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区人际信任研究
一、人际信任的相关理论
1.人际信任概念的提出
人际信任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论语》《吕氏春秋》等就有关于对“信”解释的记载。古典文献和辞书中主要是从“信”的结构和功用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人”和“言”的组合，意思是“言而有信，诚实不欺”。具体而言，就是要做到说话真实，说话算数，严格践约，不违背自己所许的诺言，言行一致。信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之一，是处理人际关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它作为五常（仁义礼智信）之一，意思是信守承诺，讲究信用，在人际关系中是指给予他人信任，不怀疑他人的可信性。
2.信任与相关概念的辨析
多依奇认为，信任是某人预期这件事会发生，并根据这一预期做出相应的行动，虽然他知道一旦此事没有预期般地出现，这一行动带给他的损失要比此事如期出现带来的好处要大。根据这个定义，信任有两个主要的组成元素，即信念和承诺。“信”字还包含双重含义，一是与个人自身待人有关的“诚信”，二是与个人对待他人有关的“信任”。信任是良好人际互动的前提，它可以减少处于人际互动过程中个体间由于时空分离造成的距离感。因此，在探讨人际信任之前，有必要对容易混淆的这几个概念作一简单的辨析。
诚信与信任的含义有差异，但二者又是紧密相联的。诚信从伦理学的角度要求人们既不自欺也不欺人，在道德层面上涉及的是个人品质问题。儒家主张先“思诚之道”而后“信则人任焉”，因此诚信是“为人信任”的充要条件，是首要的、无条件的，并且是信任产生的基础。而信任是派生的、有条件的，涉及到的不仅是个人品质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基础上的整个社会问题。西方文化中信任被作为一种冒险及乐观的预期，他们推崇信任而非诚信，因为在启动信任时并不知道对方是否有“诚信”以至可信。
塞利格曼认为，信任与信念虽然都包含有预期的成分，但终究不是相同的过程。信念指的是人们对那些难以了解和超凡脱俗的杰出人物所持有的期望，这是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虔诚的心理倾向。而信任则是指产生于制度规范之外的一种世俗现实的心理现象，它是在人们无法预知他人将会做什么和将会怎么做时才有可能产生形成，即当人们对他人的善意行为无法作出判断和推测时却仍然相信他人会有善意行为的表现。
信赖是信任关系的异化形态，二者反映的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人际关系。首先，信任是合作的前提，人们之间信任关系的确立是合作行为赖以产生的基础；而信赖使人生成依附意识，却有反合作的倾向。其次，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出现的一种对称性关系，没有控制与支配行为；而信赖是人与人之间出现的一种不对称性关系，也可能产生于人与物之间。信赖主体对客体的要求作出回应，但这种回应是一种等级社会的文化效应，从开始就是盲目和被动的。信赖关系意味着一方愿意接受另一方的控制和支配。最后，信赖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的根源是因信赖而丧失掉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而信任是主体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自主能力的增强，所以信任以及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合作行为，都是无风险的。
信任是对承诺的超越，承诺是建立信任关系可行途径的起点。作出承诺可以成为协作的前提，如果在协作性的共同行动告一段落时，承诺得到了履行，就有可能确立信任关系。在下阶段的共同行动中，协作就会升级转化为合作。
3.人际信任的概念
人际信任是从交往信用和交往规则的基础上产生的安全感、可靠感，是人际交往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人际信任进行定义，目前人际信任在心理学界的概念已达几十种，其中比较典型的定义总结起来如下。
国外学者主要是从心理与行为两个层面对人际信任进行研究。罗特和萨贝尔在个体的心理层面上研究人际信任，认为人际信任的发生会通过个人的心理特质（预期、信心和信念）来表达。罗特认为，信任是个体承认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表达为可靠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萨贝尔则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对于两人都不会利用对方弱点的信心。多伊奇和巴布以及霍斯默从行为的角度研究人际信任，将人际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刺激反应行为，这一概念暗示了个体对他人采取信任关系的行为与否依赖于环境刺激作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不一定会带来理性的行为。多伊奇通过囚徒困境中人际信任的实验，得出人际信任可由选择相信他人的合作行为来显示；巴布认为，人际信任是一种在后天社会交往活动中所习得的对周围其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霍斯默等认为，人际信任产生在人际关系中，是对交往对象的一种承诺，以及信任所带来的忠诚、安全感和利益性。因此，西方学者倾向于将人际信任概念化为一种普遍性的心理现象——具有高信任度的个体与他人交往时更容易表现出信任行为，也就更容易与别人合作，这种信任倾向则较少受到交往对象以及时间和情境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学者陈介玄等认为，人际信任是一种针对与特定个人的亲近、熟悉程度而衍生出来的信任，是基于个人关系和后天成就形成的，是人情付出与理性算计的结合。杨中芳等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能够履行对方所托付的义务和责任的一种保障感，用日常用语来表达就是放心，不要担心对方会失信而完不成“为自己”做的事。