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水河上游地区历史上是夜郎国、胖舸郡的势力范围，是南越国与夜郎国的结合部，或者说是云贵高原文化与岭南低地丘陵文化互相沟通的主要通道。历史上，夜郎国与南越国关系密切。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灭，会还诛反者，夜郎遂人朝。上以为夜郎王。”说明夜郎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与南越国有着互相依存的关系。据《史记》记载：“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何来，曰：道西北胖舸……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说明四川的枸酱是通过夜郎，由夜郎再经胖舸江（红水河）运至南越的，当时夜郎与岭南地区有着相当频繁的贸易往来。
历史上红水河还是一条军事通道。据《汉书》记载：“武帝元鼎五年秋，南粤相吕嘉反，使驰义侯发夜郎兵，下胖舸江，会师番禺，讨之，未至，而南粤平，置九郡。”《唐书》也说：“太宗贞观十年，夏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胖舸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唐代渝州即今重庆，西赵在今贵州境内，这说明红水河自古以来还是四川经贵州进人广西的通道。盘绕于岩壑丛林，艰难地，顽强地，百折不挠地去探索山的那边，天的尽头。
古道悠悠，蹄痕深深。
先前的商旅马帮们，在翻越了险峻的川黔高山之后，早已人困马乏，需要歇脚打尖了，或是从柳州城来到这里，要养精蓄锐，准备翻越云贵高原。于是，马店和旅舍便在这里出现了，渐而发展成为一个重要驿站。商旅的繁盛也带动了文化的发展，仅是明善堂里雕版印刷的书籍，便一驮驮地销往周边一带。因此，宜州到金城江再到南丹古道，是一条商旅和文化共同繁荣的古道，而金城江则是两者的缩影。
金城江的历史可上溯千年。据明代《广西通志》载：宋置金城州，河池县属之。《寰宇志》载：“金城州在宜州西一百五十里，金城县二乡故址，在今县治（今河池镇）东北五十里金城堡。金城州理金城县、河池县、宝安县。”明洪武初撤金城州，并入河池县。二十八年（1395年）十月，河池县改名为河池守御千户所，设金城镇巡检司。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羁縻河池县升为河池州，从此废土官设流官。金城堡巡检司亦属之。民国初，金城堡依旧，斗转星移，后来竟衰落成了六抒街所辖的金城江街。
历史上金城江是桂西北水陆交通要冲，码头下终日泊着数十艘船只，从柳州、宜州运来的日杂百货，经这里西上南丹、东兰及贵州；那些地方销往柳州、广州的矿产、特产、山货、鸦片，则经此而东下。据民国《河池县志》载，这里曾是商贾、马帮云集、十分热闹的小商埠。
1930年南丹一河池公路修通，特别是1940年黔桂铁路通车，汽车站、火车站在桥卜村修建，新金城江日渐成形，原来的水陆码头从此便叫“老街”。
抗日战争催生了一个畸形繁荣的金城江。
为了不使H军长驱直人，金城江以西的铁轨全部拆除。随着京汉湘桂大撤退的滚滚人流，这里成了“小上海”、“小香港”，更成了“流亡者的故乡”，人口一度高达十余万。
1942年3月，著名作家巴金写下了散文《金城江》：
金城江比半年前吏繁荣了。那么拥挤的人，那么嘈杂的声音，新的建筑，堂皇的名字……我几乎以为是别一个地方。……
金城江，神秘的地方。娼妓、赌博、打架……没有一样它没有。在这里的人把钱化（花）得象（像）江水一样，去了就不流转来。在这里住上几天，人必须留下一些东西，带走一些东西，也许会有人带着美丽的回忆走开的，但恐怕更多的人从这里带去了苦痛的记忆。这里确实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要前往重庆大后方的人都必须在这里转车。
金城江除了留下冯玉祥、张发奎等一批名将的风采之外，更因有竺可桢、巴金、闻一多、徐悲鸿、丰子借等名人的诗文书画，而使金城江的抗战文化更显光彩。
