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如毛。”毛犹有，“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出自：中庸）
“德行轻如毫毛。”轻如毫毛还是有物可比拟。“上天所承载的，既没有声音也没有气味。”这才是最高的境界啊！
君子不能不修养自己。要修养自己，不能不侍奉亲族；要侍奉亲族，不能不了解他人；要了解他人，不能不知道天理。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所提出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不杀生”其实就是博爱。
在佛的心中从不会把除了人之外的自然万物排除在生命之外，认为它们可以任意践踏、宰割，慈悲并不仅仅是指对人的慈悲，爱惜生命也包括爱惜动物甚至植物的生命。佛教认为一切生命都在六道中轮回，承受着同样的痛苦，这一世你是人，也许下一世就投进了猪胎、狗胎、苍蝇胎，所以特别强调众生万物的平等，主张爱护众生，尊重生命。这样的“利他主义”实在是有利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对动物的保护，实现生态平衡，进而实现对人类和世界的保护。
当那个鬓角斑白的老乞丐蹒跚地从你身旁走过时；当那些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的孩子瞪着纯净的眼睛无辜地望着你时；当遭受天灾人祸的灾民无助地恸哭着他们的家破人亡时……如果你的鼻子发酸、眼睛发涩，心里有些难过，那么你就达到了博爱的初级境界。因为你的心里有爱，并且这种爱因为你所看到的某些事物而衍生出了悲悯之情。
接下来，如果你能够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将这种悲悯之情转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帮助，你的博爱境界就又上了一个台阶。比如给那个在大街上到处流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几个馒头，填一填他饥饿多时的肠胃；给那些失学在家却依然渴望知识的贫困儿童们提供一些物质上的帮助，让他们圆了人生的梦想；给那些鳏寡孤独的无助老人多一些关心和爱护，让他们尽可能幸福地安度晚年……
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曾经有这样一些孩子，每到放假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村里那条惟一的土路上，那条路连接着村子和外面的世界，偶尔也会有过路的车辆从这里经过，每当这时，这些佩戴着红领巾的孩子们就会整齐地举起右臂，行一个端端正正的队礼。终于有一天，一个好奇的司机停下车问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孩子们羞涩地回答，因为有好心人为他们的村子修建了一座希望小学，所以他们才不用长途跋涉到几十里路以外的县城去读书，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那个肯拿出钱来为他们修建学校的人一定是那些有大房子住、有小轿车开的有钱人，所以他们才会在闲暇之余站在这里向每一个开车经过的人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实在不知道那位好心人是谁，也想不出自己现在能有什么力量来报答他。于是，行队礼就变成了他们目前惟一可以表达感谢的方式。
这位好心人的博爱获得了最令人感动的回报，那些在博爱的滋润下茁壮成长的孩子也从中学会了感恩，相信长大之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也都会懂得去善待他人、帮助他人。
在东北的一个煤矿城市，有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孩子王”，他是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因为一次偶然的经历，他开始了收养孤儿的人生之路。
那时，他的邻居不幸得重病去世了，家里的4个孩子无人照顾，于是他挺身而出将4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抚养。
后来，他又陆续从街上领回了更多的孤儿，都是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家人、无人依靠的可怜孩子。本来贫寒的家里一下子多出了这么多张吃饭的嘴，他的经济负担变得更加沉重。于是他借钱买了一辆卡车，做起了卖煤的生意。
刚刚赚到了一些钱，他就张罗着让孩子们上学，让孩子们能够正常地学习文化知识，将来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所有的学校都不愿意收下这些没有户口的孤儿，于是他又张罗着给孩子们请老师，但是他的那些钱显然还是太少了，没有老师肯到这个穷乡僻壤来教育一群日子过得朝不保夕的孤儿。
他没有气馁，而是将目光锁定了一位退休女教师，三番四次地上门去请，好话说了一箩筐，为了等女教师回家还经常睡在她家的楼道里。这位教师最终被感动了，答应了他的请求，跟他来到了那几间背靠大山的破房子里。
就这样，他收养孤儿的名声越来越大，还有不少孤儿自己找上门来，他都爽快地收下了。
一次他在半夜拉煤的途中碰到了两个劫道的年轻人，一番言语交锋之后，他得知这两个人是亲兄弟，自小跟奶奶长大，现在奶奶重病住院，他们实在凑不齐那么多住院费，又不能眼看着奶奶病死，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
他马上提出可以帮他们垫付医药费，并邀请这兄弟俩到他那里帮工，最终成功地将两个年轻人从犯罪的道路上拉了回来。
