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时并不如愿。对看重我的人，我愿拼死为他出力，把心掏给他。我最讨厌那种自高自大自以为不得了的人，这世界上没有不得了的人，谁都有可能被超越。我很少看不起人，这可能是自卑在起作用，我总觉得我是个平庸的家伙，任何人都可能比我强。他还说道，我口拙，不善言辞，如果是熟人，是好朋友是同行，我谈话还能自如；如果是生人，我会感到窘迫。我讨厌夸夸其谈的人，我尤其讨厌那些得意忘形、自视甚高、旁若无人吹大话的人。他还说，我重视名声，我一旦对别人应诺了什么，我就一定想法去做；我宁可在经济上受损失，也不愿让人说我不仗义……这些话是大新在他多年前出版的一本散文集中说的，这些掏心的大白话，让人听了会相信是发自腑肺，是让人放心的交友之道。现在的人交往爱虚伪，爱夸夸其谈，爱唱高调不着边际，这些也许被认为不足为凭，也许会被当作愚人之见，但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大新，他的纯真、率直、友善可见一斑。他的朋友，如我者对这番剖白，是深以为然的。记得鲁迅当年在评价几位同时代人时说，有的人清澈见底，如老先生对时人刘半农的赞赏，这类人物与其相交十分透明，如明澈清流，不藏不掖，不颐指气使，不尔虞我诈，对于我等之人，与这类人为伍，则三生有幸。
大新在文坛声名日盛，借用一句俗话，他是军中小说的大腕，但并不是那种一时盛名就不知自己姓甚名谁的人，偌大的文坛此等人士并不鲜见。当年，大新还是文学青年时，他受到文学大家的奖掖和提携，偶到北京也常去拜见。后来，90年代世事变化，一些文学大家没有在位时候的权威和职务的方便，某些文学青年就看菜下饭，又去培养新的关系，结缘新的大家和权威，也有的过河拆桥，更有甚者落井下石，此类事也不是新闻，而大新却没有这种“行为”，也没有听说他与哪个权威和大家过于亲密，也没有听说他为了什么走哪家门子，谋取什么好处。唯一我知道的他与名人的交往，是与前辈作家李国文先生的忘年交。他们交往大概是十七八年前了，那时候大新在外地，到北京后我常听他说到与国文老师见面的事。李国文先生夫人也是很好客的，这我也亲历过，大新与他们家的交往一直延续到现在，也没有因为国文老现在一介平头文人，更没有因当年外省文学青年而现在名声日隆就影响了交谊。国文老曾经呵护过不少文学青年，好像他在某篇文章中也提及过有各种作派的文学青年的表现，我想大新在他心中的印象如何，他会同意我以上评判的。偶与国文老见面，常听到他说大新如何如何。说那话时，智慧的老先生一脸的天真，我想，他的法眼是不会走偏的。我笃信。
4.读李存葆的散文
本人读书属懒惰型的，有个毛病是爱“先易后难”，一本大部头的书，先挑一些短制小篇幅的翻阅，也是人们本能地排拒大的尤其是那些大而无当、令人生畏的长文的想法作怪。我还有个也是不太好的习惯，看书先看序跋闲文，再读主要的篇章，有一种鲁迅称之为倒过来的阅读法的偏好。眼前的这本李存葆先生的散文集《大河遗梦》，我也是先看了“赘语”、“附记”及“代序”，再看他的主要文字，先看了短小的篇幅后再拜读大制作的。读后，被它所吸引。我以为存葆兄的这部散文集，不像现如今市面上常常看到的散文选集类，多是一些故人往事的怀念，一些朝花夕拾式、怀旧型的生活琐细，或者一些游历感怀的文字的大路货，而是较为独特的，作家思考的是我们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重大的问题，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大题旨、大命题，有着足够的斤两和内涵。无论是长篇大文，还是精短小什，都体现了一个思考型的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和对现实的执著思索。
在近年来的呼唤大散文之声不绝于耳之时，我们常常读到像游历文化遗址、观赏风物名胜之后，从远古洪荒先祖世代到眼前现世，从抽象哲学到具象生活等等，对所访所闻所想所思的东西进行所谓的文化观照，出现了一些所谓有深度的文化观照的散文，有人名之为文化散文，有人简单地叫做大散文，不论何以名之，这类文章的特色还是相当充分的，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较有市场。这种从文化的角度来认知历史和生活，激发人们多角度地思索人生，对现实的反思，有着极为重要的学理意义，把散文从精思妙想、微观细察的某种小感觉小认知的平台上，推向了一个新的文化与学理的台阶，得到了一些崇尚思考、热衷理性的读者的喜欢。所以，有不少作者们乐于此道。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一定的人文原因，尽管贬褒相斥，无论如何，热闹总比沉寂好，从文化的层面上去加深文章的学养内涵，也应当看作是散文创作的一大亮点和收获。
