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艺术成就
钦努阿·阿契贝在1966年初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人民公仆》，它形象地反映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社会的各种主要矛盾，无情地抨击了黑暗的现实、腐败的政治和无耻的政客。在这部作品中，作家对道德冲突作了新的处理，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的本质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刻。在以前的作品中，阿契贝主要致力于“非洲过去的重新发现”，使非洲人民了解自己的文明、历史和传统，为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医治殖民统治所造成的人的心理创伤，为建立新的生活奠定基础。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非洲大陆发生了重大变化，作家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把目光转向现实社会生活，要干预生活，揭露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阿契贝以作家高度的时代感和责任感，紧紧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通过他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和深刻理解，以其高超的艺术才能创造出了《人民公仆》这部当代非洲长篇小说中的力作，这是他的社会观和文艺观的实践结晶。
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是围绕文化部长南嘎议员和语言学校教师奥狄利·萨马鲁这两个人物展开的。他们在政治上互相对立，在基本的道德问题上界线分明。他们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构成了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南嘎这位在朝政客，尽管是个半文盲，却是堂堂的国会议员并身居文化部部长的要职。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卑鄙贪婪、狡诈无耻。他的道德是一种原始道德，而且含混不清。书中主要描写他是一个伪善的政治投机家。他表面上奉行的信念是：“不求索取，但求奉献。”但在内心深处的座右铭却是：“行我权力，羞煞魔鬼”。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保住他的地位和权利。南嘎有一种能够抓住选民的天生才能，但他也随时准备行贿、舞弊和胁迫。他对选民们想得到什么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力。因此，“人民公仆”这个称号在他身上既有讽刺意味，又含有某种真实性。当着选民的面，他可以口口声声许下很多堂皇的诺言，但一离开选区，这些诺言也就变得一文不值。“也许正是这种伪善的权力欲，使南嘎这样的人变为成功的政治家，而那些眼睛瞪得老大的理想家们，却试图将其他领域那种美妙高雅的行为带进政治。”这就使他所代表的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有一种讽刺性的虚伪。他卑鄙而又巧妙地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义务对立起来，玩弄愚昧的选民于股掌之间。对他本人来说，这是他的成功和幸运，但对于社会来说，这是很可悲的。最终，这种腐败的政治导致了军事政变，而南嘎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即叙述者是语言学校的教师奥狄利·萨马鲁。他是南嘎的政敌和情敌。尽管作者明写的是南嘎议员，但叙述者奥狄利比起南嘎来却有着更为深刻的典型意义。奥狄利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西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出生在乡下，他母亲在生他时难产而死，因此孩子们都骂他是“踩碎妈妈天灵盖的坏蛋”。他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翻译官，这种差事是为当地人所鄙夷的，这意味着他是这个地区最不令人喜欢的人的儿子。这两个事实造成了这个敏感的孩子的孤僻和冷漠的性格。他在小学三年级上学时，南嘎是他的老师，后来南嘎弃教从政成为国会议员，名字经常在报纸上出现，成为他崇拜的英雄，他进入大学后也成为南嘎所在的“人民组织党”的积极分子，但在1960年的经济危机中，这种崇拜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在旁听议会的辩论中，亲眼目睹了南嘎为了自己的升迁，率先发难对当时的财政部长在政治上进行责难和攻讦中所采取的无耻和卑劣手段，愤而退出了尔虞我诈的政界。当小说一开始写到南嘎到奥狄利所在的学校访问时，奥狄利采取了傲然而冷漠的态度对待南嘎，但当南嘎认出了他并表现出少有的热情邀请他到首都做客和帮他找到工作时，他对这一建议不仅没有什么反感而且还感到受宠若惊。他到达首都在南嘎豪华的官邸住下的当天晚上，就已经感到：“此刻，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让我当部长，我会极其渴望永远保住这一位置的。”他已在南嘎的影响下开始变化。后来他为了和南嘎斗争，参加了新组建的“平民大会”党，也学会了玩弄他原先所蔑视的政治手腕，并在军事政变南嘎被捕后，也大肆挥霍“平民大会”党存在他手中的资金，就这样，一个南嘎垮台了，另一个南嘎又冒了出来。