张建新则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的一方在“或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条件下，预期另一方对自己作出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这个概念只涉及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和信任过程的认知方面，而与其内容牵涉不多。宋实权认为，人际信任是对交往双方话语和行为的一种心理上的认可，以及对它们所引起结果对自身利益的肯定。焦武平认为，人际信任是在不了解他人动机、意图和行为动向时所作出的继续交往的认知判断，也是一种在交往过程中遇到两难情景时的决策行为。陶芝兰等认为，人际信任是对与自己有先天血缘关系和通过后天的社会生活建立某种关系的人给予的信任。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人际信任定义的共同点表现在：首先，信任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包含许多复杂的潜在变量，它产生在人际互动关系中，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了信任的发展。其次，只有在具有不确定性的条件下谈论信任才是有意义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人际信任的评估需要一定程度的认知和情感因素。因此，在参考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将人际信任定义为：人际信任是个体与他人在交往的过程中，对交往对象品质、情感和行为倾向的评估。
4.人际信任在社区中的作用
第一，人际信任有利于实现社区的善治。人际信任是和谐社区的重要支持条件，同时也是社区治理的目标指向。社区治理要达到善治要求，需建立各主体间的协调合作关系，这种经过重复的博弈而建立的合作与互惠关系，它的形成和维持离不开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比如人际信任、相互的认同、宽容和理解，这些都是联结社会合作与互惠关系的纽带。而人际信任、合作、互惠与善治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善治需要人际信任作基础与支撑，从而实现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第二，人际信任有助于挖掘社区中潜在的政治资源，实现社区居民的参与式发展。居民的有效参与是社区发展的重要形式和动力，这不仅包括居民在社区事务上有表达自身意愿的权利和自由，更表现为其在参与政治性决策时所拥有的更大程度上的自主权。人际信任促使居民愿意为社区建设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并努力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这是社区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5.人际信任的相关理论
首先是认识发生论。艾里克森和吉登斯等从个体心理学角度研究信任产生的过程，他们认为人的信任来源于儿童早期的经验，主要是婴儿与看护人之间的关系。婴儿面对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看护人的行为直接影响了婴儿心理发展过程，如果婴儿受到看护人定期良好的照顾，就会逐渐在婴儿心中形成一种对于秩序的期待，这种期待就是信任。如果婴儿得不到看护人的精心照料，那么他（她）不可能获得安全需求的满足，可能经常会处于恐惧与不安中，长大之后可能比较孤僻，不太信任人。婴儿时期形成的信任是一种基本信任，这种基本信任是他（她）以后所有其他信任的基础。
其次是文化决定论。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际信任是从一个行为规范、诚实而合作的社区中产生出的一种期待，它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和群体成员的素质，信任不能单纯地通过理性的投资决策来获得，而是从宗教、传统、习俗中产生。信任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它基于文化道德规范，是文化道德规范的产物。任何社会都具有自己的文化密码，信任作为某一社会文化密码的一部分，具有遗传的特点，在不同的文化道德规范环境下，其信任模式与程度是不同的。
最后是道德基础论。该理论认为，信任可以划分为两类，对熟人的信任是“策略性信任”，即在以往的交往基础上的习惯性、仪式化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是“道德性信任”，道德性信任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乐观的人会给自己所不认识的人更多的信任，即使偶尔吃过别人背信弃义的亏也在所不惜，仍然保持自己对他人的信任感。
二、人际信任的研究现状
1.人际信任的研究历史
在经典社会学家们的理论建构中，信任并没有成为他们的主流话语。直到20世纪初，社会学家齐美尔才首次提起社会信任的话题，他是最早对社会信任进行专门系统研究的人。他1900年出版的《货币哲学》论述了一般意义上的信任，指出“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而且从信任的视角对金钱这种制度化象征物作出了深刻的分析。之后，信任并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信任问题才得到各科领域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对人际信任首次进行实验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多伊奇，他通过囚徒困境实验，从探讨如何解决冲突入手，认为在人际关系中，信任其实是对情绪的一种反应，它是由情境刺激决定的个体心理和个体行为，行为双方的信任程度会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信任被当做是一个由外界刺激所决定的因变量）。多伊奇的这项实验开创了心理学对人际信任研究的先河，被视为人际信任的经典研究之一。随后心理学家罗特、赖兹曼按照人际信任的思路，从人际信任特质上的个体差异、人格特点的角度，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借助测量统计比较得出，信任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由此可见，心理学家对信任的理解多是依照心理学的传统范式，将信任理解为个人的心理事件、个人的人格特质、个人的行为，他们更多关注信任的认知内容或行为表现，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人际行为与人际关系的研究，并认为认知性信任与情感性信任是人际信任的两种主要方式。时至今日，人际信任已成为心理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
