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乐不笑，极悲不哭。醉柳飘萍，孤独如风。这是豁达的一种极致。做人不要因为一点琐事就烦恼，要尽量使自己豁达些，豁达是一种境界，一种超脱。学会豁达，就会使我们心境恬适，宁静淡泊，正视人生；拥有豁达，你会笑看庭前花开花落，静望天上云卷云舒。
豁达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更是一种待人处世的思维方式。豁达一部分来源于性格，但更多的源于修养。《菜根谭》中讲：“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根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是利己的根基。”这的确是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也是许多成功之人的处世方法。
无论你身居高位还是家财万贯，或者才华横溢身份特殊，都不要忘记放下架子，降低姿态，暂时把职务等一切抛开，把自己摆在与别人平等的地位上。做人之道，心胸豁达，能屈能伸，睁只眼闭只眼才能获得众人欢迎。
李鸿章在朝为官时，曾遭张佩纶的多次弹劾。张佩纶是晚清名臣，也是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祖父。少年就学时，反应敏捷，数千字文章一挥而就。同治九年（1871年）中举人，十年中进士，年仅23岁，少年得志，在甲申中法之战前是个风头人物，和张之洞、陈宝琛、吴大澄等时人目为清流。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言论风采，倾动朝野，一纸纠弹，百僚震恐”。当时慈禧被一群老臣包围，听不到宫外实际情况，纵容鼔励这帮清流青年揭发朝政。张佩纶正是以弹劾大臣而闻名，例如李鸿章及对俄国谈判示弱的崇厚等。
1884年福州马尾对法国之战前夕，张佩纶自左都御史被外放至福建军务会办，然张不理会詹天佑等人的警告，对以商船示人而停泊在马尾港达一月的法国战舰掉以轻心，致令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甫开战即全军覆没，张佩纶亦因兵败后逃跑而被革职，充军东北。因张佩纶早年奏章中好谈军事而领兵时弃阵潜逃，故被时人讥为马谡。
1888年，张佩纶充军回京后无处觅身，李鸿章在得知其境遇后，招进幕府主管文书。张佩纶虽是李鸿章早年政敌，但李鸿章欣赏其才华不忍被埋没遂招进幕后，后又将长女李经（小名菊藕）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菊藕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23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据说是有一次张佩纶在他家里看见菊藕写的一首诗，此诗里头对马尾福州船政学堂被法国人炮击、摧毁的这件事情，对张佩纶抱有同情，一下子感动了张佩纶。张佩纶就给李鸿章说了这事，李鸿章就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张佩纶和菊藕的一生，应该说过得很恩爱，尽管两个人年龄相差悬殊。1888年5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2000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11月15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张佩纶于危难中得李鸿章施以援手，因此对李鸿章充满感激。甲午战争爆发前，曾建议李鸿章先将驻朝清军撤回，“示弱骄敌，再图大举”；御史端良弹劾他干预公事，于是被驱逐回籍。南下途中侨居南京。
李鸿章怜其才，曾多次保荐张佩纶随办和约，但张佩纶对官场已是失望至极，只是北上入李幕，却对官衔辞而不就。张佩纶早期为官时曾对李鸿章多次弹劾，可谓李鸿章的真正政敌。然李鸿章在其落魄之时却能伸出援手一再援救，可见其胸襟之豁达，度量之能容。
李鸿章不仅如此对待张佩纶，而且还为其政敌张荫桓说情。张荫桓是光绪的宠臣，“蒙眷最隆”，虽不入枢府，而“权在军机王大臣以上”。张荫桓和李鸿章可谓真正的政敌，李鸿章还曾经因为张荫桓而被免除总署大臣职务。但是尽管如此，在戊戌变法后，慈禧下令逮捕张荫桓并判下斩首时，李鸿章非但未落井下石，反而通过荣禄向慈禧建议把张荫桓从死刑改为流刑。可见其心胸之豁达。
豁达是衡量一个人气质涵养、道德水准的尺度；是对犯错误的人的救赎，也是自己心灵的升华。君子不记人过，以豁达的胸襟对人，才能成天下可成之事。不要总是想着对方如何得罪了你，给你造成了多少的损失，也许那只是一时的失误，或者一闪而过的歪念而已。人总有犯错误的时候，不要过于苛刻。给对方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对于一些人，原谅，远远要比惩罚来的有效。用豁达的胸襟对待事业、家庭和朋友，这些关系才会长久。
3.打好人情这张牌
与人交往中，要用你的真情和朋友相处，“知恩图报，同甘共苦”，可使你成为有人情味的人。
做大事的人，在做事的同时也在做“情”，因为他们懂得要想办事顺利必须储蓄人情，不让它透支。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和友善的对待，前提是要对别人友善，善于打人情牌。事物都有两面性，激烈狂暴只会让你树立敌人，而温和友善能让你赢得更多的友谊，你尊重他，他尊重你，这样才能构成平等和谐。
一个没有人情味、不善于打人情牌的人，是永远玩不了“施恩”这看似简单实则微妙的人情关系的。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康有为等维新派发动的“公车上书”不达，认为“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合群非开会不可”，于是先办《万国公报》（非西人所办《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创刊，“遍送士夫党人”，使之“渐知新法之益”。11月中旬，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以推动维新，李鸿章对强学会的主张表示赞同，他不仅默许维新派的“强学会”将会址设在自己倡建的“安徽会馆”内，而且自愿捐金二千入会，但因此时他已名誉扫地，被康有为严词拒绝。后来上海强学会成立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复又被拒。李鸿章以三千金入强学会连续为人所拒虽大丢面子，但并未因此而记恨，而是在暗中支持康、梁维新派。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7月3日，光绪批准了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学制纲要。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在创办京师大学堂时，李鸿章曾劝奉旨管理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鼐请康有为出任总教习，虽然此议未成，但对京师大学堂创办、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西学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则是因他与孙家鼐的力荐才就任的。丁韪良后来对人说，“戊戌举办的各种新政，惟设立大学堂一事，李鸿章认为最关重要，赞助甚力。”
