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还会利用自己在兄弟间居长的地位，拢络一些德高望众、尊礼守旧的老臣，呼吁不要破坏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曹丕还费心博得了曹操的宠妃王昭仪的好感。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加上曹植的浪漫气质和政治上的不自爱，曹操在去世的前两年，终于正式立曹丕为太子，曹丕得到这个消息后竟高兴地搂住丞相长史辛某的脖子说；“辛君知我喜不？”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在洛阳病故，遵他的遗嘱，曹丕把父亲的丧事办得十分节俭。这年十月，在曹操一生所奠定的基础上，曹丕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建立了魏国，为魏文帝，并把国都从邺城迁到了洛阳。曹丕终于十分得意地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
曹丕即位后，即多次兴兵东伐南征，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以振奋人心、炫耀武力为目的的，因此也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鉴于东汉外戚宦官干政所造成的政治混乱，曹丕下令后族不得辅政，并规定了宦官的官位极限。在用人问题上，曹丕改变了父亲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接受陈群的建议，设“九品官人之法”，取仕开始制度化、有序化。他复兴儒学，放宽刑律，到民间访贫问苦，使百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休养生息，在他短短五年零七个月的皇帝生涯中，基本上做了一个守成之君。
尽管曹丕表示要效法汉文帝的“宽仁弘厚”，并为此违背了曹操生前要做周文王的意愿，追谥父亲为“武帝”而把“文帝”的名号留给了自己。但是他气量偏狭，一继位，就把在立太子之争中所结怨气发泄在自己的兄弟们身上。曹丕把他们远封各地，不得擅留京师，不得相互通问，不得离开封地，还派了“监国使者”对他们严加督责，使他们动则受咎，人人自危。对待过去的力敌曹植以及因支持曹植而得罪自己的曹彰，曹丕的报复更是毫不留情。这时他们早已丧失与曹丕相抗衡的力量，但曹丕还是在黄初四年把曹彰毒死了。曹植也曾两次被监国使者诬奏，都差一点被议成死罪，只是由于母亲卞氏的干预，才幸免一死。过去，曹丕曾向他的族叔曹洪借钱，但是曹洪没有借给他，继位后，曹丕就向自己的这位族叔进行报复。这样，曹魏政权基本上剪灭了宗室的屏卫势力而依靠异姓大臣，这也是日后司马氏得以篡权建立晋朝的关键因素之一。
和父亲一样，曹丕较有见地地布置自己的丧制说：“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所以他选择洛阳的首阳山东麓为自己的葬地，他要求寿陵依山而建，不夺农田，不聚封土，不植树木，不立寝殿，希望换代之后人们不再知道坟的所在。他说，“如果有谁违我今诏，对我的坟陵妄加改造，害我在地下不得安宁，便是不忠不孝，假使死者有知，我将不给厚葬我的人以好运。”曹丕为了达到薄葬的目的，还把上述关于丧制的诏书抄成几份，分别收藏在不同的部门。黄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曹丕病故于洛阳，享年40岁。于是乎“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国内仅服丧三天。
在文学上，史载曹丕创作了上百篇诗文，但现存完整的诗文只有四十余篇。他的诗多反映宫廷生活，也有描写征夫离妇的思念之情和政治军事生活的作品。历史上有人认为曹丕“去植千里”，说他比曹植差之千里，恐怕也有欠公允。曹丕的作品不拘格式，活泼自如，节奏起伏多变。他把两汉民歌中出现的七言诗运用于文人诗作，《燕歌行》是其杰出的代表。所以胡应麟评价他在中国诗歌史上“开千古妙境”。比较突出的还是曹丕《典论》中的《论文》篇，它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他把文学提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扼要分析了前人以及时人各自的文学特点，提倡创作的个性，对于后代中国文学、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曹丕晚期的作品，由于身分的变化以及忙于政务，开始有些浮夸和官腔。史载，曹丕还主持编辑了中国的第一部类书《皇览》，共八百多万字，尽管此书现已不存，但它在文化建设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
刘劭与《人物志》
三国时期，为了能在对峙局面中占据上风，乃至统一天下，各国都十分重视选拔和任用人才，但选拔人才的标准和方法各不相同。求贤若渴的曹操四次颁发“求贤令”，率先提出不管出身门第高低，不论关系亲疏远近，也不苛求人品完美无缺，“唯才是举”的选用标准；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意在评定人才的高低优劣后再量才任用，但实施的结果却以门第高低作为选用人才的首要条件，这一用人方法也随之沦为门阀世族巩固其特权地位的手段，可谓事与愿违。与曹魏不同，诸葛亮以德、才、学、识、能、忠、义、信八条标准来全面衡量和筛选人才，侧重选拔德才兼备类型的人才，并强调要从意志、应变、知识、勇敢、性格、廉洁和信用七个方面，仔细考察，鉴别人才，了解他们的优劣高低。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选拔人才究竟应当坚持什么样的标准？如何识别不同类型的人才，以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做到人尽其才？这类问题不仅困扰着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为他们所关注，而且还以“才性之辨”的形式，成为玄学家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之一。可以说，当时的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对人才问题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人才学专著《人物志》诞生了，它的作者是三国时期魏国的刘劭。
刘劭是魏国广平郡邯郸县（今河北邯郸）人，生卒年份不详，主要活动时间在公元195-245年之间。他博学多能，对哲学、文学、法律，礼乐、制度各科均有一定的研究，而且都有相应的专著问世。仕途也比较顺利。曹操当政时，他开始步入政坛，担任主管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计吏一职。魏文帝时代，刘劭多次升迁；明帝继任后，他又从中央政府调到地方，担任陈留郡（今河南开封、民权一带）太守，勤政廉洁，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赞许。由于他为官勤勉，政绩突出，魏废帝继位后，封他为关内侯，可谓善始善终，功德圆满。刘劭的著作很多，《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
