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静远
一、概述
在我那本字迹模糊的记忆厚册里，时不时跳出两个鲜明耀眼的黑体字——“让庐”。那是高悬在一所旧宅子大门上方的牌匾。它无声地叙说着我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往事。它曾朝朝暮暮看着我走进走出，由一个不知事的少女长成一个多思的青年，曾目睹我的家人、同学、朋友，我的初恋，一所战时后方大学里形形色色的人和故事。这里，我只试图讲一个故事：和“记庐”这个名字连在一起的三位杰出女性，她们的事业、生活和友情。
时间：四十年代前期，也就是抗战八年的最后几年；地点：四川省西南隅的小山城乐山；人物：中国新文学老一辈女作家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一位是我的母亲，一位是我的干妈，另一位，我管她叫苏先生。
她们的友情并不始于或终于让庐，只不过在让庐期间，那友情来得格外绵密、酽醇。我母亲袁昌英和干妈凌叔华，早在二十年代初“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北平就结识了，而她和苏雪林先生的友谊，则是在二十年代末的上海结下的。那时，她们都已是享誉文坛的女作家。三十年代初，她们聚首在武昌武汉大学。袁昌英任外文系教授，苏雪林执教中文系，凌叔华作为文学院长陈源（西滢）的夫人，没有授课，但笔耕不辍，并曾主编《武汉文艺》。小说集《女人》、《小哥儿俩》就是在这时出版的。在人间天堂般的珞珈山头、东湖之滨，三位风华正茂的女作家，以她们的文采和友情，赢得了“珞珈三女杰”的美称。
抗日战争爆发，武大西迁四川，校址选在川西南以大佛闻名于世的乐山城。城虽小，却得天独厚，像被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条玉带系着，乌尤山、凌云山两枝翡翠嵌着的一颗明珠，景色绝佳。城的形状呈锐三角，又长又尖的尾端沿着岷江向北伸出，江边一条公路通向峨眉和成都，水路则直下重庆、三峡、武汉，交通还算方便。城内市容整齐，商业区绿荫夹道，相当繁荣，物价低廉。原住人口约三万五千，与新来的不足二千的武大人相处得很是融洽。一九三九年夏以前，当重庆、成都等大城市都被敌机骚扰得永无宁日时，这里从未有敌机光顾，是仅有的好读书的清静福地。
我家原住城中心的鼓楼街，到武大校本部和文法学院所在的文庙只走十分钟。苏先生一开始就住进了让庐，那是一所中式楼房，记得门牌是陕西街四十九号，离文庙也很近。两年后，因房租猛涨，她不得已搬到附近一座小丘上半城半乡的民房，课余种菜养鸡，倒也自得其乐。干妈凌叔华一家原住城北嘉乐门外半边街，约一九四〇年她因奔母丧回到沦陷的北平，任教燕京大学，一九四二年初才又回到乐山。
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乐山城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六正当暑假，是个大晴天。中午，放起了空袭警报，但人们还是若无其事地照常吃饭。蓦地，一种奇怪的沉闷浊重的声音由远而近，还没等反应过来，四面八方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是敌机！共三十六架，投下一百多枚炸弹，大多是烧夷弹。整个乐山城顿成火海。我家和同住一院的周鲠生、刘秉麟教授三家人空身逃出，只我父亲随手抢救出他的一部手稿《货币与银行》。这次猝不及防的轰炸，全城伤亡人数估计在五千到一万五千之间。武大也损失惨重，炸死学生五人，工友二人，教员家属七人，伤二十多人。全家东西被毁的还有叶圣陶、张挺等三十多位教授。打那以后，物价节节上涨，苦日子开始了。
大轰炸后，许多人家为避空袭，搬到城外或岷江对岸的乡间。我家先是住在离城四十里的农村，开学后，迁到北郊岷江边一个叫“石乌龟”地方的农舍，到文庙要步行一个多小时。一九四二年，苏先生再度迁回让庐，八月，我家也搬了进去，从此母亲和苏先生成了朝夕见面的紧邻。一年后，干妈搬到了陕西街尽头一处叫万佛寺的山冈上，三位好友近在咫尺，走动得更频繁了。
“让庐”一名，说明它不是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看来房主原是有来头的大户人家。这是一座中式二层楼房，坐北朝南，楼上楼下都有宽大的廊子，可摆几张藤椅，是个冬天晒太阳夏天乘凉的好去处。楼下正中一间堂屋，西边各有几间厢房。苏先生住东侧，外加楼上两三间，我家住西侧，包括堂屋。楼上住着韦从序教授一家。房前有个大院子，东边傍山，削直的坡上有株大黄桷树（榕树），浓荫覆盖着半个院子。树下有个大岩洞，据说原先是彝族同胞的居所（当地叫“苗洞”，乐山城外随处可见），苏先生早已在洞里支上木架，用作防空洞。院子西沿一长溜栏杆矮墙，墙外是直上直下的高坎，下面又有一个岩洞，住着一个中年乞丐。他上街乞讨时唱的“有——剩菜剩饭”，成了我家生活每天定时的音乐伴奏。院子南端一道墙外，还有一个小院，一排平房，是三家的厨房、柴草间。我家的三间居室，紧挨堂屋的一间是父亲的卧室兼书房，后面一小间用作盥洗兼马桶间，堆放箱笼杂物，朝西的一间狭长的房，塞着一大一小两张床，两张书桌，一个五屉柜，是母亲、弟弟和我的栖身之所。两扇西窗，俯视着街角一小块空地，有一眼四方井，是苦水井。吃的水，则需水夫从陕西街南端的水西门挑上来。
一九八五年我和老伴故地重游，乐山已建市，正向现代化城市迈步，市容已大大改观。但陕西街大体没变样。我怀着兴奋又忐忑的心情，寻寻觅觅，啊哈！那不是那眼方井！经历了四十年风雨沧桑，它依旧安详地待在那儿，像位静观人世变迁的老哲人。只是蹲在井边洗衣的妇人的景象再也看不见了，因为全城通了自来水。井的上方，便是我们住过的那间西屋的墙，红色城砖的屋基还在，挂满了青藤，只是让庐内部已面目全非。原先宽大的院子，塞满了房屋。岩洞已填平，大榕树砍掉了，山坡上也立着房子。住户告诉我们，老房子是在一九七八年拆掉重建的，现在是教师进修学校宿舍。