阿契贝正是通过这两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一系列事件描绘出了独立后的西非国家的混乱和政治动荡局面：贪污腐化的政客、愤世嫉俗的小知识分子、愚昧无知的民众、虚伪的政党领袖，以及可笑的选举、公开的贿赂、政治上和肉体上的谋杀、军事政变等等。而产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政治腐败。正如作家本人所说“《人民公仆》通常被认为是描写政客腐败的故事。我却宁可把它看作一部描写政治腐败的小说。我之所以在作品中描写政客是因为我在1964—1965年间写作此书时对他们比较熟悉。假如我今天再写这本书的话，那么书中人物可能就是军人了。”
正是由于阿契贝对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日趋深化，并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和历史的进程，因而使得这部作品有着极为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就像一个神奇的预言。我们知道，阿契贝是在1964—1965年间写作此书并于1966年初发表的，紧跟着在1966年1月，就发生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的第一次军事政变，7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军事政变，这就好像是书中的预言兑现了一样。但这决不是巧合，而是作家以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把握住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反映出了历史的必然。“这部小说像一个人看了天上的乌云而预言下雨一样。其问题不是尼日利亚的第一次政变能否发生，而是何时发生……”尼日利亚社会中的贪污腐化现象必然导致作家得出这种结论，军人对尼日利亚社会进行大扫除是势所必然。但是，政变后不久，军政府的腐败就使得充满希望的人民再度陷入绝望之中。他们惊异地发现，“南嘎主义”并非是政客们所独有的产物，军人也能很快地变成南嘎，这好像再一次强调了阿契贝的《人民公仆》的预言性质。阿契贝深刻地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腐败的政客造就了腐败的政治，而是腐败的政治产生了这些腐败的政客。这是他对社会现实历史地辩证地认识的结果。作家告诉我们，打倒一个南嘎，新的南嘎还会出现，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有铲除这种孳生南嘎的腐败的社会根源，才是消灭南嘎的彻底办法。就这一点来说，阿契贝是其他西非作家无法与之相比的，这也是他的作品高人一筹的地方。
阿契贝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讽刺手法的巧妙运用以及对语言的熟练驾驭，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严肃喜剧的性质；不过，这是一部让人们带着痛苦的笑来观看的喜剧。在这里，并没有低级粗野的场面和人物，作家并没有使用夸张、怪诞的手法来渲染，每个人物都是那样的形象逼真。尽管南嘎的半文盲并不是大多数国会议员的典型，但就他的本质来说，却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典型。作家准确地把握住了他的言谈举止，生动逼真地勾画出了这个腐败政客的形象。当他作为文化部长访问语言学校见到奥狄利时，拍着他的背埋怨他不来找他帮忙：“你难道不知道部长就是仆人吗？再忙也要看望他的主人呀！”读者读到这里禁不住会哑然失笑。
除了讽刺之外，阿契贝还善于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出人物行动的心理基础，使人物具有立体感。这突出地表现在奥狄利身上。在作品的开头，我们看到他是以冷漠疏远的姿态迎接南嘎的，但当南嘎认出他并向他表示亲热时，他的清高劲儿立刻就无影无踪了，虚荣心使他受宠若惊，随即变得卑顺起来了。当他在南嘎官邸体验到豪华生活的滋味时，连他也不得不承认：“如果让我当部长，我会极其渴望永远保住这一位置的。”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印证了奥狄利为腐败政治所筑起的防线是多么地容易被摧垮。他从奥狄利的性格和社会环境，即从主客观方面令人信服地刻画出了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描述了他是怎样从一个有抱负的冷漠超然的青年逐步蜕化为南嘎第二的。在这一点上，这个人物有着极为深刻的典型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