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书院
在无锡城东。北宋政和元年，理学家杨时创建。杨时，学者称龟山先生，是理学大师程颢、程颐的高足，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南传其师说而著称。东林就是其弘扬师说，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他居院讲学十八年，成就众多人材。其学传至朱熹，终于集大成而成为影响古代中国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因此，东林书院也就因承接程朱而有“洛闽中枢”之称，倍受人们的关注。
南宋初年，金兵南掠，杨时遂南归故里福建将乐，书院渐至废毁。南宋中期，理学大盛，无锡士人建祠堂祀杨时，并称龟山书院。元至正十年，僧人改为东林庵。自此，遂为佛教传道之所者二百余年。
明成化年间，邵宝重建于城南，不久即废。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等以系道脉，树风声为己任，重建书院于城东旧址，设中和、丽泽、依庸三堂及道南祠，奉孔子，祀杨时，“相与讲德论学”于院中。讲学之余，院中同志又奉顾宪成“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之训，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指陈时弊，锐意图新，使书院以一个教育学术中心而兼具政治舆论中心之职。救世而兼善天下的空谷之声，终于触怒以魏忠贤为代表的腐败势力。天启五年至六年（—）间，他矫旨颁布《东林党人榜》，迫害正直气节之士，株连三百余人，又下令尽毁天下书院，东林首当其冲，片瓦寸椽不存。正所谓“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是为中国书院史上一大劫难。崇祯元年，东林党冤案平反，次年书院重建，增有燕居庙、再得草庐等建筑，形成今日格局。
明清之际，高世泰以高攀龙之侄，再开讲会于东林，前后三十年，四方学者相率赴会，其中中州之刁包、关中之李颙尝千里来游，传为佳话。复兴程朱理学，又成盛势。但此时的讲会，以“勿谈时事”相标榜，已无万历年间关心家国天下事的旨趣。
康熙、雍正年间，经过几次大的修复，书院规模已经恢复万历盛时旧观，并且增加了时雨斋、寻乐处等建筑。尤其是雍正十一年许献等人编印《东林书院志》二十二卷，全面总结东林讲会经验，标志书院发展已进入了成熟阶段。乾隆以降，东林办学全面转向，完全成为诸生肄业之所，少有士绅讲会之举，虽然弦歌相续，生徒尝至二百余人，但巳无昔日风采。光绪元年，知县廖纶曾大会士绅于依庸堂，意在振兴讲会，然则强弩之末，盛世不再。延至光绪末年，书院改名东林两等小学堂。
年，曾全面整修院舍，今存遗构多为此次所建。年，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年成立东林书院文物保管所，负责维修管理，辟馆陈列书院与东林党事迹，对外开放，每年接待游人数万之众。
高攀龙：《东林会约》序
明万历年间
吾锡故未有讲学者，有之，自宋龟山杨先生始，今东林其皋比（皋比：本指虎皮或有虎皮的座席。后来常指老师或讲学者的座席。）处也。自元以来，芜废久矣。复之于邵二泉先生，王文成之记可考也。嘉隆以来又芜废矣，复之于顾泾阳先生。于时中丞则嗣山曹公、直指则起莘马公、督学则意白杨公、兵使者则龙望邹公、郡伯则宜诸欧阳公邑侯则平华林公，皆曰：“都时哉不可失。”各捐金构祠宇。同邑顾侍御骧宇公则出其所有地以为祠址，林侯复以其工之羡，买田供盍簪（盍簪：盍，合。簪，插于发髻或连冠于发的长针。盍簪即衣冠会合，后泛指文人的聚首。）之饩，泾阳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买地，构为讲堂书舍，以为讲习燕居之所。而先生复为约指示，一时从游者盖。攀龙读而叹曰：“至矣！无以加矣！古之君子其出也以行道，其处也以求志，未有饱食而无所事事者。无饱食而无所事事，斯不亦乐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为耶。噫，正以不能无事云尔，夫人有生则有形，有形则有欲，有欲则有忧，以欲去忧，其忧愈大，蚩蚩然与忧俱生，舆忧惧死矣。学也者，去其欲，以复其性也。必有事以复于无事也，无事则乐，乐则生，生则久，久则天，天则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间。夫人即至愚未有舍其可乐，而就其可忧，然徐而究其实，卒未有不就其所，忧而舍其所乐者。呜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约备矣，无以加矣。谨刻以公同志者，期相与不负斯约云。