大轰炸后，尽管遭受重大物质损失和精神打击，又不得不开始为生活奔忙，父母仍竭尽全力教课。当时的外文系，是文学院四系中的大系，教师阵容强大，有教务长朱光潜、系主任方重，教授还有陈源、谢文炳、钱歌川、罗念生、吴宓、陈尧成、朱君允、戴锱龄、陈登恪、缪朗山、孙家琇、李纳等。袁昌英教的都是重头课。她在武大任教几十年，教过的课有莎士比亚、近现代欧美戏剧、法文、希腊悲剧、希腊神话、英文散文、中英翻译等，前四种在乐山时都教过。戏剧是她的重点，因为她在英、法留学时，主修的就是戏剧，自己也创作剧本。在我上大学那几年，她指导学生精读并写论文的剧本，就我记得起的有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奥塞罗》、《暴风雨》、《皆大欢喜》（她曾辅导学生用英语演出这戏），易卜生的《野鸭》、《玩偶之家》、《罗斯马庄》，莫里哀的《伪君子》，契诃夫的《樱桃园》、《海鸥》，贝克的《群鸦》，豪普特曼的《沉钟》，罗斯丹的《西哈诺·德·贝热拉克》，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等，从古典、浪漫、现实、象征、自然主义到现代派，都各有代表作。
九十年代初，曾为武大校本部的文庙，已作为重点保护文物由乐山市拨巨款加以修复并建立乐山历史博物馆，内设武大乐山纪念堂。一九八四年我们去时，部分还是危房，不让游人走近，我们只得隔着院子远远眺望那曾用作图书馆的宏伟的大成殿，以及它东侧袁昌英教过课的长教室和旁边一间小小的外文系办公室，默想当年盛况。那一溜方格子木窗里，仿佛还传出她朗朗的讲课声。
当时，有的教师只管教“书”，不关心学生。有一位教师，一进课堂就背朝学生，只瞅着黑板或书本，从不看学生一眼。袁昌英则是既教书又育人。她对学生的影响如此之大，五十多年后，乐山时代的几位学生，一九四四年毕业的章振邦（上海外语学院教授），与蒋淑瑾、葛德玲共同回忆，写了一篇很长的纪念文章，可说是对她的教学思想和方法的一个总结。文中提到：“袁昌英教授在长期教学生涯中非常关心青年人思想的健康成长。她在选用教材方面一贯注意思想内容的健康进步，比如她指导我们读易卜生、契诃夫等人的作品，一般都是爱憎分明，鞭辟入里，我们读了这些作品，便有一种嫉恶如仇、要求改变世道的心理，而丝毫不起消极颓废的作用。袁老师也介绍‘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作品，但总是以鲜明的批判态度，为我们开扩视野，提高认识批判能力。”一九四九年二月，武大一学生剧团筹备公演王尔德的《莎乐美》，特邀她讲课并写推荐文章，可是她却对该剧批判了一番。她提醒大家，“别为美的艺术所诱而误认其内容为健全。这种病态的、颓废的作品披上优美动人的艺术形式最易于把人引入歧途。”（《关于莎乐美》见《行年四十》，又见《袁昌英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章教授又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一片腐败，袁老师痛心疾首。一九四四年我们毕业前夕语重心长地对我们班同学说：‘今后走上社会，要清清白白地做人，实实在在地做事，每个人都要牢记武大校训，为国家为民族保存一点气节’。”（章振邦：《怀念袁昌英教授》，载《武大校友通讯》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正是这份“气节”，这股正气，这颗拳拳报国之心，是袁昌英毕生的追求，做人的根本，也是她和苏雪林先生友谊的基础。
二、事业
苏雪林先生一九三一年应聘来到武大，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她怀着如火的爱国激情，将私藏的两根金条（重五十一两多，是她用嫁奁三千元加上十余年省吃俭用的教书薪俸购得以备养老的），捐献给国家帮助抗战。这事一时传为美谈，在知识界很起到些鼓舞士气的作用。想不到，这样的义举，竟也遭人诽议。有人在小报上撰文说，她在法国留学时捞够了钱，拥有大量黄金，捐献的不过小部分，有何值得称道？苏先生是不是“拥有大量黄金”，她在乐山时的生活足以证明。假如她没有把全部积蓄都捐献掉，而是给自己留一手，在整个抗战期间，在物价腾飞的境况下，她不至于活得那么窘迫，那么劳顿。这一点，我在让庐与她为邻的三年中，看得再清楚不过。
那年头，一般教授都困苦，靠一份薪俸难以养家，于是兼职成风（有的教授课讲到一半就匆匆离开，去赶一所中学的课）。我家虽遭战祸，但有两份教授薪水，尚勉强维持，但到后期也雇不起一个成年女佣，找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帮忙，许多时间则是父母和我分担家务。我懂得节俭克己，就是自那时始。乐山有一家小电影院，有时放映重庆演过的二轮影片。为了怕给父母添负担，大学四年，我没有看过一场电影，尽管有时诱惑是难抗的。苏先生和她姐姐的姐妹家庭，一切都靠自己动手，吃用都极俭朴。我总看见她微躬着背，提着菜篮什么的，面露愁容，吃力地走在通往厨房的甬道上，那么疲惫，又那么顽强。她是个重精神生活的人，把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她的一个性格特点，是刻苦自己，慷慨待人。在乐山时如此，在台湾时也一样。孑然一身，高龄患病，她依旧把自己的积蓄、奖金散花似的赠送亲友，却无力为自己雇一名看护。
苏先生是以小说和散文《绿天》、《棘心》、《蠹鱼生活》等成名的，但她更大的成就是古典文学研究，占她一生出版的四五十种著作的绝大部分。而其中的巅峰，则是屈赋研究。
