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列·索因卡（1934—）是当代尼日利亚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和小说家，也是当代非洲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他用英语写作，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的独创性，特别是在戏剧创作上做出的重大贡献，成为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索因卡原名阿肯旺德·奥鲁沃列·索因卡，1937年7月13日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約鲁巴族世代居住的阿贝奥库塔城，父母都是约鲁巴人，信奉基督教，父亲在当地学校任学监。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度过了他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小学学习时期；11岁时被送往离家几十英里外的伊巴丹上中学，中学毕业后在拉各斯政府医药部门工作过一段时间；18岁时考入伊巴丹大学。伊巴丹大学当时是尼日利亚的最高学府，当代尼日利亚的许多著名作家如小说家钦·阿契贝、诗人克·奥基格博、剧作家约·克拉尔克等都先后和素因卡是同学。索因卡在大学学习期间即已开始了他的诗歌创作。1954年他获得一笔奖学金，前往英国进入利兹大学的英文系深造，利兹大学的学生剧团十分活跃，常常演出欧洲古典戏剧和现代剧，这使他对文学，特别是戏剧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因此。在英国学习期间，他不仅参加学生剧团，还发奋攻读翻译成英文的各国文学名著。当时在利兹大学讲授世界戏剧课和易卜生戏剧课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和莎士比亚戏剧演员乔治·威尔逊对他的影响很大，这一段学生生活为他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英语学位，当了一个时期的教师后，便开始自己的戏剧创作。1958年，他到伦敦皇家宫廷剧院编写剧本和担任审读。伦敦皇家宫廷剧院是50年代英国戏剧活动的中心，在这里，索因卡得以大量接触英美及欧洲各国的戏剧，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他还有机会观摩了许多名剧的导演和舞台设计，自己也参加演出和导演实践。1959年，他在伦敦举行专场演出，朗诵了自己写的著名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演出了他的第一部独幕喜剧《新发明》。
1960年，尼日利亚独立后，索因卡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周游全国，研究民间文艺，致力于把西方的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的音乐、舞蹈、哑剧等艺术形式进行有机的融合，开创了富有非洲乡土气息的西非现代戏剧。他先后组织了由教员、公务员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亲自筹资、编导、排演，使许多非洲新剧得以和观众见面。早在英国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工作期间，索因卡创作的剧本《新发明》和《沼泽地居民》在伦敦上演就引起了“小小的波动”，而当他回到尼日利亚，《沼泽地居民》和他的另一剧本《雄狮和宝石》在伊巴丹上演，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从而确定了他剧作家的地位。此后，索因卡创作了大量的剧本、小说、诗歌和散文，撰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对独立后非洲民族戏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60年代末，在尼日利亚内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奔走在交战双方之间，呼吁停火和谈，被独裁军政府逮捕，关在首都监狱。随后又被转到北部条件恶劣的卡杜纳监狱，囚禁达两年之久。获释之后不久，他去邻国加纳和欧洲流亡了6年。1976年，他回到尼日利亚，在伊巴丹大学戏剧学院、拉各斯大学和伊费大学任教，同时从事戏剧研究。他曾担任非洲作家协会秘书长。作为英国剑桥大学和舍费尔德大学的英语客座教授，他还定期前往欧洲。他同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客座教授。1985年，他被任命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戏剧学院院长。1986年9月被选入全美文学艺术院，成为该院聘请的第三位非洲人院士。1986年10月，瑞典文学院又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首次授予了作为一个非洲作家的索因卡，使他成为东方作家中继印度的泰戈尔、以色列的阿格农和日本的川端康成之后第四位荣膺该奖的作家。在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第二天，为表彰其文学业绩，尼日利亚政府授予他民族勋章，巴班吉达总统还授予他尼日利亚最高荣誉称号“联邦共和国司令”。
索因卡不仅在文学艺术方面显示出才华横溢，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难以抑制自由呼声的拜伦式人物，索因卡一向以直言无忌批评政治闻名，对于军政府与现任文官政府的统治，他从未放弃过批评。为此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疯子与专家》便是他的狱中之作，《死人：狱中杂记》（1972）是他追述铁窗生活的回忆录。1986年，就是他因描写军政府残酷统治的自传、诗歌和戏剧作品，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1994年，他逃离了尼日利亚，定居于美国的亚特兰大，并在埃默里大学任教。
1998年，流亡中的索因卡得以重返祖国。
索因卡是具有多方面艺术才华的作家，文学创作涉及各种体裁和多种题材，已有20多部剧本、小说和诗集问世。