顾宪成：东林会约
明万历年间
饬四要
一曰知本。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学以尽性也，尽性必自识性始。性不识，难以语尽性不尽，难以语学。吾绎朱子《白鹿洞规》，性学也，不可不察也。是故父子亲矣，君臣义矣，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乃其所以亲，所以义，所以别，所以序，所以信者，果何物乎？于是乎有学矣，有间矣，有思矣，有辨矣，有行矣。乃其所以学，所以问，所以思，所以辨，所以行者，又何物乎？不可不察也。以至修身也，言能自忠信乎？行能自笃敬乎？忿能自惩、欲能自窒乎？善能自迁、过能自改乎？处事也，谊孰从而正？道孰从而明乎？接物也，有不欲，孰禁之使勿施，有不得，孰引之使反求乎？不可不察也，察之斯识之矣。识则无往而非性也，不识则无往而非器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识也。饥食渴饮，贸贸焉与禽兽并生并死于天地之间，不识也。盖亦有自以为识者矣。而高之则虚，无卑之则支离其识也，殆无以异于不识也。究其弊，又有甚于不识也。此无他，其于学也，以己为准，而不以性为准；其于性也，以其所谓性为准，而不以公共之所谓性为准。于是妄开蹊径，上下走作，或欲跃出人伦日用之表而不安其常也，或仅株守人伦日用之迹而不研其精也。无为贵，学矣夫！然后知朱子之见之正也，守之确也，虑之远也，防之豫也。故曰《白鹿洞规》性学也，不可不察也。或曰世之言性者，何如曰性一而已矣，言性者亦一而已矣，不闻有异同之说也。自孟子道性善，告子又道无善无不善，而一者始歧而二矣，此孔子以后之变局也。今之言曰：无善无恶，是谓至善，而二者又混而一矣，此孟子以后之变局也。或于同中生异，或于异中强同，诐淫邪遁皆从此出，不可不察也。曰：然则子何以折衷之耶？曰：吾将深言之参诸人生而静之，上，则冲漠靡朕，方为无善无恶之所影响，而未有以夺之也。吾将浅言之参诸感物而动之后，则纷纭靡定，所据反出无善无恶之下，而不足以胜之也。请就一善字为案相提而论之，由孟子则善者，性之实也，善存而性存矣，善亡而性亡矣。天下虽欲不尊视乎善，不可得也。由告子则善者，性之障也，亦与恶无以异耳。天下虽欲不卑视乎善，不可得也，尊视乎善，君子好其实，将日孜孜焉望而趋之；小人畏其名，将日惴惴焉而不敢肆。即有非僻邪谬之子，鲜不意沮而色作矣。是率天下而检摄于善之内也。卑视乎善，君子且去，而凌空驾虚以见奇，小人且去而破规裂矩以自恣。于是亲义序别信皆为土苴，无关神理，学问思辨行皆为桎梏，有碍自然。从上圣贤之所相与叮咛告戒，一切藐而不事矣。是率天下而驰骛于善之外也。两言判若霄壤，而究其利害，亦相十百千万，乃欲推此入彼，援彼附此，强而合之耶？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以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识者忧其然思为救正，谆谆揭修之，一路指点之，良苦心矣。而其论性，则又多笃信无善无不善之一言，至以为告子直透性体，引而合之孟子之性善焉。不知彼其以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其源正自无善无不善之一言始。而无善无不善之一言所以大张于天下者，又自合之孟子之性善始也。是故据见在之迹，若失之于修；究致病之源，实失之于悟，所谓认贼作子也。今不治其源而治其流，非特不治也，又从而益滋之。一边禁遏，一边崇奉，何异扬汤以止沸，如是而犹致咎于流之不澄，何异疾走而恶影？必不得矣。阳明先生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其立言岂不最精密哉？而卒不勉于弊何也？本体工夫原来合一，夫既无善无恶矣，且得为善去恶乎？夫既为善去恶矣，且得无善无恶乎？然则本体功夫一乎二乎，将无自相矛盾耶？是故无善无恶之说，伸则为善去恶之说，必屈为善去恶之说，屈则其以亲义序别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必伸。虽圣人复起，亦无如之何矣，尚可得而救正耶？阳明之揭良知，真足以唤醒人心，一破俗学之陋。而独其所标性宗一言难于瞒心附和，反复寻求，实是合不来，说不去，而其流弊又甚大耳。是故以性善为宗，上之则羲、尧、周、孔诸圣之所自出，下之则周、程诸儒之所自出也。以无善无恶为宗，上之则昙、聃二氏之所自出，下之则无忌惮之中庸，无非刺之乡愿之所自出也，不可不察也。或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专欲抹下一善字。今曰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却乃拈上一善字，其立言之旨，倘亦有不同乎？曰：固也，惟是彼之于善也，即妄意排摈以矫揉造作者当之，而善之本相尽被埋没；此之于善也，又过意描写以渺茫恍惚者当之，而善之本位竟致虚悬。