《人物志》共有3卷，分为《九征》、《八观》、《材理》、《流业》、《材能》、《英雄》等11篇，集中探讨了才性问题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其它问题。
才，在《人物志》中写作“材”，就是通常所说的人的才能；性，指的是性情，包括人的禀赋、气质、脾气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刘劭认为，成才主要靠的是学习，由于人们学习时刻苦，努力程度不同，再加上外在环境和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才能表现是不同的，归纳起来，可以分为12种类型：
1.清节家：其特点是德行高尚，举止得体。春秋时期齐国的贤相晏婴就属于这种才能类型。
2.法家：其特点是建立法制，强国富民。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管仲，属于这一类。
3.术家：其特点是思维敏捷，谋略奇妙。楚汉之争中帮助刘邦取胜的张良属于这一类。
4.国体：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兼有清节家、法家和术家三家之长，既是国民的道德榜样，又能以法律整治天下，运筹帷幄，决策千里。商朝贤相伊尹，辅佐周武王的姜子牙都属于这一类型。
5.器能：其特点是部分地兼有清节家、法家和术家的才能，德称表率，法正乡邦，善于应变。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郑国执政子产是这类才能的代表人物。
6.臧否：其特点是虽具有清节家的才能，但不够宽容，喜欢嘲讽，能察是非。孔子的弟子子夏属于这一类。
7.伎俩：其特点是虽具有法家的才能，但不会深谋远虑、从长计议，而做一名部门长官时，却能高招迭出，游刃有余。汉宣帝时代的名臣张敞、赵广汉是这种才能类型的代表人物。
8.智意：其特点是虽有术家的才能，精通权变之道，但不具备雄才伟略，不能担当创建制度、法则的重任，机智有余，公正不足。西汉名臣陈平、韩安国属于这种才能类型。
9.文章：其特点是善于著书立说，并且卓有文采。两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属于这种才能类型。
10.儒学：其特点是能够传授先圣先哲的大业，注经解惑，但不善于从政问事。秦汉之际为《诗经》作注的毛公属于这一才能类型。
11.口辩：其特点是长于诡辩，虽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来往应酬之际，却能随机应变。战国时期燕国名将乐毅和汉初知名辩士曹丘生都属于这种才能类型。
12.骁雄：其特点是胆略过人，威猛异常。战国时期秦国名将白起和秦汉之际著名军事家韩信都属于这种才能类型。
把人才类型作了这种区分之后，刘劭特加说明：这12类才能，都只能担当人臣之任，与人主无关；人主聪明平淡，却能总领众才，分别委以重任，而不需亲自过问政事。可见，刘劭人才论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如何使各种人才更有效地服务于封建统治。
在刘劭看来，不仅人的才能有别，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这是因为，人是禀赋阴阳之气和五行之体才形成性情和形体的，阴阳、五行属性的差异，决定了人们性格的不同。大致说来，人们的性格也可以分为12种，各种性格都存在着优缺点：
1.强毅：率直刚毅，矫枉过正，失在偏激。
2.柔顺：优柔安愁，处世宽容，失在寡断。
3.雄悍：勇猛慓悍，雄才大略，失在多忌。
4.惧慎：小心翼翼，谨慎谦逊，失在多疑。
5.凌楷：中坚骨干，勇往直前，失在专横。
6.辨博：辨析理绎，博大宽广，失在流荡。
7.弘普：宽宏大量，博爱周洽，失在混浊。
8.狷介：洁身自好，朴素节俭，失在拘谨。
9.休动：举止大方，争强好胜，失在疏阔。
10.沉静：娴静沉稳，精于玄妙，失在迟缓。
11.朴露：率真质朴，忠厚诚实，失在迂腐。
12.韬谲：韬光养晦，狡诈多变，失在无常。
刘劭认为，人的性格是生来如此，无法改变的，它对人们才能的发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鉴于这种情况，在选用人才时，不仅应当注意人才的不同类型，区别对待，还应当结合他们的性格，利用其性格优点，避免其性格缺陷，使所选人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才能。那么，如何识别人才的性格呢？刘劭认为，从人才的语言、仪表、气色、举止、筋骨、精神等九个方面去观察，就可以发现他们性格上强弱、勇怯、躁静、缓急的不同。这就是所谓的“九征”。在此基础上，刘劭进而提出了，包括“八观”、“五视”在内的一套自以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识别不同性格，不同才能的人才，如“观其所短，以知所长”，“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富，视其所与”“贫，视其所取”，等等。
从哲学上看，刘劭的“才性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如用阴阳五行来解释性格的形成以及把性格说成是永恒不变的），缺乏科学性。但他在《人物志》里对人才和性格所作的分类以及所提出的“九征”、“八观”、“五视”等识别人才、选用人才的一整套原则和方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人物志》作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人才学著作，同时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心理学著作，功不可没，值得我们去了解和研究。
陈寿和《三国志》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几经亡国之痛，一生际遇坎坷。因为聪明好学，为人正直，得到朋友的敬重，却又因为不愿趋炎附势，得罪权贵，忤逆世俗，招致种种非议；所著史书，叙事得法，有人因此称他为“良史”，将他与古代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等人相提并论，又因为书中曲笔隐讳，记述失实，为当朝统治者隐恶扬善，备受后人责难。这位集褒贬、毁誉于一身的史学家，就是魏晋时期的陈寿。
陈寿（233-297），字承祚，出生于三国时代蜀国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市），历经魏灭蜀、晋代魏的社会变故，病死于西晋惠帝元康年间，享年6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