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现代传媒的强劲推出。应该说，王朔式的小说人物和语言特色都并非近期才形成，而是从80年代中期他以《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初涉文坛就已显露，但多年以来并未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王朔热”得以升温，主要应归功于影视传媒的巨大作用。而且具体来说，80年代末他集中推出的《轮回》等四部电影也没造成太大影响，真正使他走向大众的是电视剧创作。如果说《渴望》还带有第一部室内剧某些尝试性和伦理片模式的限定性而使他个人风格不能充分展示的话，那么，《编辑部的故事》则让他在一个通俗框架中作了一次淋漓尽致的表演。而且，这种由调侃和自嘲构成的轻喜剧风格因其具有“淡化”和“消解”的双重功用，就使它在90年代以来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尤为显得适逢其时——它淡化某些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让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同时它也消解公众中潜在的某些不满或抑郁情绪而成为宣泄的渠道。双重的功用带来双倍的欢迎，王朔的走红从此便不可避免了。
二是市场机制的及时卷入，这才是“王朔现象”最终形成的关键因素。因为从市场经济角度看，《渴望》等的播映（包括与此相关的一切电视、电台、报刊宣传），实际上都是在为王朔（书）打广告、搞促销，无形中就把王朔制造成了一张名牌、一个诱惑，在千百万电视观众中培育出了一个潜藏的巨大的王朔市场。——出版家们看到的正是这个，他们不失时机地组织出版王朔，顺水推舟就将一种名牌效应转化为经济效益了。通过或利用大众传媒引导一种阅读要求，培植一个买方市场，然后再针对它投放商品（图书），其结果当然是“购销两旺”了——这种机制的卷入与转换可以说就是把王朔从文学“大腕”变成文学“大款”的真正魔手。王朔对此心领神会，他开始主动“做市场”——成立“海马”中心、委托经纪人、给作品明码标价，甚至干脆用《过一把瘾就死》、《我是王朔》等广告般的书名来吊人们胃口。据说还可能投巨资为他即出的一部长篇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里连续打一个月广告：王朔、王朔、王朔……以使这块名牌更加当当响。这一切举措和他新近问世或即将播映的《爱你没商量》、《海马歌舞厅》、《我是你爸爸》等影视新作一道，都将可能保证甚至继续推进王朔的旺销势头。
三、王朔的启示与文学的分化
关于王朔的文学品位，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不作更多的评判。我这里只强调他的文学市场学的启示意义，他的经验告诫我们，我们的出版界必须尽快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研究图书市场学，正视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分析市场，走向市场，甚至精心策划，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引导并制造市场。事实证明，只要艺术上比较成熟的各种风格和档次的文学作品都会有自己的读者，关键是能否把它推向市场。其实今天畅销的王朔书，也多半是他80年代发表的“旧作”。而且，近年来像王朔这样的实力派青年作家也有相当一批，只不过多被封闭在文学圈内而不为圈外所了解，以致造成了社会上一定的错觉，在相当程度上夸大了近年文学的疲软与萧条。倘若我们顺应市场机制，先精心地选择几匹“黑马”（比如刘恒、苏童等人都具备王朔的近似条件，既有几部走俏电影，又有一批可读小说），再有计划有宣传地向市场隆重推出，不仅可能调动起社会对文学再度关注的热情（最近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陈骏涛主编的《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十二种就为文学界内外所欢迎），还可望它的反作用力刺激文学生产的复苏与振作，使其在市场经济的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正常生长。
那么，王朔对于今天即将卷入市场的出版界、创作界乃至整个文学运动还有什么别的启示或影响吗？
宏观视之，王朔现象只不过是文学卷入市场的一个小小前奏，但它又毫不含糊地预示出了卷入市场以后的一种文学前景。