窃恐均之，不必有当于性体耳。曰无善无不善，塞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操懿也；无善无恶是谓至善，通孟子之性善者也，孟子之毛郑也。概而距之得无过乎？曰歧无善无不善于性善，一彼一此，门户各别，孟子之所谓性犹在也；混无善无不善于性善，面目无改，血脉潜移，孟子之所谓性亡矣。歧性善于无善无不善，一是一非，稍有识者，类能别之，告子之说犹不得重为世道之害；混性善于无善无不善，吕赢共族，牛马同曹，告子之说且居然窜八羲、尧、周、孔之宗矣。论至于此，与其混也，宁其歧也。呜呼，此吾儒之所为硁硁护持，力争于毫厘抄忽之间而必不敢苟为迁就，与世同其滔滔者也。
一曰立志。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贵于人，莫灵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杰，豪杰矣！心欲超豪杰而之圣贤，圣贤矣！有不然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贵耳。幸而知自贵矣，乃或遇富贵贫贱之交则动，遇毁誉之交则动，遇死生之交则动，是情识可得而搀也。又或凭一察挟一班，语上则黜下，语实则摈虚，语顿则薄渐，语方则左圆，浑然之中强生拣择，是意见可得而搀也。于是纯者驳，通者碍，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无干涉。总之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与所谓漫然者无以异矣，岂不可惜？昔孔子发愤至于日不食，夜不寝，孟子愿学孔子，即伊尹夷惠犹然舍之而不屑，所以卒成大圣大贤，由此也夫？非吾师也耶。是故君子立志之为要。
一曰尊经。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诸日月焉，非是则万古晦冥；譬诸雨露焉，非是则万古枯槁。学者试能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循循不已，其为才高意广之流欤？必有以抑其飞扬之气，敛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荡矣。其为笃信谨守之流欤？必有以开其拘曲之见，耸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所谓陶冶德性，变化气质，胥而纳诸大中至正之归，其功岂浅鲜耶！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寻行数墨：只会背诵文句，而不明文章义理。死读书、读死书之谓。），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胶柱鼓瑟，泥而不知其变，是曰执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于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然则承学将安所持，循乎异端曲说，纷纷藉藉将安所折衷乎？其亦何所不至哉。是故君子尊经之为要。
一曰审几。审几云何？几者，动之微，诚伪之所由分也。本诸心，必征诸身，本诸身，必征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会，愿反而观之，果以人生世间不应饱食暖衣，枉费岁月，欲相与商求立身第一义乎！抑亦树标帜，张门面而已乎？果以独学悠悠，易作易辍，欲相与交修互儆，永无退转乎？抑亦慕虚名，应故事而已乎？由前，则一切精神用事也；由后，则一切声色用事也。精神用事，人亦以精神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诚矣，所以长养此方之善根，厥惟今日；声色用事人亦以声色赴之，相薰、相染、相率而入于伪矣，所以斩削此方之善根，亦惟今日。《中庸》曰：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其斯之谓与？是故君子审几之为要。
破二惑
二惑云何。一曰：锡故未有讲学之会也，一旦创而有之，将无高者笑，卑者骇，是亦不可以已乎？请应之曰：固也。虽然龟山先生不尝讲于斯乎？二泉先生不尝讲于斯乎？今特仍其故而修之耳。且所为笑者谓迂阔而不切耳，所为骇者谓高远而
