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导游又领他们来到瑞金云石山——长征出发地。这里恰正在进行文艺演出，只见从舞台布景的山沟里开出一支红军，旗手走在前头，紧跟着司号员、宣传队女兵，团长居中，不断挥手，示意队伍快跟上。队伍后部是拄拐杖、头上缠着绷带的伤员，接着是抬着重伤员的担架，最后则是背锅的挑担子兵，整个队伍一片无精打采的样子。队伍路过村庄，乡亲们把红军队伍团团围住。前面的老表们背着背篓，老奶奶挎着篮子，小媳妇抱着幼童，一群小孩偎依着大人，男女老少相依相伴来欢送红军。
只见一对红军夫妻欲把自己的婴儿托付乡亲，丈夫将婴儿捧到一老表面前说：“红军要走远路，行军打仗带着娃娃不方便，还请表伯行个方便。”老表伸出双手接住婴儿道：“你们放心走吧，红军的后代就是我们的后代，一定为你们抚养长大。”
红军队伍走出村口，那女红军却折回头来，欲抱回孩子，男红军一把将她拉住。女红军又挣脱拉扯，扑向婴儿，男红军紧追快赶，复将女红军拉回队伍，往前追赶部队。
众乡亲送红军送到大路上，老表们取出背篓中的干粮分送给红军，老奶奶取出篮里的鸡蛋、鸭蛋塞给红军，一方硬送，一方推托不收，结果是送的殷勤有加，红军盛情难却，只好接在手中，继续行军。
景移情移，红军行军过了桥，众乡亲送红军到桥边。儿子给母亲敬军礼，母亲轻拍儿媳妇，儿子又给妻子敬军礼，妻子热泪盈眶，转过脸去擦眼泪，儿子趁机接过娃儿，紧抱一阵，亲一阵，复送回妻子手中，我看你，你看她，她看我，又一起盯着小孩。母亲、儿子、儿媳、小孩，四双眼对在一起，众乡亲都看着他们难舍难分，皆辛酸难言复把视线移开。
布景又变成望江楼。忽然团长下命令，大手向前一挥，前进的军号声响，竹板啪啪响起，宣传员快板开腔，队伍锵铿起步，穿过了望江楼门。众乡亲登上望江楼，目送红军远去。从此，红军历经千山万水，来到海北；众乡亲盼红军盼在江南，眼望着鸿雁北飞，悬念着远行的红军，每看到南归的大雁，能捎来红军的信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魂牵梦绕，何曾间断。直到红旗插遍全国，红军与乡亲才相会在一起。
“原来，演的是《十送红军》，”韩克道，“这首歌我唱过的，满腔深情，感人至深，令人难忘。”
何导游说：“就是，正是《十送红军》。想当年左倾路线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搞得红军尽打败仗，把千辛万苦建立的根据地断送掉，致红军不得不离开根据地；父老乡亲舍不得红军远去异域他乡，且命运未卜。那种难离难舍、迫不得已的心情可想而知。因此产生了《十送红军》的歌曲，那是发自肺腑、真情实感的心声。”
“到底为了啥？”窦春芳发疑道，“闹革命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赵济仁反驳道：“你说得不对。不是闹革命闹的，而是社会历史造成的。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常事。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反映，家庭成员是社会成员之一，它是服从于社会矛盾的，在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势力统治下，要么就是受压迫，受剥削，做牛做马；要么就是进行反抗，闹革命，找生活的出路。这是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比如毛主席与杨开慧，本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恩爱夫妻，毛主席如果不上井冈山，就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上井冈山是逼上梁山。所以，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是闹革命闹的，而是革命与反革命矛盾运动的结果。”
“说得通，说得通。”韩克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是客观情况逼的。”
何导游又说：“那时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何止一家两家，而是成千上万。红军长征后，其家属遭到疯狂报复，亲戚受到株连。许海东的族属被杀害的好几十口。当时‘左’倾路线的主导者，欲把女红军留下，毛泽东坚持说：许多女同志在红军中有职务离不开，如果留下，只能被敌人杀害。还欲把毛泽东也留下，朱老总据理力争：朱毛不可分，要留，把我也一块留下。红军的总司令都留下那怎么行？这才让毛泽东随红军长征了。”
韩克道：“左倾路线主导者真是‘左’得出奇，好像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别人都是‘右’倾。”