抗日战争使大量外地人落籍金城江，并占了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战争在大江南北狼烟四起，内地先进文化在作生存转移的过程中却在这里得到意外的碰撞、融合。京剧、话剧、歌剧、桂剧在这里粉墨登场，各种期刊、报纸、杂志在这里应有尽有。愤怒呐喊，赤诚报国，儿女之念，丈夫情怀，都借抗战这一主题，张扬成不朽的民族强音。如果说，历史只是冷冰冰地记录下那场战争，那么，文化却曾使这块土地的人文品格得到提升。
我一脚步入桂西北，仿佛又听到了那古老而苍凉的歌声——冬时欲归来/黔桂高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这支汉唐时代的民谣，已在《蛮书》里沉寂了一千多年，此时又穿越时间和空间而来，穿越云雾茫茫的原始老林而来，回荡在深不可测的山谷，伴一山狼嗥蝉鸣，伴一路遥远生锈的马帮铃声。我仿佛见到那些坚韧顽强的商贾，在红水河边古道上引吭悲歌，唱跋涉的艰辛，唱思乡的情结……石板路上深深的蹄窝，是红水河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是一长串关于战争关于盐马与山货，关于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是万苦千辛的记录。我从数不清的蹄窝里，认取如雨的汗水，颤抖的马腿，如蛇的鞭影，倾诉悲怆的吆喝、粗重的喘息。这是一串定型的文字，这是一串凝固的音符。我看见长长的脚印，一步一滴汗水，超越大山。马背上的土布与缤纷的彩云相伴而行，马背上的翡翠闪耀着诱惑的辉光。红水河，流动着南方的神秘。
面对红水河的神秘，我的视觉已成盲点。尽管我极其虔诚地触摸神兽般冰冷的喀斯特岩石，多情地掬上几捧浑红的河水，希望借此能缩短我与河池的距离。
我是一个旅人。一个普普通通的旅人。
在河池永远无法读出岁月的脸，但我已知大山不会苍老，红水河长流，如歌如啸。
这就足够。
远逝的威严：走进打开的衙门
这是一扇沉沉的大门，它早已被人们打开。
走进去你就看到那明镜高悬下带着龙图尊严的音容已化土成埃，那案牍上雷霆霹甭般的惊堂木声已呜咽在远去的风中。唯有那饱经风霜的古树还在孜孜不倦地庇荫着衙署屋檐上的雕龙，还有那门前的双狮，如今仍在这里始终如一地守护着逝去的灵魂。
这就是曾掌管一方黎民，充盈清浊之气的莫氏土司衙门。
土司制度由封建王朝的羁縻政策演变而来，本着“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目的，由土酋充当的官吏叫“土官”。“土官”的衔号有宣慰司、宣抚司等，“土司”一词即由此而来。忻城莫氏土司遗留下的衙署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至今保留较为完整的土司建筑之一。
这就是曾掌管一方黎民，充盈清浊之气的忻城莫氏土司衙门。
位于广西中部的忻城县，于唐代贞观初年建置，为羁縻芝州治。宋代庆历三年（1043年），以羁縻芝州、归思州、纡州合并置忻城县，实行流官制度。到了元代，又实行土官制度。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实行流官制度。二年（1369年），又实行土官制度。三年（1370年），又实行流官制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正统五年（1440年），朝廷授予莫敬诚为土知县协理县事，并获世袭，忻城形成流土合治局面。流土合治权不相统，土官掌实权，流官握空印。弘治九年（1496年），孝宗皇帝准奏：“裁革广西庆远府（忻城）流官知县一员，止留土官知县掌印管事。”从此，莫敬诚之孙莫鲁独掌忻城县事，忻城亦降为土县。莫氏袭任土司，直到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土官莫绳武“因案去职”，“原领纸号缴销”，历经四百一十一年，如果从莫敬诚算起，历经四百六十七年。
忻城莫土司衙署位于广西忻城县翠屏山北麓。据《庆远府志》载，现今的土司署是莫氏第八任土司莫镇威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迁来的，在这之前曾三易其址。衙署的迁移还有个传说：土司的马夫牧马，马每天都跑到翠屏山（山长一里多，像一座翠绿的屏障，因而得名）下。马夫来找马时，看见一对凤凰在马背上啼叫，回来禀告。土司高兴地说：“凤鸣其山，必有吉祥。”为了取其吉祥之意，衙署就建造在风景怡人的翠屏山脚下。
翠屏山。青绿的山色耀眼，屏风般的山峦陡峭。