难从耳，窃惟；伦必悖，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惩，欲必窒，善必迁，过必改，谊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学者，学此者也；讲者，讲此者也。凡皆日用常行须臾不可离之事，曷云迂阔？又皆俗夫愚妇之所共知共能也，曷云高远？此其不当惑者也。一曰：学顾躬行，何如耳将焉用讲？试看张留侯、郭汾阳、韩、范、富、欧诸公何尝讲学，而德业闻望照耀百世，至如迩时。某某等无一日不讲，无一处不讲，无一人不与之讲矣，乃所居见薄，所至见疑，往往负不韪之名于天下，何也？请应之曰：固也。虽然假令张留侯、郭汾阳、韩、富诸公而知学，不遂为稷契皋陶乎？所称某某等之病，不在讲也，病在所讲非所行，所行非所讲耳。夫士之于学，犹农之于耕。农不以耕为讳，而士乃以讲学为讳，农不以宋人之槁苗移诟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毁行移诟于学。抑亦舛矣，此其不必惑者也。不当惑而惑，昧也；不必惑而惑，懦也。
崇九益
九益云何？国家设学本教人为圣为贤，非徒也。惟是士之所习者占毕，所希者科名，父兄师友之间相期相督不过如是而止，失其本矣。今兹之会，专以道义相切磨，使之诚意、正心、修身，以求驯至乎圣贤之域。而设学之初意，庶几不负。一也。善无方与人，为善亦欲其无方。今兹之会，近则邑之衿绅集焉，远则四方之尊宿名硕时惠临焉。其有向慕而来者，即草野之齐民，总角之童子，皆得环而听，教所联属多矣。二也。尝试验之燕居独处，了无事事，操则游思易乘也；纵则惰气易乘也。当会之时，长者俨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后，耳目一新，精神自奋，默默相对，万虑俱澄，即此反念入微，便可得安身立命之处矣。三也。至如家庭之间，妻子之与狎，童仆之与偕，煦煦耳，亲朋知故之往来，溷溷耳，又最易坠落也。当会之时，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渐摩之熟，气体为移，肺肝为易，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而尽矣。四也。学者第无志于道，诚有志于道。方当不远万里寻师觅友，乃今一堂之上，雍雍济济，能彼此互相严惮，有余师矣；能彼此互相切磋，有余友矣。声应气求，随取随足，道孰近而事孰易焉。五也。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于是或参身心密切，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盖有精研累日夕而不得，反复累岁月而不得，旁搜六合之表而不得，逖求千古之上而不得。一旦举而质诸大众之中，投机遘会，片言立契，相悦以解者矣。六也。且是会也，无谓每年仅八举，每举仅三日，每日仅数刻已也。诚即是时反而追按其既往，凡往者之所为，揆诸目，今对众一念，能悉符合否？必有惺然不容瞒昧者矣。又即是时徐而预筹其将来，凡来者之所为率，吾目今对众一念，能不渗漏否？必有凛然不容放松者矣。然则只此数刻间，即所以起旧图新，为众身作结束，而在会者务俾未会之先，既会之后常如会时，亦总之了此数，刻间公案耳，岂非人生一大关键耶？七也。此犹就自家检点言也，而人之检点我尤甚。若曰：是依庸堂中，人耶庸言信乎？庸行谨乎？是丽泽堂中人耶？愿闻己过乎？乐道人善乎？又若曰是道南祠中，所为斋明盛服，肃谒入先生之前者耶？异时孰当杨先生乎？孰当罗先生乎？孰当胡先生乎？孰当喻先生、尤先生、李先生、蒋先生、邵先生乎！夫如是，其责我也不已周乎！其望我也不已厚乎！其爱我也不已至乎！夫如是，纵欲妄自菲薄耶，自姑息庸可得乎！岂非人生一大幸事耶？八也。吾见世之能自树者亦不少矣，或立节、或立功、或立言，非不足以名当时而传后世也，然自道观之，犹枝叶非本根也。会以明学，学以明道，从本根出枝叶，而后其立言也，声为律矣，非复如世俗之所谓立言矣。其立功也，日新而富有矣，非复如世俗之所谓立功矣，其立节也，成仁取义，浩然塞天地矣，非复如世俗之所谓立节矣，岂非人生一大究竟耶？九也。凡此皆致益之道。协而崇之，是在吾党。
屏九损
九损云何？比昵狎玩，鄙也。党同伐异，僻也。假公行私，贼也。或评有司短长，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或谈暖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己有过，贵在速闻速改，而或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怙也。人有过，贵在委曲密移，而或对众指切，致其难堪，悻也。问答之间，意见偶殊，答者宜徐察，问者之指若何？明白开示，而或遽为沮抑，使之有怀而不展。问者宜细，绎答者之指若何？从容呈请，而或遽为执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满也。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听涂说，略不反求，莽也。凡此皆致损之道，协而屏之，是在吾党。