赵济仁他们的汽车开到广西全县的湘江东岸，只见有相当一段河流，江面宽广，河水流速平缓，江水清澈见底，且有浅滩；岸上，不远处是山坡、山岭。何导游介绍道：“这就是湘江战役的战场，红军的好几万人马会集在这里渡江，地域狭窄，部队难以分散展开，天上大批敌机轰炸；周围，二十五个师的四十多万敌军在围攻，红军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红五军团担任后卫阻击敌军，保卫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过江。部队一直处在频繁而严重的战斗状态。在此紧要关头，中央连下几道急电：命令无论如何要控制住渡口，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红五师在激战的两小时之内，牺牲五个团以上干部，团长黄冕昌亲自上阵杀敌，中弹身亡，营长、连长牺牲得更多了。12月1日，从凌晨激战到下午五点，后卫部队大部分牺牲。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渡江后，敌人还是控制了渡口，红三十四师和红六师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与数十倍的敌人连续血战，危急到极点，全师六千多人仅剩下一千人，陷入重重包围。师长陈树湘率部队突围中腹部中弹，用皮带勒住伤口，躺在担架上指挥突围，在弹尽援绝、伤势严重之际被敌俘虏。敌人以抓到红军师长而高兴，用担架抬着去剿共总司令部邀功，他趁敌不备，从伤口中掏出肠子，用力拉断，壮烈牺牲。
“红军将士尽管受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仍顾全大局，听从指挥，执行命令，拼死完成任务，与敌人血战到底。在几十里的河岸边，几万红军与四十多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拼命，飞机一炸牺牲一群人，机枪一扫倒下一大片。后面的战士再冲上去，前仆后继，直到生命的终结，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真是太残酷，太惨烈了！”胡艳丽吃惊道。
何导游说：“这完全是由左倾路线造成的。”
赵济仁感叹道：“战斗的残酷、牺牲的严重可想而知。军队行军作战，最重要的是行动自由，进可攻，驻可守，退有路，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当时的红军则没有这个自由，你们看，几万红军带着家当拥挤在河谷；敌军在山坡上，山头上居高临下，发挥机枪、大炮的威力，又有空中的飞机轰炸，处境极端危急，此乃兵家之大忌。军队一旦失去主动权，就成了被动挨打的对象。湘江战役，红军的损失可想而知，战况的惨烈、军情的危急，达到了极点，真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洒有鲜血，都有生命的牺牲。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这就是左倾路线的血的教训。”
韩克亦说：“你说的我理解。好比武术比赛，最怕的是失去还手的能力。搏击中被对手打倒并不一定失败，还可用倒地动作进行反击。最怕的是被制服，失去主动权。可见当时的红军就是失去了行动的自由。事情也太不公平了。毛泽东、朱德上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而左倾路线的主导者，反而把毛泽东排挤出红军，搞瞎指挥，尽打败伏，把根据地断送了，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不可思议！”
赵济仁道：“事情并没那么简单，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人事安排、政治路线、军事路线，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毛泽东没有这个背景，王明、博古却有这个背景，尽管他们没有建立红军，没有创建根据地，没有功劳、苦劳，没有真本事，却能用共产国际的名义行事，下车伊始，哇啦哇啦，想当然行事，结果，就把事情搞糟了。要说不公平，也可以这样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韩克明白道。
在议论中，他们的汽车继续前行。何导游说：“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以后，红军仍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由于失去了根据地，而红二、六军团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一带活动。中央红军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也判明中央红军的这一动向，调集十八个师的兵力进行堵截。
“鉴于这一原因，毛泽东建议放弃这一计划，认为与二、六军团会合，无异于自投罗网，应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去。12月12日开会，毛泽东的建议未被采纳。”
正介绍间，汽车开进了遵义城，住进了一家旅馆。晚饭后，韩克又问：“毛泽东的建议未被采纳，后来怎么样了？”
何导游说：“因为情况紧急，再次开会，12月18日，又讨论红军去向，权衡利弊后，毛泽东的建议终于被采纳，放弃了北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进军，于1935年1月7日凌晨占领遵义，举行了入城仪式，高举红旗，唱着《红军纪律歌》，红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遵义城，且召开了遵义会议。”
韩克高兴道：“毛泽东的意见到底是被采纳了，要不然可能就麻烦了，就没有遵义会议了。”