索因卡作为非洲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多才多艺并且最富有创新精神。他的创作主要是以剧本为主，他的戏剧创作丰富多彩，有喜剧、笑剧和悲剧以及富有辛辣意味的社会讽刺剧与政治讽刺剧，还有荒诞离奇的哲理剧等。他的剧本充满象征和比喻，语言犀利，剧情曲折生动，并且富有哲理性。他虽然用英语写作，但他的创作却深深地植根于非洲沃土，因此他的剧本的最重要的主题是；表现急剧变化的非洲大陆上新与旧的斗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反思非洲文化和欧洲文化各自的价值，试图在调解这两者之间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为非洲寻找出路。他的剧本包含着有力的社会批评，而且这些批评是以对人的本性的深刻理解为基础的。他的戏剧创作对当代尼日利亚以及非洲戏剧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索因卡从50年代末起写了十多部剧本。他的戏剧创作，以1960年为分界线，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戏剧创作大多是轻快的喜剧，风格单纯、明朗，富于幽默与讽刺。主要有《新发明》（1958）、《沼泽地居民》（1958）、《雄狮和宝石》（1959）、《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森林舞蹈》（1960）等。《新发明》是一部独幕喜剧，它讽刺了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愚蠢：某一天，一枚美国导弹偶然落到了南非，爆炸后全国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皮肤中的黑色素，反动政府乱成一团，勒令科学家赶紧研究对策，设法识别谁是黑人，谁是白人。《沼泽地居民》是一部诗体悲剧，它描写了独立前尼日利亚沿海一带沼泽地区的农村生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城市资本主义畸形发展，农村经济凋敝，农村青年流向城市，农民受到多重剥削，还要和严峻的自然灾害做绝望的斗争。剧中年轻的主人公伊格韦祖被天灾人祸逼得走投无路，终于对封建统治势力发出悲愤的控诉，但他还是不得不背井离乡，从黑暗笼罩的沼泽地投身到那个金钱统治一切的罪恶世界。《雄狮和宝石》是一部喜剧，它通过一个美貌而单纯的农村少女希迪之口讽刺了三四十年代尼日利亚的一批认为“月亮也是西方好”的时髦年轻人。村里最漂亮、聪明的姑娘希迪像一块宝石，有许多追逐者，剧情随着他们之间曲折有致的角逐展开。最后姑娘终于看穿了那个满口西方摩登名词的青年教师的浅薄迂腐，宁愿投入精明世故的老村长的怀抱。《裘罗教士的磨难》是一部讽刺喜剧，它描写一个机灵透顶的江湖传教士，专靠宗教迷信进行诈骗活动。戏剧情节妙趣横生，出色地塑造了一个察颜观色、花言巧语的江湖骗子的形象。两幕剧《森林舞蹈》是索因卡早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之一，标志着索因卡思想见解和创作手法已趋于成熟。这个剧本是为了庆祝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民族独立日而写的，并在庆祝活动期间由他亲自创建的伊巴丹大学剧团公演，结果获得极大成功。《森林舞蹈》是索因卡1960年至1961年依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奖金，潜心研究非洲民间戏剧，深入到豪萨族、伊博族、約鲁巴族、富拉尼族等主要部族采访，并汲取了祖国文化的丰富养料，在广采博取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它是欧洲现代戏剧艺术同古老的非洲民间礼仪中的舞蹈、音乐、笑剧等传统艺术奇妙结合的产物。它寓意深刻、哲理性强，在艺术上也有所创新。剧中的主人公是约鲁巴族的奥贡神——创世主与救世主。索因卡在1983年谈到《森林舞蹈》时认为该剧是以一种自己独特的眼光来看待过分颂扬的非洲荣耀的过去。“从那以后，我就在我们政治的丛林里除了跳死亡舞蹈之外什么也没干。”
索因卡后一阶段的剧作大都是在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发表的，这是他戏剧创作的成熟时期。这时期他的创作风格逐渐转入低沉、隐晦、荒诞，讽刺的笔触十分辛辣。《强种》（1963）揭露了非洲等地依然盛行的非人道暴行。向着仍处于愚昧野蛮状态下的非洲大陆发出悲痛的控诉。《孔其的收获》（1965，孔其在约鲁巴语中指专横跋扈的铁腕人物）鲜明地揭露了非洲大陆一些国家独立后出现的某些小独裁者施行的专制制度和他们个人狂妄自大的野心。《路》（1965）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虽然表现出了荒诞不经的倾向，但却反映了作者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疯子和专家》（1971）是索因卡最复杂难懂的剧本之一，它揭露了血淋淋的内战，刻画了内战引起的人性沦丧，对暴力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死神与国王的马弁》（1975）探讨自我牺牲与忠于由来已久的理想的忠诚观念。进入80年代以后，索因卡还写了一些短小的社会讽刺剧和政治讽刺剧，如抗议在大米进口和分配中的贪污行为猖獗的《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抨击石油出口空前繁荣时期种种社会弊病的《歌剧文尧西》（1981）、嘲弄算命先生的《未来学家的安魂曲》（1983）和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们的《巨头们》（1984）等。索因卡的后期剧作中，早期作品的真诚玩笑气氛已经不明显，其中的讽刺嘲笑也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取乐，而变成一种失望的苦笑。索因卡在这些戏剧里十分认真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情调从一般的社会批评转向对社会现状和未来的深刻焦虑。
除戏剧创作外，索因卡的诗歌创作也很引人注目，他的诗歌和戏剧一样，风格多样，现实针对性很强。主要诗集有《伊达纳及其他》（1967）、《狱中诗抄》（1969）和《地穴之梭》（1972），叙事长诗《阿比比曼大神》（1976）等。
早在50年代初，他早在伊巴丹大学求学时期就开始了诗歌写作。1959年，他发表的脍炙人口的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嘲弄了白人房东太太既对黑人歧视而又装腔作势的可憎面目。
1967年出版的诗集《伊达纳及其他》，诗集中的许多诗歌都是某些导致尼日利亚的战争事件启发下写出来的试图表现自己在现实冲击下的复杂情感和对某些事件的抒情式反思。这部诗集对生、死、人生进行了深沉的思索，对研究索因卡的整个人生观有很大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