愚所条具，大都就《白鹿洞规》引而伸之耳。非能有以益之也。退而思之，更发深感。追惟龟山先生自洛而归也，程淳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一传得豫章，再传得延平，三传得考亭，而其学遂大显，皆南产也。淳公之言，庶几其知命乎？龟山先生游吾锡，乐而安之，至历十有八年不舍，其眷眷如是。
蕞尔东林，屡废屡兴，即已大半落为僧区。幸其旧地可复，于是得以严饬庙貌，奉罗、胡七君子左右以从，而又于其旁辟讲堂，筑学舍，群同志相与切磨其间，意亦天之所留以惠我后人欤？夫安知不在向者道南识中也耶？然则今日之会，乃一最胜机缘也。且自先生迄于今，已四百余岁矣。顷者有事东林，请诸当道。当道惠然许可，相与一意表章，传诸大众，大众翕然踊跃，相与交口赞叹。非夫东林囗为灵也，先生也。先生上承濂洛，下启考亭，四先生之精神，直与天地相始终。而先生之精神，又与四先生相始终。宜其有触而即应，不戒而自孚也。是故必有先生之精神，而后可以通四先生之精神；必有四先生之精神，而后可以通天下万世之精神。所为维道脉，系人心，俾兴者勿废，废者复兴，垂之弥久而弥新也。皆自我方寸间握其枢耳。然则今日之会，乃一最重担子也。如此机缘不可辜负，宜作何酬答？如此担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当？因复缀其说，与吾党共商焉。
会约仪式
一、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启知。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
一、大会之首日，恭捧圣像悬于讲堂。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随至道南祠，礼亦如之。礼毕，人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众已齐，集东西相对二揖。申末击磬三声，东西相对一揖，仍诣圣像前及道南祠肃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肃揖，用常服。其小会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礼，余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礼。
一、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周而复始。
一、大会设知宾二人，愿与会者，先期通一刺于知宾，即登入门籍。会日设木柝于门，客至，阍者击柝传报，知宾延入讲堂。
一、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一、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倡和，反复涵咏，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也。
一、会众毕聚，惟静乃肃，须烦各约束从者，令于门外听候，勿得混入，以致喧扰。
一、每会须设门籍，一以稽赴会之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将来之法戒也。
吴桂森：东林会约
一、笃力行以宗教
宗教者，奉泾阳、启新、景逸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盖东林之教，源本程朱，以穷理致知，以居敬存养。三先生用几十年苦功而得之于性命之微，修悟之法，参究已极精，辨析已极透，定于一尊，所以嘉惠后学者至径至切。今只须奉为法程，尽力步趋，实实穷理，实实居敬。若夫谈空说玄之陋，不惟当屏去听闻，即如鹅湖、姚江之辩，亦不必更烦拟议。惟并心一意，确守读书之法，以求致知；默观静中之体，以为存养。于以阐先生之教于方来，是为今日第一义也。
一、课实功以穷经
千圣精神蕴于五经，显而纲常名物，精而仁圣中和，无不具备。用世者不明经，以何为经济？求志者不知经，以何为抱负？所以卑言功利，见惑异端，病皆由此。先生所以揭尊经也，顾其书既浩博，其理更渊微，若非实下功夫，勤以习之，精以讲之，不能闯其藩篱，何从窥其壶奥？今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先《易》、《尚书》，渐次《诗经》、《麟经》、《戴记》，期于必遍，使贯串于胸中，则出必为名世，处必为真儒，是为今日第一先务也。
一、绝议论以乐时
学问二字原不尚议论，维昔先贤间出清议以扶持世道，盖时或使然，万非得已。如吾侪闭户人也，原隔霄壤，幸逢盛世，圣天子当阳登用，必负良宜布，必惠泽何缘，更有游乡之论，夫子不云乎“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对，一味勤修学业，以期不负雍熙。是为今日第一时宜也。
一、屏俗棼以尽分
