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明代诗文的历史演变过程；了解各流派的时期区间、代表人物、文学主张和历史评价。
第一节 明初诗文
一、明代诗文的总体成就
明代诗文中有不少佳作，但整体成就不如唐宋。有一些诗文名家，但没有产生可与李杜、韩柳苏欧比较的诗文大家。明代诗文不如唐宋的社会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诗歌和散文自身的发展来看，这是盛极必衰的规律。明代诗坛、文坛呼唤复古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和小说、戏曲的蓬勃发展、方兴未艾，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里我们必须把诗歌和散文分开来加以说明，因为诗文虽然都属于正统文学，但它们的性质，发展的规律是很不相同的。诗歌已经度过了它的辉煌顶峰——唐代，也已经度过了它的变异时期——宋代，后来的诗歌大体上已经翻不出唐宋两家，或是宗唐，或是学宋，在诗体、语言、思维、审美追求等诸方面都已经缺少实质性的创新，一直到清代，情况都是这样。当然，依然有很多好的作品陆续问世。散文本来就是杂文学，韩柳的古文运动，从骈文那里夺回了散文固有的疆域，恢复了散文的活力；宋代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散文创作，使散文进一步变得平易流畅，将传统散文的各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以后的散文也很难打破唐宋八大家奠定的既成格局。从时代背景来看，明代的八股科举制度是一个阻碍散文发展的消极因素。八股文是读书人觅取功名富贵的敲门砖，而诗歌则被一般人视为无用之物。学习诗歌、写作诗歌被认为是荒废学业，是导致贫穷的重要原因。学诗是中了进士以后的事情，完全是为了应酬和附庸风雅。读书人喜欢诗歌、写作诗歌是“不务正业”，是足以使父母妻子痛心疾首的事情。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将大部分的聪明智慧消耗在一种无用之物上，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特别是散文的悲哀。形式和思想的双重束缚严重地损害了散文的发展。其次，八股文本来就是模仿圣人的口气，是专以摹拟为能事的，独立的思维是八股文的对立物。读书人经过八股文长期的训练，他的思维习惯已经倾向于模拟，影响到他的诗文，同样地以模拟为能事，也就毫不奇怪了。
二、明代诗文的流变
明代诗文的流变，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自开国至永乐初为第一阶段。明初的诗文，成就突出，一扫元末的纤弱靡丽之习。作家当大乱以后，无意功名，埋头读书，反思人生，其散文刚健清新，感情充沛。散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诗歌的代表作家当推高启。正如陈田《明诗纪事序》所说：“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
自永乐初至成化年间为第二阶段。进入了太平时代，诗文趋于平易雍容，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风行一时，没有深刻的思想和痛切的感受，却有一种宫廷贵族的富贵福泽之气。不为风气所囿的只有于谦，他的《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至今为人称道。另有高棅选编唐诗为《唐诗品汇》，以其巨大影响，引导了明代诗歌宗唐的大方向。
弘治、正德年间为第三阶段。社会已不再太平，权臣宦官把持朝政。李东阳为代表的茶陵派雄踞文坛，领导着当时的诗文潮流。李东阳提出了诗学汉唐的主张。与此同时，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倡诗文复古，有力地改变了文坛的风气。此时不依门户、自成风格的作家有马中锡，《中山狼传》是他的散文名篇。文章寓意深刻，刻画生动。
嘉靖、万历时期是第四阶段。这一阶段政局不稳，文风多变，出现了以王慎中、唐顺之为代表的唐宋派，他们提出“变秦汉为欧曾”的口号。归有光继起，为文务求文从字顺，一洗聱牙诘屈的风气。嘉靖时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步“前七子”的后尘，继续推动文学的复古运动，“后七子”的声势和影响更在“前七子”之上。数十年间，复古之风弥漫文坛，陈陈相因，万喙同音。万历时期，又有三袁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打破陈规陋习，“独抒性灵”。三袁之中，以袁宏道的成就和影响较大。公安派以后，又有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企图以幽深孤僻来纠正三袁的浅俗率直。
天启至明末，是第五阶段。这一阶段的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大势已去，文人多受刺激，社会的情绪由浮夸转向颓唐和激烈，发为诗文，多慷慨激昂、悲凉苍楚之声。诗文的主要收获是小品，代表作家是张岱，他的小品生活化、个性化，独具一格，富有审美价值。
三、明初作家
