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中国的电影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是听老一辈的人说直到建国初期我们那里才出现第一家电影院，解放前叫做珠山电影院，解放后一切都收归国有人民当家作主了，由旧政府控制的珠山电影院改叫人民电影院，并且成立了新的电影公司。人民电影院原先坐落在东门头，现在已经没有了，早些年改革开放取得一定成果的时候，东门头后来规划为商业街，建设了一条全新窑砖墙梯板门的仿古建筑的商业街并叫做“古街”——这是我所见见到的为数不多的一条古怪的商业街，估计这也是简称为古街的原因吧……
这里现在是一条没有电影院的商业街。
人民电影院，始终没有什么记忆，权且当作进了电影博物馆，也不想说什么，记忆中的这个只有一条河两座桥三个红绿灯的一个江南小城，有五个影剧院：红卫和光明，是两个专门的电影院，大众，是一个剧场，以演出地方戏剧为主；群英堂，比较特殊，演出、放电影、新年茶话、开宣判大会……都选在群英堂，所以唯独群英堂，不能加电影院或者剧场这样的后缀，就叫“群英堂”。
红卫电影院，是唯一坐落在南区的影剧院，从麻石弄到下面的小港嘴的居民基本上都是选择在红卫电影院看电影。那个时候我们一般是等到“包场”电影才回去看一场电影。父母厂里包场电影，发两张票，一般是母亲的这张票让出来，由父亲领这一个孩子去看。一年如果厂里效益不错，那么包场三场电影，可以解决一家六口人一年都能看到一场电影。如果包场的是《渡江侦察记》，一般是父亲带这一个孩子去看；如果包场的是《红色娘子军》，那么往往是母亲带上一个孩子去看。有时候索性就让两个孩子去看，比如《奇袭白虎团》这场电影，就是老大带着老二去红卫电影院看的。去以前，父母要交待得很清楚，几排几座、几点出门几点进场几点开演几点散场几点到家，因为电影院这样的地方总是社会比较复杂的地方，简单说就是比较“乱”，一团一团的小青年结在一起抽烟吹口哨不怀好意，弄不好两个孩子的电影票被他们抢了去，吓坏孩子不说，两个人看不成电影是莫大的委屈。学校里也会包场电影，一般一个学期一场。集中在儿童题材的和教育题材的电影，包场电影也就成了配合学校教月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包场过《鸡毛信》、《闪闪的红星》，还有《今天我休息》。因为渴望包场电影，所以孩子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得到的“明天要包场电影”的消息，和上课时候由班主任老师临场宣布包场电影的事实的时候，孩子们格外兴奋，整个教室里会炸开锅，宽容一点老师会用同样兴奋的目光看着孩子们在座位上欢呼甚至允许整个教室的孩子们制造“轰鸣”；严厉一点的老师，会忍耐一分钟后用教鞭使劲敲打讲台：不要吵了，看完电影还要写观后感！一句话把大家震回到平静气氛中，重新开始讲课。不过，放学的时候留在教室里等发电影票的时候孩子们可能再次宣泄自己的兴奋情绪。看电影的那天低年级的孩子们要统一到校集中，所有是少先队员的还要戴上红领巾，在学校操场上列队，等到全部点名确认完毕后，由少先队辅导员老师通知打开校门，放行出发！排队去看电影，各班一支队伍，由副班长领队；班长和老师在行列之外管纪律。高年级的学生不要求到校集中，票都发到大家手上，居住在附近的几个一般都相邀一起走；或者平时关系比较好的几个结伴去。如果得知你手上的票和班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学习委员在一起，不管前后左右，都会很兴奋。幸运的女学习委员那一天看电影的时候也许能收到好几张小纸条。学校包场电影是主要的，写观后感是次要的，周一交上来的观后感，基本上让语文老师皱眉头——千篇一律，鲜有佳作。
光明电影院，和红卫电影院有点差异。红卫电影院因为是南区唯一的电影院，一部电影放几场这样的档期编排基本上都被南区的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包场了，很难有空挡时间来安排向社会售票的电影时段。坐落在人民广场光明电影院就不一样，包场只是被分配到一部分，面对人民广场熙熙攘攘的人流，自己安排售票放电影的时候比较多，新上映什么电影也可以首先在光明电影院安排。所以光明电影院经常可以看到新电影；也经常可以和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一起看电影——他们看电影的时候电影院里没有了组织纪律，比较混乱，但有趣——那个时候放电影的设备或者技术都不够好，看到精彩处突然没有了，全电影院的人就开始叫：片子烧了，换片子……还有就是一卷胶片放完，更换另一卷的时候动作慢了，也叫：困着了？快点换片子……夏天看电影如果空中的吊山停了，他们也要叫：热死人喽……那个时候放电影一般都要加放短片，实际上就是一些科教片，比如《防止蛀牙》、《寄生虫防治》这类的，他们也要叫：换正片！