道义同堂，休戚之情，一邑本无不通。然有道情，有俗情。何为俗情？事涉利害，势切身家，或伸抑郁之思，或抱不平之感，是也。其端种种，非可一二数。夫布衣聚会，既无马腹之鞭；居肆讲求，岂堪蝇营之听。故愿会中一切是非曲直、嚣凌强弱之言，不以闻此席；凡夫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纸，不以入此门。稍近俗尘，一概谢却。若云将来解纷善应之方，请详规中处事接物之旨。诚以此端不杜，则取嫉取怨、兴谤兴尤，流弊叵测。先生九损中已先点破，今更宜谨毖，以安素位。是为今日第一禁戒也。
高世泰：东林讲会规则
每岁春秋上丁日开讲会友，至仲丁日设祭先圣之后为止，凡十日。依古礼三斋七戒之期为十日，讲习之实是日会友初到，先谒圣，次谒三公祠，次谒道南祠，讲毕再谒圣，俱行一揖一躬礼。入座东西两班，客东主西。两班中各以齿序，不必东西走易。供书案，班揖，撤书案，班揖。客后至，班揖。勿乱威仪，勿私笑语，勿谈时事，质疑问难，俱于听讲毕后任从枚举。远客相访，即于会所答拜，不必至客舟客寓。通名只用单帖，每期会友必登姓氏，以念后日操履。是日午饭后齐集座上，只设一点充饥。为远宾设馔，止用四簋，两荤两素，不杀生，酒只数行。
虞山书院
在常熟城。原名文学书院，又名学道书院。元至顺二年，邑人曹善诚建。中祀孔子弟子里人言偃（子游），辟讲堂，列斋舍，有司上其事，设山长主之。至正末毁。明宣德间改建，更名“学道”，寻又圮。嘉靖四十三年，改建于虞山，仍名“文学”。万历初毁天下书院，仅存祠。三十四年，知县耿橘重修，辟有大门、经正门、富美门、游艺门、乐寿门、学道堂、体圣堂、有本室、讲武厅、谢圃等，更名“虞山”，聚众讲学，与东林书院相呼应。有《虞山书院志》刊行于世。天启中又废。崇祯年间言氏后裔复其地。清康熙、雍正间几修几圮。惟言子祠、莞尔堂存。言氏后裔时加葺治，地方官春秋祀之。咸丰年间又毁于兵火，仅存言子祠。
耿橘：虞山书院学道堂堂规（明万历年间）
父子之道仁帝尧曰：“父子有亲。”子思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为人第一要行孝，为学第一要识仁。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必仁而后可以事亲，若不仁，事亲皆伪。这个仁字可识得么？此学道堂中之先务也。
兄弟之道义帝尧曰：“长幼有序。”孟子曰：“义之实，从兄是也。”从兄便是序，序，便是义。伯兄乡长，庸常斯须之敬，非由外有，则义可识矣。必义而后可以从兄，若不义，从兄皆伪。这个义字可识得么？此学道堂中之急务也。夫妇之道礼《周南》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夫雎鸠何尝不匹处，但人不得而见之。是鸟之有礼者也。帝尧曰：“夫妇有别。”别便是礼，不混杂以居，必端庄而处矣。孟子曰：“礼之于宾主也。”古人夫妇相敬如宾，方是有礼。天诸凡等杀由礼而生，而礼岂等杀哉！必礼而后可以齐家，若不礼，齐家皆伪。这个礼字可识得么？此学道堂中之要务也。（以上三条，入而在家之道，然未尝不达于外也。）君臣之道智孔子之仕，原以见行可为主。帝尧曰：“君臣有义。”孔子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必见得可行其义而后仕。”仕止久速存乎智，故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而曰：“智譬则巧中，非尔力旨哉。”《易》曰：“智临大君之宜。”《吉书》曰“在知人”。樊迟问智，子曰“知人”。子思曰：“聪明睿智，足以有临，鱼水相得。”智合斯义，行矣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能用高祖，智斯大矣。射之巧拙，不靠于人，我智复何在哉！必智而后以事君，若不智，事君皆伪。这个智字可识得么？此学道堂中之大务也。
朋友之道信帝尧曰：“朋友有信。”孔子曰：“朋友信之。”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夫？”不信则终日同席而讲，连袂而游，共事而行者，总是一场大伪。哀哉，此非利交，即势交，即名交，不如无朋之为愈矣。子思曰：“不言而信。”孟子曰：“有诸己之谓信，而信可识矣。”必信而后可以交朋，若不信，交朋皆伪。这个信字可识得么？此学道堂中之重务也。（以上二条，出而在外之道，未尝不达于内也。）
钟山书院