来武大前，她已出版过《李商隐诗》（又名《玉溪诗选》）。到武大后，她教中国文学史和几门基本国文，一九三四年又开中国新文学史。她结合教学进行研究，在珞珈山，写了《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一九四一年，在重庆出版了《南明忠烈传》。但真正令她魂魄系之的是屈原。一九四三年，也就是二度住进让庐的次年，一个偶然的机遇使她一头扎进了屈赋研究，从此衣带渐宽终不悔，痴迷达三十余年。凌叔华回忆说，她曾劝苏先生多研究唐诗宋词，不必花大工夫去研究那吃力不讨好的屈原，“但她的脾气好像是忠于屈原就绝不更改似的”（《团结报》1987年10月17日）。她忠于屈原，我猜想，一是出于对这位死心塌地的爱国者人格的景仰，二是因为她寻觅到一条前无古人的屈赋探索新途径。她的方法，一反过去的研究者只钻中国故纸堆的旧套路，另辟蹊径，也就是如她自己总结的两条：一、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之互勘；二、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互补。她把屈赋放到世界各民族神话的大背景上，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来作对照研究，把中国许多古代神话的起源，追溯到西亚神话，从而断定早在战国时就有中国与域外文化的交流。例如，我国的开天辟地神话，是源于《旧约·创世记》：伏羲=亚当，女娲=夏娃，昆仑四水=伊甸园四河，等等。她的研究方法，被传统的屈赋研究者视为“野狐外道”，不予认可。而她对自己方法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敢于顶风逆浪，坚持到底。这需要何等的学术勇气和毅力。
最初，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学术灵感的闪现。她回忆道：“诗歌的灵感，我遭遇不止一次，学术的灵感则仅得之于屈赋研究，而且为第一次。我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个灵感里，足足有十天之久。彼时胃口完全失去，睡眠时身虽僵息在床，心灵则清清朗朗地醒着。我的一颗心像一颗晶莹透彻的大宝珠发射闪烁的光芒，照彻我灵台方寸之心，不，竟可说照彻了中国几千年的故纸堆，一直照到西亚、埃及、希腊、印度等国的古代史。……像当年屈大夫的英灵，降临在我身边，他打着火炬在前引导，我的灵魂像生了翅膀上天下地到处飞翔。”（《浮生九四》第134页）
灵感既已展翅，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地钻研。在这方面，她得到了挚友的帮助。“我知道屈赋问题中国故纸堆不能为役，非到域外寻找源头不可。遂从图书馆借出了巴比伦、亚述、埃及、印度一些原版神话，埋头诵读起来。我的英文程度……借助字典，也将就读下去，真不懂者捧着书到隔壁袁兰子（昌英）处请教，她也不厌其详地为我讲解。”（《我研究屈赋的经历及所遵循的途径》，第6页，1993年）袁昌英还把自己私藏的英、法文本的希腊神话借给她用。苦读了几个月，写成了第一篇论文《屈原天问中的旧约创世记》，从此一篇接一篇，一发而不可收。一九五〇年，她专为搜集西亚神话的法文资料再度赴法国。锲而不舍三十多年的结果，便是统称《屈赋新探》共一百六十万字的四本惊世名著：《屈原与九歌》（1973年）、《天问正简》（1974年）、《楚骚新诂》（1978年）、《屈赋论丛》（1980年）。
我当时年轻，不大关心长辈的事，对她们共同切磋学术的事，更不曾留意。如今看到眼前这些文字记载，方悟到她们晚饭后坐在廊下竹椅上纳凉闲话，用芭蕉扇扑赶蚊虫时，或者在苏家楼下那间饭厅兼客室的小房里挑灯长谈时，酝酿着的正是这样的重大课题。
我国学根底差，对屈赋和苏先生的研究，如面对巍巍昆仑，没有资格妄加评说。台湾方面不清楚，大陆方面，我见过一篇文章，是刘城淮先生（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研究员、中国神话学常务理事）和俞润泉先生（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闻一多学术研究会一届理事）合写的《苏雪林教授和她的〈屈赋〉研究》（载湖南《侨声》杂志，又载台北武大校友刊物《珞珈》1996年第126期，台湾《中央日报》曾加以转载），是下工夫研究过的。
凌叔华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带着女儿小滢由北平回乐山，与陈源相聚。但不久陈源就赴英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工作，后又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务代表，留下她和女儿在乐山。她们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一日搬进万佛寺山上的新居。万佛寺位于陕西街尽头一个小山坡上，大概原有一寺，此时只是一块平地，武大借用来为无房教职员盖了几排简易平房。陈源既已离武大，凌又非武大职工，估计分不到房，所以她住的房子大概是挨着武大宿舍自建的。
万佛寺上风光甚美。早在宿舍建成之前，我就上去玩过。站在城墙上，满目寂寥的群山，山间和峪中垦着梯田，形同层层楼梯，山上的梯田则像盘在头上的发辫。抬眼望，山巅上就是全城的最高点老霄顶，有一灰色圆形炮塔，好似中古传奇故事中神秘森严的古堡，引人遐想。凌叔华的小屋，就盖在几排宿舍中最前列的右首，有一小楼，高出其他房屋。她性素爱山，似乎上天有意成全她，所住之处，总与山为伴。后来她动情地追忆道：
“在抗战时，我们随武大迁校乐山，因为武大教授临时住宅筑在万佛寺山上，面临岷江，正对着苏东坡读书居所的凌云寺。这一带的江声山色，就是乐山人所自豪的‘桂林山水甲天下，嘉州山水甲桂林’的根据。据传说，这也就是古来所称的‘小三峡’，也是‘思君不见下渝州’的地方。不少大诗人（黄山谷手迹甚多）到过峨眉与嘉州。在对面的山里，还有两三个汉墓，由那里面浮雕的山川人物，我们还可窥见当年华阳国志所描写的盛况。
“到乐山的第二年，日寇仍未有退意，我就卖掉带去逃难的衣物，找到一个相识的泥水匠的头儿，买些川中特异的木材砖瓦，盖了一座小楼，与对岸山上的凌云寺遥遥相望。那时日寇正由粤北上，敌机时时飞来，我每日坐在小楼上对着入画的山川，悠然地看书作画，有时竟还写诗自娱。有一次写了一首七绝，苏雪林看到，她极为称赏这两句：‘浩劫余生草木亲，看山终日不忧贫’。那时川中物价节节高涨，敌人近境，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势。幸我终日看山，心境坦然不为所扰。我至今还感激那多情的山水，在难中始终殷勤相伴。”（《爱山庐梦影》，1958年，引自《凌叔华陈西滢双佳楼梦影》，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苏雪林对她的小楼也有过一段描写：“叔华也在该地建简陋的屋子数间，并建一小楼，楼之小堪容膝，但布置精洁，我们几个朋友，常在那楼中茗话，开窗凭眺，远处山光水色，葱茏扑人而来，别有一番味。那时候，陈纳德飞虎队屡挫敌锋，日本的军力也势成弩末，敌机不常来，我们客中岁月倒过得安闲宁谧。叔华趁此大作其画，在成都、在乐山，接连开了几次画展，颇获好评。”（《悼念凌叔华》，载《珞珈》1990年第104期）小楼上，阵阵传来三个朋友的笑语，逗得我心痒痒的，可总奉命待在楼下陪上初中的干妹妹玩，心里好无奈。