2.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
梅德在2007年认为，人际信任本身是一个发展过程，它从建立到巩固，其中也可能伴随着损害而转为不信任。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可能对其产生影响，其中文化、人格、社会交往和风险知觉等变量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
第一，关于人际信任的文化变量。文化被研究者广泛用来说明人们之间的初始信任水平，即对陌生人的信任问题。Fukuyama在1995年认为，正是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普遍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研究者针对不同文化人群的信任行为展开了研究。比如，Hu在2001年发现，美国经理人对他们的下属表现出的是一种基于认知的信任（可靠性和能力），而台湾经理人对他们的下属表现出的是一种基于情感的信任（与下属的关系紧密程度），类似的结论在有关中国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证明。薛天山在2008年进一步分析认为，在西方人的信任行为中，信任者的因素（期望、对人性的看法）与被信任者的因素（诚实、忠诚、动机等）先于关系因素或独立于关系因素而存在。在中国人的信任行为中，关系因素优先于个人因素，中国社会是以关系为约束机制的，即使签订契约，也只是一种“防”的手段而已，传递了一种不信任的信息，而西方社会以签订契约约束人的信任。中国人的信任的建立，更注重与对方的情感、亲缘关系，而西方人信任的建立，更关注于个人因素（如能力、公平等）和制度因素。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信任的实质性不同。
第二，关于人际信任的人格变量。研究发现，被信任者具有的特定人格特征是获得他人信任的重要因素。Butler在1991通过研究发现了开放性、接受性、可用性、公平、忠诚、守诺、正直、能力、连贯性10个与信任有关的因素；Clark和Payne在1997年将与信任相关的这些因素缩减为能力、真诚、公平、连贯、忠诚、开放性6个。与此不同，Maye等在1995年认为，能力、真诚、善行等才是信任的关键维度。研究者对引起信任的人格特征有不同的意见，对这些特征的重要性也有不同的观点，如March和Olson在1989年认为，公正性是信任的核心，而Cummings和Bromily在1996年则认为，诚实才是信任的关键成分。
第三，关于人际信任的社会交往因素。由于交往总是带有利己的目的或结果，最终使社会交往体现出互惠性的特征，因此交往也成为了人们之间互动的基本内容。屡次发生互惠交换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使参与者能够学习，同时培养出人际间的信任。多伊奇关于囚徒困境的经典研究就说明，缺乏交流阻碍信任的建立。
一般来说，社会交往产生两个主要的直接结果，一个是熟悉性，另一个是交往经验。Lumann在1979年认为，熟悉的世界是相对简单的，而且这种简单性在相当狭窄的界限内得到保证。越熟悉的对象，人们对其越了解，对其未来行为的确定性就越大。因此，熟悉更容易产生信任判断，是信任的根本。在过去交往中个体的期待总能够得到满足时，这种信任就得到了强化，积极的交往经验产生了信任。
第四，关于人际信任的风险知觉因素。如果信任产生于社会互惠交往过程中，那么对风险的判断就顺理成章了。对信任者而言，信任对方就意味着坚信对方特定行为的稳定发生，这种行为的产生将保证自己的某种既得利益。人际互动中对对方特定行为的期待本身就是一种风险的赌博。Cook在2005年的研究中表明，信任可以促进个体冒风险，冒风险就是一种对对方的信任。
王绍光和刘欢在2003年认为，人际信任的发生取决于两个因素：失信的可能性以及失信带来损失的承受能力。因此，可以从个人拥有的资本量上来分析信任中的风险知觉。他们认为，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越愿意信任他人，反之，则越不愿意冒险信任他人。个人的资本主要包括收入和财富、稳定的工作、权力、教育以及社会网络等。实际研究数据也表明，具有更高收入、更高教育程度、稳定的工作、更高权力和更广泛社会网络的人的确比那些较低收入、较低教育程度、工作不稳定、无权力以及社会网络小的人表现出更高的信任倾向。这和张建新的观点类似，即人际信任主要从交换对象处得到回报的期望值和交换中断对可能引致损害的严重性评估这两个认知因素决定，期望值越高，严重性评估越低，人们作出信任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除以上一些常见的人际信任影响因素外，研究者也注意到情绪、社会比较特征等对人际信任的作用。Dunn等在2005年发现，幸福和感激增加信任，生气降低信任，那些由他人控制而产生的情绪要比由自己和环境控制而产生的情绪对信任有更大的影响。Molleman等在2007年对社会比较与人际信任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那些持有自己可以和更好的人一样好的观念的人对其信任有积极作用，而认为自己可以比较差的人做得好的人对人际信任具有消极作用。
3.人际信任的测量工具
（1）容纳他人量表。容纳他人量表是美国心理学家Fey 1955年编制的，有20个题目，其中正性题目5个，“我喜欢和很多人在一起”等，负性题目15个“人太以自我为中心了”等，每个题目都是5级计分，从“1=几乎总是”到“5=几乎没有”，量表总分在20～100，得分越低，容纳他人的程度也越低，得分越高，越容易与他人相处。
