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事，似乎更了不起：节度使郑儋因病暴死，没来得及安排府中事务，太原驻军发生骚动，形势紧迫，将有急变。半夜，熟睡中的令狐楚被十来骑人马持刀挟持到军中，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在，大家要他连夜为已故的节度使代草《遗表》。方面大臣临终前上给皇帝的《遗表》是一封重要的奏章，其中要对当地军政和人事的安排提出建议，比如以谁为“留后”，即代理主将啦，或推荐谁继任啦，这些都事关在座诸位的地位前途和切身利益。显然，这篇文章非常不好写，在座个个都是凶巴巴的武人，得罪了谁都不行啊！令狐楚倒是胸有成竹，在一片白刃包围下，气定神闲地挥毫而书，几乎文不加点，一气呵成。写完后，召集三军，高声朗读一遍，因为辞意恳切而正大，竟感动得三军泣下，使军情顿时转危为安。[5]
一个文人，一篇文章，竟弭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兵变，为地方和国家立了一大功，谁能说文章无用！从此，令狐楚声名更重，逐步受到朝廷提拔，从翰林学士一直做到宰相。每当想到这段往事，令狐楚总是兴奋不已。
“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子桓之言，非虚语也！”
令狐楚不止一次捋着胡须对子侄和商隐讲述自己的往事和感想。他的实际遭遇，似乎也在为这句话作证，在李商隐心上自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结识令狐楚，对于李商隐来说是件大事。一来他们身份那么悬殊，出身孤寒的李商隐算是攀上高枝儿了，这是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二来令狐楚是骈文高手，在他的调教下，商隐的四六文技巧由启蒙而突飞猛进，后来甚至隐隐露出胜蓝之势；第三，是他与几位令狐公子有了同学之谊，特别是和二公子令狐绹简直成了无话不谈的知交，这对他未来的仕途当然是有帮助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令狐楚的教导和提携，令狐绹的友谊和美言，确然而不幸的是，在残酷的官场博弈和复杂的朋党之争中，情况不断变化，这些有利条件后来竟一反而成李商隐心灵和行动自由的枷锁，给他带来无穷的苦恼——当然，那些后来逐步发生的事，当下不能预知，所以此时商隐的心情很好，甚至不免有点踌躇满志。我们就让他先高兴一阵，暂不说后来的事吧。
在洛阳，除令狐楚，李商隐还认识了另一位著名人物，他就是诗人白居易。
白居易热爱洛阳，早在他杭州刺史任满后改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时，就决意从此在洛阳定居。那时他五十四岁。后来虽又出任苏州刺史，再入朝为秘书监和刑部侍郎，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他五十八岁的时候，就坚决地“称病东归”，回洛阳定居了。史载：“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其《池上篇》自述道：“大和三年夏，乐天（白居易号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该文描述其池馆和家居生活：“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6]
老诗人饱经世事，诗文名满天下，此时年迈，已渐入“栖心释梵，浪迹老庄”之境，但还是非常乐于提携青年后进。李商隐就在这时初识白居易，受到亲切接待，二人几乎成了忘年之交。二十年后的大中三年（849），当时白居易已去世三载，按其遗愿安葬于洛阳龙门，嗣子白景受欲为其墓立碑，恳请李商隐为父亲撰写碑铭。[7]李商隐曾有信回复，信中提及当年白居易对自己的顾遇，可谓充满感激之情：
伏思大和之初，便获通刺；升堂辱顾，前席交谈。陈、蔡及门，功称文学；江、黄预会，寻列《春秋》。虽迹有合离，时多迁易，而永怀高唱，尝托馀晖。[8]
这里说的是大和初年，大约也就在李商隐结识令狐楚前后，李商隐在洛阳拜见了白居易。老诗人在客堂亲切会见这位初到东都的年轻士子，和他谈诗论文，指点剖析，话颇投机，使李商隐大有升堂入室成为白氏及门弟子之感。李商隐还曾有幸厕身白居易家的诗酒文会，在那里得见洛阳的不少达官贵人，对李商隐来说，那感觉就像春秋时代的江、黄小国得以参与大国隆重的会盟典礼一般。
这期间李商隐曾不止一次地去过白府。估计也就在此时，曾看到过白居易编撰的类书《六帖》。只是不久后李商隐即随令狐楚前往郓州，再往后由于李商隐为生活到处奔波，不能常住洛阳，他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然而白居易对他的善待和照拂却让李商隐永难忘怀。所以当白景受约请他为老人撰写碑铭，并告诉他时任宰相的白敏中（居易堂弟）也有此意时，他便同意并很快写成交卷了。
