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李商隐传》记载：“（商隐）调弘农尉，以活狱忤观察使孙简，将罢去，会姚合代简，谕使还官。”其实，弘农尉李商隐本来与陕虢观察使孙简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孙简管辖着陕、虢两州十三个县，即使不算顶头上司弘农县令，在李商隐与孙简之间至少还隔着一个虢州刺史。不知是何缘故，李商隐因“活狱”竟触忤了观察使大人。史文简省，略过了某些过程和细节。很可能是李商隐“活狱”案报到了州里和观察使府，引起孙简关注，孙简把李商隐找去问话，不免将他狠狠申斥一顿。而李商隐竟据理力争，惹得孙简更加怒不可遏，终于逼得他起了罢免李商隐的念头。
先是做了“活狱”之事，长官训斥时又不肯低头认错，不肯做出奴颜婢膝的样子，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下，李商隐如此不世故圆滑，怎会有好果子吃？
然而，李商隐此时气蒙了头，是啊，他哪受过这等肮脏气？在堂上争了几句，看出孙简不怀好意，他索性来了个当堂拂袖而去。这又哪里是一个下属对长官应有的态度！而他回到住处，还是平静不下来，竟立刻动笔写辞呈。不过，一到落笔，李商隐就小心了。这辞呈是用诗的形式写成，投递的对象不是观察使大人而是直接的上司虢州刺史，为了不太刺目，又把辞职说成请假，题目就叫《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但明白底细的人，都知道这是不等孙简炒他的鱿鱼，李商隐先下手为强了。那诗倒也写得妙，在文雅的词语下喷发出灼人的火气：
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
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
首句说的是县尉的职守，紧接着就是一句牢骚：每天站班干这种无聊差事，让我觉得丢人，对不起那藏宝蕴玉的荆山——这里，荆山既是实写（弘农县旁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又含自比之意，更引起下文卞和在荆山（地在今湖北南漳县西）得玉献楚王而反遭刖足的典故。后两句进一步把牢骚发到极致：卞和献玉被刖双足固是天下奇冤，可我今天却羡慕他；因为没了双足，就再也用不着每天在县衙阶下站班和屈辱地趋走，干那些自己不屑一做的所谓公务了！这话等于是说：我宁可被刖双足，再也不干县尉的勾当了！
不知孙简当初是否拿到过这张诗的辞呈，如果拿到，是怎样的滋味，又作出了怎样的反应。反正李商隐自行其是，已挂冠而去，不再上班了。而且回到家中是这样一种狂傲的姿态：
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
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
（《自贶》）
何等桀骜，又何等潇洒！晋代陶渊明的精魂此刻就活跃在唐人李商隐身上。
李商隐在心里说：给不给官做，那由不得我；可弃官不做，却由不得你了！他被一种反抗的激情所控制，体会到一种争到自由和尊严的快感，便用简简单单二十个字赠送给跨出此断然一步的自己。诗题“自贶”，就是自己赠送给自己的意思。
不过，事有凑巧，就在这当口，孙简奉调升迁走人了，新来的观察使姚合，是开元名相姚崇的曾孙。他一上任，就看到了李商隐这份诗的辞呈。姚合本人也是个诗人，而且小有名气，因为曾当过武功县主簿，诗坛上人称“姚武功”，晚唐著名的“姚贾体”，就是指他和贾岛那种偏于瘦瘠清峭的诗风。而他早就闻听过商隐的诗名，也许出于惺惺相惜，也许知道李商隐本无大错，辞职乃一时冲动，便对李商隐好言相劝，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谕使还官”。此时李商隐气愤已过，又碍于姚合的情面，也就顺水推舟回复原任了。
在弘农尉任上，李商隐又留了一段时间，直到开成五年（840）九月。那时他给一位向他请教文章的陶进士写信——这是李商隐文集中颇重要的一篇散文——落款就写的是“九月三日弘农尉李某顿首”。大概就在这之后，他终于没耐心了，向上司提出要回长安“从调”，也就是到吏部另觅差事，或再次参加制举考试。姚合看他去志已决，也就不再勉强他，准了他的请求。