（2）信赖他人量表。信赖他人量表（Faith in People Scale，简称FPS）是由Rosenberg于1957年编制的，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一般人的可信性、诚实、善良、慷慨和友爱等本性是否有信心。它包括2个选择性项目和3个同意与不同意项目，正性回答提示受试者对他人缺乏普遍的信心。量表总分为各项目得分累积后加1，总分在1分（五项均有信心）和6分（五项均无信心）之间，得分越高表示受试者对他人信赖程度越低。大量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3）人际信任量表。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ITS）是由Rotter在1967年运用社会学习理论编制的，ITS量表用于测量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和陈述可靠性的估计。内容包括各种处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社会角色（包括父母、推销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及新闻媒介），多数项目与社会角色的可信赖性有关，但也有一些项目与对未来社会的乐观程度有关。量表由25个题目组成，采用5级对称记分法，量表总分从25分（信任程度最低）到125分（信任程度最高），分数越高，人际信任度越高，75分是人际信任程度高低的分界。该量表的重测信度（间隔7个月）为0.56，分半信度为0.76，同时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通过对不同社会背景的被试测量，其效度也是较好的。
（4）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Christic和Geis在1970年编制的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其目的主要是了解受试者对他人能否被操纵并为己所用的估计。马氏量表得分高反映了信任的一种误区，即信奉可以通过技巧来影响和改变他人。得高分者（低信任度）往往能即兴发挥并取得成功，而得低分者（高信任度）则过分分心于不重要的细节问题。总之，在交往中得高分者较多地操纵别人，较多地说服别人，较少地被人说服，较多地取得成功，而得低分者往往相反。马基雅维里主义量表被认为是测试人性态度量表的佼佼者。
（5）特定人际信任量表。特定人际信任量表（Specific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简称SITS）是由George 和Swap在1982年编制的，该量表考察了个体对于特定人物的信任度，尤其着重于关系密切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分男性分量表和女性分量表。其中男性分量表有3个因子：一般性信任、情感性信任及可靠性。女性分量表有2个因子：情感性信任和可靠性。该量表将人际信任归纳为四个方面：在财产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品质上相信对方是可靠的、在个人隐私上信赖对方、在个人安全上信赖对方。
（6）同伴信任量表。同伴信任量表（Company Trust Scale CTS）是由Rempel和Holmes 1986年编制的，又称为人际信任量表，用于测查关系密切者的相互信任，共18个题目，涉及信任的三种内涵：可预测性、可依靠性和信赖性。可预测性指我们能否预见到同伴的特定行为，包括我们欢迎的行为和不受欢迎的行为。可依靠性是信任核心的成分；而可信赖性则使人们能毫无保留地确信同伴将继续负起责任并关心自己。该量表采用7级评分法，其中1分=完全不同意、7分=完全同意，总分从18分（信任度最低）至126分（信任度最高），中间值为72分，此量表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本研究基于以上人际信任量表，编制了社区人际信任量表，反映社区居民之间的人际信任程度，以便及时准确地了解居民人际信任状况，为社区人文关怀和人文环境的创立提供参考依据。
三、大学生社区人际信任研究
人际信任是指在人际交往中一方对另一方所托付的义务和责任的一种相信感和值得信任的情感体验。Lewi和weigert（1985）将人际信任看做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人际态度，是由人际关系的理性分析和非理性情感共同决定的。在他们看来，理性和情感是构成人际信任中的两个重要维度，人际信任也可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两种类型。其中，认知性信任是基于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而产生的信任，而情感性信任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产生的。人际信任作为人性态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人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有重要作用，尤其大学阶段是个体人际信任发展、形成的重要阶段，更应该关注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特点及其与其他群体的比较。
国内学者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状况与相关因素进行了研究。黄华和王飞雪2007年采用信任游戏（the Trust Game）范式对大学生的信任行为进行了实验探讨。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大学生表现出对他人较高的信任水平，但同时也预期他人对自己作出相应的回报，在不同的回报预期下，其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王青2011年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人际信任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人际信任水平低于女生，信任水平随年级升高而升高。盛红勇和徐桂芬2010年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信任对社交孤独有显著的预测作用，通过改善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和社交状况可提高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水平。田可新2005年研究发现，人际信任度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好。张建新1993年使用人际信任行为量表测量了中国、香港及美国三地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感，结果发现，三组被试人物信任的具体人物对象归为“亲人”“熟人”和“陌生人”三个群体，三组被试对“亲人”群体的人际信任没有显著差异，但中国被试对其他两个人物对象群体的信任要高于美国和香港被试。
