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雌》剧的改编过程可以看出，徐文长笔下的木兰，并不是北朝代父从军女将“花木兰”，而是明代现实生活中的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有专家认为徐文长不是史学家，也没有到过北方。他对近一千年前胡人抗敌的事并无切身感受，相反，对身边发生的抗倭之事却感触至深；“木兰”为《木兰辞》中虚构人物，历史上并无其人，这个生活中不存在的人物，对徐文长谈不上影响，相反，他的家乡就在倭犯区，自己就亲身参加过抗倭，瓦氏的事就发生在身边，是足以让他难以忘怀的英雄人物。《雌》剧只是为了忠于原著，没有将“抗敌”改为抗倭，“木兰”改为“瓦氏夫人”，“替父从军”改为“代孙出征”罢了。徐文长在“木兰”身上，寄托了江浙人民对瓦氏夫人的崇敬之情，我想遗憾的是，至今还很少人知道，这个徐文长笔下的“木兰”就是瓦氏夫人。
瓦氏夫人虽生在偏僻的桂西壮家，长大了又成为父亲的政治倾乳的牺牲品，但她深明大义：王朝治下的土官，其职责就是安定地方，保卫边防，维护国家的统一。这是历史上壮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大业的光辉思想的传承，是自俚帅冼氏夫人以来俚僚族群女子智慧、胆识、气概的集中表现。
在汉语词典里，有“巾帼”一词，出现于三国诸葛亮时代，代称妇女。之后，便出现了“巾帼英雄”一词。但是，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女性称为“巾帼英雄”？有花木兰。有佘太君。有穆桂英。木兰出现于北朝的《木兰辞》里，是文学作品里的人物，而且仅有名无姓，明嘉靖后才有姓；佘太君、穆桂英据说是北宋杨家将里的人物，然翻开《宋史》，却查找不见其人。唯有右江河谷的“土官妇”瓦氏夫人，在中华民族面临外侮人侵、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不计个人、家庭恩怨，嫉恶如仇，以老迈之躯效劳国事，身先士卒，力战倭顽，扭转了战局。这种精神，这种气概，这种功绩，早就载入了中华正史，可历史有点不太公平，浩繁的历史典籍中，在开放的荧屏和银幕中，又有几笔写到她了呢？我想，但愿不会因为她是“蛮夷”之女，抑或她是“土官之妇”的缘故吧？
寻找瓦氏夫人，知道了这世上诸多如瓦氏的聪慧贤明的女人的胸怀，濡养着后人的精神。
西林教案，西方传教士的悲剧
有关西方传教士进人广西的文献，比大家可以想象的还要少得多。非常遗憾，翻阅了许多文存，现在既不存在有关这一内容的完整的书目，也没有关于欧洲与广西整部交流史的严肃著作。此外，所有文献都分散在许多丛书和文集中，往往被遗弃在昏暗的角落中，在厚厚的尘土下沉睡。
2一年10月1日，罗马教廷把所谓“在中国致命”的一百二十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册封为“圣人”。这些所谓的“圣人”到底是些什么人？据称，梵蒂冈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执意要把他们封为“圣人”。
这里所说的梵蒂冈（Vatican）是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高地上的城国，全称梵蒂冈城国，面积零点四四平方千米，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以梵蒂冈城墙为界，包括圣彼得广场、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宫等。主要人口为意大利人，信奉天主教。首都梵蒂冈城。
公元四世纪开始，罗马城主教利用罗马帝国的衰亡，乘机掠夺土地，六世纪时获得罗马城的实际统治权，称为“教皇”。公元756年法兰克国王丕平将罗马城周围区域送给教皇。此后在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以罗马为首都的“教皇国”，其疆域多有变迁。1870年意大利王国消灭教皇国，教皇退居梵蒂冈宫中，世俗权力结束。1929年2月11日墨索里尼为求得教皇的支持，同罗马教廷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为属于教皇的主权国家，教皇在其领土上拥有世俗统治权。
梵蒂冈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教皇是首脑，拥有立法、司法、行政权。教皇自称为“基督在世代表”。教皇由红衣教团成员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选出，任职终身。梵蒂冈现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派有“圣使”、“代表圣使”或“宗座代表”。