但是，因为收养的孩子太多了，每天不仅要发愁煤的销路，还要操心孩子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他上高中的女儿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说父亲不关心她，只关心那些孤儿。女儿由开始的撒娇哭闹发展到最后对他不理不睬，看到父亲依然没有时间和精力宠爱自己时，伤心的女孩竟然选择了服毒自杀来报复自己的父亲，死在了参加高考的路上。
他悲痛欲绝，他的妻子更是状似疯癫，所有的亲戚都指责他、数落他，甚至冲上来动手打他。但他忙完了女儿的丧事，依然强打起精神无微不至地照顾着那些孤儿。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他、敬重他并纷纷伸出援手帮助他，一家大工厂的厂长在检验了他的煤确实达到了燃烧标准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作为工厂的惟一供煤商，各级政府机构在得知了他的善举后，也纷纷大开绿灯，优先帮助他解决那些孤儿们的入学问题。
最终，他凭借自己的勤奋努力组建了实业公司，并将公司盈利的大部分拿出来建了一座孤儿院，不但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还设立了专门的学校让他们像正常孩子一样读书、考试、升学，许多生活在那里的孩子被他送进了高中乃至大学校园，孩子们都亲热地称呼他为“爸爸”。
在我们的社会中，从来就不缺少这样有博爱之心的人，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崇高、多么伟大，只是凭着自己朴素的爱心、抱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简单心态俯仰无愧地走在人生路上，用他们的博爱精神感动着所有人。
提起博爱，就不能不提到我们的国母宋庆龄。在人们的心目中，“宋庆龄”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博爱的象征，她用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懂得，博爱就是不掺杂私利的“给予”和“造福”。
身为国家领导人时，宋庆龄曾与相当多的外国大使建立起了深厚的情谊，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爱交际，而是她始终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临终前对她的那句嘱托：“和平——奋斗——救中国！”她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而不断努力、奋斗，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正因为她和孙中山先生具有同样的博爱精神，所以才会跨越年龄的差距结合到一起，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激发了所有国人的救国热忱；更因为她的博爱，才会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镇定自若地与子弹擦肩而过，并在生死关头坚定地对孙中山先生说出“中国可以没有我，但不可以没有你”的“爱”的宣言。
当新中国政权稳定、步入正轨后，宋庆龄又将博爱的目光转向了新中国未来的栋梁之材，一手创建了中国儿童福利基金会、全中国第一本少儿期刊《儿童时代》、第一家儿童艺术剧院、第一座少年宫……让孩子们在五彩缤纷的天堂世界中度过了童年时光。
不但如此，她还经常到儿童艺术剧院观看演出和彩排，用自己的衣服为孩子们制作演出服装，还摘下自己亲手种在院子里的花献给台上的演员。她无微不至地关心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时常会把孩子们的衣领翻下来，看看他们的脖子是不是洗干净了，并常常在演出之后把孩子们带到自己家的花园里做游戏、搞联欢、喂鸽子，还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工艺彩蛋送给孩子们做礼物……
宋庆龄的博爱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心，虽然她一生没有孩子，也没有正式领养过任何子女，但她直到今天都依然被全国人民称之为“全国少儿的好妈妈”！
博爱是人类情感中最高的精神境界，也因为如此，所以无论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还是其他各色人种的外国人，都会对“博爱无国界”这句话深表赞同！
在中国的西北部城市甘肃省的兰州，就有这样一位外国人用他跨越国界的博爱感动了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
这个给自己取了中国名字叫“丁大卫”的小伙子是一位美国人，几年前来到中国，在一个普通城市的郊区小学当了一名老师。
几年后，当他已经升为小学校长的时候，他却因为在电视中看到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缺乏师资力量的报道，于是萌发了到中国条件最艰苦的西部去支教的念头。
他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甘肃兰州，在一所大学里当了老师。
学校给他的月薪是每月1200元人民币，对于一个大学教师来说，这点钱实在不算多，但比较当时兰州的人均工资水平，还是算比较高的。
他知道后主动找到学校，要求把工资减到900元，学校一再坚持，经过双方协商后，将他的工资定在了950元。
有人曾经问他，就这么点钱够花吗？他笑着说：“够花！我每月的钱除了买些饭票，就用来买些邮票，给家里打打电话，三四百元就够了！”