（一）宋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人。幼年时，家里贫穷，读书非常刻苦，借人书看，手自笔录。元代至正年间，他被荐授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而辞。他于明初应征，除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修《元史》，累官至翰林院承旨，知制诰。宋濂的文名远播异域，高丽和日本都出重价购买他的文集。朱元璋称他为“开国文臣之首”。后来因为长孙宋慎犯罪，他受株连而贬四川茂州，病死途中。宋濂擅长写传记文，《秦士录》、《记李歌》、《王冕传》都是他的传记名篇。
譬如《王冕传》中写王冕小时候在佛殿勤奋读书的情景，逼真如画：
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秦士录》写出邓弼这样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儒侠形象。文中写邓弼的勇猛：
邓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长七尺，双目有紫棱，开合闪闪如电，能以力雄人，邻牛方斗不可掰，拳其脊，折仆地。市门石鼓，十人舁，弗能举，两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视人，人见辄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则必得奇辱。”
写邓弼强邀两位“素负才艺”的书生一起饮酒，两书生“素贱其人”，不得已而入席。两书生“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弼历举传疏，不遗一言。复询历代史，上下三千年如贯珠”。“两生相顾惨沮，不敢再有问”。文章借邓弼之口，叹息如此奇才而竟淹蹇不遇的感慨：“天生一具铜筋铁肋，不使立勋万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时也，尚何言！”
《送东阳马生序》，写自己早年求学之不易，勉励后辈勤奋学习，娓娓道来，说道理如话家常。
（二）刘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处州青田（今浙江）人，元末进士，辅佐朱元璋定天下，累迁御史中丞，封诚意伯。明初的大典制度，大多系他和宋濂策划。后来他为胡惟庸所中伤，忧愤而死，有《诚意伯文集》20卷。《明史》本传说他的散文“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刘基诗文兼长，有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卖柑者言》是他的传世名篇，这篇短文对那些“恍恍乎干城之具”、“昂昂乎庙堂之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揭露了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面目。《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文，写狙公养狙自奉，谁知群狙觉悟，不听使唤，不再上贡，“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狙公卒馁而死”。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寓言，提出了民众觉悟以后尊卑之序瓦解的可怕，警告统治者注意驭民之术。其中小狙和众狙的一段对话是意味深长的：
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而不得取也？”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竟，众狙皆寤。
天下的财富是统治者创造的吗？不是。没有统治者的同意就不能享用吗？不是。这种思想带有明显的离经叛道的色彩，是刚刚从乱世中过来的人才会产生的。诗歌方面，刘基擅长乐府与古体。
（三）高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长州（今江苏苏州）人。朱元璋召他纂修《元史》，为翰林院编修，继授户部右侍郎，他坚辞不受，退隐青丘。高启和苏州知府魏观相知甚欢。朱元璋乘魏观改修府治“有异图”的案件，借口高启为魏观府治撰写上梁文一事，将高启腰斩，一代英才死时年仅39岁。高启恃才傲物，啸咏自得，他在《青丘子歌》中自述：“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人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羞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这些诗句就很可以反映出他的人生态度。高启的死并非偶然的例外，与他并称“四杰”的杨基死于徙放的工场，张羽窜岭南投水自杀，徐贲下狱瘐死。与高启并称“十才子”的谢肃也是被杀的，此外还有明初的很多文人，或被充军，或被杀，或被流放。宋濂只是因为皇后和太子说情才免于一死，但朱元璋还是杀了他的两个儿子。明初的文字狱也是非常出名的，捕风捉影，滥杀无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原因一方面是入明以后，封建的中央集权制高度发达，最高统治者不能容忍独立意志的人格；一方面是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对于文人有一种潜在的仇视。