应当说，李存葆的散文，一些大篇幅的作品也体现了这类特色。他的洋洋万言（有的达数万言）的如《鲸殇》、《大河遗梦》、《祖槐》、《飘逝的绝唱》、《沂蒙匪事》等，从选材到谋篇到运笔，从命题到练意，从构思到阐释，都体现了作者独具特色的思考，这就是从历史的视角和文化的层面，探究人在自身发展进程中的面临的重大问题，诸如环境保护与生存发展、爱的迷失与情感危机等。也可以说，“合二而一”，他思考的是有关人的物质环境与心理环境两个相关联而又相统一的问题。无论是《鲸殇》关于动物的杀戮，《大河遗梦》中关于母亲河的断流，还是《祖槐》的关于人与故土的依存联系、人与自然的相谐相生的关系、人类的迁徙流浪与本民族的兴盛发展，《飘逝的绝唱》中关于情感的纯真与现代意识的整合等，都无不表现出作者对当前人类面临的两大难题：生存环境与情感历程，深入地进行了思考和阐发。所谓大散文者，我想主要的是说，作者选取的题旨应当是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有着极为现实的启示意义，从题材的价值取向上就立意高远。当然，散文并不一定要求“唯题材论”，但从一些创作现象看，题材优势并不应否定。李存葆面对大河的断流，人的生存环境受到危害；面对美丽而有灵性的鲸鱼失落了生存的家园，人为地制造着动物与人类不可缺失的环境危机；面对纯真的爱情的迷失，寻找那古典美好的情感；面对人类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出现的种种负面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他的思考透过纷繁的现实，呼唤一种人间的美好的情感关爱，对人自身的环境意识的重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和谐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读到作家在诸多篇章中，都是那样激愤，那样不遗余力、痛心疾首的呼唤。无论是家园环境与大自然的关系，还是家族的历史、爱情的升华等等的人文思考，都体现了作家的敏锐和执著。
我注意到，这部作品中虽然多是一些思考人文历史的散文，但它们不同于书市上流行的其他类似的作品，仅从一些史籍去钩沉索隐，注重的是对某些1日说的重新发现和新的论辩，而李存葆则不然，他不爱掉这种书袋，或者是仅从书本故纸中拣拾一些零星的片断，尽管他的一些文化类散文也有不少的引证古书史籍，古今中外相当繁富。李存葆更多的是从自己的亲历考索中，运用一些类于考古界的田野考察笔记来求证他的发现，他的论题，比如，在《祖槐》中，他实际上是对山东五莲李氏家族衍生绵延的发展史进行了实地实物的考察，文中的材料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他的现场笔记；《沂蒙匪事》中类同于报告文学的史料丰富，也得益于作者的详细采访；同样，在《飘逝的绝唱》中，他从王实甫的《西厢记》写作背景和人物的活动场景进行一些考察，更主要的是从这些历史故事中，去探索今天的人们情感生活，包括爱情的变异、与人类本身发展的背离等等。历史中的人物生活与命运，通过一些历史的场面还原，才有了较生动而有趣味的情感细节。在这些作品中，李存葆总是很注重对历史史料的亲身考察，在这种考察中，让故事和史实活起来，这就有别于其他类似的文化大散文，读来更为亲切，更体现出特有的人文情怀。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叶圣陶、夏丐尊等大家很注重作家的文心，成功的作品中有一个关爱人类、关注世俗生活的情感趋向，体现了作家深挚的人文情怀。在《大河遗梦》中，我们看到，作家的情感取向是古典浪漫似的，在一些主要作品中，看到他对远逝的古典人文精神的一种缅怀，一种不经意的追寻。他的几篇文章的题目，用“殇”、“遗梦”、“绝唱”等等命题，体现出对远逝的一种东西的追思和缅怀。这当然不能完全代替作家在本书中的全部的精神取向，但在对过去的美好的事物、美好的环境、美好的人文关系的怀想中，表示出作家的特有感情，忧思悲情。他唱着一首首动人的挽歌，面对着失落的美好，失落的纯真，失落的一切他所心仪的，他不免心有戚戚，惆怅而动情地呼唤，给人以久违了的人文精神的回响。
