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导游继续介绍：“接着由王稼祥发言，言简意赅，要求李德、博古必须让位，应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面对会上一边倒的强烈气氛，李德意识到自己处境很不利，感觉到自己被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他是通过伍修权翻译了解别人发言的，而伍修权面对批评李德的发言很不安，仅掐头去尾翻译，甚至停顿翻译。在毛泽东抨击李德时，他的脸色苍白，无可奈何，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情绪越来越沮丧、抑郁，迫不得已时，为自己进行辩护：他是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只是一个顾问，红军失败的任何责任都应由中国领导人承担，是他们把事情搞砸了，他拒绝承认错误，断然拒绝批评。”
韩克道：“真会推，博古把失败的原因推给客观，李德把失败的责任推给中国领导人，推了个一干二净。”
周菊英道：“可是失败终究是失败，是铁的事实，是推不掉的。”
何导游说：“随着会议的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转到了毛泽东一边。会议从晚上七点开始，持续四五个钟头后休会，第二天晚上七点继续进行，洛甫表态，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朱德也明确赞同毛泽东的发言。周恩来再次说，毛泽东对博古、李德左倾路线批评完全正确，并提议毛泽东担任红军总指挥。李富春也发表了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聂荣臻躺在担架上很气愤地说，李德净是瞎指挥，只许与敌人正面作战，不许灵活机动。彭德怀严厉批评李德：仔卖爷田心不疼，全不顾士兵的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坚决支持毛泽东。”
“确实是一边倒。”胡艳丽道。
何导游又介绍：“刘伯承系统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在进攻中实行冒险主义，否认敌强我弱的前提，打阵地战，要求全张出击，两个拳头打敌人；在防守中实行保守主义，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搞得穷于应付，处处被动，以至于兵力日少、地方日蹙；退却时又搞逃跑主义。1934年10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动员，未做长途行军作战的准备就仓促转移。”
“真是一边倒。”韩克道，“博古、李德大错特错，错到底了。”
何导游又说：“也有极个别的人支持博古、李德的，就是共青团领导人何克全，他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是所谓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说毛泽东根本不懂马列主义，只读过孙子兵法等等。他不得不承认李德、博古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因此遭到与会同志的批评，说他狂妄无知，高傲自大。”
“会议的结果呢？”胡艳丽又问。
何导游回答说：“会议作出了四项决议：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原来的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整个会议期间虽未进行一次正式表决，但从会议的整个倾向和气氛中，不言而喻，大家都明白，党中央和红军，从此由毛泽东主持、当家。由于军情紧急，情况不允许按部就班地进行议程表决，彭德怀首先离开，去对付军阀吴奇伟对其部队的进攻。紧随其后，各个军事指挥员都奔赴军事前线。遵义会议就结束了。1月19日，毛泽东和红军司令部离开遵义，继续进行长征。由毛泽东掌舵遵义会议的路线，就这样开始了。”
赵济仁插话道：“要说不公平，确实不公平，左倾路线取代毛泽东，把他们创建的根据地断送了，把红军削弱了，但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人的标准，不得不由毛泽东收拾败局。历史是公平的。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拨正了革命航船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泽东是来自中国革命实践的革命家，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智慧、坚韧的优秀品质，既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理想，又有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虽然没有留过学，也未上过军事学校，但他通晓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参加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军事活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国情有深入地了解，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系统地解答了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政权建设、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能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加以解决。对国内外形势、敌我力量对比，进行科学的分析，引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遇事有办法，能知人善任。绝非一些仅有书本知识、缺乏实践经验的人所能比。他重新掌舵后，完全依实际情况行事，不管其是否符合共产国际的意图，而是看在实践中行得通行不通为准。执行的结果，也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所以他说，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不能照搬外国的模式。可以肯定地说，遵义会议是由中国共产党自主解决自己问题的开始。”
“透彻，透彻，说得透彻。”韩克赞同道。
何导游经与贵州有关方面联系，把导游工作又委托给了朱导游，告别赵济仁等回江西去了。
朱导游说：“我接替何导游的工作，为你们服务。”他领大家乘汽车前行。他介绍说：“2月5日，红军行军到黔、滇、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镇子时，为了落实遵义会议关于常委适当分工的精神，明确由洛甫为常务委员会书记。3月11日，根据军事行动的需要，任命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新的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不用说，毛泽东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胡艳丽疑问：“遵义会议既然结束了左倾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什么由洛甫代替博古任政治局常委书记？”
窦春芳讨好地说：“毛泽东并未当常委会书记和军委主席，怎么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朱导游说：“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是非常时期，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是挽救败局，排除李德、博古对红军的指挥权。毛泽东进了政治局常委，又成为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并把毛泽东的军事主张写进决议，规定为党的主张，明确了军事路线和军事行动，这是非常明确、非常重要的。至于毛泽东未担任常委会书记、军委主席，这不是当时最紧迫的实质问题。而且，由洛甫任书记，建立新三人团，王稼祥进三人团，这样分工和安排，既结束了左倾路线，又有利于领导班子平衡协调和团结，便于贯彻毛泽东的主张，这是实质问题。从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的运转，包括党中央和军事行动的重大决策、文件、电报等的起草、签署，都由毛泽东主导。”