高启的文学成就集中于诗，在明代，没有人的诗做得比他好。《四库提要总目》称誉高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说他的诗“拟汉魏如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如宋，凡古人所长，无不兼之。”意即高启学习前代名家大家的诗风，颇能得其精髓。清人汪端在《明三十家诗选》中说：“青丘诗众长咸备，学无常师。才气豪健而不剑拔弩张，辞句秀逸而不字雕句绘。俊亮之节，醇雅之旨，施于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与此同时，高启的诗歌还有其独特的风格，那就是俊爽流畅、豪迈奔放。《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一首，很能表现他的诗风：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万山丛中，大江东来，气势非凡。群山峻岭，全都沿着江水的方向转了过来。唯独虎踞龙盘的钟山，逆流而上，显示出乘风破浪的气势。长江与钟山争雄，两者之势堪称天下壮景。秦皇当年在钟山埋藏黄金，企图压住那里的王气，现在看来也是徒劳，那里至今还是一派王霸之气。我那怀古的抑郁的心情向哪里去抒发呢？趁着酒兴登上了城南的楼台。只觉得沧海桑田的兴亡之感，来自那远处的荒烟落日之中。石头城下，怒涛汹涌，谁敢凭着千军万马就渡江而来？吴国的孙皓听信谣传，要迁都洛阳以顺天意，其实哪是什么吉祥之兆！王浚的楼船冲破了吴国在江中布置的铁锁，石头城上终于升起了投降的旗帜。前有三国，后有六朝，改朝换代，当年的宫殿如今已是杂草丛生。英雄豪杰借着时势，在这里割据称王。几度征战，流了无数的血，这寒冷的江水就是见证。我很幸运地生在这个时代，有圣人从南国起兵，平定了全国的战乱，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从今以后四海一家，以江为界，南北分裂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这首诗雄浑流转，笔墨酣畅，怀古叹今，感慨万千，风格直逼太白。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称誉高启道：“才气超迈，音节响亮，宗派唐人，而自出新意，一涉笔便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
第二节 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一、台阁体
明代永乐至成化年间，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风行一时。三杨皆台阁重臣，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三杨并称而杨士奇尤著名。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泰和（今属江西）人，建文初入翰林，官至华盖殿大学士。著有《东里全集》25卷、别集4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三杨的文集中多官样文章、应酬之作。其诗文则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雍容典雅，富丽堂皇而空泛苍白，既缺乏深刻的思想，又没有纵横驰骋的气度，平正有余而精劲不足，流弊所及，肤浅冗长，陈陈相因。后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一同对三杨攻击不遗余力。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说：“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真诗渐亡矣。”
二、茶陵诗派
成化、正德年间，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崛起，以深厚雄浑之体来纠正台阁体的流弊。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茶陵（今属湖南）人，宪宗、孝宗时期，做过内阁大学士，著有《怀麓堂集》。他与宦官刘瑾同时，依附周旋，颇为一般气节之士所非议。连他的一个门生罗玘也寄书指责，请削门生之籍。有人作诗讽刺他说：“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但史称其“扶植善类，培滋正义”，可见他还不是在助纣为虐。他的诗歌散文，雄浑深厚，不为奇崛而法度森严。擅长乐府，如《花将军歌》，吟歌明代的名将花云，笔力雄健，难能可贵：
花将军，身长八尺勇绝伦，从龙渡江江水浑。提剑跃马走平陆，敌兵不敢逼，主将不敢嗔。杀人如麻满川谷，遍体无一刀枪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贼十万势欲吞。将军怒呼缚尽绝，骂贼如狗狗不狺。樯头万箭集如猬，将军愿死不愿生作他人臣。郜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将军门。将军侍婢身姓孙，收尸葬母抱儿走，为贼俘虏随风尘。寄儿渔家属渔母，死生已分归苍冥。贼平身归窃儿去，夜宿陶穴如生坟。乱兵争舟不得渡，堕水不死如有神。浮槎为舟莲为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孙来抱儿达行在，哭声上彻天能闻。帝呼“花云儿！风骨如花云”。手摩膝置泣复叹：“云汝不死儿犹存！”儿年十五官万户，九原再拜君王恩。忠臣节妇古稀有，婴杵尚是男儿身。英灵在世竟不朽，下可为河岳，上可为星辰。君不见金华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赋岂有笔力回千钧！
