪了，而且，泪水是那样止不住地涌出来。我无法安慰他，只能陪着他哭，我懂得他，为他的那颗心而哭。但他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好像他仍是一个党员那样坚强地生活。他总是用一些使人愉快的消息，一些好的想法，来安慰我，支持我，鼓励我。我有时会觉得他太简单了，他可能还不全懂得我；但他却又使我常常想到，他怎么会不懂得我？正因为他太懂得我，所以才这样的。他把一切忧愁都悄悄地放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把乐观却捧给我，让我能过得稍微舒展些。我也的确因为他，因为他的支持，受他的影响显得更坚强些。假如他是一个多愁善感，或者消极悲观的人，那我的心境一定将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气，终会被痛苦埋葬。我怎能不体贴他，而也振奋起来呢？
今天是七月一在顺，招待所食堂的黑板上写着通知，党员同志都开会去了。我装着好像不知道这回事，陈明也不说话，我们表面上都很平静，可是我们不能安心躲在招待所的小房子里。我们凄然地在大街上，在村边，在没有人的地方，默默行走。我想着过去，想到延安，那年在文协山头上开“七一”纪念会，李又然、吴伯箫，因申请入党未得批准，他们痛苦地离开大家，独自下山徘徊的情景。而现在我们却是被无辜地开除党籍，离开了母亲的怀抱，离开了战友、同志，无亲无故，两个人形影相对，在这不毛之地，沉吟徘徊。整个下午，我们在密山寻找可走的地方。我们去火车站买了车票，我们是从这里来的，明天将从这里出发。
车站像一座农具仓库，路边排满了农业机械，许多人在这里观看、抚摸。我们又走上山坡，陈明指点我，哪些路通往哪个农场，他是从哪条路来的。我们走向附近的停车场，上百部十轮卡车，停放在这里，是从各个农场来这里运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天黑了，我们不愿回招待所，便去小饭馆吃饭，在这里听到从农场来的人的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这些人物，都能引起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可以排愁解忧。陈明很像一个农垦战士，人们都乐意问他点什么，他无所顾忌地讲故事给他们听，有时又加点幽默。人家欢喜同他接近，我自然而然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密山！我是喜欢你的，可是我们得离开你了，我们前面的路程可能是很好的吧！七月二日，我们两个人便乘火车去佳木斯了。
十四 李主任
到佳木斯后，我们自己找了一个住处，佳木斯第二招待所。这是一排临街的小屋，街上很热闹。这里我们没有熟人，走在街上可以不顾虑有人认出我大。佳木斯是黑龙江省的一个比较热闹的城市。
我们雇了一辆马车，蹄声得得，掠街而过。陈明说笑道：“难道这不像一驾英国皇家的马车吗？”马车一路行去，走过几条街，便到了农垦局的政治部。我们弃车漫步，走进那已经显得陈大的小楼房。在一间屋子里，找到政治部的李主任。这人个子不高，看起来很朴实，也很平和，讲着南方人的北方话，请我们就座，问了几句话，就打开了我从北京带来的那封介绍信。他看后，顿了一顿，问我：“怎么不给工资。那你吃什么呢！”
我惶惑地、结结巴巴地答道：“没有关系，我还有一点存款，我还有公债券……”好像这封介绍信是我自己写的，因为写得不好而抱歉，要请他谅解似的。
他更迟疑地用不理解的眼光看着我。并且说：“不能这么办。这是不合乎政策的。我要问问。”
