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种种批评，陈逸飞却始终认为，他是在做大美术、大视觉的艺术。他在回国之初就痛感于中国人生活中“美”的缺失，而画是静态的，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很阳春白雪，它的受众很有限，如何使艺术形成一种产业，也就是说如何使艺术和公众的生活最广泛地结合起来，思索之后，他决心要把发现的美传达给观众，为此他找到了影视、广告、时装、装潢这样的艺术形式来实现他的“大视觉”理想。
因为誓作美的传播者，陈逸飞把苏荷（SOHO）这个概念从纽约带到了上海的泰康路。于是泰康路再也不只是加工厂和菜场，四处是画室和展览室，成了一条文化产业路。他还把国际home的概念带进了上海，在“新天地”这个由上海独特的老石库门建筑改建成的新型娱乐城内，让美进入普通百姓的家居生活。为了把美传递给城市，他还积极参与城市景观雕塑、环境艺术和创意文化街等工作。
虽然不被理解，但陈逸飞仍然执著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而且他做一件事就要成功一件。因为不管是做电影，还是做美的传播者，都是他心中的梦想。他的“善变”“不专一”，是因为他的梦想很多，但每一个梦想都是有关美的。
他的好朋友余秋雨先生曾说，温文尔雅的陈逸飞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冒险家。陈逸飞曾和他笑谈过童年往事：在8岁的那年，因为在阳台上看见外面的世界海阔天空，他居然把一把阳伞当作降落伞，撑起来就从二楼纵身跳了下去。余秋雨说，本来他不信这是真的，但是联系到陈逸飞后来的经历，想到他不断地告别辉煌，从零开始，闯过许多充满风险的人生关口，他终于相信了。
想飞就敢跳，有梦想就去实施，有这样的勇气，做什么不能成功呢？
徐悲鸿：所有的挫折都是成长
父亲突然死亡，家庭所有的重担都压在19岁的徐悲鸿身上。作为家里的长子，他不但要用自己瘦弱的肩膀去扛起这个穷得只剩下一屁股债务的家庭，还得想尽办法让自己喜欢的画画能够继续下去。而唯一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就是借钱给自己办理父亲丧事的人，是父亲的朋友，并不急着让自己还债。
为了照顾好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徐悲鸿来到了上海，向自己的同乡徐子明求救，让他帮助自己在上海找到事做，安下身来。徐子明答应找复旦大学的校长帮忙，给徐悲鸿安排一个工作。没想到的是复旦大学的校长一见徐悲鸿，就说这还是一个孩子，怎么能安排他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