第二天上午，何导游把大家领到一座两层楼前，指着介绍道：“这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原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豪宅，红军开进遵义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及红军司令部、中央军委和第一方面军的指挥员住在这里。”
“那毛泽东等中央其他领导住在何处？”韩克问。
何导游介绍说：“另外的中央领导当时称为中央队，包括王稼祥、洛甫、毛泽东等，住在黔军旅长易怀之的房子里。”
“原来是这样！”韩克道。
何导游继续说：“没有什么教训比鲜血更深刻了。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湘江战役为什么损失这么惨重？这些引发了指战员的反思。面对血的教训，大家都在怀念毛泽东、朱德时期的大好局面，怀疑左倾路线，不满李德、博古的瞎指挥，内部的不满情绪严重，消极情绪突出，不同意见纷纷；外部，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党中央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于是，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于1月15日开始，讨论红军的处境和怎么办的问题。”
何导游领大家走进会议室，指着说：“正中间这三个座位分别坐着博古、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自始至终都坐在这里，其他人是哪里方便哪里坐，互有变动。其中，王家祥、聂荣臻是担架抬进来的，就坐在担架上。李德坐在门旁边，像被告席；陪他坐的是翻译伍修权。”
“我最关心的是发言内容。”赵济仁说，“他们各自说了些啥？”
何导游说：“博古第一个发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国民党军队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再是中央苏区以外的红军配合不灵，把失败的原因推给了客观。”
“接下来呢？”韩克问。
何导游说：“接下来发言的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说：失败的原因是政策不对头，打阵地战，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自己作为中央军委负责人，李德、博古三人团的成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态度诚恳、坦率。”
赵济仁插话道：“周恩来的态度确实是诚恳而坦率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错误，他是有责任的，这与他的经历有关系，他留学法国、德国，受的是十月革命的影响，主张搞城市武装起义，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但都失败了，因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不同，中国是农业国，照搬十月革命必然失败，但他光明磊落，一旦认识到错误，就承认、检讨、改正错误，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主动让贤，提议毛泽东指挥红军，从此以后，一直支持毛泽东的工作。”
“再后来呢？”胡艳丽迫不及待地问。
何导游说：“再后来是毛泽东发言。他性格刚直，态度明朗，言辞激烈，毫不客气，点名批评李德、博古，无视红军打游击战的传统，列举第一、第二、第三次和第四次反围剿，都是与数倍于红军的敌军作战，都取得了胜利，力陈失败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战术问题。强调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军事斗争的方针问题，而李德、博古，不顾军队现实，不了解地理、地形，不顾军队走路、吃饭、睡觉情况，只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决定进攻时间，所以打了败仗。”
“纸上谈兵，”韩克道，“搞花拳绣腿那一套，哪有不打败仗的。”
何导游又补充：“在发言中，毛泽东还猛烈抨击了李德、博古，当时福建发生事变，十九路军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是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不与十九路军联系，使红军失去了迂回到敌军后方，从其背后攻击敌人的大好机会，待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让国民党腾出手来专门围剿红军。毛泽东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长篇发言说出了大多数指战员没有说出来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痛快，痛快，”胡艳丽高兴地说，“真是切中要害，一针见血，说到了点子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