虽然工资拿得少，但他的教学质量却无可挑剔，人际关系更是无话可说，一个字——“好”！同事、学生以及学生家长，提起他来都是赞不绝口。
他在中国所有的家当都在一个普通的大帆布包里，那里面有他美国家乡足球队的队帽；有一本装满亲人、朋友，还有他教过的学生的照片的相册；一个用相框镶好的他与家人温馨亲昵的合影；两套换洗的衣服，其中有一件军装上装，那是他爸爸年轻时当兵穿过的，已经有40年的历史了；一双还没刷洗的普通球鞋；几件诸如饭盆、口杯、牙刷、剃须刀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还有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当人们问起他随身携带中国国旗的含义时，他老实地承认：“我时时带着它，就是为了提醒自己，我现在是在中国，我要多说中文。
如果有人到我房间里来，看着墙上挂着的五星红旗，也会缩小我们之间的差距。
再说，看到这面国旗，我就会告良诫自己：你现在是一位中国教师，你要多为中国教书育人。”
他的故事曾经被电视台报道过，所有看过的人都被感动并震撼了，许多人都在默默反思：如果换成是我，我愿意放弃在自己国家优越的生活条件和亲人朋友的陪伴，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拿着微薄的收入，而只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读书成材吗？恐怕不能，因为我们的心中缺少一种东西，那就是博爱！
博爱说起来很玄妙，好像是凡人难以企及的东西，但其实它就蕴含在人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多管闲事。
在中国，“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人们在进行不道德行为被制止时最常说的一句话，但是细想起来，多管闲事的人正是具有一种博爱精神的人。
在国外居住过的人都知道，外国人最好管闲事。
你在自己家里想唱两嗓子京剧过过戏瘾，谁知才唱完“穿林海，跨雪原……”正在陶醉于自己嗓音的高亢激昂时，警察就来敲门了，说是你的邻居听到你的房间里传来了类似于被绑架后的呼救声，所以赶紧打电话报警了，在被警察教育了一顿后，你再也没有引吭高歌的兴致；你去超市购物，因为有急事要办，所以在结账时加了个塞儿，后面的人还没有说什么，收银员就会满脸严肃地请你去排队，弄得你在大庭广众之下脸红脖子粗；你在深夜开车回家，不小少刮蹭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当时车的主人并不在场，你赶紧偷偷溜走了，没等你庆幸完自己的运气好，几天后警察上门了，说是一个过路的人看到了你在深夜刮蹭别人的车辆后逃逸，他记下了你的车牌号并用手机拍下了你逃走时的情景……
你懊恼地想，谁说国外的世界是天堂？我简直是每天都生活在地狱里！但是仔细想想，这仅仅是一句“爱管闲事”就能够解释的吗？恐怕不然。
你是不是被绑架了，跟别人有什么关系，即便你被杀死在自己家里，对别人也没有任何损失；你结账时不排队，关收银员什么事？她的工作就是无休止地收钱、找钱，先收谁的还不都一样；你撞了别人的车后逃跑，跟路人有何相干？反正撞的也不是他的车，何必跟你结这个仇……“爱管闲事”只是一种精神力量支配下的表现形式，而这种精神力量就是博爱。
因为对所有人都怀着善意的爱，所以在好管闲事的人眼中众生是平等的，没有谁比谁高一等、谁比谁矮半截一说。
所以，你的邻居会在他认为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想办法解救你，超市的收银员会因为你的做法侵犯了其他人的利益而对你的行为进行制止，陌生的路人也是一样，这一次你撞了别人的车被他举报，也许下一次别人撞了你的车，同样也是他来举报。因为他的想法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做错了都要受到惩罚！
也许，当有一天我们终于学会了去善待他人、珍惜万物时，我们就离博爱的精神不远了。
爱的最高境界是博爱，在博爱面前，大海也显得狭窄。爱世间万物，其实也就是爱自己。
爱的最高表现境界，是任何方法方式的施予生命。
打造完美人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牙口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出自：中庸）
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做“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尺度，叫做“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能各在其位，万物便能生长繁育。
人人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各派学术思想中，儒家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统治了中华文明2000多年的历史。即便是历史的车轮已经滚到了21世纪，人们的很多习惯行为仍然带有明显的儒家思想的影子。
的确，儒家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特别是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在如今这个讲究尽量发挥个人才能、将个人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里，我们很容易养成以自我为中心、好走极端的处世态度。比如有不少平日里自傲得不可一世的人，在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某一方面确实存在弱点和不足时，就会立刻变得十分自卑，和以往判若两人；有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很快乐很开朗，但在遭受挫折和打击时，却变得落寞消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爬出谷底；有些人好像是天生的好好先生，从来不提反对意见，对谁都是点头附和，从来不得罪人；也有些人却好像刺猬一样，无论见了谁都会毫不犹豫地竖起一身尖刺，扎得别人遍体鳞伤，将身边的人统统得罪个遍。
