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度之死，触动了李商隐纷纭的思绪。这些都在《韩碑》诗中得到了表现。
裴度是中唐后期最著名的宰相。他二十多岁进士及第，随后在制举中登博学宏辞科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等，从河阴县尉做起，逐步晋升。在仕途中，他曾因直言论谏触怒当局，而遭到贬谪。但由于他公忠体国，勇毅多谋，在处理藩镇问题中多建功勋，特别是平淮西叛镇吴元济一役，为“元和中兴”增添了光辉的一笔，受到唐宪宗的高度赞赏和信任。
当然，他也有对立面，即使他身为位极人臣的宰相，也总有奸佞之人与之作对，诬陷攻击无所不至。但裴度一面坚持正义，一面巧与周旋，历宪、穆、敬三帝而至文宗，始终无人能够真正撼动他的地位。
作为大唐王朝的柱石之臣，裴度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旧唐书·裴度传》载：“时有奉使绝域者，四夷君长必问度之年龄几何，状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于憬俗，为华夷畏服也如此。时威望德业侔于郭子仪，出入中外，以身系国之安危、时之轻重者二十年。”
裴度是李商隐心目中从政、执政者的崇高榜样。最使李商隐感动和钦佩的，是裴度一生遭过多少危难却百折不挠。他曾被藩镇派杀手行刺，几乎丢了性命；李逢吉等奸人处处与他为难不用说了，就是颇具贤名的元稹也因妒忌而在帝前屡下谗言。但他始终持正不阿，中流砥柱般巍然峙立，以自己的威望保障了唐朝内外数十年的安定。
现在裴度死了，朝廷给了他一份哀荣，但奸恶之人对他的攻击却并未罢休，这不能不引起李商隐的极大愤慨，一股大声疾呼的冲动海浪般撞击着他的心胸。
裴度当年率军平定淮西之后，韩愈曾奉诏撰碑纪功，韩愈以其如椽大笔写下了著名的《平淮西碑》。可是，就有人挑唆告状，说韩文过于突出裴度，未能体现大将李愬的功劳，一时纷纷嚷嚷，闹得宪宗只好下令由段文昌另撰一碑。当年推倒韩碑，和裴度死后恶人们的快意，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而这件事也恰好把李商隐崇拜的两个人绾结在一起。
李商隐不知道将来的史书会怎样书写这些史实，他决定自己先用诗来记述这段公案。
“千百年下，生人之权不在富贵，而在直笔者！”这是李商隐深信不疑的。史书固然应是直笔，自己的诗同样是一种直笔，是直笔就要忠实于历史，就要还历史以公道和良心。
《韩碑》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此诗当然不能不歌颂“元和天子”唐宪宗，但它真正的主角则是裴度，另一个主角则是碑文作者韩愈。诗歌由衷地赞美裴度大忠大勇献身报国的精神，赞美君臣同心不受干扰的合作关系；同时极力推重韩碑的史笔意义和它“句奇语重”的文风，从中体现出李商隐的政治观和文学观，而这一切显然都是有感而发，与晚唐政治和文坛状况有着密切联系。
现在让我们来诵读这首歌咏韩碑、同时刻意仿效韩愈风格的七言古诗：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
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
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
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
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
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
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
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
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画臣能为。
古者世称大手笔，此事不系于职司，
当仁自古有不让，”言讫屡颔天子颐。
公退斋戒坐小阁，濡染大笔何淋漓。
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
文成破体书在纸，清晨再拜铺丹墀。
表曰“臣愈昧死上”，咏神圣功书之碑。
碑高三丈字如斗，负以灵鳌蟠以螭。
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
长绳百尺拽碑倒，粗砂大石相磨治。
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
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
呜呼圣皇及圣相，相与烜赫流淳熙。
公之斯文不示后，曷与三五相攀追。
愿书万本诵万过，口角流沫右手胝。
传之七十有三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
这是一首叙事性很强，而将强烈的感情渗透于叙事之中的诗。
开篇从元和天子写起，让全诗站上观照事件的制高点。平淮西之事既与王朝兴衰存亡息息相关，是在皇帝直接关注之下进行，以下所叙便自有高屋建瓴、居高临下之势。原来，淮西藩镇割据坐大、与朝廷分庭抗礼达五十载，已经成了子孙递传的独立王国，成为唐王朝肌体上的一个毒瘤，不下狠心动大手术是不行了。但要割除这个毒瘤，就不能不牵涉到与之利害相关的方方面面，阻力极大。以前朝廷也出兵讨伐过，但因各方掣肘，总是劳而无功。现在皇帝决心任用裴度，情况才根本改观。
