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延续生命
中国古代有句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就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所谓宁静就是保持心境的平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处之泰然，这样才能看的更远，了解的更深刻。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坚持把官吏的道德自觉和克已修身看成是实行德治的首要前提。在他们看来，国家各级官吏品德的优劣，直接决定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决定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儒学提到：“欲治国，必先正百官、立官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认为：身为执政者，要宽容大量，有礼有节，使人有敬畏之心，才能受人拥戴；否则，就不能信服臣民。因此，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孟子主张为官者为政也，为政者须“慎独”。即统治者要通过自我省察、自我克制来提高道德修养，在无人知晓，无人监督而又有机会谋私利的条件下，也能严于律已，做到人前人后一个样，顺境逆境一个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则进一步强调了人要自觉克制自己的各种不良欲望，不断反省哪些行为超越了“礼”的规范。因此，德治思想历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循循告诫各级官吏要修身正己。
晏婴，出身齐国名门贵族晏氏，齐灵公二十六年继任上大夫，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长达四十余年，是春秋后期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也是早期中国有名的清官廉吏。据考证，他不仅生活节俭，廉洁奉公，而且还是我国先秦时期卿大夫中力倡廉政且躬行不怠的第一人，被后人誉为名相或贤相。他的言行事迹有《晏子春秋》一书流传于世。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主贵族凭借其世卿世禄的特权，生活极端腐朽堕落，奢侈之风盛行。晏婴虽然身为辅相，却大力倡导俭朴节约，并且身体力度“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以清廉节俭为齐人所称道。
晏婴平时穿的是粗布衣服，即便祭祀祖先也不过把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三十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步行。景公知道后，觉得晏婴乘坐的车马与他的身份太不相称了，便三次派人送去新车骏马，却都被晏婴拒绝了。
晏婴在生活上节俭，衣着打扮朴实，却有忧国忧民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他做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孜孜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思想家孔子曾经称赞晏婴说：“他关心民间疾苦、救民于苦难而不自夸，德行高尚足以弥补齐国三代君主的过失而无人可比，晏子真可称得上是君子啊！”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在其皇皇史学巨著《史记》中为晏婴作传时，将他比作管仲，还禁不住赞叹说：“如果晏婴还活着，哪怕让我司马迁为他执鞭驾车，我也心甘情愿啊！”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清朝著名的清官于成龙，在他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少有大志，自幼过着耕读生活，受到过较正规的儒家教育。顺治十八年，已44岁的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无理良心”的抱负，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城为县令。罗城新隶于清统治下不到两年，由于局势未稳，两任知县一死一逃。于成龙到罗城时，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居民六家，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他只得寄居于关帝庙中。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仆从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毅志，扶病理事，迈开仕宦生涯的第一步。
罗城县百废待举，首要在于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于是，于成龙采取“治乱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境内初安后，他又约会乡民练兵，甘冒“未奉邻而专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条”的后果，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渠魁府首乞恩讲和，抢掳男女中只尽行退还”。接着他又在全县实行联防，从此，“邻盗”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在深得民心之后，他又以刚柔并用的斗争策略，解决了“数大姓负势不下”的问题，使这些一向桀骜不驯的地方豪强“皆奉法唯谨”。三年之间，就使罗城摆脱混乱，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
对廉洁有为的人材，于成龙反对论资排辈，他对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异议，认为不利于吏治建设，造成“问其官则席不暇暖，问其职则整顿无心，势彼然也，”常常使“远大之辞，困于百里，深为可惜！”为此，他屡上疏推荐人材。如直隶通州知府于成龙（史称小于成龙）、江苏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较有作为的清廉官吏，由于他的举荐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于成龙的清正廉洁可谓是铸造了一座丰碑，是所有为官者的楷模。廉洁，简而言之就是不损公肥私，不贪污受贿。廉洁是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石，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拒腐防变的必备素质，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和弘扬正气的高尚情操。
在近代历史上，正是无数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品质成就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业，周总理的廉洁从政更是深入人心。周总理出生在江苏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最终没有同意。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总理说：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陈毅元帅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就是在提醒为政者要清正廉洁，绝不能以权谋私。
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
“畏”是一种哲学，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显赫的人物，虽其生前毁誉参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一生严于治军、治家、修性，实践了立功、立言、立德的封建士大夫的最高追求，被后世视为道德修养的楷模。1917年，曾国藩的同乡毛泽东在给友人信中就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蒋介石更是把曾国藩奉为终身学习的楷模。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自勉和告戒：“余以名位太隆，常恐祖宗诒之福自我一人享尽，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贤弟之用以自惕，且即以自概耳。”，“不寄银回家，不多赠亲族，此廉字工夫也。”，一个“廉”字体现出了曾国藩廉政为民的拳拳之心。
要做到清正廉洁，必须注意防微杜渐，在小事情、小问题上注意培养良好的作风。新奥尔良在密西西比河两岸地区的海拔低于海平面5到15米，惟一能够保护这座城市的就是沿河的防洪堤。1883年5月，防洪堤上发现了一条小裂缝，河水通过裂缝流进了这座城市。刚开始，几包沙子或几袋泥土就把裂缝堵住了，人们忽略了这条小小的裂缝，几个小时后，它们已经无法阻挡巨大的水流，后果已经无法挽回。这个例子说明，“小错误”随时有可能演变为“大错误”。对于小错误，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将祸患制止于未发之时。
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如果在某些事情不注意控制自己的欲望，必将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原因就在于生活作风不端正，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以至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要做到清正廉洁，心中必须“宁静致远”。
有一句警言说：“鸟翼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远不能在天上翱翔”。诚然，作为领导干部来说，一旦被金钱、名利、私情所累，心中便装不下人民利益，理想信念便会蜕化变质。所以，作为领导干部，要常思百姓疾苦，常怀为民之心，常谋富民之策，常兴利民之举，把权力用在维护群众利益上，落实在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中，自觉抵制“私欲”膨胀，摒弃“利欲”攀比，战胜“物欲”诱惑，把廉洁从政视为“仁者之德，为官之宝，从政之本”，克己奉公，持正守白，把为官的根基扎根于人民群众的沃土中。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
廉政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其终极目标是培养民众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使廉政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成为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这个目标，仅仅把廉政教育锁定在党政干部身上是不够的，而应该牢固树立“大廉政文化”理念，将其延伸到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清政廉洁离不开监督，尤其是来自群众的监督。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教育，而忽视了对普通民众廉洁意识的宣传和廉洁行为的培养。领导干部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舆论环境对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产生潜移默化而又十分深刻的影响。如果道德要求与外部环境大相径庭，那么即使是善良的动机也难以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改变那种廉政只与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有关而与普通民众无关、廉政教育的对象只是领导干部而不是全体民众的错误倾向，下大力气加强整个社会的廉政文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