甲午战后的李鸿章在朝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但是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李鸿章依然把强国大计当做己任。在得知维新派废八股改为策试时兴奋不已。其实，李鸿章早就认为应该废科举，兴办学校，但他也深知其中艰难，所以维新派的仅仅是改八股为策试也令他兴奋不已。他曾对人说，“康有为吾不如也”，因为废八股“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当然，这种赞赏都是私下的。当李鸿章听说废八股遭到许多读书人反对、甚至有人放风要刺杀康有为时，特派人前往康处，要康“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康有为奉命出京，李鸿章还“遣人慰行”，加以保护。他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之事告他，意在要康有为留神。还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故同被召入。荣禄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皇上如果听从必将有大害；同时他以李鸿章“多历事故”，要他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则以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并将此密告康有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准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当慈禧拿出弹劾李鸿章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时，李鸿章这样回答慈禧：“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这样义正言辞的回答让慈禧无话可说。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慈禧下令李鸿章搜捕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亲戚，刨平他们的祖坟。李鸿章对这样的做法非常不满，一直拖着没有办理。李鸿章回复朝廷说：新党在香港定做战袍和勇衣，提出要“勤王”，现在平坟，恐怕为他们找到生事的借口。我看还是缓些时候再办理。后来，他对自己的部下说：“我决不做刀斧手。”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悲愤交加，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鸿章伤透了心。
尽管李鸿章与康有为很多观点不尽相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李鸿章却很欣赏康有为和梁启超之才。他认为中国需要关键时候能够立得起来的人才，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胆略的新式知识分子；李鸿章幻想着有朝一日如果真正地对清国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像康、梁这样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所以他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刚流亡到日本之时，就托人捎来了“问候”，甚至还有一封亲笔信。李鸿章在信中勉励他们“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一个清国显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二人为此感激涕零，梁启超在给李鸿章的回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侯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不忘故旧，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猥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启超也，毋亦发于爱才之盛心，以为孺子可教，而如此国运，如此人才，不欲其弃置于域外以没世耶。”当然，他对康、梁的暗中同情和通气，未必没有一个老于世故的官僚为未来预留后路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寄希望于康、梁等人能够为国效力，用自己的才干帮国家走向富强。
李鸿章的宽容大度令梁启超深感敬佩。在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曾在其所著的《李鸿章传》中，开宗明义第一段这样写道：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没有骂名、也没有美名，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恨他，那他一定是盖世奸雄；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爱他，那他可算是盖世豪杰。但是，全天下人那么多，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庸常之辈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未必就不是滥好人；谤满天下的，也未必不是真伟人。老话说：盖棺定论。可我发现有的人盖棺了几十年、几百年，却还没有定论……且不管此人是大奸雄还是大豪杰，但他的位置与行事，不是庸常之眼可以借烛光窥探，也不是庸常之舌可以信口乱雌黄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读我所写的李鸿章。对于谤满天下的李鸿章来说，能有人敢如此光明正大地站出来为他说话，实在是件值得安慰的事。
用人情牌去感染他人，远比唇枪舌战更有效。生活中有许多人抱着“有事有人，无事无人”的态度，把朋友当作受伤后的拐杖，伤好后就扔掉。这样的人也许会得到别人一次的帮助，却绝对得不到第二次，人都是有感情的，如果你曾帮助过别人，别人一定会记得你的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你。所以，求人办事前，我们应该先在心里想一想，自己拥有什么东西是别人缺少或者需要的？别人拥有的什么东西又是自己缺少或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打出一张准确的人情牌，才能达成双赢的结果。
4.不拘一格用人才
人才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人才是什么？人才就是成功的资本。培养人才，以操守为大要。集结有才之士，可为自己的成功开辟道路。
越是动乱时期，人才越显得重要，天下之争，实际上就是人才之争。三国时期，曹操、刘备、孙权在用人上各有独到之处，因此能形成鼎立之势。而曹操是最杰出的，他手下的能人最多，实力也最强。
李鸿章是一个很会寻求朋友帮助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注重搜罗、培养人才为自己所用的人，在他做官的那些年，他为淮军、为国家招募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才也是他能取得事业成功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