我赶紧又说：“我还有钱。陈明还有工资。”他便又问陈明每月多少工资。陈明说：“在八五三农场时，每月二十八元。”他说：“来到这里，每月三十元吧，有意见吗？”陈明说：“由组织决定，没有意见。”隔了一会儿，他又犹疑地问我：“这体验生活，你怎样去体验呢？”说老实话，我对这一点是没有仔细考虑过的。这时候临时来想，要答复他实在答不出所以然，但很容易一下使我意识到我现在的身份与从前不一样了。我说，自然不是轻轻松松地到处走走，看看，访问，调查了。接着他就问起我的历史，问我是什么地方人，说在延安他见过我，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他说长征时，他自己是照顾徐老的卫生员。我这时一听便完全放心了，觉得又遇上了一个好人。他是长征干部，长征过来的同志都是受过大苦大难，很懂人情的人。这大约是一个好同志。因为他没有把我当作敌人，而还是把我当一个同志。就这一点使我心里暖融融的，我一直感激他。他在我脑子里留下了一个好的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五年初，我和陈明调到宝泉岭农场，那时李主任也下放到这里劳动。我们都曾住在招待所，进进出出，常常碰见。据说他近年在生活上犯了一点点错误。我有点同情他。我看到我们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从小参加革命，戎马半生，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有苦劳，也有功劳，人是好人，是诚实、正派人，也并非都由于腐化，却常常在糊里糊涂中，在生活上碰点钉子，跌个跤子。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一个人的文化低，限制了他。这些同志对共产主义革命是有认识，有理想的，但可能理想却又不够高。他们能吃大苦，但他们在感情上却常常处于较低级的状态。他们结婚，只以为是一桩本能该做的事，符合一般世俗的条件就可以了。他们有了孩子，就照例当爸爸或当妈妈。以至生活上，或者生理上忽然碰到一点点能引起一种希望的时候，又不能克制自己，结果铸成了错误。这本不是什么大错，但或因我们社会传统上对这类事情有时有过于苛刻的一面，便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引起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常常为这样一些同志惋惜。
李主任这时天天下地劳动。我看他表现很正常，很自然，既不发牢骚，也无什么怨尤，更没有什么自卑。农场的一些负责人，过去是他的下级，现在对他也不像以前那样尊敬。我们下工，有时遇见了，常常不深不浅地聊聊天。我们很懂得我们的地位和处境，既不能帮助谁，还担心怕牵连人，只不过觉得仍然应该表示对他的尊重而已。“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该收秋了，他还把他自留地里的早熟毛豆，刈了一大捆送给我们尝新。“文化大革命”中对他只是冷落，好像冲击不大，因为他早已不是那个单位的领导，算不上是什么“走资派”了。
一九六八年我关在牛棚时，从窗户中常常看见他在大院里，站在许多人后边，用笨拙的手势，摇晃着跳忠字舞。
一九七九年我回到北京，冤案初步得到平反。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再去北大荒，一到佳木斯，当晚他就来看我。还是过去那副样子，只是显得老了，头发花自了，但精神体力都还健康。距离一九五八年我们第一次相见，已经过去二十三年了。一问，他按政策规定已经离休，妻子还在工作。农垦局对他这样的老红军、老农垦，照顾还算不错。他并不打算回江西，老家也没有什么亲人了。他是在一九三一年十四岁时参加红军的，离家整整五十年。现在就在这寒冷的北国落户了。他一九五六年调来佳木斯工作，这里是他居住最久的地方，算是第二故乡。他勤勤恳恳工作了五十年，一生没有害过人，就算荒唐过一次。我看见他对现在的生活，也还满意。