这时，李商隐的家有两处，一处是母亲的住地济源，一处是妻子所在的泾州。他决定把老母和妻子都接到长安，今后就以长安为中心来谋求发展。他已经在长安城南的樊川找好一处房舍，可以落脚安家。老母在济源多年，由弟弟羲叟照料，自己当哥哥的也该负起责来，一家人在一起比较节省方便，住近京城也便于“从调”谋职，各种机会自然也多些。
这样一来，李商隐就大大地忙碌起来了。他奔波于长安、济源、泾州之间，把一个分散的家归置到一起，又筚路蓝缕地在樊南乡下建起一个新窝，实在是够费劲够辛苦的。
特别是在经济上，他本不富裕，而搬家置房哪一处不要用钱？丈人家可能会资助一点，但不会很多。他又清高，绝不肯再去开口。幸有其岳丈之妻兄弟、河阳三城怀州节度使李执方一向对他颇有好感。当初李商隐结亲王家，李执方就从中出过力，李商隐对他很是感激，故联络不断。现在他要定居长安，李执方知道后便着实地助了他一臂之力。当一切终于完成，可以稍喘一口气时，李商隐的心情还是不错。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启用了新的名号：樊南生。
樊南生此时年不到“而立”，自恃高才，文名已树，对前途还是信心十足。他完全没有料到，他所开启的竟是后来被他自己称为“樊南穷冻”、“十年京师寒且饿”的时代。[2]
李商隐家住樊川之南，距长安市中心二三十里。中唐宰相杜佑在那里有别墅，后由其孙杜牧继承。杜牧晚年曾以官俸修缮樊川别墅，并在那里居住，他的诗文集就是以“樊川”为名的。李商隐与杜牧是同时代人，在晚唐诗坛都是大名鼎鼎，人们把他俩合称为“小李杜”，与盛唐的大“李杜”李白、杜甫前后辉映。再细说起来，他俩还有点亲戚关系。杜牧有个堂兄杜悰（同为杜佑之孙），后来当了宪宗的驸马，做过宰相和节度使。杜悰乃是商隐的表兄，这样一扯，商隐和杜牧，也可算是中表兄弟辈了——当然其实是挺疏远的。
我们看李商隐的诗集，现存两首赠送杜牧的诗，写得很是热情。多么希望他们俩有更多的交往，谱写一段诗坛佳话啊。
遗憾的是，对商隐的热情赠诗，杜牧似乎没有相应的反应。当商隐在樊南安家时，杜牧也在朝为官，先任左补阙，后为膳部、比部员外郎。按说他们都在长安，又都在樊南有家，本该有机会见面的，但却没有。大中三年（849）他俩同在长安，同为牛僧孺之死撰文祭奠，杜牧写的是牛僧孺墓志铭，李商隐写的是牛僧孺祭文，而且都被时人视为杰作。一般认为，李商隐赠杜牧的那两首诗就是那时写的，但是杜牧没有回赠，而且史书和口碑中也没有他们见面或交往的痕迹。这使对他们友谊持有良好愿望的后人颇感失落和不解。究竟是何缘故，实在是很值得探讨的，这个且留待下面再说。
开成四、五两年（839、840），李商隐既有快乐也有烦恼，总的说来是在忙碌和焦虑中度过。他在忙于己事、家事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国事，他的忙碌虽与国事无关，他的焦虑一部分也是因为个人的困厄，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忧心大唐的国运。
这两年确是唐朝的多事之秋，从后来人长时段的眼光看来，开成（文宗年号）、会昌（武宗年号）正是中唐转为晚唐的关捩点，唐朝国势下行的曲线是越发明显了。
开成四年三月，老臣裴度去世，国家顿失栋梁。
开成五年正月，文宗驾崩，他没有子嗣，于是围绕皇位，宫中各派势力展开了一场血腥的争斗。
李商隐对这两件事都非常关心，而且感触很多，在他的诗作中都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1]“弹冠”用《汉书·萧望之传》“萧、朱结绶，王、贡弹冠”和《王吉传》“王阳（王吉字子阳）在位，贡公弹冠”典。“扫门”用《史记·齐悼惠王世家》魏勃为求见曹参而每日为曹参舍人扫门，终于成功之事。两句意谓倘若您今后在位而不顾及我，那我只好再次哀告求助啦。
[2]李商隐于大中元年（847）作《樊南甲集序》，其中有云：“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十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应该也涵盖了安家之前在长安奋斗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