李商隐的《刑部尚书致仕赠尚书右仆射太原白公（居易）墓碑铭》（并序）是一篇以古文写成的史传性文字，叙事简洁，文风谨严，但缕述白居易生平宦绩、个性文采以及家世戚属（从而顺理成章地附述了亲弟白行简和堂弟、现任宰相白敏中）等等，内容非常充实。文末的铭词更是凝练精当，古趣盎然，与商隐其他骈体文章的华丽风格明显不同。商隐文章今日能见到的以骈文为多，所以这篇保存在《樊南文集》中的碑铭自然弥足珍贵。
白居易早在元和（806—820）时代就诗名传扬，以他和元稹为代表的“元和体”一度风靡天下，远播海外。进入晚年，更可谓诗坛的当然盟主。而李商隐此时至多只是个年轻诗人，他的《燕台》《河阳》《河内》等诗虽然才气非凡，但毕竟还有模拟和习作的痕迹，诗风的真正成熟还有待时间的磨砺锤炼。而且他们二人诗风的美学趣尚很不相同，当李商隐形成自己独特风格之后就更为明显，说得严重些，甚至可谓大异其趣。白居易诗是平易浅淡、畅达无隐，读起来有如行云流水，直叩心扉；李商隐诗却华丽秾艳、用意深曲，像以轻纱笼面的美人，令人难窥真相。我们不知道白居易读到过李商隐的哪些诗篇，也许他们初见时李商隐曾出示过《燕台》诸诗，那已足以引起老诗人的惊异与激赏。李商隐后来的创作，白居易可能读得更多。他是在会昌六年（846）去世的。那时，李商隐的《有感二首》《重有感》《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曲江》《韩碑》等一系列重要作品，特别是那些深沉婉曲地讴歌爱情的诗篇，如《柳枝诗》和某些《无题》诗，都已写出，白居易应该有机会读到。
晚年的白居易极为欣赏李商隐诗，往往自叹不如。这位修养深邃、经验丰富的老诗人有着容纳不同风格诗派的宽广胸怀，不然怎么有资格获得“广大教化主”的美誉？
当时的诗界有这样一个传闻：有一次，李商隐去看望白居易，白居易竟对商隐说：“今生今世我是赶不上你了，但愿我死之后，能够转生投胎做你的儿子，也就心满意足了！”[9]此事真假难辨，或因白居易笃信佛教，佛教宣扬三生轮回观念，而他太喜爱李商隐诗了，所以好事者如此来编派他。不过，这个传闻能够流传开来，却使我们由此想见白居易对商隐诗歌艺术的心醉程度。
当然，李商隐在与这位老前辈的交往中，也学到了许多东西。别的不谈，就以白居易搜采成语典实而编撰的《六帖》（亦称《白氏六帖》）而言，就会给商隐很大的教益和启发。
《六帖》是一部类书，分门别类地编录采自各种书籍的成语典故，供作文赋诗时查找利用，其中有不少李商隐未曾读过的古书，使之大开眼界。同时，这种汇编语言资料的方法给写作（特别是需要大量用典的骈文）提供很大方便，也使李商隐顿开茅塞。
李商隐后来吟诗作文以辞藻丰赡典雅著称，并曾在收集民间口语乃至方言方面下过一番功夫。在他的遗著中有《杂纂》，专收当时流行口语，现在读来仍十分有趣，有的内容简直可与今天人们在网上或微博中流传的精彩语言比美。又有《蜀尔雅》和《金钥》，虽然已佚，但从书名和著录它们的《宋史·艺文志》的分类来看，显然也是属于语言词汇方面的著作或工具书。《蜀尔雅》，顾名思义很可能是仿《尔雅》（古典词书）体例解释蜀方言的。《金钥》则很可能寓写作诀窍（金钥匙）之意。在这些方面，白居易对他也许不是毫无影响。至于在诗歌创作和批评鉴赏方面，身兼诗人和理论家的白居易也必然会给李商隐以种种有益教诲，所以才使李商隐心悦诚服，发自内心地承认自己几乎无异于白居易的“及门弟子”。
令狐楚此次担任东都留守的时间不长。他是三月上任，同年十一月就进位检校右仆射，调迁为天平军节度使、郓曹濮观察使，要离开洛阳了。
天平军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距洛阳九百七十多里。令狐楚问李商隐是否愿意随他到郓州去，并说：“如果你愿去，那么，我给你一个节度巡官的位置，是可以的。”
巡官是节度使幕府的一个小官，虽然职级不高，但这时李商隐还是一个没有取得功名的白丁，令狐楚的这个建议无疑是对他的破格优待，是李商隐根本没想到的。
试想，他本来至多只是令狐楚子侄们的读书伙伴，跟着令狐楚到郓州去，就是幕府的正式官员了。在郓州，他不但可以继续学习文章，而且获得锻炼办事能力的机会，更有了一份官俸，对家庭颇有帮助。李商隐明白，令狐楚显然是想进一步栽培自己，这是老人家的好意，也是自己走上仕宦之路的重要一步。所以，他不假思索，满含感激地接受了。
[1]见《旧唐书·地理志》河南道。
[2]以上所述据《旧唐书》之《地理志》与《则天皇后本纪》。
[3]见《旧唐书·裴度传》。
[4]若依刘禹锡《令狐楚集叙》“开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薨于汉中官舍，享年七十”推算，本年应为六十二岁。据《旧唐书·令狐楚传》则应为六十四岁。
[5]以上所述据《旧唐书·令狐楚传》。实给李商隐带来许多好处。
[6]史文及《池上篇》均引自《旧唐书·白居易传》。
[7]据李商隐《太原白公墓碑铭》，知白景受请李商隐为白居易撰写碑铭是在大中三年（849），距商隐初见白居易的大和三年（829）恰为二十年。
[8]李商隐《与白秀才状》，作于大中三年（849），见《李商隐文编年校注》，1801页。
[9]见《蔡宽夫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