又有《易水行》、《淮阴叹》、《明妃怨》、《五丈原》、《马嵬曲》、《金字牌》等，涉及秦皇、荆轲、韩信、王昭君、诸葛亮、杨贵妃、岳飞等古人古事，所论皆中肯深刻而正义凛然。他的题画诗也颇有寄托，譬如《柯敬仲墨竹》一首：
莫将画竹论难易，刚道繁难简更难。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
李东阳以宰相的身份，奖掖后进，提倡以唐诗为师，以杜诗为师，企图以此来纠正肤浅空泛的台阁体。他的学唐全在音节、格调、用字上下工夫，在创作实践上没有完全摆脱台阁体的影响。茶陵派中亦多馆阁文人，李东阳的学唐以纠正时风的道路成为前后七子复古运动的先河。清人沈德潜在《明诗别裁》中称道他“永乐以后诗，茶陵起而振之，如老鹤一鸣，喧啾俱废”。这些话虽然不无溢美之嫌，但李东阳的创作和文学主张对于纠正台阁体的时风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茶陵诗派实际上成为从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
第三节 前后七子和唐宋派
一、“前七子”
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流派。他们鄙弃西汉以下散文、中唐以下诗歌，主张文章学习秦汉，诗歌宗法盛唐，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复古遂成为文学的潮流。李梦阳（1472-1530），字天锡，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人，著有《空同集》66卷，弘治六年（1493）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李梦阳一生之中，为了反对朝廷的腐败势力，4次被贬，3次入狱，两次几死，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的忠臣义士。他十分鄙弃中晚唐的诗歌：“至元、白、韩、孟、皮、陆之徒为诗，始连联斗押，累累数千百言不相下，此何异于入市攫金、登场角戏也。”（《与徐氏论文书》）他主张散文和古体诗要学汉魏，近体当学盛唐，教天下人不学唐以后诗。他自己的创作便是模仿古人。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讥讽他的创作说：
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诗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声字句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童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必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献吉曰：“不读唐以后之书”，献吉之诗文，引据唐以前书，纰谬挂漏，不一而足，又何说也？
李梦阳的散文貌似秦汉，故作艰深。虽然李梦阳以复古为己任，但他的文学思想亦非复古二字所可牢笼。他提出“宋儒兴而古之文废矣”，又说：“诗至唐，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高者犹足被管弦。宋人主理不主调，于是唐调亦亡”（《缶音序》）。注意到理学对创作的消极影响。他认为“真诗在民间”，反映了他对俗文学的重视。他的乐府和歌行写得很好。《林良画两角鹰歌》一首，从画说到猎，从猎生发议论，最后画猎兼收，得出点睛之笔：“良乎良乎宁使尔画不直钱，无令后世好画兼好畋！”即是说，林良啊林良，宁可让你的画不值钱，也不要使后世的君王又喜欢好画又喜欢打猎。这首诗虽然还没有达到自然流转的境界，但也表现出相当的功力。他的《石将军战场歌》是一首古体七言叙事诗。颂扬了土木之变中石亨的战功，希望今天能有石亨那样武艺超群的猛将御边抗敌，寄托了自己的爱国思想。这首诗雄健浑厚、流丽婉转，直追盛唐之风：
清风店南逢父老，告我己巳年间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镞尚带勤王字。忆昔蒙尘实惨怛，反覆势如风雨至。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内有于尚书，外有石将军。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震天风怒号。儿女床头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万里烟尘一剑扫，父子英雄古来少。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处处欢声噪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应追汉室嫖姚将，还忆唐家郭子仪。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经过泪满巾。黄云落日古骨白，沙砾惨淡愁行人。行人来折战场柳，下马坐望居庸口。却忆千官迎驾初，千乘万骑下皇都。乾坤得见中兴主，杀伐重开载造图。姓名应勒云台上，如此战功天下无。呜呼战功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信阳（今河南）人，20岁中进士，授中书舍人，因上书抨击宦官刘瑾而被免官，后复职，历任吏部员外郎、陕西提学副使。何景明亦主张文宗秦、汉，古体诗学汉、魏，近体学盛唐。先与李梦阳一起提倡复古，成名以后，又互相攻击，相持不下。何的才气高于李，诗歌以李、杜为榜样，文章则学司马迁、班固。何景明的诗歌中多有对时政的抨击，对民生疾苦的关心。譬如《岁晏行》一首：