赵济仁道：“你说得对，有关权威资料都有明确表述：洛甫虽是书记，但他说，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陈云于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的汇报说，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担任领导，还有党的两个决议都有明确规定，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比如邓小平在审定第二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原稿上写着‘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他将‘实际上’三个字勾掉了，十分明确地写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决议，是最有权威的明确表述，是无可争议的。至于某些人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仅仅是个别人的看法，既无权威性，也不能代替党的决议。”
胡艳丽道：“对对对，你说得对。看来光靠正面的教育还不够，还要有反面的教训，才能形成颠扑不破的真理。”
赵济仁一行又跟朱导游到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公园，以及街道和周围乡村，领略了民风民俗。又沿着当年红军长征道路前行，有公路便乘车，遇羊肠小道则步行。只见沿途尽是山区，地势崎岖不平，山高坡陡。朱导游介绍道：“贵州称‘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传说，有一个农民戴着草帽锄地，一数，他有大小十八块地，锄累了脱帽坐下休息，边休息边数地块，仅数了十七块，少了一块，再数，仍是十七块，无论如何数不够十八块。休息起来戴上草帽一数，却又是十八块，原来是草帽盖住了一块。可见贵州的确地无三尺平。”
大家笑道：“真有趣！”
赵济仁笑道：“此说法也许夸大其词，但也符合实际。”
朱导游领他们手攀脚蹬爬了半天，爬到山的最高处，却见矗立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娄山关”三个雄厚丰满、苍劲有力的大字。朱导游手指石碑说：“毛主席《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写的就是这个地方。遵义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进军，欲渡过长江，到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在半路的土城，遭到四川军阀部队的阻截，毛泽东决定撤出战斗，再次向遵义进军，此时已到2月初，于一个拂晓前，进军到娄山关前，与堵截的敌军展开争夺娄山的战斗，经过半天激烈的争夺，最终打垮了敌人，夺取了娄山关。此时已到傍晚，毛泽东怀着满腔激情，写出了这首词。”
周菊英顺口背诵道：“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朱导游赞扬道：“一字不错。这首词写的就是攻破克娄山关的战斗。上半阕写战斗前的情景，拂晓前，刮着强烈的西风，天上挂着半轮残月，排着人字形队列的大雁，一边鸣叫，一边向北飞去。此时此刻，毕竟是进攻的前奏，而非正式的战斗，军马不是撒蹄奔跑，吹的不是冲锋号，而是行军号，所以是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那下半阕呢？”韩克问道。
朱导游接着介绍：“下半阕没有直接写战斗场面，而写胜利后的情景。此时此地，诗人放眼夕阳洒在莽莽群山，山头如滚动的海涛，夕阳是多么的美丽，诗人怀着胜利后的喜悦想：别说是铁一样的雄关漫道，别说是众多的敌军，都不在话下，被我们踩在脚下，真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赵济仁站在娄山之巅，抚摸着石碑，远眺近观，亦发出无限感慨：“诗言志，一点不假。这首诗，抒发了他大无畏的气概和乐观主义情怀。”
朱导游赞同道：“当时红军的处境非常危险，面对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他仍然毫不气馁。挺身而出，扶大厦于将倾，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且在这里打了一个胜仗，真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英明伟大。”
赵济仁强调说：“对，毛泽东的英明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既有超人的智慧，又有天塌下来撑得起的大无畏精神。他总是比别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观察得深些，对敌人看得透彻些，比别人行动早些、快些，革命工作做得更细些、扎实些。”
“如何理解？”韩克不解地问。
赵济仁回答道：“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就看出了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政策的阴谋，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发生四·一二大屠杀，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他发动了秋收起义，率部上了井冈山，开启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形成了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锻炼出了革命的武装力量。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期的困境，又是他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拨正了革命的方向，使革命重新走上了胜利的道路，使长征得以继续进行。”
韩克点头称赞：“有道理，有道理。”
跟随朱导游，赵济仁一行下了娄山关，来到茅台镇，只见山峦中间，一条碧透的河水，自南而北蜿蜒曲折，穿行于满目青山之中；山坡上，河岸上，坐落着许多民宅院落。
朱导游指着河水说：“这就是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右岸的一条支流，是川、黔、滇三省的界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到四川省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五百多公里，在贵州省郎镇以上为上游，郎镇至复兴场为中游，复兴场至合江县为下游。茅台镇处中游阶段，有好些水泉和水井，由于水质好，开设了许多酒厂，茅台酒、习酒、郎酒等酒厂就设在这一带。”
“原来如此。”韩克道，“著名的茅台酒就出在这里。”
“你才知道。”窦春芳调侃道，“为什么叫茅台酒，就是因为为出在茅台镇而得名的。”
韩克憨厚地笑了笑。
朱导游继续介绍说：“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就发生在茅台镇上下一带。”
“为什么要四渡赤水？”韩克疑问道，“一而再，再而三，渡了四次。”
朱导游回答道：“说来说去，就是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减员到三万多人，且枪弹严重不足。原来，红军的武器弹药主要来自打胜仗缴获，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直处于被动挨打境地，没有打过胜仗，失去了根据地，武器弹药只有消耗，没有来源。最是湘江战役，不仅兵员减少过大半，弹药武器损失很大，三万多人仅有二万九千支枪，一百四十万发子弹，人均不到一支枪，枪均不到五十发子弹，四百多挺机关枪，每挺不到四百发子弹，而围追堵截的敌军有四十多万，且枪支弹药充足，在此悬殊的力量对比情况下，红军的唯一出路，就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毛泽东通过四渡赤水调动敌军，力求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确实危险。”大家异口同声道。
“遵义会议后，”朱导游说，“按原计划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北进到土城地方，遇到敌军阻截，毛泽东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撤出战斗，于1月29日凌晨一渡赤水，摆脱了敌人。”
“二渡赤水呢？”韩克疑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