毫无疑问，全面走向市场的中国当代社会必将急遽改变我国传统的文学生态环境和价值取向。换言之，文学作品的商品属性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正视、重视乃至一段时间内过分的夸大与强调。大部分文学生产力将逐渐从政治辐射下走出而卷入经济轨道运作，其意识形态色彩会日见淡化而商业气息将愈加浓厚。这不是谁喜欢不喜欢，情愿不情愿的事，这是时代的潮流。面对滔滔商海，留给作家个人的权利仅仅是选择与被选择，而个人与社会双向选择的结果便最终导致文学的分化。
由于“文以载道”的历史钳制和膺服政治的现实引力，多年来我国文学就一直未能形成层次分明功能各异的立体建构，而始终是混沌的一片。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笼而统之地将其称之为“严肃文学”。其实，严肃文学的称谓本身就颇不严肃，它原本是作为与通俗文学相对而言提出的，但无形中就将通俗文学指认为不严肃或不必严肃，这就产生了极大的错觉和误导，带来了不良后果（这个问题后面再谈）。
而且，我们大致分析一下所谓严肃文学的内容也将发现，它的相当一部分的价值取向总是与政治趋同，或者说与主流意识形态相通，它总是在认识、教育的功能层面上取得某种社会学的价值认同，因此又常常不免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淖。如果按文学的审美、教化和娱乐三大职能来划分的话，把它叫做“教化文学”也许更为恰当。在一定历史进程中，由于政治强力的推导，这种教化文学一度扮演主角，动辄引起轰动，也实属正常和可以理解。但是，随着今天民主政治和商品经济的联袂而至，它势必要寻找新的价值实现：或者向纯文学提升，走向塔尖；或者问俗文学靠拢，走向市场。然而，目前的教化文学大多是夹在纯与俗之间不上不下。假如明天由国家“养”起来的所谓严肃文学刊物全部不“养”了而实行自负盈亏，那么，它即刻就会直接面对来自市场的尖锐挑战甚至是严酷淘汰。当然，囿于惯性，教化文学在一段时期内或将继续蹒跚前行，但最终的结局是命定无疑的，那就是消解——消解于向纯文学而主要是向俗文学的两极分化之中。
四、张承志们——“勇于不敢”
可以肯定的是，执著于纯文学的作家将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取决于作家的艺术才情，还取决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这将是一群面对“下海”狂潮而丝毫不为所动的虔诚的艺术殉教徒，借用艺术大师吴昌硕的一句名言，叫做“勇于不敢”。他们遗世而独立，抗拒甚至蔑视金钱，极端地认为“经济使学者变成病人，使书籍传播肤浅，使艺术丧失灵魂，使男子失去血性，使女人失去魅力”（张承志：《心灵史》）。
因此，他们决不可能为金钱而向世俗妥协，恰恰相反，还常取一种对峙的挑战姿态。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心灵的自由表达、精神的不倦探索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以及艺术方式的新的创造。他们或者像张承志，前后六年反复深入一条孤独而悲壮的心灵历程，去接近一种原始而崇高的信仰，寻找人类前进道路上失落了的精神家园（《心灵史》）；或者像史铁生，在无数个清晨或黄昏独对天地万物，用古老的观物方式，去静观默察感知与体验人类生存的根本困境和永恒痛苦（《我与地坛》）；又或者像马原们，为了获取一种新的文学表达可能性丽绞尽脑汁，乐此不疲（当然，在一个优秀作家譬如像王蒙那里，内容深化和艺术出新又总是并行不悖的）。
也许，这一类文学在当下没有太多的“市场”和效益。但是，它们的市场在思想者中间，它们的效益在民族文化的创造与积累方面，它们的价值更具历时性和穿透力。它们不仅标志着我们时代文学的水准，而且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和心灵的深度，同时还捍卫着我们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和再生能力。一个不是过于急功近利的社会和民族，应该对他们实行保护政策，为他们设立足够的文学基金或高额大奖来承认它的无价之价，并藉此表达应有的敬意。
五、“快乐的苏格拉底”
尽管如此，我也无意否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滚雪球般地卷入通俗文学这一历史趋势，这也是社会和作家双向选择的必然结果。
所谓社会的选择也就是市场的选择，它反映了公众的一种阅读需要，一种现代人在强竞争快节奏的工商社会生活中对娱乐性、消遣性大众文学的空前渴望。报刊出版界已经敏感到了这一点，据有关方面报道，1993年不仅是大量严肃文学刊物的“转向年”，各大小报纸的“扩版年”，还是近千家刊物的“创刊年”；而且不论是创刊的、扩版的还是转向的，其宗旨都瞄准了大众化、纪实性和生活类三大特点。也就是说，1993年的文学市场（包括图书）对消费性作品的需求量将呈几何级数剧增。