说起画，三友中除了袁昌英，凌叔华和苏雪林都擅长绘画，而且是国画。凌的画，在国内外享有盛名。当时在武大任教务长的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画作过这样的称道：“取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泳的自然……（她）是一个继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的规模法度之中，流露她所特有的清逸和细致的敏感。”（转引自王一心：《凌叔华与陈西滢之恋》，载《传记文学》1995年第1期）
干妈的画，我从小就熟悉而且喜爱。在一九三九年“八·一九”那场罪恶之火中焚毁的财物中，就有她送给我的十二岁生日礼物——一把自绘的小巧玲珑的绢面折扇，画的什么已忘，但那纤劲如花蕊的“叔华”二字，至今留在记忆里。在乐山，我所知道的一次展出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武大举办校庆之际，她画的是一幅长卷水仙。它给观者印象如此之深，一位同学回忆道：“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滃染，满幅清丽的叶与花，脱尽尘俗，似乎是供人焚香清赏的那一类。”（转引自孙法理：《乐山时代的文化生活》，载《珞珈》1992年第112期）
五十年代以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槟城等地都曾多次举办个人画展。1948年我去伦敦看她，她告诉我，在伦敦和巴黎办个人画展，规格最高是在博物馆，其次是美术馆（画廊），而她的画是在博物馆展出的。1962年在巴黎的展出，除她自己的画，还有她收藏的元明清诸多大画家的名作，并印成画册，轰动一时。著名法国传记作家莫罗瓦曾对她的画作过十分精当的描述。他说，她是一位“心灵剔透”的中国女性，她的画属“文人画”。“在这种富于诗意的绘画中，山、川、花、竹等，既是固有物体，又表现思想。……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凌叔华的努力并不表现面上的努力。她画的那些雾气溟濛的山峦，两岸线条模糊得几乎与光相混的一抹淡淡的河流，用淡灰色轻轻衬托的白云，构成她独特的、像在朦胧的梦境里涌现出来的世界。……寥寥数笔，便活生生地画出一株幽兰，一茎木兰花，或一串苹果花的蓓蕾。”（转引自阎纯德：《作家、画家凌叔华》，载《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凌叔华不仅善画，还对中国画有精深的研究。她后来在海外写的《我们怎样看中国画》，从比较美学的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画与西画画风的殊异，有助于西方人理解和鉴赏中国画。《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对西人写的该书的评介）和《敦煌礼赞》两文，不仅见解不凡，且对祖国悠远璀灿的文化和文明，倾注着无限深情和自豪感（三文见《双佳楼梦影》）。其他论中国文化艺术的文章还有《汉画石拓》、《明代木版画》、《中国庭园》、《敦煌千佛洞》等。
苏先生早年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绘画，与女画家潘玉良同学。几十年后第二次赴法，又见到了穷愁潦倒的潘玉良。前几年，她读了石楠写的《画魂》，深为感动，特地写了一篇怀念老同窗的文章《潘玉良的悲剧》（载《珞珈》1992年第113期）。她在法国学的是西画，但难以忘情的是自幼学过的国画。在让庐那几年，教课之余，她偶尔不声不吭躲在楼上斗室作画。买不到国画颜料，就在后山山壁上抠一小块深赭色的泥，调水研细，权代赭石，朱红则买市上胭脂棉沥水。顶苦的是没有宣纸，只得用四川产的川连纸代替，涩笔而难于挥洒。胜利后，我家于一九四六年先行复员回汉，那间堂屋归了她，她就在那里画了好大几张，并请善于书法的文学院长刘永济题字。画如其人其文，同是文人画，苏和凌却风格迥异。凌多绘花卉，神韵灵秀清逸；苏则属意山水，尤爱故乡黄山风景，气势磅礴，意境悠远。苏先生作画，只为自娱，借以陶情养性，加以她素来谦逊，不肯承认自己有绘画才能，很少示人，更不肯公开展出。非但在乐山，在台湾几十年亦复如此。直到一九九四年，老人已届九七高龄，经台湾画界人士多方努力，才劝得她交出几十幅，印了一本精美的《苏雪林山水》画册。这时，人们才惊喜地发现，这位学贯中西的大作家，原来还是一位画家。识者认为，苏先生的画，有气质，有深度，构图稳重、安定而富有新意，不夸张，不媚俗，不仅令人赏心悦目，更能分享到安闲自得、心境豁达、意趣盎然、清新灵秀之美感。
作为作家，凌叔华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成就，是她用英文写的自传体小说《古歌集》（或《古韵》Ancient Melodies）。这本书在伦敦的出版，体现着中英两国女作家一段感人至深的友情。
凌叔华的文学作品，如《花之寺》、《酒后》、《小哥儿俩》、《绣枕》、《女人》、《弟弟》等，大都写于战前。也许自认她那支纤秀柔婉的笔，不适合战时的大气候，她没有再写什么。《古歌集》，大概是她在那八年中惟一的文学作品了。这本不寻常的书，和它由之产生的不寻常的跨国友情，虽不是发生在让庐期间（从通信的年份看，事情发生在凌叔华到乐山之后，去北平之前，也就是住在半边街的那两年），但作为凌叔华创作生涯中重要的一环，在这里追述一下，仍有必要。事情要从战前珞珈山说起。