如果你恰好就是例子中的那个人，你也正为此而烦恼，那么不妨来学习一下儒家的中庸思想。
不偏不倚，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卑不亢，不上不下；永远追求中和，永远安居中游，这是中庸人生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国人最普遍的一种生存方式。它的出现源于人们对安全感的追求，因为经历的“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之类的事太多了，所以人们逐渐领悟了“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真谛，懂得凡事不应该赶在最前面，而是应该朝后退一步，以便更好地保护一下自己。但是，人是一种具有极强欲望的动物，一味地压抑自己的欲望朝后退，恐怕等不到别人的枪口对准他，他自己就已经憋屈得疯癫了。既不想踩着地雷朝前走，又不想压抑自己朝后退，于是两难之下，中庸路线横空出世了。就像被草原狼追赶的黄羊群，跑在队伍中间的基本上都能安然无恙，而那些跑在队伍前后四周的黄羊却总是落入狼的尖牙利爪中。中庸路线的人生，既可以保留自己的一部分欲望，不至于过分压抑自己，又能够保护自己，不至于轻易受到伤害，实在是一种两全其美的生存形式。
事实上，中庸人生远不只是保留欲望、不易受伤这么简单，它还可以帮助你在人生征途中的上与下、左与右、前与后之间获得很大的回旋余地，你可以有很多选择，也可以有许多使自己感到“不错”的理由。就像现在世面上风靡于年轻人中间的“鼻环族”，第一个将闪亮的鼻环钉在鼻子上招摇过市的人可能招人议论，甚至被当成神经病和变态狂，但是三五个月后你再钉了鼻环大摇大摆在街上走，人们就会见惯不怪，甚至会觉得你是个非常时尚的人。鼻环还是那个鼻环，但你受到的攻击和非议就会少很多，人们见了你顶多问一句“钉的时候疼不疼”，却不会再问你“哪根神经搭错了要去钉鼻环”，你也会因此而自在许多。但如果你不再钉鼻环，那就大有可能被圈里的朋友耻笑，说你是时代的弃儿，日后你自己也可能觉得比别人少点什么，留下点不大不小的遗憾。
选择中庸人生的人往往具有非凡的魅力，会受到所有人的欢迎和喜爱，因为中庸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遇事不走极端，无论面对什么事情，擅长中庸之道的人会两头说好话、两边都批评，然后把好话和批评调和起来，所以中庸之人的拿手好戏就是调节人际关系。这个本领看似简单，好像谁都可以胜任，但其中却大有玄机，并非易事。
生活中很少有人是因为原则性的问题而明吵暗争的，大多数都是些婆婆妈妈、鸡零狗碎的事情，但却往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能劝服对方，最终演变成激烈的争吵。
如果是一个好走极端的人去处理这些争吵，很可能按照自己的本性偏好而去偏袒一方、打压另一方，这样只能使事态越来越严重、双方矛盾越来越激化，比如夫妻俩因为丈夫不干家务而吵架，走极端的人很可能会按照自己的标准偏向妻子，说丈夫不干家务就是不负责任、不爱家庭；或者偏向丈夫，说大老爷们干什么家务，这本来就是女人的职责。
到最后去劝架的人反而变成了煽风点火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没落下个好下场。但是如果劝架的人换成个走中庸路线的人，那结果就会大不相同。
他会安抚女方，说她每天又要上班又要干家务确实辛苦，真是个勤快贤惠的好妻子，但你丈夫每天都在外面跑业务，三个月跑坏了两双鞋，回家来累得不想动也是情有可原，你难道就不心疼吗？然后再去劝解男方，说他每天辛苦奔波都是为了让妻儿过上好日子，你妻子心里都明白，但妻子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干家务、带孩子，负担也很繁重，想让丈夫帮忙做些家务也是人之常情，你没发现她最近憔悴了不少吗？总之，走中庸路线的人在劝架时绝不会去偏袒任何一方，而是两头安抚、两边批评，最后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双方皆大欢喜。
毫无疑问，有这样一位走中庸路线的朋友，任何人都会觉得如沐春风，因为他总有办法让你和身边的人保持和谐的关系，进而获得更美满的人生。
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受到中庸之道的熏陶，认识了中庸之道的妙处，最终也选择了中庸的人生。
说到信奉中庸之道的名人，首先就要说到孔子。千百年来，孔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除了他的学识渊博、品德高尚之外，还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处世大师。他在教授弟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门课程就是处世。