这天夜晚，我没有想我自己的事，我为他五十年来的革命生涯引起了许多思考，几乎一夜没有睡着。我总觉得我对他，或者是我们对他，都负有咎责似的。这样一群纯朴的农村子弟，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的年轻人，为什么过去不给他们更多一些学习的机会？自然，在战争环境下是很困难的，但至少在建国以后，我们就应该大批大批组织这些同志，进中学，进技术专科学校，进大学，教会他们一些新知识，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这样他们现在就可能是一群我们国家的顶梁柱，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工作，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不至于只是忙点小事家事。甚或不少人在史无前例的动乱中，被批斗，整人害己，伤心寒心，而抑郁终生。多可惜的这样一代人呵！多么沉痛深刻的教训啊！
十五 新的家
三天后，我们从佳木斯乘火车到了汤原农场，住进了一间约二十多平米的刷得粉白的空房子。只是墙上满是像孩子们涂的乱七八糟的图画和不成字体的字，还沾有许多干了的鸡粪，有两扇窗户，当西晒，空气充足。屋子里放了两张木板床，两张小桌子，两把凳子，我们忙着清理打扫，没有什么，右的物质的欲望，我们十分满意。陈明忙着找到农场的邮局，订了报纸杂志，他觉得从此我们看不到文件了，我们又不能离开社会，明知道以后看报的时间很少，便更要多订几种。第二天，他就到分配他去的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了。我被准许休息两天。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在这新安的家里，整理一下简单的行李，继续擦洗清扫那满是灰尘、鸡粪的家具和满是鸡粪的地面。屋里很空荡，我有心让自己想些高兴的事情，但总是要有点不得安宁。这几天所经历的生活，和遇见的一些陌生的，使人不免有点胆怯的一群人，就像走马灯似的在我脑子中来回转动。我想来想去，实在没有什么人侮辱我，刺激我，可以说生活还是平静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总是忐忐忑忑不安。有时嫌自己太无所谓了；有时又嫌自己太多心，太计较了。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我是一个比较豁达，比较自由舒展，无所顾虑的人。现在为什么对人热情不够？我又想，要热情干什么？现在谁也不需要你热情。比如在佳木斯，中央农垦部的副部长兼农垦局局长张林池同志看到我带给他的王震同志的亲笔信后，便向我们介绍合江垦区的整个情况和规划，还提出我们可以改换一个地方，不必到汤原农场而去新兴的星火集体农庄。他说得很坦白，星火农庄比汤原农场好。可是我只说：“去汤原农场是王部长的意思，是否就按王部长的决定办吧。而且，汤原农场也一定要变好的。在这一变革中，我们更可以学习到东西。”他提议我们可以在佳木斯多停几天，看看佳木斯的工业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我也只说：“还是先去农场报到，参观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吧。”我简直成了一个胆小怕事的侏儒！我恨我现在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恨我自己，我不能恢复和保持我原有的洒脱和对新鲜事物的热情。
汤原农场杜场长是准备就要调离的，他给我的印象，像是一个没有什么准则，又没有什么作为的老同志，是团级干部，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他对我很谦虚，可能过分谦虚了，使我疑心。他过去可能听到过我的名字，但对最近像雪片那样批判谩骂我的文章却漫不经心，所以还保持原来对我的印象。我自然应该感谢他。看得出他是有革命经历的。但我还没有看出他的老练、热情，他好像还没有学会为人处世。他只用几句简单话就把我交给养鸡队一个年轻的姜支书。姜支书又简单地说，为了照顾我上班少走路，就在鸡舍院内指定给我们一间小屋，只有现在住的这间屋的一半。后来他到我们屋里来，看到东西挤得满满的，连走路的地方都没有，他就让我们搬进现在这间大屋子的。陈明的班长何富有，下工后随陈明一起来到新居，一看就说，怎么，一把椅子也没有？这么大年纪了，我去想办法。果然，不一会儿，不知道他从哪里搬来了一把木头椅子。王震同志的亲笔信上要农场给我们一栋房子，就算烟消云散。反正我们已经知足了，自然不会再提。这间房子的走廊上，院子里全是乱飞乱跑的鸡群和遍地的鸡粪、垃圾。正是热天，那些气味总要送进屋里来的。家是有了一个，我们在这里擦擦洗洗，一时很难安定下来呵！