一九三五年，英国现代派文学大师弗吉妮亚·伍尔夫的外甥，二十七岁的诗人学者朱利安·贝尔应聘来武大讲学。我那时上小学，对他那高挑的个头，温文潇洒的风度仍存有印象。他成了文学院长陈源家的常客。三十五岁风姿绰约才艺超群的院长夫人，令他拜倒。他们之间有过一段浪漫的情缘。两年后，这位热血青年投军从戎，牺牲在反法西斯的西班牙战场。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外早当作绯闻传得沸沸扬扬。我不清楚，也不想刨根问底。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朱利安的牵线，凌叔华和伍尔夫开始了一年多的通信联系。同是视艺术为第二生命的女才人，又同为法西斯战祸所苦，她们的心一下子就贴紧了。凌向长她十八岁的伍尔夫诉说战争带来的烦恼，伍尔夫深深同情日寇铁蹄下苦难的中国人民，特别关怀这位中国女作家，力劝她像自己一样，在工作——写作中寻求寄托。她从朱利安那里已听到过凌叔华的官宦书香之家，对这个遥远国度的古老生活很感兴趣，劝她写自己最熟悉的身边的事，写自己的生活——用英文写，并且答应为她的书在英国出版尽力。凌听从了她的劝告，动手写她的自传体小说，写她那高门巨族的家庭，从广州写到北京、天津，写她父亲的六位妻妾和她的生母，她的老师（包括辜鸿铭）和同学、老园丁、中秋节、学画、放风筝、隆福寺的庙会、被砍头的年轻人……每写一章，就寄往英国。伍尔夫读后，热情地给予肯定和鼓励，同时诚恳地提出意见。她劝凌叔华在文字中保存中国文化特色，不必请一个英国人替她润色文字，因为无懈可击的标准英文反而会破坏原作的情调和风味。从《弗吉妮亚·伍尔夫书信集》第六卷中保存下来的六封信看，第一封写于一九三八四月，最后一封写于一九三九年七月。眼看战火即将烧到英伦列岛，伍尔夫满怀忧虑。不久，英国果然卷进了战争。一九四〇年，她在伦敦的寓所被炸，她神圣的艺术之宫坍塌了，精神彻底崩溃了。一年后，她在萨塞克斯郡的家附近投河自尽，年五十九岁。从这些信沉郁的调子，我们仿佛听到一串预示着悲惨结局的不祥的画外音。一九四七年凌叔华来到伦敦，伍尔夫谢世已六年。怀着深深的遗憾，她访问了伍尔夫在萨塞克斯的故居，默默凭吊了这位未及谋面的知交。她的文稿，经伍尔夫的好友、女作家维塔·萨克维尔大力协助，一九五三年由伍尔夫夫妇创办的霍加斯书屋出版，立获好评，受到英国第一流的报刊撰文评介赞扬，被列为当年最畅销书，并于一九六九年再版，被译成法、德、俄、瑞典等语种出版。
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汉语才力无用武之地，凌叔华“忍受着极度的寂寥”，但从未停止过阅读和研究。在伦敦亚当森街十四号她的寓所二楼书房里，中西文书报层层叠叠，架上地上，堆满了一屋子。所以，五十年代后期在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的几年，她抓住了时机，重新扑向心心念念的祖国语言。长久蕴积无处施展的才华，加上半个世纪的人生阅历，她的文思迸发如泉涌，把她推上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期。那几年，她发表了大量的散文、游记、随笔，还写过十二篇独幕剧。散文名篇如《爱山庐梦影》、《重游日本记》、《我所知道的槟城》备受南洋华人称颂。一位老作家说，“自南来后，尚未见过这样好文章”，连中学生也“背得过来”。这些文章后结集为《爱山庐梦影》（新加坡，一九六〇）。在海外，她还出版过《凌叔华选集（散文）》（新加坡，一九六〇）、《凌叔华选集（短篇）》（新加坡，一九六〇）、《凌叔华选集》（香港，一九七九）、《凌叔华小说集》（台湾，一九七九）。
袁昌英、苏雪林在授课之余，也不忘她们作家的本分——文学写作。袁昌英在上海时早已出过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上海商务一九二九年版，台湾商务一九八三年重印）。在珞珈山上写的散文、随笔、游记、文学评论，结集为《山居散墨》（商务一九三七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重印）。在让庐，第一件作品是歌颂抗日军民的三幕话剧《饮马长城窟》，完稿于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七年出版。这是她的爱国激情的又一次具体表现。（袁昌英和苏雪林一样，都不是笔头上的爱国者。她们的民族感情见诸行动。“九一八”事变后，袁昌英兼任武大女生指导时，曾热心奔走，组织女同学募捐并为战士缝制寒衣。一九三八年三月三日她致书在北平的胡适，请求他帮助将这批寒衣转交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期间写的散文、随笔，如《生死》、《行年四十》、《漫谈友谊》、《在法律上平等》、《成都灌县青城山游记》、《爱美》、《忙》等，结集为《行年四十》（商务一九四五年，部分被选入《袁昌英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袁昌英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袁昌英文选》，台湾洪范书店一九八六年）大部分是在让庐写的。
那三年，她的生活节奏，可以概括为一个“忙”字。请看：“忙！像我这么一个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么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又是个母亲……又是个教授，而且自命是个挺认真的教授……可是，我这个不守本分的人，还有一个毛病……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做文章。这么一来，就真的把我忙煞了！”接着，她描写了一九四三年夏应王云五之约写《法国文学》一书的情景：“记得从七月十五日开始工作，在整个将近三个月的暑假里，我苦作得像个黑奴……我把书籍笔砚，搬到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室兼便房的屋子里，实行埋头苦干。……汗流浃背，我也不管。小孩哭叫，我也不管。柴米油盐，我也不管。应酬交际，我也不管。……到十月中，已写到十万字左右。”但仍未写完。