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二管家：多事的左右手
皇帝的鹰犬
有当老大的，也就有当老二的。老大乃是人中佼佼者，呼风唤雨，指点江山，掌控着国家命脉，是权钱的象征，是万人景仰的对象。当然这是皇帝、君主的特权。在一个团体内部其实也同样有头头，俗称当家的，如一个学校的校长，一个公司的董事长。他们站在树的顶端，在他们下面，有茂盛的枝叶，最和大当家最近乎的就是二管家。就是人们常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丞相”。有一个称职的合格的二管家莫不是国家之福，苍生之福。可惜，事事未必如人意，历代以来，所谓的二管家干了不少坏事，连这个词的色彩都染上了贬义。杀人放火、多事、败国家、贪婪、越位……形容他们的这类词没有少过。其中最怕的莫过于他们站在当家的后面，仰望他的屁股，用手拍拍，用嘴亲亲。
武则天以人后身份临朝称制后，为巩固自己的权势，开始重用其武氏亲属。嗣圣元年，武承嗣被提拔为宰相。武承嗣是凭借裙带关系爬上宰相高位的。他身居要职十余年，除了为武氏争权，卖力地制造舆论，排除异己外，没有什么功绩可言。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武承嗣认为“武氏当有天下”。于是，他积极地为提高武氏声威出谋献策，为武则天称帝大造舆论。武承嗣建议武则天“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武承嗣让人在一块白石上，凿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八个字，并以“紫石杂药”装饰起来，然后令雍州人唐同泰献给太后。武则天高兴地称之为“天授圣图”。在武承嗣等大搞君权神授迷信活动的喧闹声中，九月，武则天改唐为周，自己做起“对神皇帝”。武则天称帝后，武承嗣被封为魏王，食封千户，监修国史。
武承嗣还极力向武则天建议“去唐家子孙，诛大臣不附者”。徐敬业，骆宾王等为反对武则天掌权，在扬州起兵。武承嗣屡劝武则天诛杀他们。后来武承嗣唆使酷吏周兴罗织唐高宗李治子隋州刺史泽王李上金、舒州刺史许王李素节谋反罪名。在押解途中，派人缢杀李素节，李上金，并杀光他们同党。接着又杀南安王李颖等李姓宗室12人。与此同时，武承嗣还劝武则天杀掉李孝逸、韦方质等许多声望甚高，但不曲事武氏的文武大臣，大杀李唐宗室和不附己的文武大臣，无疑为武则天称帝扫清了道路。
武则天称帝后，立其子李旦为太子。武承嗣就瞄准了太子这个位置。他不断派人向武则天游说、乞请；同时极力讨好武则天和其宠臣，谋求争得他们的支持和赞同。武承嗣令凤阁舍人张嘉福，唆使洛阳人王庆之等数百人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由于宰相岑长倩、格辅元反对变易皇嗣之议，武承嗣遂指使来俊臣诬陷岑长倩、格辅元，和司礼卿兼判纳言事欧阳通等数十人谋反。十月，岑长倩、格辅元等数十人全部被杀。后来李昭德被流放、被杀，也与武承嗣，来俊臣等的陷害有极大的关系。为了争做太子，武承嗣除残酷迫害反对者外，对武则天及其宠臣极尽阿谀之能事。武承嗣因为做太子的幻想彻底破灭，忧愤而死。
如果不是自己死了，武承嗣的万年臭名还要搭上更多人的性命，继续做他的鹰犬勾当。其实当家的需要他们这样吗？除非是昏庸得实在不行。武承嗣这类二管家脱离道德的靶子，取悦上司，四处犯下滔天的罪行。嚣张的气焰无不与官阶的上升成正比，爬得越高，越不可一世。
老板身边有红人
长在头皮上的毛发有长有短，同样来自一个头的滋养，生长却是不一样，何况老板身边的人？有些老板为了保住自己的家业，所以，他的身边大都自然或不自然地安插一个或几个诸如亲戚、朋友、跟着老板时间长、看似顺眼的“红”人，形成庞大的家族企业。而这些人一旦进入，他们的特征就明显地表露出来，比如对老板唯唯诺诺，对其他员工态度冷漠，对上司满不在乎，并且，他们技巧地周旋于老板和其他员工之间，让不善了解员工情绪的老板更加远离员工，让一些人将变革的想法压缩成缄默，让员工经常猜测老板的心理而忽视本职工作，所有这些行为无异于在老板面前镇了座大山，堵了眼睛，塞了耳朵。
作为称职的员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智力资本工作，那些不努力工作的“红”人则不一样，以下是他们惯用的“革命伎俩”。
他们工作时拖拖沓沓，一旦老板驾临，就干劲十足，装得事必躬亲，勤勤恳恳。老板来了明明早就看见，还得装是没看见，等老板的皮鞋一踏进来，才来一声：“老板，快坐快坐，您说我这忙得……”虚伪不？
说白了，红人是钦差大臣，就差没个旗号，但干起事来却比钦差大臣嚣张得多。他敢于不听从直接上司的指挥，且只对老板的安排尽心尽力。你就是再有资历的员工，只要不合他胃口，根本不放眼里，偶尔能正眼看上几次也就不错了。在他眼里，关系才是至上的。老板要是再安插个什么亲戚进来，保准他对那人疼爱有加。
红人因与老板关系密切，而自认赋有某些特权，对其他员工指东指西，俨然二老板。他总是热衷于关注和传播老板的一言一行，使其他员工陷入其中，稍有言语不逊者，便被他抓住了把柄，可能因此降职或下岗。经常透露老板的私密，好像对老板的行为敢于直言，其实，他是在设计圈套，一方面，使其他员工对他表示敬畏，另一方面，充分显示他的地位特殊，对别人予以警示。
当上二老板的他们没几个有真本事，无所事事、吊儿郎当，空闲时东家长，西家短，忙乎时这也不是，那又不行。不过，他们倒是有个“好处”，有事无事经常加班，以引起老板的注意和伺机向老板进行汇报，所以，他的良苦用心决不会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线上，而是肆意夸大他的功绩，将别人的辛劳当着自己的垫脚石。万一哪个员工不小心提前泄露了最新“研究成果”，消息还飘进他耳朵里。被剽窃的几率基本是百分百。
至于他们处处要显示得与众不同，在老板出现的场合，红人总是善于出头露面，拼命要证明他是老板身边忠实的“狗”，老板有时候拍拍他们的肩膀，其实就像在抚摸一只狗，“干得好！”这句话就是他们的合格证书。
老板和员工不同，偶尔巡视一下，多也是表示慰问，很难看到红人的拙劣表现。毕竟他也是人，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在一棵大树下，蛇蝎蚊虫难免会有，就等着有人来发现。
无能的皇亲国戚
农夫开了个独家招聘会，众多高学历管理专业毕业的人前来应聘，他却是怎么看都不舒服，更谈不上把农场交给他们，于是请来自己的侄子管理农场，尽管他大字不识几个。农场里养了一大群白羊和一只小黑羊。小白羊常常为自己雪白的皮毛骄傲，而对小黑羊不屑一顾：“你看看你长成那样，像个从臭沟里出来的！”就连侄子也瞧不起小黑羊，常给它吃最差的草料，还时不时抽它几鞭，小黑羊日子过得很艰难。初春的一天，小白羊与小黑羊一起外出吃草，走出很远。不料突然下起了大雪，它们只得躲在灌木丛中相互依偎。不一会，灌木丛周围全铺满了雪。侄子自己晕头转向都不知从何下手，小羊们只好等待农夫来救它们。农夫上山寻找，起初因为四处雪白，根本看不清羊羔在哪里。突然，农夫看见远处有一个小黑点，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他那濒临死亡的四只羊羔。农夫抱起小黑羊，感慨地说：“多亏这只小黑羊呀，不然，大家都要冻死在雪地里了！”