汤原农场场部的房子都是五十年代初期，铁道兵转业到东北时修建的营房，全是瓦顶、红色砖墙，质量很高。营房中间一个大院，南北两边是战士的集体宿舍，住一个连队。我们靠西面这一排过去是连部办公室、俱乐部、图书室，和夜晚值班干部的休息室。东面一排是连队的伙房和食堂。现在一个连队住的院子除了我住的一间较大的和另外四个养鸡姑娘住的两小间外，其余所有的房子都是住的莱亨鸡，约有两千五六百只。院子很大，是鸡的运动场，白天，所有的鸡都在这里运动，或喂食。鸡舍每天打扫，但这运动场却经常不打扫。人要有事出入，要通过运动场，得很注意，免得踩上鸡粪。我是新来乍到，最使我担心的是鸡，特别是那些大公鸡竟都欺生。当我走过，总有几只鸡猛然向我扑来，我躲也躲不及，我越躲，它就越凶，我壮着胆子，向它们挥手，它们扑过来的就更多了。陈明如果不在家，我只得尽可能躲在屋子里，连去厨房附近（厨房的门朝着院外）打水，或去厕所都很不方便。我真有点犯愁，过两天我要去鸡队上工，得给它们喂水喂食，我能怕它们扑，怕它们啄吗？不行，我不能让人家看出我的胆小，我得硬着头皮，还能怕鸡吗？我要劳动，怎么能怕鸡呢？太阳已经偏西，正晒在我屋子，这个家真热，热得人心里烦躁。为什么杜场长、姜支书不另外给我们一栋房子，硬要我们把家安在养鸡的院子里？这里到底是我的家，还是鸡的家呢？
十六 展览
到了吃饭的时候，有人指点我们去食堂吃饭。昨天和今天上午我们只马马虎虎打了一点开水，就着几片饼干就过去了。我明知食堂里人多，但不能不去，迟早总是要去的。食堂离我们住处有一段距离，要横穿马路，走过场部办公室的一排房子，再走进一个同我们住的一样大的大院。我一走进这个院子，听到一阵轰轰轰的人声，心里一跳，我预感到是否将有一场风暴，而且是我没有理解到的那么一场大风暴。我想退回去，但已经走进院子，出去也不行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仍然很脆弱，我仍然害怕一大群一大群的人。我不由得回想起，不，不是回想，是又掉进那些比针还尖，比冰还冷的鄙夷的愤怒的目光中。我在北京已经展览过多次，也示众过，像旧社会那些被处决的犯人，在行刑前插着木标游街示众一样！在那些指指点点，骂骂咧咧，得意洋洋的嘲弄声中，畏畏缩缩地躲闪着，心比一片片被人绞杀着更难过地那样战栗着。我曾以为只要离开北京，到农场来，可以悄悄地劳动，胼手胝足，艰苦地为自己“赎罪”。现在看样子，食堂里的人多着咧，一层一层端着饭碗，好像排着队在那里，而且有许多人拥到门口来了！拥到门大Z在看大右派，看我来了。两边房子里也拥出人来站在门口傻望。我记得一九五七年的秋天，作家协会批斗我的会未完全结束，又命令我到政协礼堂去参加全国的妇女代表大会，要我交代。我真是胆战心惊。我心里想，要枪毙也可以，何苦又要我示众呢？我攥着陈明的手哭了起来，好像求他似的，好像他能保护我似的：“我不敢去呀！我怕，我怕呵！”陈明拥着我，安慰我道：“你又不是没有经过风雨的，你一向都是坚强的。死都不怕，还怕什么示众。你尽管去，他们能把你怎样。人家愿意多看几眼，就让人看算了。”现在，我真有点懵了。陈明不等我清醒过来，抢先走在前边，我只得随后跟着，我们走进了食堂，立刻就又淹没在人群里边了。人像墙似地围绕着我们，还跟着我们移动，只在我们四周，留着一点距离。陈明若无其事，到厨房窗邑，买了一碗甲菜，一碗丙菜，我拿着碗去盛饭。我们走到靠墙角落的一张桌边，这里人少些，只有两三个人在附近吃饭。没有凳子，全都站着，那几个人冷冷地望着走到桌边去的我们。我自然不吭声。