在广西的许多民间传说中，都崇拜山神，一般说来，这些山神都是战神，人们祈愿或崇奉山神，在部族纷争频繁的年代里，都希望着从山神那里，获得超人的战斗力，或者叫靠山。
那个叫莫镇威的土司，大概也希望翠屏山会显示神迹，满足他的愿望。
忻城县城也在翠屏山下。这里现在的最大长官是我的同学。
他不是本地人，按历史的说法，他是一个“流官”。
“县官”同学十分高兴地接待我。
“好地方，翠屏山的绿色把县城盖满。”
天空那么晴朗，山又那么翠绿！县官同学是受命于另一官员不愿到忻城任职（据说是苍梧一县官拒绝到此赴任，即被就地罢免）“危难”之时，而顶上赴任的。
我对同学说，忻城美丽的绿色容易让人想到了你的未来。
然后，我们登上翠屏山，居高临下，小县城尽收眼中。
山下这一片地方，一直就是土司官府的所在地。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官员和百姓对历史街区的保护认识不够，在土司衙署用地范围内及其周边用地内修建了大量与历史文物不协调的建筑，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土司衙署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的环境。
尽管莫土司衙署周边用地为县城的旧城区，目前保存有较为完整的历史风貌，存有明清和民国时期的民居建筑，能较为真实地反映忻城县土司文化的历史和地方特色，但由于城镇建设和保护资金不足，加大了政府对历史街区的保护难度，导致以莫土司衙署为核心的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受到威胁。加之规划管理控制不力，居民盲目改建住房，新建的民居从景观、外形和体量、结构等方面都与传统的建筑风格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古建筑街区的景观。
同学告诉我，他已认识到历史街区环境风貌的整治和保护，以及风景旅游区的环境保护工作，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衙门建筑均为砖木结构，具有中国古典宫廷建筑的特点，气势恢宏，格调典雅，古色古香，特别是那深幽的殿堂，精致的屋脊翘角，镂空花窗，浮雕图案，更具浓郁的民族特色。衙署坐南面北，背倚山美石奇林秀的翠屏山，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浑然一体，蔚为大观。这座象征权力和富有的莫土司衙署，曾饱经霜雪，历尽沧桑，几经兵燹，景况凄凉。
衙门大门左拐处有一座孤零零的跨街道的圆形拱门为辕门，门上镶嵌着几个苍然遒劲的大字：“庆南要地”（忻城土司处庆远府南部）。立于辕门口，可以看见衙署房子的屋脊微微翅起，似龙尾又似鲤鱼尾。左侧为一面硕大的白壁，曰“照壁”，壁上的一只老虎已于1955年被毁。右则为衙署大门。朱色门柱上有联：“守此土，莅此民，十六堡群黎，无非赤子；壁其疆，治其赋，三百里区域，尽隶黄封。”大门后有“仪门”三扇，土司当权时，平时只开左右两扇（左进右出），中门不开，只有处决人犯或迎送上级官吏时才开。进人第一扇仪门后即为四方院落，左为牢房，右为兵房，左、中、右各有砖砌的通道通往“头堂”前的台阶。“头堂”是过去土司审案的地方，设有大鼓一个，“威武”、“肃静”牌匾静静肃立，审案台周围用木栅圈住，中间是土司的座位。
连着二堂的是三堂，是土司家眷居住的地方。窗子精美的镂空木花窗是壮家人最喜爱的图案，它们的原型可能就是壮锦。从搂空的木花窗窥探土司书房，内雅有幽，摆放着整齐的书架、书桌及动物木雕。三堂后的后苑，是土司小姐居住的地方，地方狭窄，土司小姐们的活动就禁锢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
三堂外的赏竹园坐落在翠屏山脚下，墙h嵌有石碑。它们大部分为土司及其夫人的墓碑，有的碑已断裂，其上面的文字已模糊不清。有一块单独立着极其显眼：碑面有双龙飞腾之像，为乾隆二十六年皇帝钦封十五代土司莫景隆为文林郎时所立。
挨着赏竹园的是土司请客会宴的东花厅，也称“云山阁”。东花厅由于民国11年（1922年），农历一月六日军阀混战时被军阀张烈刚部属烧毁，现已重建。厅内茶几、大师椅古香古色。两侧墙上挂有十三世土司莫元相所作的《翠屏山赋》，散文铺陈山峦的色泽，为可读之作。
作为散文作者，我把它抄录下来，以备后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