弟子颜回以仁德著称，但孔子却告诉他要懂得通权达变，也就是为了应付当前的情势，可以不按照常规做事，而采取适合实际需要的灵活办法；弟子子贡素有辩才，天下闻名，但孔子却告诉他要懂得收敛锋芒，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弟子子路天生胆大、勇敢过人，但孔子却告诉他要懂得畏惧，一味地向前冲而不知向后退，最后难免会成为别人的牺牲品；弟子子张矜持庄重、不苟言笑，但孔子却告诉他要懂得随和亲切，一个整天冷冰冰的人，就算再善良，别人也会对他退避三舍、不敢接近。这些弟子个个出类拔萃，之所以会心甘情愿地跟着孔子学习，就是因为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而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孔子最胜于常人的一点就在于他深谙中庸之道。
荀子也是儒家学派的大师，同样也深知中庸之道。在他的处世哲学中，面对血气方刚的人，就要想办法使他平心静气；面对勇敢凶暴的人，就要引导他懂得循规蹈矩；面对心胸狭窄的人，就要让他修炼出宽大的胸襟；面对自卑自怜的人，就要激发他高昂的斗志。总之，你往左偏，他就把你往右拉一些，你高高在上，他就把你往下拽一点，一切以中和为尺度。
作为中庸哲学的杰出代表，陶渊明也是不可不提的一个人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人类精神与物质的平衡点。陶渊明不属于道教，也不属于儒教，他曾经几度为官，又因为不愿与战乱中的叛乱者同流合污而几度弃官而去，将儒家所说的“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贯彻得淋漓尽致。但是他的归隐并不是断掉和原来世界的一切联系，躲在深山中孤独终老，而是秉承他热爱生活的本性回到家乡耕地种田，与乡亲们打成一片，和妻子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田园生活，他并没有因为辞官归隐而感到精神空虚。相反，因为他热爱的是生活的本质，是抛弃了残酷的政治生活后沉淀下来的文学生活和日常生活，所以他的人生中到处都充满了和谐，中庸的和谐、完美的和谐。
有人说，中庸之道就是折衷主义、投降主义，就是毫无原则的调和、折衷、妥协和退让，说得难听一些就是和稀泥，这无疑是对中庸思想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中庸思想实际上是将适度而不走极端作为为人处世的原则，主张为人处世要合乎时宜，把握节度，恰到好处，既不过分，又无不及，在一定的道德原则下达到和谐的境界和目的，使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保持协调。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性格，有人开朗热情，有人内向寡言；有人古板严肃，有人放荡不羁；有人坚毅果敢，有人犹豫动摇……如果没有一定的道德标准，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去处世，那么共建和谐社会必将成为一句空谈。
当然，中庸处世并不是要硬生生地将你的本性剥离、孤立起来，也不是让你毫无原则地向任何人、任何事低头妥协，而是应该像铜钱一样，外圆内方，但无论外在表现得多么圆滑老练，你的内心依然在道德与原则的约束之中。如果只圆不方，那就变成了一个八面玲珑、谁踢跟谁跑的皮球，不但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也会因为过于圆滑而失去独立的人格和别人的尊敬；如果只方不圆，那么又会因为浑身都是棱角而显得过于自我，最终不是孤独度日就是被人强行砍去了棱角，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四不像。
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先生就很成功地诠释了“外圆内方”这一中庸法则。
黄炎培1878年出生于上海浦东，1917年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学校后，一直投身教育事业长达32年，同时也参与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曾许黄炎培以官位，但他坚辞不就，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他素来以清高、廉洁而闻名。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两党的冲突时，秉承中庸之道，在双方之间委曲求全、不偏不倚，即便他的心里是偏向于共产党这一方的，也从来没有和蒋介石拉下脸来争长短、论高低，但是当蒋介石以“教育部长”一职拉拢他入伙时，他却当场冷下脸来回绝说“我不能自毁人格去维护政治气节”。
这就是黄炎培先生的中庸性格，他能够巧妙地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也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什么时候该方、方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该圆、圆到什么程度。“君子和而不流是强者”，就像济公和尚常念叨的那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一样，生活中真正的强者是那些善于在人际关系间协调平衡而又不随波逐流的人。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我们在处世时应当时常保持平常的心态和不失积极的态度。在与人的交往中，也应该保持不亲不疏的距离。人生在世，有对手是正常的，但不能因自己在处世时的失误而将对手变成敌人。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人居高位人必恶之。
逃避责任与热衷名利，是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和谐人生的两大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