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宣讲天主教义的同时，还把主要精力放在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上。他的传教活动走的是上层路线。他带来的望远镜、自鸣钟、油画、《坤舆万国全图》等新奇器物，明室朝野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士大夫耳目为之一新。万历帝曾派官吏以隆重的礼遇接待这位传播“西学”的客人，此后，阳玛诺、熊三拔、庞迪我、王丰肃、罗如望、汤若望、区儒略等欧洲传教士亦络绎来到中国，他们活动于江浙、闽、粤、桂沿海数省及京畿一带，授徒讲学，于天文、地理、医学、历算、火器、机械无所不谈，有的传教士还为富於道，天主教广西教区主教，曾代表法国政府参加西林教案的交涉。
明廷制火炮、修历书，西洋火器、机械不断地流人中土，介绍“西学”的书籍，如《天学初函》也得到广泛刊行。
“西学东渐”给古老的中国文化注入了新流，禄命之说日益动摇，学风蔚然一变，“西学东渐”激起了种种波澜。但人们对“西学”的认识和态度却有所不同，厌它、恨它、嫉它、爱它、赞它、护它，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从此，我们便发现了在读过的作品中，看过的电影中西方人的探险、传教、人侵、掠夺、扩张等词汇。
打那以后，自称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宗旨的西洋教也开始了“为上帝而贏得中国”的行动。
天主教何时传人广西？
一本民国22年的《广西年鉴》第一回写道：
基督教于明末流入本省，明思宗及永历帝母后均笃信此教，寻因桂王被迫来桂，基督教始传入广西，时有西教上矍沙微献新历，桂王尝颁行焉。及清兵迫广西，教士卜弥格尝为桂王乞师于罗马教皇，不果，卒抗清兵以死。
当时并无教堂之设立。至清道光末年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义，即以信奉基督教相号召，一时从者甚众，但以格于满清政府之淫威，布教尚无一定场所。及洪杨失败，基督教受绝大的打击。
一本叫《天主教考》的书在第408页中写道：
道光二十四年，法国钦差大臣拉格内来中国，意欲进京求皇上传弛教之禁。……疑于是年十一月间，奏御批依议施行6钦此。从此，准西洋教士，在五口通商之地传教（五口，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也）。随便建堂礼拜，并设立医院，育婴堂等事，惟不准擅入内地传教。倘有违背条约，入内地传教者，地方官可将其人解送领事官，管束惩办……
当一名西方人踏上中国的土地时，有三种人（确实是三种，而不是两种人）便会出现在他面前：当地人、人侵者和保护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发生变化的仅是演员、而不是其角色。当地人是老百姓，入侵者是传教士，保护人是令人质疑的官员。但大家始终都会发现同样的悲剧行为，同样的一系列事件以相同的秩序出现：人侵、怀疑和驱逐。在这部“电影剧本”的各种版本中，十八世纪的那种“版本”曾有过特殊的时刻，当时对旅行者的互相理解的气氛超过了仇视。十九世纪的“版本”则远非是理想主义的了，或者应该说对西方人是一种更为粗野和更为狂妄自大的理想主义，很快就导致了武力的较量。中国人知道他们违犯了一种禁令，西方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带有了一种恶意的乐趣。他们稍有不慎便会引起质疑，那些从事传教的人几乎始终都是经化装后旅行的，他们进入了“五口”之后自认为很安全，但终归会于某一天被中国人发现。
内地最终不可避免地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产生了“禁地”的吸引力。于是，西方人就试图以武力打开边界，进人内地的吸引力从而演化成了禁地的吸引力。
据《广西天主教史》记载：
广西是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进行传教活动的区域。虽经五十多年的努力，还很少见到基督福音文明色彩的出现。直到现在，被天主的真理和美善所吸引的人们还微乎其微。
我们传教士必须迅速制定宏伟计划，要把基督福音的传教事业，深人到这个省的每一角落，务使广西变成我们法国人的第二故乡！我们绝不能把这项伟大事业看成是无关重要之事。
早在1848年罗马教廷传信部已将广东、广西两省教区划给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传教活动范围。可是两省教务仍长期隶属于澳门葡萄牙籍主区教。
十七至十八世纪中曾领过圣洗的教徒的后裔在广西省境内已无一人存在。自1724年的教难后，没有任何一个外国传教士能进人广西省。