旧岁已晏新岁逼，山城雪飞北风烈。徭夫河边行且哭，沙寒水冰冻伤骨。长官叫号吏驰突，府帖连催筑河卒。一年征求不少蠲，贫家卖男富卖田。白金纵有非地产，一两已值千铜钱。往时人家有储粟，今岁人家饭不足。饥鹤翻飞不畏人，老鸦鸣噪日近屋。生男长成娶比邻，生女落地思嫁人。官家私家各有务，百岁岂止疗一身。近闻狐兔亦征及，列网持矰遍山域。野人知田不知猎，蓬矢桑弓射不得。嗟吁今昔岂异情，昔时新年歌满城。明朝亦是新年到，北舍东邻闻哭声。
诗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民众的同情，风格也与唐人的新乐府相似。
《鲥鱼》一首，讽刺皇帝的昏庸兼及宦官的得宠：
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卢橘未能先。赐鲜遍及中珰第，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骑，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
《津市打鱼歌》一首，描绘鱼市热闹情景，生动如画，富有生活气息：
大船峨峨系江岸，鲇鲂鲅鲅收百万。小船取速不取多，往来抛网如掷梭。野人无船住水浒，织竹为梁数如罟。夜来水长没沙背，津市家家有鱼卖。江边酒楼燕估客，割鬐砍鲙不论百。楚姬玉手挥霜刀，雪花错落金盘高。邻家思妇清晨起，买得兰江一双鲤。蓰蓰红尾三尺长，操刀具案不忍伤。呼童放鲤潎波去，寄我尺书向郎处。
二、“后七子”
嘉靖、隆庆年间，又有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起来，继续提倡复古，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汉”指西汉。“后七子”的主张并非完全一致，就某个作家而言，也不是一成不变。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历城（今山东）人，幼年家贫，刻苦好学，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历任刑部郎中、陕西提学副使、河南按察使。他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他推崇汉、魏古诗和盛唐近体。创作上他的成就不大，但自我标榜、党同伐异的作风却非常严重，诗文以模拟为能事。他的诗歌中，以七律和七绝为略优，如他的《和聂仪部明妃曲》一首，风格自然，富有情韵：
天山雪后北风寒，抱得琵琶马上弹。曲罢不知青海月，徘徊犹作汉宫看。
李攀龙身后，王世贞主持文坛达20年之久。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他为官正直，不附权贵，屡遭严嵩一伙的迫害，官至刑部尚书。他学识渊博，诗文以外，兼涉戏曲、词曲。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他推崇西汉文章、盛唐诗歌，但又认为“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有一定的灵活性，并不一味地主张复古。他在理论上有点松动，影响比李攀龙大得多。他觉察到复古的流弊，晚年的文学主张有了明显的变化。晚年所作的文章不再模仿秦汉，流畅顺达，类似苏轼的散文。他的一些诗歌批判现实，有强烈的政治针对性。王世贞的七绝颇有特色，如《西城宫词》（之二）一首，平淡舒缓之中，暗寄讽刺：
新传牌子赐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浓。袋里相公书疏在，莫教香汗湿泥封。
《登太白楼》一首，是王世贞的五律名篇：
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
这首诗很有气势，格调高古，是王世贞的平生得意之作。
三、唐宋派
（一）唐宋派的兴起
嘉靖年间，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开始兴起，他们以学唐宋来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他们推崇三代两汉文，但同时承认唐宋散文的成就。
王慎中（1509-1559），字道思，号南江，晋江（今福建）人，嘉靖进士，历任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河南布政使参事等职。他因触忤大学士夏言而落职，屏居20年而去世。王慎中开始跟着时风高倡秦汉，以为汉人以下皆不足取，后来读了宋人文章，觉其味长，尤其喜欢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的文章。乃尽焚旧作，一意模仿。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今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状元，官至右佥都御史。他的文学主张曾经受到“前七子”的影响，后来又受唐慎中的影响，察觉七子的抄袭模拟之病。当然，王慎中、唐顺之依然是模仿，但模仿的对象由秦汉盛唐变为唐宋，变为欧阳修、曾巩，但唐宋离明代毕竟近了许多。唐顺之在《答茅鹿门知县论文书》中提出：