李存葆由小说家到报告文学家又到散文家，他的作品也兼具并包，几套文学手法都各擅胜场，所以从散文中看到他有时表现出小说家的语言张力，铺张扬厉，凌厉疾速，语言的转换跳跃，报告文学的人物和事件的纪实性效果，等等，都丰富了他的这些大散文创作的内涵。他的语言看得出来很是注重锻炼的工夫，在行云流水般的酣畅淋漓中，有时候多用排比加强效果，读起来也有如美文，当然多了也不免有些重复冗长，甚而有自炫之憾，这是某些作品常常让读者敬而远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原由。但愿这并不成为影响《大河遗梦》为更多读者所喜好的障碍。
5.“老板”程贤章
广东作家程贤章六十有四的年纪，小辈人如我者或称“程老”，或呼“程老板”，说其“老”是因为他的资深记者经历，他还当过县委常委（虽然是挂职），有过二百多万字（十多部作品）的创作；称他为“老板”，是因为他做过《风流人物报》的主编，执掌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院，并同老作家余松岩开办了全国最早的“作家书店”，至今他仍保持着这后两个领地的权力。
“老板”是个昵称，在经济发达的广东大家呼朋唤友多爱送上这个雅号。“老板”者，并不一定是腰缠万贯，手提大哥大，宝马轻裘，颐指气使。这些与程老板似乎无缘。唯有他那大腹便便的身材，在众人之前鹤立鸡群，往酒席上一坐，十有八九被服务员指认为“买单者”。这副身子，可苦了他，吃饭不敢放肆，专拣些清素之食，酒类甜品一般拒绝。他曾有过半年不吃主食的苦役，结果身子并不配合，体重仍然一意孤行。
如此富态的身子，好像他生来就没受过磨难。其实不然，他历经坎坷，出生在印尼雅加达，6岁时才随家人回国。小学5年级失怙，仅读完中师就辍学谋生，在家乡教比他还大的学生。乡间老屋灰暗的油灯下，他读父亲留下的古书，读郭沫若、曹禺的话剧，为了打发时光，十多岁的他开始了写作。因为写作勤奋，他被《汕头日报》看中，成了编辑记者。数十年内，他先是写文艺评论、戏剧、短篇小说，后又致力于长篇创作。在“文革”中，他因为出身海外，被怀疑“里通外国”打成梅县的反革命，直到1972年平反才获得自由。
许是因了这个经历，养成了他宠辱不惊，豁达乐天，大智若愚的性情。也因为是体胖者心宽，心宽者体胖，程老板的古道热肠，为人处世的率真、清朗、执著，有时候近乎看不出他年逾花甲，比年轻人还要顽皮。在广东文坛中，他的人缘是有口皆碑的，同辈人间，他是最没有同谁有芥蒂嫌隙的，他那府上的茶桌可以作证。常有三五友朋在这里试新尝春，既品茗尝鲜，又海阔天空大侃一气，其实说来，他是吃小亏占大便宜，一番神仙会，为他的创作又提供了素材和思路。小辈人中间，他的文学院长的身份，常有弟子得其恩惠，他如同一名生产队长，催耕催种，又为青年作家出书四处奔波，化缘求仙找门子解决经费。程老板是个急性人，他喜欢快节奏地办事，偶有事不遂意，能跟你争得满脸怒气，事后又若无其事一般。写过《地火侠魂》的老作家余松岩是他的邻居，作协大院的人常听他俩放声地大笑又高声地大吵，三两句不合意，面红耳赤，大动肝火，搞得不欢而散，可过不了半会，他又让儿子过去请余老先生来喝酒。
进入20世纪90年代，程老板创作丰收，每两年就有一部长篇问世。他唯一染指现代化的是他爱用高级金笔，那枝派克笔，多少显示了老板的气派。多年的记者生涯，练就了他的出手快、生活感受新的本事，或许也是他的急性子之故，他能一口气写出一部反映当代生活的十多万字的长篇来。在这个年龄里的老作家中，实为少见。
他对新生事物的好奇，有时候近乎孩童。文事上的这“新”那“后”，前有福克纳热、马尔克斯热，后有大江健三热等等，他都有兴趣。这也成全了他的创作。在最新的长篇小说中，他引进了现代派的手法，因为深重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他在主体的写实中糅进了荒诞、魔幻、结构主义等新潮手法，使作品变得轻盈可读，内涵丰富。源于对新生事物的敏感，他在80年代末期就尝试着走文学描绘同新闻报道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创作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