世上什么样的人都有。作为管理者，不能一叶障目，厚此薄彼，而应因人而异，最大限度地激发他们的潜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无能的员工，只有无能的管理者。在一些企业组织中，老板任人唯亲，非亲者不用，也就给那些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
无能的人，则碌碌无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思进取。他们人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特别是当无能的皇亲国戚在企业中作为管理者的时候。因为企业的生意做得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管理人员的工作态度，凡是生产和销售搞得很好的企业，它的管理人员都是认真负责和积极肯干的，他们在工作中不但努力尽职，而且善于发明创造。但是如果管理人员要求不严，组织涣散，制度不全。它们的工作人员平庸得很，毫无主动精神，满足于中等的工作成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这些平庸亲戚的影响下，基层工作人员和工人也会变得马马虎虎，懒懒散散。这一切，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会使企业的长期发展受到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人不过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乘关系的东风，捞上一把，并没有具备一个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尽管充塞了大部分的管理职位，但起不到管理作用，充其量也只能充当一个工作效率极低的“官僚机构”。所谓占着茅坑不拉屎大概也就是这样。他们或说话不算数，做事不守信；或是埋没人才，不懂管理，狗眼看人低，尽是提拔了一帮小人充斥在机构里；或是不着四六安排工作……但老板就是中邪式地信任他。这种人的管理哲学就是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你是老板，容许这样的人继续在那些职位上待下去，那么前途就很危险了。
一手遮天的太监
历史上“著名”的大太监刘瑾原来姓谈，后来他靠一个姓刘的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用刘姓了。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他善于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深受信任。
弘治十八年，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隐瞒着皇帝为非作歹。刘瑾最受武宗的信任，在内宫监任职，而且掌管着京城的精锐守卫部队。时人称他为立皇帝，武宗为坐皇帝。
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不听话与自己作对的大臣们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致使很多大臣被罚得破产。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去衣廷杖。在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的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威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十四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二十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削职为民。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因为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
安化王的叛乱平定之后，他们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遂以谋叛罪将他凌迟处死。
明朝的宦官专权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高峰。多少太监得幸于当朝皇帝，便大肆干预朝政，无法无天，根本不把皇帝老儿放在眼里，搞得民不聊生，却在皇帝面前粉饰太平、混淆视听。在一把手的宠幸之下，他们滥用权力，只手遮天，不懂得知足，金銮宝座也敢想。可恶可恨！
穿1号球衣干10号的活
任何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分子，他总是在社会中居于某一特定位置，有一套与这种位置相关联的行为模式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标准，即人们的角色地位。这种角色地位是社会客观赋予每个人的，代表了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是每个人的身份，谁都不应超越。它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必须与它相符合，这样才能够与其他社会角色的关系处于常态，保持和谐。反之，则必然导致自己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紧张，甚至危及正常工作和秩序，给社会和事业造成不良影响。
上级和下级都各干各的事情，各守各的本分。既不能要上级领导去干中层人员的事，陷入事务主义；也不应让下级领导去做上级领导的事，出现“越位”，即越权或擅权。越位是当二管家的常发生的一种错误。
1.干工作越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