今有两人，其一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鲁，然绝无烟火酸谄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章。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颛颛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以诗为喻：陶彭泽未尝较声律、雕句文，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样好诗，何则？其本色高也……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然非涵养畜聚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而影响剿说，盖头窃尾，如贫人借富人之衣，庄农作大贾之饰，极力装做，丑态尽露。
唐顺之所谓的“本色”，就是直写胸臆，使后人读之，如见其真面目。唐顺之的文章实践了他的主张，简雅精深，文从字顺。
唐顺之有《文编》，茅坤在他的基础上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产生巨大影响。“唐宋八大家”的名称由此确立。王慎中等人虽是反对七子的模拟古人，但他们自己的道学气比较重，并没有完全摆脱前人的束缚。
（二）归有光
能够摆脱前人束缚而写出自己面目的作家是归有光。归有光（1507-1571），字熙甫，昆山（今江苏）人，讲学撰文20余年，60岁才中进士，官至太仆寺丞，有《震川文集》30卷，《别集》10卷。他早年以一穷乡僻壤的老儒身份与文坛领袖王世贞对抗，斥之为“妄庸人”：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争附和以诋诽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毋乃一二妄庸人为之钜子以倡导之与？
王世贞听了以后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说：“惟庸故妄，未有妄而不庸者也。”但王世贞晚年倒颇佩服归有光，称赞归：“风行水上，涣为文章，风定波息，与水相忘。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予岂异趣，久而自伤。”他自称“好古文，然不与世之为古文者合”，主张“独出胸臆”，强调真情，反对“拾人之涕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肯定他的贡献：“自明季以来，学者知由韩、柳、欧、苏，沿回以溯秦、汉者，有光实有力焉。”归有光最有影响的作品是那些抒情散文。他的《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写家庭琐事而极富人情，不事雕琢而情趣盎然。如《项脊轩志》一文中写老妪、先妣、大母一段：
家有老妪，尝居于此。妪，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抚之甚厚。室西连于中闺，先妣尝一至。妪每谓余曰：“某所尔母立于兹。”妪又曰：“汝姊在吾怀，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门扉曰：‘儿寒乎？欲食乎？’吾从板外相为应答……”语未毕，余泣，妪亦泣。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
借老妪的回忆，娓娓道来，写母亲和祖母对儿女的关怀、爱抚。慈祥的神态、亲切的感情、细微的动作皆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长辈对子女的疼爱、责备和喜悦的复杂感情刻画入微，用叙述的方式，非常含蓄地表现了出来。
第四节 公安派和竟陵派
一、公安派
真正给复古派以沉重打击的是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公安派”。公安派的代表是袁氏三兄弟：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其中又以袁宏道的成就与名气最大。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吴县县令、顺天教授、礼部主事、吏部主事。他在思想上受到李贽的巨大影响。他的文学主张，反对文学上的今不如昔说，认为：“诗不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文之不能为今者也，势也。”“世道既变，文亦因之。”袁宏道反对剿袭，主张通变，认为“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主张“各极其变”；文章“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这些观点显然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启迪。袁宏道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他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袁宏道的诗文创作不及他在理论上的成就，出色处仅在游记、尺牍。他的随笔亦有特色，轻快洒脱，清新自然。譬如他的尺牍《致聂化南》一札，寥寥百字，活泼诙谐，将作者辞官以后摆脱罗网的快乐描写得非常生动：