在江宁城（今南京）。清雍正元年，两江总督查弼纳倡建，选通省士子肄业其中，延师教训，月给廪饩，世宗御赐“敦崇实学”额。十一年赐帑金千两，定为省城书院。乾隆元年，总督尹继善勒石《白鹿洞规条》和《分年读书法》于讲堂，院长杨绳武定规约十条，强调立志立品，勤学读书，穷经通史。四十六年，总督萨载定书院规条，院长钱大昕定条约。乾隆时期院内生徒已达数百人，分内课、外课、附课三类，外籍者有本学学官印文可附试，并拨给驻防八旗子弟名额。附课无额，后无论本省、外省士子均可肄业，规模甚大。课程初以科举诗文为主，乾、嘉、道间主讲者多欲改之。卢文弨两主院事，历时十年，《钟山札记》即其在书院校勘所积。钱大昕掌教四年，教士以通经读史为先，《廿二史考异》即在此写成。姚鼐自乾隆五十五年起先后掌教主讲二十年，以古文义法教生徒，门弟子知名者甚众。其后朱珔每月立小课以经解诗赋试士，胡培翚倡导实学，唐鉴倡程朱之学，风格各异，然成就皆卓。道光九年，布政使贺长龄筹款新建院中斋舍，为书院课艺集作序，勉励诸生“毋以文视文，而反之于心，必求其有得”，出所编《皇朝经世文编》以教士。咸丰年间，曾国藩借地重开，“堂庑斋舍之制十不逮一”。光绪七年，总督刘坤一“乃规旧址廓而新之”。清末改为江南高等学堂。
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
清乾隆二年
一、先励志
士莫先于立志，宋王孝先曰：“平生志不在温饱。”而范希文自为秀才时，即以天下忧乐为己任，志先定也。士君子束发受书，当以此等古人为师法，使志识坚定，气量宏远，立朝必能建树，居乡亦足模楷。若立志不高，委琐龌龊之见，缠绕于胸中，他日即有造就，亦自卑隘。否则，庸庸碌碌，无当有无之数，岂不辜负一生！”
一、务立品
《礼记·儒行》曰：“近文章，砥砺廉隅（廉隅：棱角。比喻人的品行端方不苟。）。则知廉隅不立，未可恃文章为能事也。唐裴行俭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故其时王、杨、卢、骆号称四杰，不一见许，况其才远不逮此者乎？且四子犹是文士浮华之习，若等而下之，平时不知植品，临事必至贬节。青史所载，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者甚众，大可惧也。慎之，慎之！有囊萤、抱火、断緅、磨铁者，况安坐书院，廪饩日给，而玩时愒日，业不加进，不惟上负朝廷养士之恩，而自待居于何等。韩子又曰：“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果能奋迅力学，三年五年之间，必有以报其勤苦者，勿谓余言不验也。经之名起于《礼记·经解》，《易》、《诗》、
一、穷经学
《书》、《春秋》、《礼》、《乐》所谓“六经”也，亦曰“六艺”。《史记》载籍极博，必考信于六艺。“五经”之名则自汉武置五经博士始，合《易》、《诗》、《书》、《三礼》、《三春秋》为九经，益以《尔雅》、《论语》、《孝经》、《孟子》为“十三经”。唐开成中有“九经”之刻，宋李至、刘敞各有“七经”之说，其后或为“十经”，或为“十一经”，至“十三经”而大备。说经者或为传，或为学，或为笺注，或为疏解，或为章句。“十三经”有注疏，“五经”有大全，而注疏、大全而外又有历代经解。其书具在，都未失传，真理学之渊海也。大抵汉儒之学主训诂，宋儒之学主义理，晋、唐以来都承汉学，元、明以后尤尊宋学，博综历代诸家之说，而以宋程、朱诸大儒所尝论定者折衷之，庶不囿乎一隅，亦无疑于歧路。古人穷经，不专为文章，而文章之道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柳子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变，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合二子之论文，可以知文章之道非原本于《经》不可矣。史之体有二：一曰纪事，一曰编年。《史记》
一、通史学
以后，“二十一史”皆纪事也。司马氏《通鉴》，朱子《纲目》，皆编年也。纪事之体又有二：一曰纪传，一曰表志。纪传之学，《通鉴》、《纲目》集其成；表志之学，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汇其萃。正史而外，又有旁史、旧史，如荀悦《汉纪》、刘昫《旧唐书》之属。《通典》、《通考》、《通鉴》、《纲目》俱有续者，而前如刘知几《史通》，后如胡寅《读史管见》，皆史学之科律也。要而论之，文笔之高莫过于《史》、《汉》，学问之博莫过于郑渔仲、马贵与，而褒贬是非之正莫过于朱子《纲目》。师子长、孟坚之笔，综渔仲、贵与之学，而折衷于朱子之论，则史家才、学、识三长，无以复易矣。
一、论古文源流
今人言古文者，动称八家，不知八家之于古文委也，非原也。古文之原当溯诸经，尤溯诸之最先者。经莫古于《尚书》，亦莫高于《尚书》。伏羲画卦，未有文字，《易经》之文多出《尚书》后，《尚书》千古文字之祖也。《典谟》，纪传之祖，《禹贡》，志乘之祖，《誓诰》，诏令之祖，《伊训》、《说命》，章疏之祖，他可类推。诸经各专一体，不能尽古今之体势，《尚书》诸体皆备，而文又最高，古曰祖也。《尚书》以后，能以文章继其传者《左》、《国》，得《左》、《国》之传者八家。《尚书》宿海也，《左》、《国》、《史》、《汉》，龙门、积石以下八家，则九河人海之处也。其余诸子百家，亦无能出《尚书》之范围。譬如淮、济、渭、洛，必达于河而后可入于海也。今人读《尚书》知尊之为经而不敢目之为文，愚恐数典而忘祖，故为推原。其所自详，则俟与诸生细论焉。