陈明装着坦然的样子跟我说话，我什么也听不清，心里怪他吃饭太慢，还要讲话，为什么不三邑两邑吃完了早回去，难道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感到自在吗？后来食堂里的人慢慢少些了，我才抬头，看见那些人大半是转业军人，有的还穿着军衣。军人还是见过一点世面的，慢慢地他们自己说话，也不屑于老看着我了，我才稍微松一口气。厨房的菜还是做得可以的。我感到刚才自己的可笑和讨厌的脆弱。等到我们快吃完时，忽然几个年轻姑娘推推搡搡地走到我们桌前，很有兴致地围着我们的饭桌走了一圈。我望了她们一眼，觉得她们没有什么坏意。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有很分明的眉眼，和嫩红的双颊的姑娘憨憨地对我微笑了。陈明便对她们招呼说道：“你们笑，笑我们吃饭狼吞虎咽是吗？谁能都像你们，如同家雀啄食，老鼠偷油，沾上一点点就行了？”她们一群都大笑起来，好像她们忍了半天，没忍住，就一下大笑了。后来我们一道走出食堂。原来她们就是住在我们隔壁的那四个女饲养员，都才顺右七九岁，初中毕业，刚从牡丹江种鸡场学了半年养鸡，学习结束后分配到汤原农场来当饲养员的。看样子她大什么都还不懂。右派，自然右派不是好人，只是她们没见过。现在忽然有两个从北京来的大右派在她们身边，她们就得好生看看，看看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她们完全出于一种好奇，如同在动物园观看关在铁笼里的老虎一样，对被看的我们有点害怕，也有点怜悯。
十七 青年诗人
从食堂随我们一道走回来的，还有一个畜牧兽医技术员，名叫汪金宝。我们刚到农场搬家过来的那天，他跟着姜支书，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帮忙运行李，只是没说什么话。现在好像是饭后无事，顺便找我们聊聊。我们已经习惯没有朋友，习惯不同人聊天，只有批判、责问、检讨，以为答话越简单越好，免得被别人找到岔子，节外生枝又来一顿猝不及防的劈头盖脸的批判、斗争。我不只怕一大群人，也怕个别的人。但汪金宝十足像一个愣小伙，我不太担心他对我会有恶意，或无端地来找我生事。但我怕他不够谨慎，不懂得利害，乱讲乱吹，或者把我的话加上“调料”再传出去。
汪金宝随我们到家，进屋便坐下来了。他径直地对陈明说道：“你给我的印象太好了。在食堂里，我一直注意你，那么多人，带着各种心情，眼瞪得大大地看着你们。你却像没事人一样，一点不在乎，不趾高气扬，也不低顺四，真是不卑不亢，还谈笑自若咧。要是我处在你们的位置，我真不敢想象，我将怎样。可能掉头就跑跳到河里，一个猛子扎下去。”原来我适才对他的估计是错了，他不特不愣，还有心眼，在人多的地方，冷眼旁观，却有见地。我听了，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刚到农场，就遇到一个有心眼又善良的年轻人。惭愧的是我在食堂里为什么那样尴尬可笑……还是因为自己抛不掉一个“我”字，一个面子。有了这个“我”字，就什么都使自己拘束，就很不自然了。
汪金宝不等我们答话，便又问道：“现在艾青在哪里？”
陈明说，“听说在八五二农场。”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自语地对我们说道：“我喜欢艾青的诗。你们和他一定是很熟的。现在，你们以为我能给他写信吗？”
我们不敢鼓励他，也不便阻止他。他便又说：“我喜欢写诗，找不到方法，真想找一个老师，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客气，常常指导我。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你们做的，告诉我好了。姜支书对我也这样说过的。”