具体地说，这些所谓“圣人”中十七人是在清朝“禁教”期间因违犯禁令被处死的。“圣人”马赖（AugusteChapdelaine，1814—1856年），又名马奥斯多，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神甫。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五个通商口岸进行传教，但不准私人内地活动。1852年，马赖擅自进人中国内地湖南、贵州等地活动，1855年又进人广西西部偏僻地区西林县进行传教活动。1856年，马赖被告到官府，知县张鸣凤将马赖处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西林教案”……
西林在哪里？
有人戏称它为“广西省委（尾）”，虽说这是一句笑话，但它却是在广西最边上一个小小的县份。准确地说，它地处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区交界。
古代句町国留下的史料不多，甚至使人弄不清楚这个谜一般神秘古国的国土连同王城究竟在何处。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相继在西林县普陀的深山密林的两座古墓中挖掘出罕见的铜棺、铜鼓后，专家才测定句町国的版图大致包括现今云南的广南、富宁和广西的西林、隆林、田林、百色以及德保、那坡部分地域。西林就是句町国的政治中心，这个山中的小谷地，就是当年的王城，那古墓就是句町国王禹的墓地。用铜棺和铜鼓人墓，在我国是仅见的独例。
在丙汉，我国冶铸技术已相当发达，深山老林中句町国的西林竟能铸造出那巨大漂亮的铜棺、精工细作的铜鼓，连同上面那些精彩绝伦的图案花纹，使后人不得不惊叹古代句町人高超的艺术造诣和发达的青铜文化！
论实力、疆土句町国都在夜郎国之上，年代也比夜郎国久远，它从春秋到南朝，在历史舞台上延续了一千多年。根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当时的排名中，句町国都排在夜郎国之前，但世人对句町国知之不多，对夜郎国却耳熟能详。夜郎国名声比句町国大，主要是出自“夜郎自大”这一典故。
走到西林，我真感觉到“穷山僻壤”是怎样一回事了。那山叠着山，溪涧纵横，箐深林密的县内，是一片最寂静的地方。这种深沉的寂静是由驮娘江那种低低的叹息声，虫鸟的窸窣声、轻微的而又永无止境的嘈杂声组成。一百多年来，人们不大关心西林的面貌、气候和风景，他们认为西林那边远的荒凉地带仅是偏僻和寂静，甚至是无限寂静，以至于他们的脚步声就会打破这种寂静。
其实，他们没有去过西林，没有去过那劳寨。
你要是去到西林那劳乡那劳寨，就会看到雄踞寨南寨北两组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人们称这建筑群为“宫保府”。寨南那组“宫保府”，建有十多间青砖、瓦木结构的庭院式房屋，前厅大门上悬挂着涂金粉的雕龙门匾，府内除前厅、正厅、后厅、厢房外，还有增寿亭、岑氏宗祠、将军庙等，总占地八千平方米，过去前厅门前两侧还立有石狮、石童、关公、张飞塑像，进门两旁陈列有大炮、大刀、长枪、长矛等各种兵器，正厅内悬挂有慈禧太后御笔的“福寿”、“松竹”字匾。
寨北这组“宫保府”占地约五千平方米，门朝田园，视野开阔，除前后、左右厢房，还建有“南阳书院”、“思子楼”等，檐梁雕龙刻凤，壁上绘画，工艺精美，府前后院种植松柏、石榴、月季、桂花等，如此建筑会出现在这片无垠的高山峻岭上，令人难以置信。
它属于它的主人，西林岑氏“三总督”。总督便是岑毓英。岑毓英生于1829年，壮族，西林那劳人。1856年起任云南宜良知县、路南知州，因组织镇压农民起义有功，为清廷器重，于1868年升任云南巡抚；1872年又组织指挥镇压杜文秀起义军，先后调任贵州巡抚、福建巡抚，并奉命督办台湾海防。1882年升任云贵总督，曾指挥黑旗军抗法，被朝廷封爵号“太子少保”。后来带银两回家，建成这一处寨南旧“宫保府”。
二总督岑春煊。岑毓英的第三个儿子，生于1861年，八九岁即随父到昆明读书，1885年中举，曾任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他率部“勤王”，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到西安，后升任陕西巡抚，又调任山西、广东巡抚，又升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曾亲自组织镇压广西会党起义。1916年，任军务院副抚军长，与桂系军阀排挤孙中山，统揽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之职。1920年被粤军驱之，遂避居上海，日寇侵犯上海时，岑资助十九路军抗战，1933年病故。
三总督岑毓宝。岑毓英之三弟，清咸丰初年，岑氏兄弟为他人所逼，逃往云南当矿工，然后投人清军，岑毓宝文武兼备，勇于战阵，累立战功，为清廷嘉奖，赐予“额图晖巴图鲁”（即今天的战斗英雄）称号，官居二品，赏戴花翎，先后任福建盐运使，云南观察使、云南布政使职。1883年，岑毓宝随岑毓英出关抗法，多次挫败法军。1889年岑毓英病逝，岑毓宝便代理云贵总督之职。然而，当时的北洋军阀惧怕岑氏在西南的势力，让清廷派新总督接替岑毓宝，就这样，岑毓宝的总督位子，只当了八十三天便被夺了权。此后他对清廷极为不满，辞官退居西林老家，组织“维新团”，不久，百日维新失败，岑毓宝人生失意，于1901年农历三月初七晚吞金自尽。