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朝夕焚香，唯愿兄长不日开府楚中，为弟刻《袁先生三十集》乙部，兄尔时毋作大贵人哭穷套子也。不诳语者，兄牢记之。
其诗《戏题斋壁》（节选），可见其直抒胸臆而不加修饰的诗歌风格：
一作刀笔吏，通身埋故纸。鞭笞惨容颜，簿领枯心髓。奔走疲马牛，跪拜羞奴婢。复衣炎日中，赤面霜风里。心若捕鼠猫，身似近膻蚁。举眼无尽欢，垂头私自鄙。南山一顷豆，可以没馀齿。
二、竟陵派
公安派的影响很大，一时间风靡文坛，却又造成了空泛俚俗、浅陋粗率的流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道：“学七子者不过赝古学，学三袁者乃至于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名为救七子之弊，而弊又甚焉。”这里当然有清代四库馆臣的成见，但公安派的浮泛浅率也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又有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的竟陵派起来，要以“幽深孤峭”来纠正公安派的空泛俚俗、浅陋粗率，结果走上更加狭隘的创作道路。
钟惺，字伯敬，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有《隐秀轩集》32卷。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有《谭友夏合集》23卷。竟陵派喜欢用怪字、押险韵、造语刁钻，脱离现实，创作的道路变得更加狭隘。竟陵派以他们的标准来编《诗归》。所谓“诗归”，是评选唐以前的诗歌称为《古诗归》，评选唐人的诗为《唐诗归》。钟惺、谭元春所选的唐诗，专取清瘦淡远的一派，企图用幽深孤峭来纠正七子的浮艳，眼光比较狭隘。钟惺有诗《舟晚》，我们可以由此窥得其诗风之一斑：
舟栖频易处，水宿偶依岑。山暝江逾远，天寒谷自深。隔墟烟似晓，近峡气先阴。初月难离雾，疏灯稍著林。渔樵昏后语，山水静中音。莫数归鸦翼，徒惊倦客心。
第五节 明末诗文
在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之下，明末出现了一批小品文作家，其中成就最大的要数张岱。张岱（1597-1679），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山阴（今浙江）人，出身书香门第，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早年的张岱，纨绔子弟的豪纵、晚明文人的颓放，兼而有之。他科场不利，以布衣终身。他愤激地说：“世间之物，为庸人所埋没者，不可胜记！”他从切身的体验中痛感八股的危害，大声疾呼：“八股一日不废，则天下一日犹不得太平也！”明朝的灭亡使张岱的家道骤然败落，往事恍若隔世，如梦似烟，不堪回首。贫困窘迫之中，张岱以气节自重，未曾向清庭屈服。张岱博学，多才多艺，诗文以外，兼通戏曲、音乐、书法、绘画、篆刻、园林等等。张岱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兼取公安、竟陵两家之长，而弃其所短，集晚明小品之大成。他的小品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作于清兵入关以后，将故国之思，山河之痛，寄于山水之中。冷峭凝练，内热外冷，诗情画意，形神兼顾。时有警句慧语，酣畅淋漓，干净利落。我们不妨看一下他的《湖心亭看雪》，可以一窥他的艺术风格：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张岱集中，不乏精彩之作，这篇《湖心亭看雪》则以短小精悍而著名。全篇不计标点，不过160字。文章开头两句，将时间、地点、人物介绍清楚。从结构上看，全文自然分成两段，上半段侧重写景，下半段侧重抒情。但景和情均从叙述中带出来，好像漫不经心。文中有袁宏道的真和趣，但没有袁宏道的浅俗；有钟惺的幽深孤峭，但没有刁钻古怪的毛病；取两家之长而弃两家之短。“大雪三日”，那弥漫的雪景已是可以想象；“人鸟声俱绝”一句，一下子把读者带进一个幽静的世界。时间是“更定”，写出作者性格之痴：好静。“拿一小舟”，“一”字并非多余，与后面“独往”呼应。下文三个“与”字，突出大雪覆盖之下自上而下一片洁白的印象。雾是从天空下散到地面的水汽，淞是从湖面上发散至天空的水汽，雾凇沆砀，一片苍茫的景象，极力地写雪的精神和西湖大雪三日之后的气氛。“痕”、“点”、“芥”、“粒”等词，借人和物的渺小，极写雪夜的辽阔空旷。铺天盖地的雪景，广阔、深沉、神秘、孤寂。上半段已经把题目写足，但下半段一转，竟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亭上已经有人捷足先登。这两个人就是作者的同志、同道、知音。“见余大喜”，可见作者不是喜欢孤独，而是因为没有知音；没有知音的话，宁可孤独。结尾“更有痴于相公者”一句，点出一种高洁孤寂的人生境界，极写内心世界的不同凡俗。如果没有后半段，那就仅仅是一段山水的描写，但是在作者的心目中，湖上的雪景固然值得留恋，而雪景背后那种超凡脱俗的思想境界和巧遇知音的狂喜就更值得纪念。