到汤原农场，这是闯进我们生活的第一个“朋友”。我大胆地把他当一个“朋友”，我们从他简短的言词和淳朴的态度中，得到一丝温暖。我觉得他是我们在漂流中向我们漂过来的一根木头。他自然不能援救我们，但他给我们一丝希望，人世中还有好人。萍水相逢，我们还戴着一顶高帽子，有的人躲我们都躲不及，他却对我们以心相见，坦率无间。汪金宝呵！你在我们“重新做人”的起点上，给我们增加的勇气，这种作用你当时是不会懂得的。但我当时已是一个变得有点谨小慎微的人，我只谦虚地推辞了一下，实际我也真的不懂诗，在写诗方面，我不能帮他。陈明大概由于对方的热情，不好一下推辞，便问了一些他的经历。他是穆陵人，二十岁，初中毕业后进兽医专科学校，不久前，分配来农场畜牧科当技术员，治马，治牛也治猪，但主要是负责治猪。听他说话，总觉得他有东北人特有的爽朗，热情，略嫌简单。他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下了几页剪报，是佳木斯农垦局出版的《农垦报》，约有五六页，上面刊有他写的诗，署名柯红。这些诗，也正如当时许多报纸上刊在尾版上的诗一样。分行写，有一点韵节，有一点风光，讲一点心情，叙一段小故事，读得下去，却不一定能留在心上，或引起遐想，读完就过去了。没有作者自己的发现，没有自己的感受，一般化，可怕的一般化。汪金宝还年轻，原只有高中文化水平，在中专时，可能专学兽医这行，他没有可能读过很多诗，也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这些只是中学生的语文习作。但我千万不能挫伤他的兴趣，只要他能保持他纯真和善良，刻苦用功，多读点好诗，将来也可以写出好诗来的。还是应该先养成诗人的气质，具有诗人的品德，然后再谈写诗的技巧吧。
十八 拣蛋
畜牧队的姜支书是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部队的，出身好，在连队当兵，没打什么大仗，就随军集体转业了。他有初中毕业程度，待人有年轻人的热情、随便，对我主动提出要参加鸡队劳动很表示好感。他再三对我说，杜场长嘱咐过，说我过去做文化工作，没有劳动习惯，现在年龄五十四岁，介绍信上说是来体验生活，没有说要劳动。因此对我的劳动，不做硬性规定；如果力所能及，她自己要求参加一点劳动，也是可以的。姜支书不知道该怎样具体安排，便先把鸡队的工作仔细地向我介绍，把队长、排长、班长、饲养员的情况也都毫不见外地告诉我，态度非常友好坦率。他带领我在鸡队参观，介绍我认识队长、班组长。后来他又征求我自己对工作的意见，他以为最好按鸡队的生产顺序到每个车间都实习一阵。这样，他先把我带到孵化组，把我交代给组长邓明春，又再三叮嘱我，如果我感到累了，就回家休息，不要勉强，不要长久留在孵化的暗室；这里温度太高，湿度也大。听到这些，我暗自高兴，我又碰到了一个好人，我应该虚心向他和他们学习。
孵化组组长邓明春是党员，一九五八年参军入伍，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在连队里当文书；一九五七年转业到牡丹江种畜场学习孵化，一九五八年才调来汤原农场不久。这人个子矮小，精明机灵，会察言观色，能说会道。他一边招呼我，一边向我介绍情况。他把孵化的柜子打开，指给我看那层层排列在里面的种蛋，他转动孵化柜的圆架，另外一个青年女工，一个青年男工也跟着他干。他把我当作一个初来乍到的学生，仔细讲解孵化的过程和操作方法。这样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一个农村中的高小毕业生，现在在人烟稀少的北大荒被培养成了一个精明强干、懂得一定的业务技术，又有一定政治水平的基层干部。我从这里看到党的光辉，我非常高兴。忘记了我现在的身份，把他当一个自己晚辈那样欣赏、愉悦。