巴黎外方传教会驻香港总会计神父李播当时被推选为这个新教区第一任领导人，他即采取积极措施，试探进入广西。这时适逢曾在西藏传教的法籍教士肋若（Renou）刚从广州监狱获释（先前被我国政府从西藏拘押至广州狱牢），便欣然接受香港李播的邀请，答应潜入广西，调查是否还有天主教徒存在。几个月后他就完成了此项任务，返回香港，向李播汇报说：“广西境内还有几个广东籍的天主教徒，他们分散在几个大城市经商，流动性大，行踪不定。至于广西境内的本地人则找不到一个教徒了。”
经调查后，李播便试派福音传播者进人广西，但每一次的尝试都失败了。最后唯有马赖神父。
马赖1814年生于法国，后人巴黎外方传教会。他是一个善于虚张声势的人。他自法国南部出发，于1852年做为遣使会传教士到达东方。他在香港学习了汉语的基本知识之后，便化装穿行中国以到达贵州板江的中国天主教的一片小飞地。后又从贵州转人广西泗城府，是到广西传教年数最多的第一人。
中国当时正处于与西方的一种强烈对抗时期。在我国的南方，已经爆发了鸦片战争，老百姓群情激昂，反对外来人侵，攻击洋教传教士们。在广西，在山区，当时常常爆发反对西洋教的教案。在上帝“火枪手”的思想中，产生一种疯狂。马赖相信魔鬼的存在，魔鬼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形象，而且也是一种活跃和完全真实的存在，是一种超级的无政府主义，它在使西方完全堕落之后，又向亚洲中国转移。马赖认为：如此令人惊叹的大自然如果不是上帝所造，如此纯朴虔诚的人民如果不是上帝的选民，那就真是神父们的过错了，他决心成就一件让上帝也为他感到光荣的大事业。
显然，马赖在这个时候充当了一位不顾中国政府规定，进人中国内地的冒险者和疯狂者。
马神父获得李播的赏识，李播认为这位马神父真心具有福音“先锋队”的独特本领。李播便派他先到贵州，随后由贵阳李万美神父提供办法，使马神父终于成功地进人到广西泗城府。
马神父是一个在中国偏远地区传播上帝福音的老手，老谋深算，同时又很自负虚荣。
无法自定旅程的人生，常常如风卷的浮云，变幻莫测。
当马神父到达西林县不久，就被逮捕，但随后幸获释放。当地开始有人前来奉教。
驮娘江的水又一次由肥变瘦、由浑黄变清澈、由暴烈变温柔的季节，传教士认为自己在峡谷地区已经站稳了脚跟，开始着手建立西林第一座教堂的计划。
马神父开始得意了，在写给香港李播主教的信中说；“依托天主的圣意，我们已经顺利地在西林的土地上播下了信仰耶稣基督的种子。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传教会多年来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这里的人们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蒙昧愚钝，他们善良温和，信仰坚定。男人是天生的修道士，女人是虔诚的羔羊。在这片苦寒荒芜的土地上没有信仰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虽然这里并不是神父们的乐园，但也不是信仰者们的荒漠。尊敬的主教大人，我现在已为十六个虔诚的信徒付了洗，使他们皈依到天主的圣宠之下。这个成绩虽然很小，但这不是这块土地的过错，而是这里还未经耕耘。现在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光辉第一次照耀到了这片仿佛洪水滔天时代的山谷。我听到天使在云端中喊：伸出你的镰刀来，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
可好景不常，马赖重新被捕，并于1856年2月21日“为上帝致命”。
在西林收集的有关零星资料经整理记录了马赖在西林被杀头的经过大致是这样：
1854—1855年间，马神父曾两次到广西西北地区传教。他刚到西林县不久，就因西林人白三的告状而被捕，不久释放。1855年，马神父在贵州度过了最后几个月，当想到广西有为数不少的人希望信奉天主时，他就急忙再来西林，同年12月14日到达板坡村。
这时，曾经释放马神父的陶县官已被新的县官张鸣凤所代替，于是白三又继续控告马神父。马神父刚到板坡村，就风闻将有教难发生，便逃到西林一家老教徒家中避难。
西林风声日紧，信奉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成了人神共怒的发泄对象。他们来教堂做祈祷时，只得贴着村庄的墙根灰溜溜地来，再灰溜溜地回去。一些天主教徒经常在地里受到人们的嘲笑，他们被人们称为摇尾乞怜的狗。那时西林那些基督徒还没有意识到，自从把自己交给了上帝，他们便命中注定要与孤独、歧视、伤害相伴。上帝即便能拯救他们的“灵魂”，但却不能带给他们多少好运。宗教总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可当宗教成为日常生活的障碍时，信仰便成了一种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