开学后，要教一门新课，非编讲义不可，所以，“美丽的《法国文学》，还缺着三只脚儿没有绣完！”一九四四年元旦，我的日记上记着：“帮妈抄文章。她的法国文学一书已写成，现在赶着抄好就要给一个学生带到重庆去。”一九四四年八月，《法国文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约十八万字，从中世纪写到二十世纪初。我现还存有一本，是用战时出版物那种又薄又黄又糟的土纸印的。封面已没有了，我用硬纸包着。托在手里，轻飘飘的，但散发着历史的芳香，透过书页，让庐的一幕幕又展现眼前。她在一九四四年一月三日的序言里写道：《天下一家》的作者威尔基访问埃及时，听帕夏说，埃及自某个国王以来，“没有人写书，没有人绘画，没有人发明什么东西。……几千年以来，埃及的文化，完全停顿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完全停顿了，那还有不做亡国奴的吗？”“我这半年之中，聚精会神写了这部法国文学，苦真是苦极了，因为在这种物质条件如此不行之时，要专心著述，委实是件不容易之事。可是我的大安慰是：我是中华民族的女儿，我要尽我所能写书，因为中国不是埃及，中国人是永远不能做奴隶的，所以我要在这中华民族精神的大火炬大光明中，贡献一支小小的火把！”最后她写道：“这次，朱光潜叶孟安先生，将身边所有法文书籍，借用许久；苏雪林先生替我校阅全稿；凌叔华先生替我写美丽的封面；杨端六先生替我抄录一部分稿子。这许多帮忙，均是我所异常感激的；特此表示十二分谢忱！”半个世纪前写就的这本法国文学，在学术资料方面也许已经陈旧，但作者写书时胸怀的浩然正气，却是支持激励着世世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之魂。
那些年，年近半百的她像开足了发条，真有点拼命三郎的意味。她矮小单薄的身躯里，像包藏着使不完的劲。这现象，她在《行年四十》一文里，从哲学、医学、生理学、心理学，或者说，从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学说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四十岁是人生的一大关卡、险区。因为，“在四十岁以前，人与一般生物的悬殊是比较有限的，他的生活大半是被那个创造生命的盲目意识支配着，实在可以说在‘替天行道’！”四十岁，潜在的生命力的最后冲刺要逞显无上的威力，婚外恋、婚变的危机常发生在这个阶段。四十岁以后，经过大挣扎，心境趋于平缓，欲念得到升华，性灵的威力，人格的表现便开始占取上风。所以四十岁以上的人，事业心特别强，立德立功立言都要在这时一逞身手，做出大事业。
这个观点，在当时是颇为新颖的，就是苏雪林这样的敢向俗世挑战的女性，听来也不甚了了。苏先生回忆道：“我那时尚不知写作对于一个文人是如何的重要……曾当面问她：‘写作之事果然值得一个人拼命追求吗？’兰子面容严肃地回答我说：‘雪林，你虽然已写过两三本书，却还不懂得写作的意义，故此心存轻视。等你一朝受内火焚烧时，你便知道了。’我说：‘既如此，你将那股内火扑熄，岂不安宁了？’她又答道：‘不行，这股内火是无法扑灭的，它与生俱来，不断地活动。人类由野蛮登上万物之灵的宝座，世界由洪荒一片，涌现今日五光十色璀璨炫目的文明，都靠这座内燃机的力量。——人想做的事做成，或预订的计划贯彻，这股内火始能熄灭，还能给你甘露沁心般无法形容的清凉。’我当时听得半明半昧……一直经过十余年之久……兰子的话，现在才深深领会了。”（见台湾版《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第180页）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插一句嘴。人和动物的区别究竟何在？使人脱离动物界而成为万物之灵的实质是什么？文学的主要职能是什么？尽管这似乎都是老生常谈，但我以为，仍然值得现今某些专事以过度渲染的性行为描写来吸引读者的写家们想一想。
苏先生初到乐山时，为生活而疲于奔命，“一书不读，一字不写”。大轰炸以后，反倒定下心来读书写作，除了那个驱动她的最大学术灵感屈赋，还写过一些散文、小说，如《青春》、《中年》、《炼狱》、《家》、《人类的命运》、《目光》、《阿修罗与人类永久和平》，一气写了十余篇，又翻译了莫泊桑的《奥当斯王后》。这，就是“内火焚烧”的结果吧。
在写作方面，苏先生和袁昌英也常做文事交流。在我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的日记里，记有这样一件事：母亲喊我一同到苏先生那边听故事。“苏先生讲的是明末一个遗臣的独孙的遭遇。这是一篇真实的自述，作者写成后就病死了，还不到二十岁。苏先生把它改编成白话文，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写出，根据白肯生〔似应是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时间主观学说，把他经历的事在临死时回光返照的一刹那重演出来，真是怪特出的趣题。”这篇小说，大概就是《回光》（载《文学创作》一九四三年六月号，后收入《秀峰夜话》）。
让庐期间，三位作家之间的友情，超越了世俗的温情，袁昌英曾有一段文字，描述了这种达至了诗情哲理而全无功利意味的澄明境界的体验：
“记得一个晚秋的午后，一轮偌大的金球斜挂在碧天如玉的迤西。我和一女友坐在一片疏林下谈天，眼见着金球的一侧，屹然蜿蜒着一条金辉灿烂的万里长城，另一边则是峨山金顶美幻化的侧影，峥然嵘然而巍巍然；同时一股股又温渥又清新的金晖，如万里探照灯般，射过头上的枝叶，直透入我们愉快的心情。我们闲谈着，口边来的什么就谈什么，一毫没有拘束，一些没有顾忌；有时一抹微笑代替了语言，有时一眼横波省却了说明。我们整个的生命，宛然浸透在这灼灼的光涛里，精神上每一丝灵弦都接受着金波的击荡，合奏着晴空万里的长歌。这种友谊，这种‘意气相投，一见寸心透’的友谊，是澄净的，愉快的，充满着慰藉与信赖的，是两条清流汇合的长江，是永远流动着而永远是新鲜的情绪的合唱。在当时，我只觉得整个的宇宙都是快慰，两个相对忘机，不知是宇宙创造了这友谊，抑是友谊创造了这宇宙！”（《漫谈友谊》，一九四二年于嘉定城郊，收入《行年四十》）
三、情感
