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少年时代拜颇有名气的史学家谯周为师，学习历史。谯周认为他聪明伶俐，文采过人。这段学习经历对陈寿影响很大，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开始精读古代历史名著《尚书》、《左传》、《史记》、《汉书》，研究撰写史书的方法和体裁，并着手搜集、整理蜀汉地区乡邦人物事迹，在此基础上，写出了《益部耆旧传》十篇。同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陈寿也不例外地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出任蜀汉政权的观阁令史，主管文献档案工作。这期间，宦官黄皓专政弄权，许多官员都阿谀奉迎，唯独陈寿不这样做，结果多次受到贬斥。偏偏他又不肯向世俗低头，在父死居丧期间，不幸染病后，他不顾封建礼教约束，让婢女给他调治药丸。这下可招惹大祸了，人们议论纷纷，陈寿也因此被罢官；闲居在家。这已经是魏灭蜀、晋代魏之后的事。这样过了几年，经过爱才的晋朝中书令张华的推荐，陈寿先后担任过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的职务。在任佐著作郎期间，他受人委托，编写诸葛亮事迹，最后于公元274年，编辑成《诸葛亮集》24卷。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中国统一，这时陈寿48岁；开始整理三国史事。在他之前，记述三国历史的书，已有好多部，但都限于一国史事，或专记孙吴，或只写曹魏，而且蜀汉没设史官，国史缺而不录。陈寿利用自己曾是蜀国人，熟悉蜀国历史，又编过《诸葛亮集》、《益部耆旧传》，了解写史方法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参考关于魏、吴历史的其它著作，创造性地合三国历史为一书，最后撰成魏书、蜀书、吴书共65卷，定名为《三国志》。张华看到这部书，很欣赏，遂推荐陈寿任中书郎。权臣荀勖嫉妒张华，转而迁怒于陈寿，把陈寿从中央调到地方，担任一个地方的太守，陈寿借口母亲年老需要照顾，坚辞不就。母亲临终时，嘱咐他把她葬在洛阳，陈寿照嘱办理，又受到众人的指责，说他没有把母亲归葬原籍蜀中安汉，是不孝的表现，于是再次遭到贬抑。几年以后，朝廷调他任太子中庶子一职，还没来得及到任，就病死于洛阳。
陈寿很有才学，但身逢乱世，朝政腐败，权臣肆虐，生性耿直、不肯屈就的他，自然是很不得志。正如常琚在《华阳国志》里所说，陈寿所得到的地位、名望远远不能反映出他的才能，当时就有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生平所著，除《三国志》外，均已亡佚。即便《三国志》一书，也是他死后，经了解这部书的有关官员的请求，由朝廷命地方官派人到他家里去抄录，保存于政府才得以流传下来的。
《三国志》完成后，得到的评价非常高。见到稿本的人都称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张华甚至把他与司马迁、班固相提并论，并且准备让他写《晋书》。当时有一个名叫夏侯湛的史学家，正在撰写《魏书》，待见到《三国志·魏书》以后，自愧弗如，主动毁坏自己的书稿而作罢。这足以说明当时人对陈寿和《三国志》是何等的推崇！我们只须看看《三国志》的编纂方法，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
前面我们讲过，陈寿之前，关于三国历史的著作已有不少，但都限于记述一国史事，这本身就说明，想写一本融三国历史于一体的史书，绝非易事。而陈寿写这本书，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你想，要把一个头绪纷杂的时代，用长于人物传记的纪传史体归纳为一书，反映出历史的全貌，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陈寿当时已做了晋朝的官，晋朝是承袭曹魏而统一全国的。在这种情况下，既要真实地反映出三国鼎立的历史面貌，不能任意贬低蜀、吴两国的历史地位，又要不触犯晋代魏而立这一政治现实，爱晋及魏，突出魏在三国中的特殊地位。为了处理好这种关系，陈寿熬费了一番苦心。首先，他摒弃了当时人写三国史以魏为主，附记蜀、吴的做法，独辟蹊径，采用三国历史并叙的体例，然后在体例形式上做了点手脚，让《魏书》居前，并给曹魏的几个皇帝分别加上“帝”字，而蜀、吴的皇帝只称“先主（刘）备”、“吴主（孙）权”，均不加“帝”字，以示区别，但在记事时一律按年叙事，与记魏帝的本纪没有实质上的不同，实际上还是把蜀、吴放在与魏同等地位的，而且书名也反映了他的这一意图：分署《魏书》、《蜀书》、《吴书》，以明鼎足三分之态势，全书又统署为《三国志》，这就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又让当朝统治者无把柄可抓。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三国历史能够采用这样一个总揽全局的处理办法，足见陈寿是一位很有创见的史学家。另外，《三国志》的“列传”覆盖面很广，举凡三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艺、科技和学术思想领域的重要人物，都被网罗其中；文章简洁，文字精炼，常常着墨不多，就能把人物的神态和心态表现出来；人物个性鲜明，评价公允得当，这些都是备受后人称颂的《三国志》的优点。
《三国志》的优点固然不少，但它也有一些问题，引起后世的批评与责难。其中争议最大、责难最多的就是所谓“正统”问题。《三国志》明显是以魏为正统的，魏国的帝王都列本纪加以记载，蜀、吴的皇帝则只用列传记载。后人认为应以刘姓的蜀汉政权为正统，因为它是承汉朝而立的，魏为异姓政权，属“篡逆”。当然，也有人赞成陈寿的做法，如宋朝大史学家司马光。“正统”论随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完全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种争论在今天已毫无意义。后世对《三国志》的批评，意见比较一致和集中的是，没能据事直书，曲笔回护太多，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太过份了。这一批评，击中了《三国志》的要害。例如，魏国齐王曹芳被废黜一事，完全是司马师一手策划的，事前太后一点也不知道，《三国志·齐王芳纪》却记载了太后的诏令，历数曹芳无道不孝的罪恶，说明他应当被废黜。魏蜀之间的战争，凡魏国取胜的就大书特书，而蜀国取胜的，则一笔带过甚而只字不提。凡比种种，说明陈寿屈从于当权者的压力，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这正是《三国志》思想性较差的具体表现。此外，《三国志》在叙述历史时，大肆宣扬天人感应和皇权神授的迷信思想，过分夸大英雄人物的作用，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反映了他在历史观上的局限性。没有给当时的名医张仲景和发明家马钧立传，更是不可原谅的疏漏。至于只有纪传而没有志，简洁有余，文采不足等等，都是《三国志》的缺陷。鉴于《三国志》的缺点也不少，现在史学界一般认为，《三国志》虽有很多优点，但比起《史记》、《汉书》要逊色得多，甚至不如范哗的《后汉书》。