一、论诗赋派别
诗原于三百篇，犹古文之原于《尚书》也。雅变而为风，风变而为骚，骚变而为赋，为汉、魏乐府、古诗，实出于一原者也。汉、魏以后，子建为建安之杰，士衡为太康之英，灵运为永嘉之隽，此钟嵘《诗品》之说。而前有嗣宗，后有渊明，皆未之及。其实，陶之与阮足为魏、晋弁冕。永明以后，江左浮艳，而元晖为太白所宗，子山为子美所出，未可轻訾也。唐初承六朝余习，陈伯玉始变为古风。至开元、天宝之间，而李、杜、王、孟、高、岑杰然并出，极盛一时。要以尽古今之体势，兼人人之独专，则元微之所云：“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嗣是而为大历，为元和，为长庆，为开成各名家，过此以往，自郐无讥。高廷礼《品汇》有初、盛、中、晚之分，正始、正宗名家之目，虞山钱受之极诋之。要其源流升降次第，井然不可没也。赋者，班固以为古诗之流，宋玉、景差立其体，司马相如、扬雄之徒畅其风，至《二京》、《三都》而巨丽极矣。然论者或有叠床架屋之讥。自唐以前皆古赋，唐以后乃有律赋，而庾子山《哀江南》一赋，以古赋之气体擅律赋之声情，且一代之兴废盛衰具备，于是兼有诗史之义。尝窃论之：屈子之《离骚》一变而为庾子山之《哀江南》赋，庾子山之《哀江南》赋一变而为杜少陵之《新乐府》，此如鲲鹏之化身，二而实一者也。又少陵之《新乐府》，诗之变大雅也；白香山《讽谕诗》，诗之变小雅也；张文昌、王仲初之《乐府》，诗之变国风也。此皆愚之蠡见，俟暇日与诸生细质之。[
一、论制义得失
制义之体起于宋，而明代用为取士之制，本朝因之。洪、永之时规模草创，元气浑沦，至成、弘而称盛。成、弘、正、嘉之文理胜而法具，隆、万之文法密而才寓，天、崇之文才盛而法变。国初之文与天、崇相上下，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故其时为极盛。后此风气递变，作者代兴，要未有能驾乎其上者也。近二十年来，文章之病有二：槁其面目，钝置其心思，开卷索然，了无意味，假先辈之病也；臃肿其支体，痴肥其肠胃，捲卷茫然，不知何语，烂时文之病也。有起而矫之者，又或貌新奇则实庸腐，外崛强而内空疏，牛鬼蛇神，虎皮羊质，是为假西江假国初，盖不培其本而澄其原，故无以起其靡而矫其陋。夫所谓培其本而澄其原者，何也？多读书之谓也。多读书以为根柢，则熟于古人之义理，娴礼古人之法度，而有以得古人之议论，识见、气味、骨力亦因之日出，发为文章，有平淡朴实而无所不包，有光怪陆离而一尘不染，有规行矩步而通变无方，有千变万化而一丝不走者，奇正浓淡无施不可，清真雅正于是乎出。学先辈者真先辈，学西江者真西江，学国初者真国初，即为时文亦非烂时文矣。
一、戒抄袭倩代
韩子曰：“戛戛乎陈言之务去。”祖孝征曰：“文章须自出机杼，岂可寄人篱下。”若袭前人之文字，借抄于手，其为寄人篱下也更甚，岂但陈言之未去哉？至于倩人捉刀，尤为士君子所不齿。《颜氏家训》曰：“齐、梁之间，贵游子弟雇人答策，假手赋诗，及时异势移，至为人耕田养马，良可叹也。”颜氏重以为戒，学者岂可或蹈其辙？又温飞卿每入试，尝为邻铺作文，朝士薄其行，后卒不第。由此言之，不惟乞人倩代者固属无志之尤，即为人代倩者亦非有品之士也。诸生各知自好，必不屑蹈此弊，倘一犯之，当特置劣等以惩。若有在院人役作弊传递，察出，即将传递之人送监院官惩责。一、戒矜夸忌毁学者须虚心服善，文字果佳，亦本分内事，且学业无尽，进一步又有一步，工夫何用矜夸？若文字未到，便当克己自反，用功求进，忌毁他人，何与己事？至于课列前后，文有一日之短长，学有异时之消长，正当各自努力，前列者勿遽自夸张，后殿者亦无谩相诋毁。以上数条，皆往岁丁巳愚初至书院时所设以诏示来学者。时制府庆公、方伯晏公见之，俱与愚意契合，晏公更为之跋，今并录于后。继之者那公、郝公、武陵杨公、宗室德公，亦以为不可复得。及今制府尹公来，尤相印可。又渐摩日久，待士之隆，养士之厚，鼓舞振作更倍往时。今以书院会课付刊，尹公已为之序，余即录此以引其端，可不更赘一辞也。
秉道迪德，本本原原，开先圣之堂奥，翼后学以追趋，凡有志之士，当无不踊跃奋兴，日渐月摩，必有月异而岁不同者。昔陆子静会讲义利之辨，以为所喻由所习，所习由所志，而反覆于科举之学，令反观而端其趋，当日闻者无不竦息动心至于泣下。朱子亦谓其切中学者隐微深锢之病，跋而识之。至朱子学规，则自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以至于处事、接物之方，皆圣贤学后之纲领，后学由贤入圣之阶梯，彼此非有异同也。先生条列励志、立品以端其趋，慎交以乐其群，勤学、通经、通史以敬其业，论诗赋古文制义之源流以修其艺，戒抄袭、矜夸忌毁以警其惰，本末兼该，巨细备举，井井班班，已合前贤书院之所以教者，而观其备，又复由今入古而易于从，斯诚至教之典则，圣朝作人之隆规也。绎思佩服，为敬识之。西吴晏斯盛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