三位朋友，除了是文人，还是女人，把她们作为女人、妻子、母亲的一面，就我所知作一点勾勒，也不为多余吧。
她们的家庭，都属“五四”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的新式家庭，虽新，却多少还带着旧时代的胎记。婚姻，都是一次定终身，没有婚变，没有离异。子女稀少：袁——2，凌——1，苏——0。但三人情况又很不一样。
凌叔华一九二四年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一次欢迎泰戈尔的家宴上结识了任北大教授的陈源。此后几年中，凌常在陈参与创办的《现代评论》上发表小说和散文。他们很快由文交发展到热恋，并于一九二六年结婚。从那时直到一九七〇年，陈源逝世，他们的婚姻生活，尽管有过朱利安·贝尔那样的插曲，却风平浪静，相守不渝。抗战期间，分离的时候居多，相处只两年多。一九四三年陈源去欧洲，一别又是四载。在万佛寺那几年，干妈身边只小滢一个。所以，在我成年后的记忆中，很少看到干爹干妈在一起。干爹是个风趣的人，话不多，但论事评人，时露锋芒。他的“英国文化”课，妙语连珠，常逗得满堂哄笑。干妈不仅人长得秀美，性格也极柔和。又深又大的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眯缝着，目光温煦，从不锋利逼人。甜甜的嘴角微微上翘，即使气恼时，也面带笑意。一口纯正的京腔，轻轻的、絮絮的，像给小孩儿讲故事。苏先生有一段话形容她的眼睛：“叔华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在乐山，尽管人到中年，体态衣着仍保持婀娜风雅，不显战时文人的穷酸窘迫。当大多数教书匠都在为柴价米价叫苦不迭时，她却没丢掉对艺术品和古物的癖好，曾高价买下一只三国时代的铜鼓，摆在客厅里当茶几；女儿过生日，她找乐山惟一的西点师做了一个大蛋糕，款待亲友。拿现在的话说，她活得够潇洒。凌叔华的一生，是献身艺术的一生。一九四七年去欧洲后，曾在巴黎研究印象派绘画，在伦敦等大学讲授东方艺术和戏剧。一九五六年在新加坡，一九六七年在加拿大，都讲中国近代文学。回英国后，应伦敦、牛津、爱丁堡大学之聘，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专题讲座多次。从一九六〇年起，她经常回到祖国，游览和考察中国古代艺术遗产，写过不少篇介绍祖国文化艺术和风俗民情的散文，在香港《大公报》、《南洋商报》等报刊发表，对传播祖国文化作出了贡献。
苏先生的婚姻，照她自己说的，是“一场不愉快的梦境”。家庭包办，又囿于孝心，使得这位热情浪漫的新女性一生与真正情爱的幸福无缘。
大约在十四岁时，她就由祖父做主许配给在上海经商的张家的次子。为求继续升学，她拒婚三次，最后一次是在法国留学时。那时，奉父命，她与在美国留学的张宝龄先生通过几次信。在通信中，苏就发现未婚夫的个性与自己南辕北辙，绝非理想中的伴侣。“他……中英文都不错，字迹尤其挺秀，不过他的个性好像甚冷僻，对任何事都无兴趣……同他通信索然无味。”（《浮生九四》第六十九页）为了增进了解，苏去信邀他毕业后到欧洲一游，不料遭到断然拒绝。她恼羞交集，要求解除婚约，又遭父亲一顿痛斥，气得她几乎进修道院。
一九二五年她返国，为了安慰重病的母亲，她违心地同张结了婚，时二十八岁。新婚后，她试着以自己的热情融化他冰雪的心，在苏州东吴教课共同生活的一年，她曾半真半幻地加以美化，写成浪漫色调很浓的《绿天》，其中《鸽儿的通信》纯属虚构，一种自我慰藉，一个“美丽的谎”。此后，他们的夫妻生活就名存实亡了。一九三一年，她到武大，他留在上海江南造船厂。
苏先生到武大后，接了寡姐来，组成姐妹家庭，此后四十多年，这是她享有的惟一天伦之乐。她和张先生结婚三十六年，同居仅四年。他们的婚姻既是一个错误，又为什么不离婚？这是因为，苏先生认为女人离婚名声不雅，况且她早把身心投入文学事业，把伉俪之情看得可有可无，就拖了下来。
抗战后，苏先生入川，张先生去云南，互不通信。想不到一九四二年，他忽又和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原来武大工学院郭霖教授病故，临终前向学校推荐张以自代，他便来乐山，住进了让庐。苏先生在楼上腾一间房给他作卧室，吃饭就合在一起。
张先生到的那天，一九四二年九月十日，我家刚搬进让庐一个月。他给我的印象，全不像那个闻名已久的凛若冰霜的人。他很友善、健谈，在廊子里一坐下，就讲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他在昆明的一段亲历。其实，张先生为人并非一贯冷僻。在东吴、江南造船厂或武大，人缘都不错。他在武大教书三年，深受学生欢迎。同学中流传着一个善意的笑话，说一个中秋之夜，苏诗意盎然地对张说：“你看这月亮多圆呀！”张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我用圆规画的圆！”他与苏先生合不来，除性格因素外，还有一个观念不可调和的问题。据苏先生说，他虽受过西方教育，在婚姻问题上却仍抱着中国男性的旧观念，要求妻子是一个全心伺候他过日子的旧式家庭妇女，而不是一个只会摇笔杆不会使锅铲的文人、新女性。于是两个各方面都优秀的人，合在一起却演出了一幕悲剧。
苏先生因婚姻不幸，又无子女，除了将感情寄托于她惟一的亲人姐姐，还酷爱小动物，尤其是猫。苏先生爱猫，是出了名的。那时许多人家都养猫，是为了震慑猖獗的四川老鼠。苏先生养猫，一如西人养宠物，是为了爱。一进她家，总看到她膝上蜷着一只眯着眼打呼噜的毛色油亮的大猫，她用手不停地温存地抚摸。我的日记里还记有一则她和小狗的事：“她叫进小狗来，和它逗玩。那小狗肥成一只小肉虫，蹒跚地爬着。她逗着它，用一种年轻的慈母逗她的头生子的温柔与满足。我心里很感动，很同情她，一颗热情无处寄托的心呀！”
胜利后，苏先生随校回武汉，张先生回上海。一九四九年，苏去台湾，张留大陆，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一九六一年，苏先生得知张先生病故，十分感慨，颇悔自己“拖累他孤栖一世”。
苏先生是个有着赤子之心的纯朴的人，平素做人极谦和、憨厚、慷慨大度，胸无城府，不计较一己得失，不善自我保护。但一旦动了义愤，见诸文字便异常激昂、凌厉，下笔不留余地，由此而得罪人，使自己陷入困境也在所不惜。作为女人，她表现为一个极端，作为文人，她表现为另一极端，她是否就是这样一个双重性格的人？