值得一提的是，《三国志》问世后130多年，裴松之在旁征博引150多种书籍的基础上，为这本史书作注，写出了著名的《三国志注》，同为不朽之作。我们今天研读《三国志》，必须同时看裴注。
刘徽著《九章算注》
魏晋时期，有一位名叫刘徽的杰出数学家。他在数学领域做出了很大贡献，而最主要的是为我国古代数学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做注。他撰写的《九章算术注》一书，共有9卷，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九章算术》是东汉初期（公元1世纪左右）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数学方面的专著，书中总结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数学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运用的数学知识，以问题形式编写，收录了246个应用数学问题和各类问题的解法，分成方田（田亩面积计算）、粟米（各种粮谷间交换的比例问题）、衰分、均输（也是讲不同类型的比例问题）、少章（由已知图形的面积和体积求边长的问题）、商功（各种体积的计算）、盈不足（研究盈亏一类的问题）、方程（介绍了联立一次方程组的消元解法）、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及相似直角三角形的解法）等九章，其中还包含了系统的分数四则运算，面积、体积的计算，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各种分配比例问题，正负数概念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多元一次方程的解法及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等，内容涉及的面也很广，如算术、几何、代数等，《九章算术》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数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九章算术》虽是一部经典著作，但它对所列问题的解法或结论缺乏必要的解释和说明，对所依据的理论也没有做系统的探讨，这就妨碍了数学的进一步发展。刘徽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不畏艰难，决定为《九章算术》做注，这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大约在魏陈留王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刘徽开始注解《九章算术》，他在序言中说；“我从小学习《九章》，长大后又仔细阅读，观察阴阳的分割，总览计算方法的根源，探讨深奥玄妙的空闲，便领悟了《九章》的本意。因此敢竭尽我愚笨的才智，采摭我所见到的书，给《九章》做注解。”刘徽在注解《九章算术》时，精辟地阐述了各种解题方法的道理，提出了简要的证明，论证了解法的正确性，并指出了一些近似解法的精确程度和个别解法的错误。在注解《九章算术》时，他还提出了许多具有创造性的理论，对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刘徽在注解《九章算术》的过程中，创立了“割圆术”，为计算圆周率建立了严密的理论，提供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他正确地指出利用《九章算术》中的圆周率等于三的数值来计算面积，所得出的不是真正的圆面积，而是圆内接正六边形的面积，他把圆内接正六边形依次分割为正一百九十二边形，计算出圆周率为3.14。他还认为圆内接正多边形的边数越多，就越同圆周近似，这就是现代数学中的极限概念。圆周率是数学上的一个重要数据，计算圆面积、圆周长、球表面积和球体积等，都离不开圆周率，所以，推算出它的准确数值，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世界数学史上，许多国家的数学家都曾把圆周率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为求出它的精确数值付出了很大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历史上圆周率数值的准确程度，可以衡量这个国家数学的发展情况。刘徽的贡献就在于他开创了圆周率研究的新阶段，推动了我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刘徽在注解《九章算术》时除了创建了新的体系“割圆术”外，他还运用了“齐同术”，即分数加减法中的通分法，用“今有术”来计算各种比例问题，用“图验法”对各种平面图形的面积公式“以盈补虚”来证明，用“棋验法”拼凑证明各种体积公式。他还分析了立方体，堑堵（正三角柱）、阳马（一棱的底面垂直的方锥）、鳖臑（直角三角锥）等形体间的关系。他也用同样的方法研究了圆锥、圆亭（圆台）的体积。
刘徽的生平年代和事迹，不知为什么史书记载很少，只知道他生活的年代约在公元3世纪的魏晋时期，他致力于数学的研究，在我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他除了著有《九章算术注》以外，还著有算术方面的其它著作，如《九重差》一卷，《九章重差图》一卷。在唐朝初年，《九章重差图》已经失传，但值得庆幸的是《九重差》一卷一直流传到了现在，被称为《海岛算经》。刘徽的《九章算术注》已经成为世界性科学名著，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在世界数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代枭雄曹操
汉永寿元年（公元155年）曹操降生在一个达官显贵的家庭里。祖父曹腾是费亭侯，任大长秋，父亲曹嵩的官职也不小，做过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到后来又用钱捐了大尉。虽说祖父、父亲的官职很高，但由于祖父是个宦官，所以门第并不高，称不上“望族！”
曹操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自然要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少年时象东汉时许多官宦人家的子弟一样，生活放荡不羁，常常臂架猎鹰，骑马带上猎犬到野外打猎。有时和绿林中人练习刀枪、骑射，他因此长就一副强健体魄，练就一身马上步下的好武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