我就要求开始工作，邓明春分配我和另外一个姑娘一起选蛋，他说这是比较容易，也是比较简单的轻劳动。我就到另一间堆满了鸡蛋的屋子里，从一箱一箱的鸡蛋里，一个个拿出来分别挑选，把好的，合格的，能够孵化的留在一边。那一个同我一道的姑娘，她一手能拿五个蛋，我只能一个一个拿，最多能拿两个，而且动作很慢。我怎么也赶不上她，心里很慌。原以为这是轻劳动，但半个钟头下来，我的腰疼了，手指也发僵，我开始坐不住了。我原来就患脊椎骨质增生，常常腰疼。一九五二年曾到大连、鞍山汤岗子治疗，后来又请中医针灸，疼痛稍有减轻，但一直是一个不治的痼疾。开始我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呢？我总以为最好参加一点劳动，却没有向农垦局、农场或姜支书讲清楚。现在刚坐下来选种蛋，轻劳动，才拣了半个钟头，怎好就不坚持，就对年轻组长说我不干，要回家去呢？我心里越嘀咕，腰越疼，手越僵，都急得出汗了。我心里想，是否先站起来，活动活动走几圈吧。并不是我不愿劳动，是身体有病嘛。可是我又命令自己，再坚持半个钟头，哪能于一会儿就停手？又过一阵，我眼花，头晕，要倒下去。幸好，这时走来了张振辉。他是饲料室的组长，一个由河北农村来支援边疆建设的青年，他是到孵化室来看热闹，看“大右派”的。他走进门，一眼就看出我的不行了，忙说：“我说丁玲是啥样子，原来是一个老太婆。呵！看，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快歇息一会吧。不要以为拣蛋不费力，从没有干过嘛。”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我就势扶着他才勉强站了起来，连腿也是硬的。邓明春忙从孵化室里走出来，抱歉似地说：“你回家休息去吧，身体好些了再来，不要勉强。”张振辉把我扶到院子里，一阵风悠然吹过，我心里有点迷迷糊糊，觉得不该走，却很自然地慢慢走回家去了，顾不上同他们告别，连交代一声也没有。这第一次上劳动课就这样下阵，我心里好懊恼呵！
十九 远方来信
喂完了最后一趟料，天色黑下来了。畜牧队打夜班的老王头正在各个鸡舍里巡视，看有没有没关好的窗户，有没有没关好的小门洞、看火墙的炉火烧得旺不旺。我走出屋子，踩着冻实了的鸡粪和嵌着白色羽毛的硬邦邦的沙土地走到院子外面的路上，路边都是积雪。漫天灰漾漾的一片，只有太阳刚下去的那方还显着一抹微微带紫或暗红的颜色；但这也不会长久，很快就要溶人那整个的灰漾漾里去的。我走在这里只是为着望望这灰色的寥廓的天，望望路边几株掉完了叶子的枯枝。路上没有人，即使在大白天，这里也是少有人走的，这不是大路。一点风也没有，是不是随着天，随着地都冻住了呢？不，不可能的，风总是会移动的，天的那边还有人嘛！那边，那边不远不是有房子吗？那儿是农场场部，是我们农场办公的地方。而且，就在我住的院子后边，不是满满住得有一个院子的鸡吗？那几个养鸡姑娘不就是搬到那个院子里住的吗？原来她们和我住一个院，就住在我间壁，每天晚上她们都到我屋子里来玩一阵，是一群天真朴实的姑娘。后来农场领导为了要孤立我，要她们与我划清界限，就命令她们搬走了。每天晚上就只我孤凄一人独自在这条路上徘徊。一个人也好，我就一个人占领这偌大的天地。我可以一个人在这里走来走去，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窥视我，直说就是没有人监视我，我可以安静一会儿，让思想自由飞翔吧。在西北边，越过辽阔的耕地，越过一些小村屯，有一个热闹的小城，煤城。因为有煤就一年年兴旺起来。听说已经是一个有四十万人的城市了。这个城叫鹤岗。在鹤岗北边，临近黑龙江江边还有好些小城镇和许多农场。这样，鹤岗就显得更重要了。又逢大跃进的年代，从佳木斯到鹤岗的火车线路要建复线，在天寒地冻滴水成冰的时刻，抢农活冬闲季节正好赶修这条线路的土方工程。陈明就跟着他所在的生产二队去到那里。这样我们刚到北大荒两个多月就又分开了。他是九月下旬去的，现在又快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的日落黄昏，都是我一个人在这越来越冷的路边，踽踽独步，把思想，把思念，把依依难舍的恋情每天托付这灰暗的浮云寄了过去。他这会儿在做什么呢？他肩上压起的红肿块，消了吗？在窝棚里同同志们一块儿在烫脚吗？他会不会也走出窝棚看看天望望从东南方向游来的黑色的云烟呢？不，云烟是走不到那里的。云烟都早已在半路消失了。他会不会从飘去的微风中嗅到什么？