袁昌英在性格上有不少地方和苏雪林近似，同样热情、天真、率直、充满爱心，嫉恶如仇。她爱祖国，爱事业，爱亲人、朋友、学生。待学生，是严师也是慈母。若不是她把整个心都掏给学生，他们怎会在五十年后还她一颗心？作为女儿，我只在这里主要回忆一下让庐时期的母亲袁昌英。
她是一个事业和婚姻家庭两不误的女人。留学英国期间，她由外祖父介绍认识我父亲杨端六并与他订婚。一九二一年回国后，他们在北平结婚，我父年三十六，母年二十六。经济学家杨端六为人正直、忠厚、实际、爱清静，不耽于幻想，事母至孝，喜读古书，对新文学无兴趣。文学家袁昌英则热烈、浪漫、激情、喜幻想、爱生活。背道而驰的性格和情趣，却并不妨碍他们互敬互爱。深厚的信赖感，是基于人品和操守，共同的道德观、价值观。他们有过和美的婚后生活。在经济条件优越的战前，居住在世外桃源般的珞珈山，平时各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与二三知己品茗畅叙，假期则双双携儿出游，陶醉于山川林泉。但在漫长艰苦的抗战岁月，国事忧心，生活重压，给家庭生活投下阴影，磨擦就难免了。父亲性本趋向怀疑保守。他的人生追求是：只治学，不做官。在乐山，他几次推辞了蒋介石要他去重庆任职的邀请，除了去开过几次国民参政会，坚守着教学岗位。他的一句口头禅是：“人怕出名猪怕肥（壮）。”他这样说，母亲就半玩笑地顶他：“人要出名猪要肥。”那些年，眼看日寇节节进逼，铁蹄踏碎了大半山河，父亲忧虑重重，看不到希望。母亲却总能保持精神的昂扬。家住石乌龟时，父亲常独自关在书房里，或者在菜地里干他酷爱的园艺。晚饭后，母亲同着我和弟弟常到岷江边公路上散步，海阔天空地闲聊，有时幻想胜利后回到珞珈山怎样布置家园。和母亲在一起，心中充满着幸福感，母亲是照亮我整个宇宙的太阳。
到让庐后，环境改变，这样的闲情雅兴就少了。一家人挤在不大的空间里，磕磕碰碰，和美的家庭合唱中常会夹杂不谐音。每到这时，母亲就躲出去找朋友，然后心境平和地回来。父亲是个家庭责任感极强的人，他为一家生计操心最多，难免烦躁。我作为家中的“壮劳力”，自然也要花许多时间在做饭洗衣劈柴上。看到同学们可以心无二用地读书和参加活动，我心理上也很不平衡。这时，理解和同情我的母亲就来宽慰我。她说，一个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不宜整天关在家里，守着父母。依照她的意思，下一年我就住进了宿舍。
天下母亲无不是慈母，我的母亲不仅仅是慈母，她还是我的导师、知心朋友。她见我从小倾向于文艺，把我当棵苗子培养。从我上大学，就领着我在文学道路上探步，鼓励我翻译，写作，为我看稿子，联系杂志社。我的作品获得发表，受到好评，她快乐得像个得到礼物的小孩。我的小说《萦》拿了一千元稿费，父亲也高兴，和我商量怎样用这钱，建议我买两双皮鞋（那时买一双皮鞋可是大事）。母亲却不考虑这些，只鼓励我趁热打铁多多写作，为当作家打下基础。我毕业时，她又为我出国留学不遗余力，为了我有一个好的前途，她操尽了心。
她的母爱也及于子侄们。那时我和三位堂姐堂兄都读武大，住宿舍，伙食差。母亲总叫他们来家补充营养，每来必准备好菜，让他们饱餐一顿。她尽管忙，还主动每周抽出一小时教他们法文。性情温厚的宜福姐尤其和母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九二年，她和伯母分别四十六年后，写了一篇深情的《回忆伯母袁昌英》（《珞珈》第一一〇期）。文中提到二十年代我母亲鼓励她母亲学文化的事。“在她的鼓励和我父亲的耐心帮助下，几年后，我母亲竟然从一个半文盲，进步到能读报纸，看《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还能背诵唐诗。我母亲十分敬佩我伯母，将她作为榜样要求我们。”文化程度悬殊的两妯娌建立起这样的情谊，是不多见的，足见我母待人的厚道，热肠。我的另一位堂姐杨安祥也读外文系，受业于我母亲。她后来去了台湾，定居美国，写了不少书在台湾出版，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海外华人作家。我在《母语之恋》（载《中国之友》一九八九年三、四合期）中对她作了报道。
五十年代后期，当打击的重锤当头落下时，父亲和母亲互相搀扶着走过风雨人生路，谁也离不了谁，直到死亡把他们分开。
四、晚景
三位好友的晚景，又各不相同。袁昌英在“文革”中被赶下乡，一九七三年，孤身度完凄凉的暮年，终年七十八岁。一九八一年，这位当年叱咤文坛学苑却被遗忘了三十年的女作家，第一次重见天日（见李杨：《学者、作家袁昌英》，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她的作品被多次重印，她在中国文学史上重新取得了她应有的地位。一九七〇年陈源逝世后，凌叔华在海外独自度过漫长的岁月，难以泯灭的故土之恋，驱使她于一九八九年叶落归根，一九九〇年在欢庆九十寿辰之后宁静地阖上双眼。她的遗骨与陈源的骨灰合葬在苏州的陈家陵园。苏雪林在台南，在成功大学退休后，在家继续她的文学事业，如今已届百秩高龄。虽无亲人侍奉汤水，但有胜似亲人的朋友、同事、学生们的悉心关怀照顾。她的那支不知疲倦的笔，仍在挥洒。一九九四年，她的母校武汉大学图书馆专门开设了“苏雪林资料中心”，收藏并展示她的著作及与她有关的文献资料，供学人研究，她的作品、自传，也陆续在大陆出版。
听说，凌叔华一九六〇年回国那次，曾提出要去武大看袁昌英。可袁昌英那时正戴着双重帽子，挥着大扫把扫街，自然是没有看成。她们就永远失去了见面的机会。苏雪林在台湾，更不可能见到袁昌英，不过她为纪念亡友，在台湾为她重印了两本书。凌叔华和苏雪林一九七〇年还在台湾见过面，也一直在通信。
让庐岁月，已是深埋记忆底层的陈年旧事，负载着太多的甜蜜和太深的痛楚。若不是为了保存一页史料，我轻易不去触动它。
草于一九九六年秋
（原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七年第三、四期，收入本书时编者征求了杨静远先生的意见，做了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