与张岱有所不同的是，明末有一批作家积极地投身到当时反清复明的政治斗争之中。他们一般都是复社、几社的成员。代表作家有张溥、陈子龙和夏完淳。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有《七录斋集》，其中文12卷、诗3卷，辑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是张溥为复兴古学而编辑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全书共118卷，收录自汉人贾谊至隋薛道衡103家的诗文，每集的卷首都有张溥的题辞，时有精辟的见解。张溥曾与郡中名士结为复社。复社是一个政治性的文学社团，评议时政，抨击时弊，是东林党与阉党斗争的继续。张溥的散文风格质朴，感情充沛，《五人墓碑记》是他脍炙人口的名篇。文章借墓志的形式，熔叙事、议论、描写、抒情于一炉，反映了明末苏州市民反对阉党的一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文中这样描绘五位义士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洋洋，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将五位“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市民英雄和天下的缙绅作对比：“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将五位平民英雄和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相比较：“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写出后人对五义士的无限敬仰：“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号大樽，又号轶符，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是复社成员，后来又与夏允彞等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他于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初授绍兴推官，升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李自成攻克京师。南明弘光时，以原职任用。他曾屡次进谏，不被采用，竟辞职归田。清兵南下，他在松江起兵，事败被俘，解送途中，投水而死。陈子龙的前期诗歌，多模拟汉魏；后期的诗歌，风格雄健，沉痛苍凉。如《辽事杂诗》（之一）：
卢龙雄塞倚天开，十载三逢敌骑来。碛里角声摇日月，回中烽火动楼台。陵园白露年年满，城郭青磷夜夜哀。共道安危任樽俎，即今谁是出群才！
一种忧国忧民的焦虑跃然纸上。再如《秋日杂感》十首（之一）：
满目山川极望哀，周原禾黍重徘徊。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雨夜荆榛连茂苑，夕阳麋鹿下胥台。振衣独上要离墓，痛哭新亭一举杯。
抑郁忧伤，回天无力，山川依旧而时事全非，秋色如昔而百感交集。
夏完淳（1631-1647），字存古，号小隐，又号灵修，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是复社名士夏允彞之子，师事陈子龙。夏完淳少年早熟，天资颖悟。清兵南下时，他随父亲和老师陈子龙一起参加抗清斗争。其父投水殉难。顺治四年（1647）夏，夏完淳在故乡被捕，拒绝引诱，英勇就义。夏完淳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诗歌337首。早年的诗歌内容贫乏，后期的诗歌，慷慨悲壮，充满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例如《别云间》一首，是他被捕以后押赴金陵时告别家乡父老所作：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千古艰难惟一死，可一位17岁的少年，面对着死亡的威胁，竟是如此的沉着镇静，心地坦然，不能不使人油然而生敬意。“欲别故乡难”一句是委婉的表达，夏完淳在《狱中上母书》中说：“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在《遗夫人书》中写道：“茕茕一人，生理尽矣！呜呼，言至此，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这就是“欲别故乡难”的真正含义，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令人不忍卒读。
思考题
1.论述明代诗文的流变。
2.分析明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
3.分析张岱散文的思想艺术成就。
4.分析袁宏道的文学主张。
§§第三篇 清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