换正片……整个电影院看电影的人都扭转脖子冲放映口“呐喊”，人声鼎沸啊。想必放映员无论寒暑，遇到这样的声浪，都是一身汗。倘若你以为自己是放映员，可以主宰电影的播放进程，可以按你自己的节奏来，那你想错了——你的不及时，将导致全电影院的人站起来，把可以翻转的木椅子拍得你魂飞魄散！再不能平息，甚至有胆子大的观众点火烧座椅，就算“老派”来把他带到派出所，他还振振有词：谁叫他拖拖拉拉不放电影？一腔愤怒。后来光明电影院安排了巡视员，都拿一把长柄手电筒，在电影院里到处射，谁要领头叫喊或者吹口哨或者旨在煽动观众，好几把手电筒的强光一起照射过来，几个戴红袖箍的人采用了枪打出头鸟的战术，或多或少有点作用。戴红袖箍的人为了培育自身的威信，在闲得没事时候，还拿着手电筒挨排挨排地查票，为的就是让观众知道：他的权利大得很呢！
大众剧场主要是安排演戏，一个小城里有话剧团、京剧团、歌舞团、赣剧团……他们都要在这里排练剧目汇报演出挂牌演出，文化局的领导亲自挂帅，安排剧场使用时间。另外这里还要接待外来剧团的来访，一个剧团来了，就有彩排就有调演就有交流。所以大众剧场外面基本上是京剧越剧黄梅戏赣剧采茶戏的曲目牌头。来来往往的也都是政府机构文化机构以及戏曲界的人。那个时候话剧《四世同堂》《茶馆》，现代京剧《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赣剧《空城计》《打鱼沙家》，歌舞剧《毛主席回延安》等等，全年都安排得很紧凑。后来，话剧团和京剧团合并，歌舞团和杂技团混在一起，赣剧团下乡演出，大众剧场开始也放电影。我只在这个剧场里面跟随母亲看过一场《目莲救母》的戏，具体剧种不记得了，情节也不记得，只记得一个打扮得像哪吒的人在台上跳来跳去的表演——因为那一年毕竟只有五岁。
群英堂，在这个小城最热闹繁华的东方红大道上，一座三四十年代的建筑，灰白色的柱廊，雄伟而且壮观。群英堂和当时的百货大楼，对面的邮电局都是同一时代的建筑，邮电局的门上方正当中有一个五角星，现面有水泥字，也很雄伟——但是和群英堂比起来要逊色很多，群英堂是可以和当时我们那里最高的大厦“七层楼”相媲美的建筑。印象当中群英堂在我们当地起到的作用类似于中央政府下面的人民大会堂。文化大革命时候革委会的领导在这里开代表大会；公审大会也在这里举行。当然表彰先进工作者颁发劳动奖章以及宣布三八红旗手都在这里。戏，也在这里上演。但是我们又在群英堂看过。后来放电影了以后也只是在这里看过一次，记得是张艺谋的《红高粱》，这个时候的群英堂已经很奇怪了——正厅开了很多店，打字复印的、卖床上用品的、卖茶叶的……但是不影响剧场里面继续接待外来的杂技团表演空中飞人和顶坛子。
影剧院一般都比较乱，最先穿喇叭裤的一族首先在这里看到他们的身影。打架斗殴杀人放血的事情大多都发生在影剧院周边——没有读什么书又喜欢赶时髦的小青年往往组成一些帮派，什么“十三太保”还有“七仙女”之类的，选择在影剧院附近“混名声”，那个年代还有一种事情，我们那里叫“混姑”——就是“勾引小女生”甚至可以说是“猥亵少女”，他们明知这样的方式并不能找到女朋友，也就是找个乐子，证明自己那种莫名其妙的“本事”。这样的事情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那是录像片流行的时候，在这四大剧场都能看到当时的港片，“看录像”成了那个时候最“热”的流行活动。一般的家庭都教育自己的孩子远离录像厅，不仅仅是希望远离“录像片”更重要的是希望远离“十三太保”们……
再后来，红卫电影院还继续放一些电影，但是和光明电影院、群英堂一样放的大都是盗版电影，正版电影也有，但是少的出奇，基本上是电影公司每年的放映任务。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时期，各影剧院的变化也在改革的浪潮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红卫电影院至今是不是还在不太清楚，想必已经拆了。大众剧场完全就是录像厅，已经没有什么戏要上演了，因为连拍戏的人都没有了，最后留下的一些热爱戏曲的演员都组班去南方“走穴”了。群英堂也没有什么公审大会了，空了好几年后，终于被拆掉了——记得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伤感，就像更早以前听到标志性建筑物“七层楼”被炸倒重建一样，不过正如家乡的人所说：改革开放社会发展，推倒了旧的再造新的，再说了连东方红大道两侧几十年树龄的梧桐都全砍了，更何况群英堂。但是我始终希望“群英堂”三个字还能够继续保留。现在光明电影院还在，据说重新装修了，木椅子也换成了软沙发。没有读什么书而又追求时髦的年轻人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混名声”甚至展示“港片”中帮派形象了，光明电影院门口已经比较冷清了，但是不再是需要“远离”的场所了。我每次回去都很匆忙，更没有时间去看电影，所以没有进去过，但是我希望家乡人能在光明电影院里看《满城尽带黄金甲》还有《伤城》……