综上，人际信任是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是人际交往的基础，也是心理健康的前提，我们通过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青年居民人际信任水平的对比，以期了解大学生学校人际信任的特点，为学校社区建设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四、社区人际信任研究结果
1.社区人际信任得分描述统计结果
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为3.23，显著高于理论均值3分，t（417）=6.950，p＜0.001，说明居民之间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人际信任。对社区人际信任6个项目得分进行排序，并进一步与理论均值3分进行差异比较检验，结果表明，本社区居民大部分人都值得信任、外出时能让邻居帮忙照顾孩子或老人、有困难会找社区邻居帮忙、相信本社区居民大部分人是善良的、本社区其他居民喜欢找你帮忙这5个项目反映了较高的人际信任，相信本社区大部分居民是相互照顾的项目得分与理论均值差异不显著。
2.不同性别居民社区人际信任的差异比较
对不同性别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分进行独立样本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不同性别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分差异不显著，t（416）=0.526，p＞0.05；不同性别居民社区人际信任各个项目差异均不显著（ps＞0.05）。
3.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社区人际信任的差异比较
对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和各个项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的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差异不显著，F（2，415）=0.391，p＞0.05；不同社区类型居民的社区人际信任各个项目差异均不显著，ps＞0.05，说明社区的星级划分并不影响社区居民的人际信任。
4.不同年龄居民社区人际信任的差异比较
对不同年龄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进行比较，31岁以上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均高于理论值3分，尤其50岁以上、41～50岁和31～40岁社区居民的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显著高于理论值3分，ps＜0.01。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年龄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存在差异显著，F（4，413）=10.014，p＜0.001。Tukey事后检验发现，50岁以上社区居民的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显著高于18岁以下和18～30岁社区居民（ps＜0.05），其他两两年龄段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差异不显著（ps＞0.05）。
5.不同居住时间居民社区人际信任的差异比较
对不同居住时间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进行比较，不同居住时间居民社区信任总均分均高于理论值3分，并随居住时间的增长，居民社区认同逐渐增长，呈线性发展趋势。进一步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居住时间居民社区认同总均分存在差异显著，F（3，414）=6.080，p＜0.001。Tukey事后检验发现，居住10年以上社区居民的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显著高于居住1年以内的社区居民（p＜0.05），其他两两年龄段居民社区信任总均分差异不显著（ps＞0.05）。
6.居民与大学生社区人际信任比较
大学生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为3.32，显著高于理论均值3分，t（63）=5.790，p＜0.001，说明大学生之间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人际信任。对学校社区人际信任6个项目得分进行排序，并进一步与理论均值3分进行差异比较检验，结果表明，我相信学校社区居民大部分人都值得信任、我相信学校社区居民大部分人是善良的、我相信学校社区大部分居民是相互照顾的、有困难我会找学校、宿舍邻居帮忙、学校其他同学喜欢找我帮忙这5个项目反映了较高的人际信任，我外出时能让同学帮忙照看宿舍的得分与理论均值差异不显著。
对大学生与青年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进行独立样本的差异检验。结果发现，大学生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3.32和0.45，青年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平均数和标准差分别为2.97和0.59，大学生与青年居民社区人际信任总均分相差0.35分，差异显著，t（110）=3.591，p＜0.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