叙到这里，诗的真正主角出场。那就是坚决主张平藩、“贼斫不死”的“圣相”裴度。“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这两句是叙述，但感情倾向极为鲜明，显示了诗文高手于叙述中抒情的本领。从“帝得”到“不死”一连串的仄声字，读来短促顿挫，异常的节奏令读者的精神提起。
以下的叙述，点出裴度以宰相身份挂都统帅印出征淮西，点出其部下武将文官阵容的强大和士气的高涨，加上李愬“雪夜入蔡”勇擒贼首吴元济的壮举，这场平藩之战终告成功。
对于韩碑来说，以上所叙还只是背景——正因为有了如此重大的胜利，才有了皇帝下诏立碑纪念的事情。至此，诗笔转向立碑之事。
为了突出人物，也为使表现生动、笔法多样，诗人让皇帝登场表演，把下诏立碑写成了小小的戏剧场面。
皇帝说：平淮西，裴度功第一，你韩愈跟着出征，该由你写这篇大文章。
韩愈的表演更为精彩。他当仁不让，跪拜稽首蹈且舞，坦然接下撰写碑文的任务，皇帝则是频频点头，表示赞许。
这样的描写仿佛让读者看到一小段戏剧演出，由此把诗推向高潮，逼近了全诗真正的重点——韩愈撰碑。然后用浓墨重彩勾勒皴染，突出了这位“大手笔”写作的气势及其文章所达到的高度。
对韩碑的赞颂似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接下来却是一个转折，从碑之立，说到碑之毁。还是叙述，但叙中流露出强烈的不满和遗憾之情：“句奇语重”准确地概括了韩碑的特色，四个字令人过目不忘；而“谗之天子”则仅用一个“谗”字就给攻击裴度和韩愈的人定了性。
在以上所有叙述的基础上，诗人这才亲自出来发表议论，更加直截了当、明白无误、痛痛快快地宣泄了一通。那就是“公之斯文若元气”直至结尾的十二句。没有以上的大段叙事，这些直白的抒情和议论就失去前提和依据，感人力量必大为削弱。然而叙事、抒情和议论一结合，互补互激，全诗就获得了更强的表现力度，更显得神完气足。
《韩碑》就是这样一首以叙事为主而又充分抒情说理的诗作，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交融互渗所产生的一朵奇葩。
这首诗模拟韩愈诗文风格，句子散文化，音律上平仄自由，既有七字皆平，亦有七字皆仄之句，而读来铿锵抑扬极具震撼力。后代诗评说此诗“直追昌黎”“直拟退之，殆复过之”，几成公论乃至滥调；而能够指出“诗咏韩碑，即用韩文叙事笔法”（清钱良择《唐音审体》），“叙事简明，极似（平淮西）碑文”，甚至因此得出“余尝言不熟《史记》法，不能作七古大篇”的结论（清张文荪《唐贤清雅集》批语），[1]揭示《韩碑》诗史性特色的根源，则将对此诗的分析推进了一步。
《韩碑》诗的出现，标志着李商隐思想和诗艺的深湛。此诗遂成为其诗集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历来得到诗家的重视和好评，有的李商隐诗集版本将此诗列为首篇，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是编年的，但也破例将此诗置于卷首，并解释说：“煌煌巨篇，实当弁冕全集，故首登之，无嫌少通其例。”
裴度死时，文宗尚在，文宗还来得及给他应得的褒奖和哀荣。开成五年（840）元月，文宗突然去世。[2]他既没有亲生的太子，生前又没有安排好继位人选，只好任由后宫、宦官和某些大臣去博弈了。他生前被宦官操控，而身后遭遇似乎更惨。
唐武宗之立是朝中几股势力较量的结果。对此史有明文，大致说来，当时宰相李珏和大宦官刘弘逸支持皇太子成美（敬宗之子），而两个权势更大的宦官、在甘露之变中大开杀戒的仇士良、鱼弘志则支持皇太弟李瀍（后改名李炎）。文宗一死，李、刘说他们“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这是让成美当皇帝的第一步。但仇、鱼手段更狠、动作更快，他们干脆率兵把皇太弟直送进宫中，召见百官，宣布文宗遗诏：“皇太弟宜于柩前即皇帝位”，把生米做成了熟饭。
这还不打紧，接下来便是一场以人划界的屠杀——凡以往支持成美，或动过其他念头、未能拥戴李瀍的人，无论你是王子王妃，还是宦官朝臣，都得消灭掉。于是一批人被杀，像曾为太子的陈王成美和拥戴他的宦官刘弘逸、薛季稜，像曾被议为太子的安王溶和支持他的杨贤妃等；更无辜的是那些曾被文宗宠幸的乐工和宫人，也有不少被杀或被逐。
宰相李珏和杨嗣复分别支持成美和安王溶，也是站错了队的，只是遭到远贬，还算是十分幸运的呢。后来，李瀍坐稳了皇位，回过味来，曾欲下诏追杀李珏、杨嗣复，亏得新宰相李德裕、崔珙等获讯上朝力谏才算保住了他们两条命。
朝廷里那些争斗，李商隐未必清楚。对李瀍其人，他几乎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这个新皇帝将会如何治理国家，更不知道唐朝是否能在他手中实现中兴。
倒是对已死的唐文宗，李商隐颇有点哀悯和同情。记得甘露之变后，自己曾在《有感二首》诗中对文宗有过讽刺，那以后才逐步了解到文宗其实是真心锄除宦官的，只是用人不当，被宦官反噬，进而反制。从此，宦官，特别是手握兵权的两个禁军中尉更加骄横怙权，根本不把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有时甚至当面围攻数落他，说要不是他们，他这皇帝早就当不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