我不想去对这三人的历史功过说点什么，只想说，这三人，打破了西林的那种寂静。
我想能当上总督的人，肯定不是一般人。
那是历史。
在近代历史中，除了这三个人使人们目光投向西林，恐怕就是“西林教案”中的马赖这个法国传教士了。
走向西林。
我在群山中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每每登高处，极目远望时，看见一列列的群山拔地而起，逶迤着向西而去，最终失去陡峻与峭拔，融人云贵高原的壮阔与辽远时，我就把这一片在南宁无法感受到的西北部山区看得很神秘了。与此同时，“西林教案”居然发生在如此深奥的区域也显得扑朔迷离了。
我想，马赖神父弥留之际，肯定没有看到天国的光芒，但他一定看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某一天，当他第一次站在广西西部山地时，层层蛮荒的山峦在天地间铺展开去，像无垠的大海中凝固了的波浪，山峦之上是白得发亮的云团，云团飘浮在蓝得纯净如天国的天空中，还有一座青山耸人云天。它是如此的秀美纯洁，像一个冰清玉洁的无言美人，深深地吸引着每个第一次看见它的人。在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外方传教会的马赖神父没有想到i己将会终生对广西西部这片隐秘闭塞的土地着迷，也没有想到他的孤独实际上与一片土地没有必然联系。
这个地域使两个国家敌对，发生战争，最后造成了一件百多年后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案件，使我特别注意地想搜罗一些资料，看看它的背景，也看看它的始末。
可惜的是，我找了许多地方，都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记载。
也许这更使我产生了对“西林教案”的真正兴趣，我想客观地从历史的资料中找出一些没有偏颇的，或者是没有太强大的另一种文化介人的原始记载。因此，我要去西林。
当巴黎圣母院尚未在斯德岛（liedeLaCit6，巴黎旧城）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些距欧洲好像比我们今天距月球还遥远的东亚部族的事件，便流传到了法国，从而在西方产生了一些极为稀奇古怪的传闻。1145年，由行走在亚洲的一名主教致教皇欧仁三世的一份报告，提到了一名叫做约翰（John）的国王：“他生活在东方最为偏僻遥远的地方”，取得了战胜不信基督者的伟大胜利。据说，该国王是基督徒，大家还认为他是一位长老。
.正如大部分这类广为传播、又不知出自何处的传闻一样，长老的故事是一件半真实和纯粹臆想事件的混合物。它反映了十字军时代欧洲的希望和憧憬，及对武功的迷信、对遥远地区的十字军开拓扩张大征服以及对东方景象的梦想。
无论它是否以真实情况为基础，约翰长老的故事受到了西方人的欢迎。中世纪的欧洲认为亚洲是“一片遥远而神秘的未知之地”，从而更促使在西方维持了一种对于东方的强烈兴趣。有关东方财富的许多故事在欧洲的大王公处受到了献媚般的欢迎，使那些被征募到十字军中的士兵们感到欢欣鼓舞。
是谁杜撰了这种说法和怀有什么目的就十分明显了。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在东西方之间建立接触的时候，这一说法促进了一种向往和产生了一种希望。发现东方（更具体地说是发现中国）首先应归功于一种狂热向往的梦想。因为一种异国趣味的形象和吸引力往往是地理大发现的缘起。到了后来，当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超现实思想彻底渗透进了欧洲共同的想像力之中时，欧洲就出发去寻找新的地区。
明代初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曾有过一段较为发达的时期，海上交通尤为繁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就发生于永乐、宣德年间。但是，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日趋顽固与保守，这段辉煌灿烂的历史不久就被愚昧的一纸禁海令所代替，后来明代的海外交通一蹶不振，闭关自守使中西文化交流黯然失色，几近中断。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正式开放海禁，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远涉重洋抵达中国，他是在中国内地（肇庆）正式建立教堂的第一人。此后，中西文化之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直接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