所谓作家的选择一般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价值观念，他们并不执著作品生命的未来与永恒，而更注重跟前的繁荣、现实的成功和世俗的快活。如果说，穆勒曾经称哲人为“痛苦的苏格拉底”和俗人为“快乐的猪”的话，那么，他们则会反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快乐的苏格拉底？二是艺术素质，他们将清醒地分析与把握自己，重新进行自我调节与自我确定，既然当不了金宇塔尖就干脆融入大众之中。如此一来，可能既发挥了一己之长又满足了市场需要，何乐而不为？况且人各有志，又岂能强勉？
结果便是文学分化——分开档次，分清职能；作家归位——找到各自的位置，明确各自的目标。从而建构起一个由纯与俗两极对应富于张力而又两极互补的多元多层的文学格局。
六、庸俗一严肃一通俗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正面临着一个以权威意识形态话语为中心的文学时代向以工商文化和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文学时代的历史转型期。而通俗文学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覆盖有九亿农民的巨大文学市场，如果仅就生产量和影响面而言，它无疑将是未来时代的“主潮”文学。我们的文学批评界应该及时关注这一现象。因为，目前我国的通俗文学既是最活跃最具前景而同时也是最混乱最易误入歧途的一块。真正在这里有志于开拓、建设和完善一种新的文学形态的作家少，而把这儿当成一个发财的“市场”的赶海者多。于是，相当多的作品内容粗俗、技巧粗糙、格调粗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都无异于自毁形象，砸通俗文学牌子，早晚得倒了读者的胃口，毁了通俗文学市场。所以现在该来严肃地说一说通俗文学了。
1.为通俗文学“正名”。
一种错误的认识是，认为通俗文学就不必严肃，就可以胡编乱造，就是噱头加大腿，或者干脆说就是“庸俗文学”。其实大谬不然。通俗文学同样需要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只有通过严肃才能克服庸俗达到通俗。所谓通俗不过指的是它通俗易懂为人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首先它必须充分考虑到最广大读者的知识水准、接受能力、审美情趣和兴奋点，然后在以上前提规定下展开故事设计和技术操作。大凡成功的通俗文学作家，无论是阿塞.黑利、谢尔顿，还是金庸、琼瑶，都有一套属于自己独特题材的模式和语言。而且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乃至历史洞见和人生体验，常常令我们的“严肃作家”所汗颜。严格地讲，大陆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通俗文学作家。如果说我们的纯文学还没有走向世界，那么，我们的通俗文学压根就还没有起步。我们呼唤纯文学大师，同样也期盼通俗文学的大家，以免再用金庸、金庸、雪米莉之类的去冒名顶替了。
2.通俗文学的未来出路在于虚构。
这是我针对目前国内畅销书现状而提出的一种战略考虑。也就是说，国内比较看好的通俗文学作家基本上都是走的“纪实”路向——从权延赤、叶永烈们为毛泽东等领袖、名人的写真，到叶雨蒙、肖思科等人对抗美援朝之战、中印反击战、中越反击战的揭秘，以及对林彪集团的曝光，一直到新近走俏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系列“域外亲历记”，莫不如此。都是以文学手段来处理一种“新闻”或“冷冻新闻”。换言之，也就是作家抢了记者的地盘。而这种新闻总能成为社会热点，它的背景就是“铁幕政治”。这种现象对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来说也许是正常的，而对于通俗文学形态来说又是非正常的。它仅仅突出了其认识功能，而属于通俗文学本质特征如娱乐消遣的功用则发挥不够。同样，囿于纪实所限，文学更本质的想象（虚构）的羽翼也难以高张，作家们为了广罗素材往往疲于奔命还无法高产。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社会透明度将与日俱增，新闻的地盘迟早要交还记者。而且，域外通俗文学主要是虚构文学也是一个参照。这亦说明了我们的通俗文学还远未成熟，真正有志于此者，现在就应坐下来认真研究虚构通俗文学套路，以准备迎接通俗文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