感觉到什么？那里将含着薄薄的一缕馨香吧，一点点爱情的馨香吧。唉，太远了，什么都不能捎一点儿去。不，不要捎，不必捎，他已经带去了，带去了所有的温存，所有的知心。他就生活在这里边，他不会忘去的。而且一定会带回来的。到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他就会带回来的，把他的关心、把他息息相通的那些体贴就都带回来了。啊！星期六，实在令人想望的星期六呵！
星期六晚上，是修路工人回家来的时候。修路工人将满身带着雪花、冰屑和寒气走进屋子里来，不敲门就进来了。他会举起网兜，把铝饭盒拿出来，里面装着一些新鲜的菜肴，是谁顺顺大在乜附近那热气蒸腾的小饭馆、小茅屋里买出来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病、没有伤，是神情爽利，是有力的眼睛和臂膀。他在修路时算是好劳力，有时还挑双筐和小伙子竞赛。有人说：“他是右派，好像不应该受表扬，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他在于是屋子里亮堂堂的，热呼呼的。灯底下的语言是无所不包的，天下大事、工地趣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但都会小心旧有的那些”伤口，谁也不去碰它，让那些恶言恶语，那些丧心病狂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们真的就是这样自足自乐。我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个公主，蜕去了一身又污秽又耻辱的青蛙外皮，而露出本相，恢复了美丽的原形。我是一个天真无邪的人，是一个革命战士，是党的儿女，我享受着纯洁的爱情，我简直不懂得忧愁……星期六的晚上，是一个浪漫的梦，是一首美丽的诗，是一段百读不厌的文章。可是，今天是星期几呢？一天，两天，三天……还早得很呢。
西边、再西边，遥远的异国，我还有一对儿女咧。多可爱的儿女呀！他们都是在延安长大的。他们都有过父亲，可是我从来不忍心同他们谈到他们的父亲。让他们把党当成父亲好了。他们真的就是这样，都早早人了党，是正式党员。他们跟着党，过了多年的艰苦生活，在童年没有享受家庭的温暖，只有集体的欢欣；但他们有母亲。为了让他们健康成长，希望他们锻炼得坚强，母亲从没有对他们有一点娇生惯养。我的母亲曾怎样对待我的，现在我就怎样对待他们。我小时，从来没享受一点作为爱娇的闺女的幸福，没听到过一声心肝宝贝的亲昵的呼唤；我也拒绝了一个作为母亲的满饮母性的甜酒。但我欣赏我对自己母亲的了解。我们不是母女，而是朋友，是最贴心的朋友，是彼此生命的支柱。因此，我也希望我同我的儿女是朋友。是最知心的朋友。当他们很小，我怀抱着他们的时候我就盼着他们长大。我感到有许多话要向他们说，满心希望他们成为妈妈的知己，是能同妈妈谈心，能无所不谈的，是最谈得来的。现在，风暴之后，能谈什么呢？能谈心里话吗？我只能违心地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坏人。你们要相信党。去年，一九五七年，报上发表文艺界粉碎了反党集团的报导后，祖慧从莫斯科打来长途电话，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反复地说：“我不相信！我不能相信！”我没有勇气接电话，不敢听她的哭声，我坐在电话机旁，眼泪像泉水一样在我脸上流淌，火辣辣地在我心里流过。我无法和她对话，我能说什么呢？陈明在电话里只能说：你听党的话。不要管我们的事。你要坚强起来。要熬过去，自己好好学习、生活吧。%惨白的灯光把屋子照得像地狱似的阴惨惨的。陈明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我们互相望着，为天真无邪的受伤的孩子难过。祖林正好在国内，削匕京，他也亲受了那沉重的打击。整天整天不说话，也不吃，只是躺在小屋里流眼泪。我宁愿自己受责备，挨罚，下地狱，上刀山，也不愿意看见他无言地在那里默默受罪。可是，我能说什么呢？我不能应承、也不能解释。一切辱骂，相慧最作者的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